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後的世界會好嗎？——經濟篇_風聞

因為新冠病毒的疫情，世界已經陷入巨大的變局之中。那麼，這個世界會好嗎？

本文將從經濟的角度來探討回答這個問題。作者並非專業的經濟人士，只是常年與政治理論及意識形態打交道，對經濟類的東西有些瞭解。寫此文章不為傳播觀點，只是希望明確問題，拋磚引玉而已。

探討這個之前，先明確我關於市場的幾個基本觀點：

1、市場不是先天存在、無所不能的，它是人類創造，伴隨人類社會發展而壯大的，不應將其當做神一樣來崇拜。意思是，市場是可以被人認識、控制並利用的；在過去我們把市場形容為“看不見的手”，但在現代以及未來，依靠信息、數據技術，人類需要且必然會將“看不見的手”變成“看得見的手”。

2、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的一部分，與社會的其他部分如民生、教育、安全、法制、科學、文化等等之間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係。意思是，不能讓市場經濟凌駕於社會之上，而是應該讓市場經濟服務於社會。猜想：市場經濟並不是必然會間斷性失靈導致經濟危機，而是因為社會其他領域出現了嚴重問題制約影響了市場。

3、限定區域的市場需求是可以增長升級的。就如一個貧窮的山村，最初的市場需求只是一些食物、衣物等低價值的基本生活物品，但隨着山村的逐漸富裕，市場需求自然就會增長升級逐漸涵蓋生產、交通工具、基礎設施、住房等等高價值需求。意思是，保證市場需求和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並不只有地緣擴張這一條斷頭之路，而共同富裕才是唯一的符合上帝期許的可持續發展之路。這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經濟學解釋。

相反，如果認為市場是神一樣的存在，不可知、不可控，那麼人就不會勇氣去抵抗並戰勝經濟危機；如果認為市場需求的增長只能依靠地緣擴張，那麼最終的結果就只有戰爭與絕望。

一、經濟危機有什麼危害？

經濟危機造成的危害並不比新冠疫情的危害小，原因在於危機造成的失業。病毒能要人命，但失業也會要很多低收入、無儲蓄者的命，間接造成犯罪高發以及個人極端、羣體極端事件的高發,甚至造成社會危機、政治危機以及革命。因此，疫情防控的決策是極端兩難的抉擇。西方國家進行決策時，在早期明顯的優柔寡斷，在復工復產時又顯得急躁，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與中國近乎完美的應對相比，才顯得有些拙劣而已。

在中國，近乎完美的疫情防控過後，即使社會穩定、政治安全都得到極大的暫時鞏固，但如果高失業率得不到解決的話，犯罪率以及個人極端事件的風險也會隨着時間的延長而增加。

在國外的一些國家，如美國，情況要比中國嚴峻很多，經濟危機帶來的風險將不僅僅侷限於犯罪以及個人極端事件，羣體性事件以及社會騷亂將成為防範的重點。而且，隨着時間的推移，這次經濟危機極大概率將影響到他們的意識形態安全及制度安全。所以，西方政客們的“要錢不要命”有着很強的必然性，當然並非絕對的必然。

二、這次的經濟危機與普通的經濟危機有何不同？

這次經濟危機由外在的天災和內在的人禍共同作用而造成，相比單一原因的造成的經濟危機，應對難度急劇上升。

從造成的危害來看，普通的危機只是危害了部分羣體，間接造成整體影響，此次疫情危機結合經濟危機直接危害到了整個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造成的損失要比2008年經融危機嚴重無數。

從人們的應對能力來看，受疫情影響，很多可以用來刺激經濟的方法無法使用或使用受限；在西方國家，政府能力不足，意識形態的混亂、社會分裂難以團結等等都預示着西方國家復甦經濟的道路上將遭遇重重障礙。

因此説，此次的經濟危機與普通的經濟危機確實不同，可以與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相提並論。

三、這次的危機是否會像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那樣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雖然這次疫情和經濟的共同危機造成的危害以及應對的難度可以與1929年相比，但是，現代的人類、國家與政府比起1929年已經進步了很多，所以，絕不會出現上世紀那樣災難性的後果。

從人民羣眾的素質來看，當年的羣眾，受教育不高，接受的信息狹隘片面，很容易被誘導，變得迷信和極端；現代的羣眾受教育程度高，而且受互聯網影響，長時間處於矛盾信息的洗禮之下，懷疑及理性精神遠超過去。

從個人命運、人道主義災難來看：上世紀30年代，社會保障體系還處於初始階段，極不完善，幾乎必然出現“危機→失業→貧困→人道災難”的現象；現代的社會保障體系已經比較完善，雖然不可能完全避免悲劇的發生，但總體情況必然會好上很多。

從經濟危機的應對能力來看：上世紀30年代，人類沒有對經濟危機的深入認識，只是憑本能和感覺來應對危機；現代，宏觀經濟學已經發展起來，人類對經濟危機已經有了很深入的認識，也已經通過各類手段戰勝過多次的經濟危機，積累了不少的經驗和方法，應對能力比起上世紀30年代已有長足進步。

從經濟結構而言：公有制經濟是抵抗經濟危機的關鍵之一，原因在於公有制經濟可以保證收入分配公平，克服過大的貧富差距，同時促進社會的信任團結並維持穩定。西方國家的公有制經濟雖然比起社會主義的中國有差距，但是經過二戰後的企業國有化浪潮，比起上世紀30年代同樣有長足進步。

從意識形態來看：上世紀30年代種族仇恨思想蔓延氾濫，無數民眾因迷信而極端，這是引發二戰的思想根源。現代世界，種族主義宛如過街老鼠，只能存在於某些陰暗角落，雖然受危機壓力的刺激，會有一定的反彈蔓延，但已難再現當年的猖狂，理由就是民眾素質的提高（見前）。當前最嚴重的意識形態衝突就是“美國對中國無底線的污衊抹黑”，雖然很激烈、很噁心，但其本質還在“羨慕嫉妒恨”的可理解範疇之內，與“你死我活”的種族仇恨還相距甚遠。危機來臨，雖然犧牲和苦難不可避免的會發生，但是我們不應該過於悲觀，應該看到人類自身、文明以及社會都在進步之中，戰勝危機是必然的。

四、西方國家能否快速的戰勝這次的經濟危機？

西方國家不可能快速的戰勝此次危機。原因如下：

一是這次的危機是由經濟危機、疫情危機、意識形態危機（中西方疫情防控的巨大差異所引起）、制度危機（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等）等相互交織而成，不像2008年金融危機只是經濟領域的局部問題，這次則是牽扯整個社會的全局問題，應對難度是指數級的上升。

二是在尋找正確道路或方法的環節上，西方必須放下由來已久的傲慢，改變非黑即白的思維模式，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反思“新自由主義”的錯誤之處，才能找到正確的抵抗戰勝經濟危機的方法，這是需要時間的。

三是在達成共識、形成決策的環節上，西方現有的制度，社會階層對立、極端個人主義氾濫等等都會給決策造成重重障礙，效率低下將是必然，這就意味着將浪費很多寶貴的時間。

四是在最為核心的落實環節上，首先是政府能力受新自由主義主義影響，近四十年來屢遭削弱；其次是社會的階層分化對立，羣眾與羣眾、羣眾與政府之間的不信任，會讓團結協作變的異常困難；第三是制度問題特別是美國，難以處理好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難以整體一致的共同行動。因此説西方國家的執行落實能力是很成問題的，即使他們找對了方法，形成了決策，也將有較長一段時間處於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窘境。

雖然西方在應對危機時，必將遭遇重重困難，但他們戰勝這次的危機仍然是必然的。因為人是會變的、會進步的。就拿美國為例，20年前驕縱狂妄、不可一世，很隨意很輕率的就發動兩場戰爭，到了特朗普時代，到處退羣，甚至要主動放棄世界領導者的地位，這就表明了美國人正在逐步擺脱狂妄的心態，開始變得務實，而這就是改變和進步。伴隨長時間的危機和壓力，西方必然會做出更多更大的改變。

五、如何應對這次的經濟危機?

角度一：按照市場的規律，當需求不足時，生產就會減少；生產減少進一步導致勞動者收入下降和失業；收入下降和失業導致需求進一步下降，從而進入惡性循環，這就是經濟危機。所以戰勝經濟危機的關鍵在於保持市場需求的穩定增長。而制約市場需求的主要因素就是消費者的消費能力不足，導致消費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就是實際收入下降，應對方法就是提高中低收入人羣的實際收入。至於如何提高，那就屬於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範疇了,如中國有扶貧、鄉村振興、西部開發等等，美國有發放現金、貨幣寬鬆等等，做法不一，但殊途同歸。

角度二：復甦經濟，戰勝危機，需要讓市場經濟重新正常運轉，而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轉需要資本、資源、生產資料、勞動力、消費者、公共基礎設施、貿易、社會治理等多個要素的共同作用。這些要素之間存在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關係，非常適合木桶短板理論。舉例：沒有合格工人及工程師（勞動力），再先進的設備、生產線（生產資料）也難以發揮效果，優秀的工人及工程師還可以改進生產設備，促進生產資料的更新升級；沒有交通、通信等公基礎設施的保障，很多貿易行為就不可能實現，就像沒有高速公路、光纖寬帶等，就不會有電子商務；良好的社會治理可以保障公平，防範危機，維護人們對陌生人、社會以及未來的信任，讓生產、交易、消費、投資變得活躍高效，相反如果社會治理很差，人們在進行消費、交易、投資時，必然會瞻前顧後，效率極低。……以此角度推理出的應對之法，就是根據不同的實際情況，哪個不足補哪個，補齊短板，市場經濟就會健康的持續增長。當然西方發達國家的短板往往是消費者的消費能力不足；發展中國家最常見的短板則是社會治理能力、公共基礎設施、勞動者技能等方面。總之，不同的國家與地區不可一概而論。應對經濟危機的思路可以統一，但方法卻只能是自由的、差異的，因為不同的病，需要不同的藥。雖然都是經濟不景氣，但是導致的原因是不同的，應對的方法也必須是不同的。

角度三：在現實中，“找尋方法”的難度不高，因為只要集思廣益，查缺補漏，總能得到很多方法，然後討論、試驗、驗證，再討論，再試驗，再驗證，……一步一步總能找到正確的方法；真正困難的是“達成共識（決策）”和“執行落實”，因為人心複雜。

中國最大的優勢就是良好的黨羣關係及政羣關係為中國提供了冠絕全球的決策能力和執行能力，所以中國將成為最快最早戰勝疫情後經濟危機的國家之一。西方各國則需要先調整意識形態以及政治制度來提高自身的決策和執行能力之後，才能有效的應對這次的經濟危機，因此必然會慢中國一拍。

六、危機對經濟全球化造成的影響是什麼？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需要明確一個觀點，世上沒有絕對的善，雖然經濟全球化給人類以及人類文明帶來了難以估量的益處，但是對經濟全球化過度的依賴和迷信，同樣給人類社會帶來了不少的問題，貧富分化、中國的發展不均衡、發達國家的產業空心化、發展中國家的工業體系難以建立等等問題都與經濟全球化有着一定的關係，所以，經濟全球化的腳步暫時放慢一些，對人類社會及文明的長期健康來講，不見得是什麼壞事。

危機對經濟全球化造成的影響可以分為三步：

（一）經濟全球化的腳步暫時放緩是必然的。原因：一是受危機影響，全球的消費需求會下降，貿易會萎縮；二是在戰勝病毒之前，交通物流將遇到重重阻礙，同樣會造成貿易萎縮；三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西方國家為抵抗疫情、經濟以及可能的社會危機，必然會想方設法加強製造業，解決產業空心化的問題，而貿易保護幾乎是其必然會採取的手段。

（二）放緩是暫時的，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是必然的。原因：一是現在完整的工業體系非常龐大，很少有國家能夠具備完全的工業體系，再加上資源分佈的不均衡，導致很多東西必須依靠全球供應才能被生產出來，國與國之間的合作是不可缺少的；二是貿易保護僅僅有助於工業體系的前期建設，卻不利於後期的發展壯大，註定了保護只能是短暫臨時性的；三是人們對和平、自由及美好生活的嚮往使經濟乃至政治的全球化成為了不可阻擋的滾滾潮流，人類歷史上以及文學作品中無數的冒險、傳奇故事應該能夠證明這一點。

（三）經歷過放緩，重新復甦以後經濟全球化或許將迎來一個值得我們期待的全新升級。理由：一是為了應對經濟、社會危機，各個國家不得不改善低收入人羣的狀況，度過了危機也就意味着貧困、貧富分化、階層固化對立等等社會問題得以極大的緩解，消費潛力得以大幅提升，從而保證全球市場迎來一個較長的穩定增長期。二是西方國家為保障就業，提升應對危機的能力，必然會復興製造業及其他實體經濟，意味着全球市場在復甦之後，將具有更多的競爭和更多的活力。三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放棄“造不如買”的想法之後，將有可能自力更生，建立自己的工業基礎，同樣給全球市場帶來更多的需求和競爭。四是發達國家的影響力會下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會上升，這有利於建設更平等、更穩定、更具活力的世界貿易體系。

七、猜想，“經濟蕭條期”並不意味着社會發展的停滯，甚至有可能是社會其他領域的高速發展期。

這個猜想源於，我讀霍布斯鮑姆的《資本的年代》第二章“大繁榮”、第十六章“結語”和《帝國的年代》第二章“經濟換擋”的一些感想。但受限於個人能力，有些東西我讀不懂，而且自己也沒有能力去進行驗證。所以，強烈推薦有興趣的人去讀一讀原文，肯定會對大家深入理解資本主義以及經濟危機（蕭條）有大的幫助。

書中提到：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在經歷了1848年—1875年近30年的所向披靡的“大繁榮”之後，進入了“工業、商業和貿易都出現了最奇怪的、在許多方面堪稱空前的混亂和蕭條”（當時的某位觀察家語）的時期。當時的觀察家稱此為“大蕭條”，時間一般認為是1873年—1896年。期間在美國有2.1萬英里鐵路因破產而癱瘓，德國股票的價格從繁榮頂峯的1877年下降了60%，1889年的一篇德國的研究文章指出“自從1873年股票市場倒閉以來……除了短暫的例外，‘危機’一詞總是縈繞在每個人的腦海裏。”

充滿矛盾的“大蕭條”具有以下一些特點：一是物價的下跌，在歐洲，1894年的小麥價格只有1867年的1/3多一點，1871年5月—1894年8月間，鐵的價格下跌了50%；二是生產的擴張，1870年—1890年間，五個主要產鐵國，特的產量增加增加了一倍多（由1100萬噸增加到2300萬噸），鋼的產量增加了20倍（由50萬噸增加到1100萬噸）；三是工人實質工資的增長，以及物價下跌的恩賜，顧客手中可以花的錢比以前多得多，此前受限於糧食和服裝的大眾市場，開始主宰生產日用必需品的工業，國內消費市場經濟逐漸形成；四是工業保護主義拓寬了世界工業的基礎，再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達到英國1860年左右在工業世界的巔峯地位（鋼鐵產量佔世界的53%，紡織品佔世界49%）；五是民主政治在這個時期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上流人士在革命的威脅下不得不允許那些“無知粗俗的民眾“參與到政治中來；六是政治的民主化使政府不得不走上社會改革和福利政策之路，改善了勞動人民的狀況；七是承接了歐洲19世紀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繁榮的“美好時代”。

個人以為，這個被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在1888年形容為“長期的低物價、低利息和低利潤”的“蕭條”時代，或許只是資本家、銀行家的蕭條寒冬，而對於靠勞動為生的普羅大眾而言，可能卻是奔向小康的繁榮春天，只是因為沒有人站在底層羣眾的立場角度，進行觀察記錄以作證明。

這個猜想不是為了告訴大家未來會怎樣怎樣，而是想要説明世界沒有絕對的善或者惡，風險中藴含着機遇，災難中藴含着活力。雖然已經出現了經濟危機（蕭條），但並不意味着悲劇已經註定，未來還在人類的手中，只要戰勝狂妄、戰勝狹隘，學會對人心的敬畏，克服投機，腳踏實地的努力付出，去改造社會，改變世界，就可以把風險變成機遇，把災難變成新生。我們可以期待，在戰勝疫情以及經濟危機之後，人類命運共同體將世界範圍內生根發芽，發展壯大。

題外話，梁漱溟先生有一本書的書名是《這個世界會好嗎？》，本文標題也是向梁漱溟先生的致敬，因為他的書曾經幫助我走出了人生路上那段迷茫彷徨期。隨後我還將繼續從政治、民主自由等角度來回答“疫情後的世界會好嗎？”希望大家能多多點贊轉發，支持我的思考與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