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西方經濟學中幾個問題的批判(四)_風聞
寒舍落玥-無往無不往。2020-05-30 21:22

關於計劃經濟
本文約1900個字,論證不充分,拋磚引玉吧。
由於蘇聯的失敗、改革開放前應激反應式的扭曲記憶以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崛起,無論是經濟學屆還是普通民眾,都條件反射地對“計劃經濟”產生牴觸,不加辨析地對“計劃經濟”或“經濟計劃”進行否定,但事實真的如此是非分明嗎?
先説我們對“計劃經濟”的觀點:傳統蘇聯式的計劃經濟,總的來説是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它是特定歷史環境的產物,只能是經濟發展的暫態,而不能是常態,但“計劃經濟”本身沒那麼壞,經濟不是不能計劃的。
計劃經濟,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新中國初期,其出現的歷史背景都是資本主義矛盾觸發的全面戰爭導致社會積貧積弱,而其出現的理論背景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廣泛影響下形成的初級社會主義思想。也就是説,在樸素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由無產階級通過革命和戰爭建立起來的政權,要在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進行經濟建設,計劃經濟是必然選擇。
在戰爭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國家,其經濟基礎是極其薄弱的,社會要發展,除了計劃經濟別無他法,這基本上等於戰時經濟。要打好社會發展這一“戰爭”,必須通過有計劃的安排社會資源,把極其有限的資源用在最緊迫的建設上面,實現工業化,才能完成國家經濟基礎建設,正如新中國成立後十五年裏做的那樣。
我們的理論指出,經濟的本質是糧食所藴含的能量,糧食的產量決定了經濟體量,而投入的勞動決定了經濟質量(即實現社會財富積累)。
新中國成立之初,本就積貧積弱,整個國家的糧食存量是很低的,難以餬口;糧食生產能力又弱,農民單位勞動力生產的糧食很少。要用這樣低的糧食存量去完成糧食再生產和工業基礎建設,必須分輕重緩急,搞計劃經濟,把資源集中到國家工業基礎建設上去,暫且擱置人民生活質量方面的發展(被人詬病最多,也是公知攻擊國家最多就是這個)。因此可想當時全國人民確實非常苦,尤其是農民,本來生產的糧食連自己都吃不飽,還得分出很多去支援國家搞建設。當時的糧食生產能力弱,並不是所謂的“體制問題”或“計劃經濟”,而客觀初始條件太差。尤其是1958年“大躍進”前,當時國家組織能力很強、人民勞動積極性很高,社會生產力在當時條件下應該説是比較高的,公社化的勞動在當時的作用還是積極的、有益經濟發展。事實也是如此,1958年前經濟發展勢頭很好,這是在技術缺乏時靠組織能力實現高效率的典型。以當時的發展條件(鋤頭都不夠一家一把),就算在農村推廣“包產到户”也不能實現糧食產量劇增。
真正造成新中國初期經濟發展困難的,一是發動“大躍進”形成的“指令經濟”,二是文革對社會組織能力的極大破壞,而不是“計劃經濟”,也不是合作社,更不是社會主義制度。
發動“大躍進”與認為在當時搞市場經濟就能萬事大吉的觀點一樣,都忽視了當時客觀條件,太想當然,太不實事求是了,犯了主觀主義的錯,違背了自然規律。只是“大躍進”犯的錯有機會被歷史打臉罷了。生產力的提高有2個途徑:一是技術突破,二是組織高效。新中國初期技術突破因內外環境影響而不可能實現;組織效率已被最大地調動起來,因此要實現“大躍進”是不可能。“大躍進”沒有客觀條件,則指令經濟就是小馬拉大車,結果反而大大削弱了組織效率,經濟放緩成必然。而發動“文化大革命”則是把勞動力直接變成破壞力,結果是不但經濟增量沒了,經濟存量也在破壞中減少,讓新中國經歷了巨大的挫折。“文化大革命”最大的影響是,破壞了中國共產黨用幾十年建立的超強社會組織性和積極性,破壞了當時業已基本形成的“為人民服務”的價值信仰,其破壞力延續至今。其後,“指令經濟”走向了極端,計劃深入經濟活動的各方面、各層次,經濟體越來越僵化。經過30年艱苦奮鬥,國家工業基礎基本建立。此時本該着手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人民生活質量,但“文革”十年破壞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信仰基礎。
改革開放分兩個部分:改革和開放。在“文革”衝擊後,整個社會價值體系崩塌,人的追求迴歸到較樸實的自然狀態,只求個人生存。改革,重建社會組織力,一方面順應了整個社會的追求好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要打破指令經濟下的經濟僵化,把由市場層面解決的問題交給市場,國家繼續在經濟命脈層面走計劃經濟,即“雙軌制”。開放,市場換技術,引進外資解決技術突破問題。當然,開放也給西方資本主義思想進行滲透的機會,在“為人民服務”的價值體系崩塌後,成功盤踞中國40年,甚至不斷向政治領域滲透,製造了今天主流社會經濟思想的混亂。但這些問題,在中央“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基調下,在未來30年會逐步解決。中國仍將是社會主義中國!
寫此文,一是為了反對把新中國前30年與後40年對立看的錯誤觀點;二是反對神話化市場經濟及妖魔化計劃經濟;三是反對忽視特定歷史時空背景,用今天的尺子量過去。歷史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所謂偶然事件,其實是一系列必然事件在某個時空點交匯的結果,我們得學會用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