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社會，“前科”記錄應該消滅嗎？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尤丹娜

2016年，剛剛成年、考上大學的19歲男孩於傳江因為年輕氣盛、打架鬥毆，被判處10個月有期徒刑，緩刑一年。

雖然沒有造成惡劣的死傷後果，但因為一時的衝動，不但傷害到別人，也讓自己剛剛實現的“大學夢”轉眼落空，於傳江心中滿是自責和迷茫。緩刑的一年裏，他不敢主動跟別人説話，反覆想着自己的過失犯罪，用不斷的反省填滿服刑生活，藉此感到一絲微弱的心安。

好不容易捱過一年，於傳江收拾好心情，準備回到正軌，開始認真經營自己20歲的人生。既然大學夢碎，那就找一份工作自食其力，以後攢夠了錢結婚生子，陪伴父母，做個遵紀守法的普通人，過好平靜、簡單的生活。

但重新進入人海，找工作、過日子時，於傳江才發現，法律規定的“10個月”“1年”可以隨着時間的流逝度過，但“前科記錄”卻是一把永遠不會有人為他解開的鐐銬，無時無刻，如影隨形。

他發現自己找不到工作。因為“警企聯手”，他成了“過街老鼠”，沒有任何一家企業願意接納一名有前科的職員；即使只是想付出體力勞動，送外賣、做保安，也要求無犯罪記錄證明，無法通過背景審查。

於傳江覺得，出獄之後，懲罰才真正開始。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浩天信和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會議主席朱征夫，提交了設立“前科消滅制度”的提案。**這份提案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熱議，也給了迷茫中的於傳江一絲微弱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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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 局

疫情期間，於傳江所在的食品運輸公司進行了裁員。

幾乎沒什麼“懸念”，於傳江成為毫無理由、毫無根據下崗的第一批。**“其實都已經習慣了”，於傳江説，從緩刑期滿的2017年至今，即使他再努力表現、拼命幹活，那些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都幾乎最多維持一個月就會被辭退，甚至拖欠的工資也不好要。**因為只要有使用身份證的場合、只要有民警上門的調查，他總會被帶走盤問一番。

“有一陣子我在工地工作，警察過來查身份證，查到我之後，單獨留下我，呵斥、問責，旁邊的工人都用異樣的眼光看着我。警察走後，就有工友問我‘你之前做什麼壞事了？誒什麼警察天天找你？’那種感覺我一輩子都不會忘！”

找不到工作，只是於傳江們面臨的諸多困境之一。更多的麻煩是平日裏如影隨形的“盤查”。

“去超市、去醫院、坐火車，只要是刷身份證的地方，我的身份證都會響。只要一響，立馬就有警察過來把我帶走，盤問我：以前犯過什麼事？哪年犯的？現在住哪裏？要去哪？”不僅如此，警察還會要求於傳江留下身邊親屬的電話號碼。

於傳江諮詢了律師，也上網搜索了相關資料，知道自己的犯罪記錄一輩子都消不掉了，還會影響家人和子女的職業選擇，他覺得“自己就是個禍害，還不如一死了之”，更不想結婚生子，怕連累家人。

“我不是魔鬼，也不是窮兇極惡的壞人，只不過因為年少輕狂犯了錯，我已經付出了代價，可為什麼還要這麼對我？”

同樣因為年輕氣盛，有過打架鬥毆經歷，被留下“前科”的準爸爸齊凌，已經無力發出這樣的詰問了。從找不到工作、温飽難以解決，到生活裏無處不在的歧視，如今，面對即將臨盆的妻子，他幾乎沒有一絲準爸爸的喜悦。

“我很愧疚，也非常擔憂孩子的未來。因為我的過失，他/她還沒出生，就被剝奪了從事很多職業的可能，在我們小城市，説不定一直會因為有我這個爸爸而抬不起頭來。”

齊凌形容自己是在“苟活”，雖然他才剛剛度過30歲生日，但每天渾渾噩噩地度過，一次又一次機械地接受排查、忍受歧視，人生的灰暗彷彿已經可以一眼望到頭。

即將到來的新生命久違地刺痛了他的神經。聽到記者描述的朱征夫委員提交的設立“前科消滅”的提案，他的聲音第一次明亮起來：“那我的孩子，就可以不被我影響了嗎？”

2

額外的懲罰

不僅是“株連”未出世的孩子，在朱征夫看來，“前科記錄”對輕罪、微罪、過失罪的刑滿釋放人員來説，可以算是“額外的懲罰”了。

朱征夫本次提案的緣起，便是一名與於傳江、齊凌同樣遭遇的“前科”人員的來信。

**“前科報告”制度本是起到威懾再次犯罪、重犯量刑參考的作用，但“前科”帶來的歧視造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出獄之後因為有前科記錄，始終沒法找到工作，家裏人也跟着受牽連。因為始終無法正常地融入社會、重新工作，甚至温飽都成問題，便更加仇視社會，選擇再次犯罪，彷彿“在外面沒法活，到了裏面才能活”一樣。

“判決書履行之後，無論犯了什麼罪，被限制自由、剝奪財產、剝奪附加權利，得到應有的懲罰，這是‘扯平’了，正義已經在判決書的旅行當中得到了實現。如果説再有一個“前科記錄”，全國範圍隨時可查，對其進行額外的處罰，就不太公平了。”

所以，適時設立和構建覆蓋成年人和所有未成年人的前科消滅制度，既是收回這些影響負面的“額外懲罰”，也是能夠體現了刑事政策輕緩化、人性化司法理念，反映對社會邊緣羣體的人文關懷。

而放眼國際，“前科消滅制度”已在很多國家得到承認，雖然稱謂、條件各有不同，但其實質和內涵都大致相同：幫助真心悔過的前科者消除前科記錄的不良影響，使其能夠重返社會。

比如，法國是“前科消滅”制度的起源地。早在1994 年，便在新刑法典中專門以特定的章節對“前科消滅”制度做出規定，只針對法院判處刑罰較輕的犯罪人。

同時，法國也特別規定了專門針對未成年人的“前科消滅”制度：如果被告人是未成年人，在其達到法律規定的成年年齡，或在法院的判決發生效力之日起經過 3 年，以申請、審核的方式，法院可以決定消滅行為人的前科和檔案記錄。

俄羅斯的“前科消滅”制度是被公認最全面、最徹底的一種制度形式。《俄羅斯聯邦刑法典》中規定，如果行為人被法院免除了刑事處罰，其可以被當做未曾有過前科的人。

同時，俄羅斯還規定了任何人都有可能消除其前科記錄，無論所犯罪行的大小，只要真心改過、嚴格審核，都將擁有“重新做人”的權利，這種“消除”是徹底的、不留任何痕跡的。

日本、韓國、英國的“前科消滅”制度較之法國、俄羅斯則更為嚴格。

日本規定，行為人在一定時間段後如果沒有被處以罰金以上的刑罰處罰，才可以申請適用“前科消滅”制度；韓國規定，行為人被判處勞役或者有期徒刑的刑罰，在服刑結束後，要將被害人的損失予以彌補，在7 年之後，法院可以宣告原來的判決不再發生效力；英國法律規定最為嚴格，如果一個人被法院判處 30 個月以上的刑事處罰或者被判處終身監禁，不能適用“前科消滅”制度的規定。

除此之外，許多國家也對“前科消滅”制度的適用範圍做了特殊的限制性規定，比如法國、英國、匈牙利、加拿大等國家的法律中就有“性犯罪的行為人不能適用前科消滅制度”的規定。

由此可以看出，**在充分考慮國情，建立“綜合考慮罪名、刑期、時效性、服刑期間及服刑完畢之後一定時期內的表現等因素，**經特定審核程序後宣告消滅”的“前科消滅”制度，有現實的需求、可以借鑑的經驗，也符合人性化的要求。

3

道阻且長

雖然“前科消滅”制度的設立具有一定的現實、法理基礎，但面對“前科”帶來的根深蒂固的觀念，普通人還是表達了不同方向的不解和擔憂。

比如：“前科消滅”是徹底的記錄抹除嗎？在職業選擇上，真的要一律不允許“背景調查”嗎？或者，設立了“前科消滅”制度，會不會讓犯罪成本變低，讓重複犯罪變得容易？

對於第一種擔憂，朱征夫認為，**所謂“前科消滅”不是真的徹底消滅，而是隻讓辦案機關在非常狹小的範圍內來掌握，對社會不予公開。**一個人犯了罪，刑滿釋放以後，在一定期限內沒有重新犯罪，並且有良好的表現，經過嚴格的審查，就可以把他的犯罪記錄封存或消滅。 

在適用的範圍上，以輕罪、微罪、過失犯罪為主，比如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如果這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服刑期滿出獄，過了五年還沒有再次犯罪，就可以考慮把他的前科記錄消滅。

**至於求職時的“背景調查”，也不是所有的職業都要“一刀切”地既往不咎。**有一些特定的職業，比如涉及到幼兒園孩子的教育，可以查一查老師有沒有相關的不良記錄，比如性侵；比如收養孩子，是否有不良的惡習，可以查一查。

但是涉及到普通的工作，還是得儘量給予平等的待遇，特別是有些工作可能就是需要技術、體力的，並沒有十分強烈的個人要求——當然對人品的要求所有工作都需要，但那些主要利用勞力、技能的工作，“我認為應該平等地對所有人開放。”

而對於公眾的第二種擔憂，朱征夫認為，現實其實已經給出了答案。**在現行的前科制度下，“前科記錄”帶來的威懾力也並不理想，**有前科、想要“重犯”的人，無論制度如何，依然還有重犯的可能性；同理，如果替換成“前科消滅制度”，引發重犯，也不能説是制度的原因。

無論消滅與否，有心重犯的人都不會在意這個“案底”。但“前科消滅制度”的建立，卻是能夠讓真心改過、真正需要這個機會的人好好利用，重新做人，重新融入社會，回到正常的生活中。

於傳江太想要這個機會了。“我太希望國家能出個政策，像我們這些輕罪、微罪，一時年輕氣盛的人，能有一個前科消滅制度。讓我們能擁有和正常人一樣的權利。我只想認認真真地上班，好好地掙錢，這一輩子都再也不敢犯法了。這個犯罪記錄前科，對我來説就是個噩夢啊！”

從提出建議，到真的有一天能夠實現，任何一項制度的建立，都要走上一段極為漫長的路。但“提出來”，就是可能改變的開始。

通過網絡，於傳江和許多同樣因輕罪、微罪、過失罪有了“前科”的人們建立了聯繫，他們分享這則消息，每天互相鼓勵着，無論現實多困窘，都“一定要走正路，一定要認真生活”，一起等待“無期徒刑”結束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