前蘇聯輿論戰的悖論_風聞

       今天看到陳平教授關於高曉松的評論，關於社會輿論有了一些看法，對於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來説，輿論戰有自己的優勢和劣勢，今天不討論中國，而是想説一下蘇聯在和西方輿論戰中遇到了哪些困難。 

       在關於社會輿論方面，西方自然是高舉言論自由的大旗（實際上其實也未必做到），而對於社會主義國家而言，則是直接否定絕對自由 的正確性。但是即便是在前蘇聯尤其到了赫魯曉夫時期言論開放和多樣性也成一種政治正確，但是在實際過程中也出現了意想不到問題。這裏我把它稱之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輿論戰悖論。

       與1973年出版《古拉格羣島》在蘇聯境內引起了軒然大波，中國的方方日記引起的爭論和索爾仁尼琴這本大作在蘇聯爭論根本不值一提，但是就和中國類似，當年絕大多數蘇聯人還是對社會主義有信心的，對這部古拉格羣島，基本上也是大肆批判，再加上在西方引起了轟動，當年蘇聯人和政府對其的批評也是給西方送彈藥，成了西方攻擊蘇聯的重要證據。蘇聯政府面臨國內輿論壓力將索爾仁尼琴流放，這麼做其實不僅沒有消解小説對蘇聯的惡劣影響，恰恰相反，惡化了蘇聯在國際形象，將專制極權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本身還是在給西方輿論戰送彈藥。

      對於當時的蘇聯政府來説，放鬆了對社會輿論的管控，沒有帶來蘇聯形象的提升，反而讓一大批政治異見者活躍起來，醜化抹黑蘇聯政府，對蘇聯產生惡劣影響，但是蘇聯政府對這些加強了管理，進一步惡化的蘇聯政府的國際形象。這就是蘇聯的輿論戰悖論。

      我想説的是，任何事都是有成本的，要付出代價，美國高舉言論自由的大旗，在國際輿論場上佔據了輿論場的制高點，但是他也必須承受言論自由對自身的反噬。有人説西方民主體制會崩潰，但是我不這麼認為，我不會説西方體制好還是不好，大家心中自有公論，但是西方民主是一種有限責任的體制，這套體制決定了體制不需要為錯誤承擔責任，承擔責任的最多是當時的那屆政府。

       對於中國來説，我們必須要清楚，輿論戰的最終目的是什麼，是為了國際形象，還是為了全體人民的利益，還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一定要搞清楚。為了達成我們的目的，我們必須要有所捨棄，絕不能患得患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