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復工，“免疫通行證”真的可行嗎？_風聞

假陽性和假陰性是不得不解決的問題。

小葉 /文

隨着6月炎炎夏季的到來，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似乎也已經走過了第一波高峯，世界各國開始小心翼翼，步步“解封”。然而，面對仍然存在的病毒威脅，在尚無特效藥以及疫苗的情況下，我們該採取何種手段渡過“後疫情高峯時代”？

4月20日，智利政府對外宣佈，計劃發放全球第一批有效期為三個月的“免疫通行證”，允許持證者返崗復工。[1] 除此之外，德國、意大利、美國和英國也提議實施同樣的“通行證”政策。不難看出，各國想盡辦法，既要預防疫情的二次暴發，還要努力挽救上半年遭受重創的經濟形勢。

所謂的“免疫通行證”，即數字或者書面證件，證明持證者曾經感染過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現已康復，據稱具有免疫力。因此，其基本思路就是以SARS-CoV-2抗體檢測為依據。

然而，4月24日，世界衞生組織發佈的簡報中明確指出：“目前尚無足夠證據證明SARS-CoV-2抗體介導的免疫力可以保證‘免疫通行證’的準確性。”[2]

近日，《自然》雜誌刊登了一篇評論文章《“免疫護照”不靠譜的十個原因》（Ten reasons why immunity passports are a bad idea），兩位作者分別是生物學家Natalie Kofler，全球倡議組織《編輯自然》（Editing Nature）的創始人、哈佛醫學院科學公民項目顧問，和Françoise Baylis，加拿大達爾豪斯大學（Dalhousie University）生物倫理學教授。他們擔憂“免疫通行證”製造的問題可能會多過解決的問題，並列舉了十條理由，其中四條關注實際操作問題，剩餘的六條則涉及到相關的倫理問題。

COVID-19免疫力仍是謎團

在同一份簡報中，世界衞生組織表示：“大部分SARS-CoV-2抗體相關研究顯示，感染後恢復健康的人體內產生了病毒抗體，但其中一些人血液中的中和抗體水平非常低。而且截止至2020年4月24日（時至5月底），沒有任何研究明確評估過SARS-CoV-2抗體是否能夠賦予人們免疫力來抵抗對該病毒的後續感染。”[3]

對於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SARS和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病毒，康復個體內產生的抗體可以產生一到兩年的免疫力，避免再次感染。而對於普通感冒病毒，免疫保護期可能只有短短幾個月。因此，SARS-CoV-2抗體到底能夠堅持多久？它們真的能夠預防再感染嗎？全球研究人員正在努力給出明確答案。

血清檢測並不可靠

血清抗體檢測可以成為評估流行病和病毒傳播的有效方法。可惜目前檢測質量良莠不齊，有些可以達到99%的特異性和敏感性，但更多研究數據表示，絕大多數血清檢測並不可靠，也就是説，低特異性和低敏感性的檢測極容易出現假陽性以及假陰性結果，從而誤導人們對免疫情況的真實判斷。

根據包括CNN、The New York Times等美國的媒體報道，在美國市場上的抗體試劑盒大部分有着超過10%的假陽性率，個別產品的假陽性率甚至超過15%。通俗地説，假陽性率就是當你檢測結果呈陽性——即你可能已經對新冠病毒產生了免疫力——但實際上你並沒有免疫力的概率。15%的假陽性率就意味着100個檢測陽性的人裏有15個人並沒有抗體。新冠病毒的感染率至今沒有準確數據，目前普遍認為人羣中的感染率為5%左右。放在一個一百萬人口的城市中，那就是大約有5萬人確實感染了病毒。如果我們給這一百萬人全部檢測病毒抗體的話，測試結果會告訴我們有15萬人感染過病毒，而且已經產生了活性抗體——這之間的差值有10萬人。如果讓這10萬個自信滿滿、本以為不可能再被感染病毒的人復工，那病毒暴發就會造成災難性的結果。（參見返樸文章《疫情或再度來襲，醫生能罩住我們嗎？》）

檢測供應量有限

如果真的要在全國範圍內發放“免疫通行證”，那麼需要展開多少檢測呢？兩位作者以德國為例，德國總人口8400萬，每人至少需要兩次血清檢測，以保證結果有效性，那麼檢測總次數就至少是1.68億次。另外，為了保證持續的免疫力，還要再加上每人隔段時間重複檢測的數量。德國政府6月起接受來自瑞士羅氏製藥每月500萬份的檢測盒，但這也只能保證6%人口的供應量。即使是像韓國這樣一個高檢測率的國家，到5月20日為止，也只不過檢測了全國1.5%的人口。

康復倖存者數量並不足以大力推動經濟發展

每個國家COVID-19康復個體的數量比例不盡相同。以美國為例，雖然全美的康復人口比例在14%到30%之間，但4月份世界衞生組織曾在新聞發佈會上估計，全球範圍內COVID-19康復人口只佔了總人口的2%-3%。

低康復率，有限的檢測供應，再加上大量不可靠的檢測手段，能夠獲得“通行證”的復工人口數量可想而知。還是以美國為例，根據他們如今的數據，預計只有0.43%的人口（美國總人口為3.28億人）能夠“被放行”。整個國家的經濟目前若要依靠如此小規模的人口來推動，猶如杯水車薪。

健康監測牽涉個人隱私安全隱患

發放“免疫通行證”的目的之一在於控制人口流動，那麼必將會涉及身份識別、跟蹤和監控系統。基於手機應用軟件的電子通行證實施起來相對簡易。英國、美國和其他國家都在測試不同的應用程序，但是，不僅限於疫情防控的手機應用常常涉及到個人隱私問題，包括使用者的位置信息、旅行歷史和其他健康信息等數據。而且目前也尚無任何保證説明當COVID-19消失之後，類似的應用工具是否也會一起消失。

邊緣性羣體將會面臨更多審查

病毒對人類實施平等的無差別攻擊，但是隨着病毒監控力度的加強，人類之間很可能出現區別對待種族、性別、宗教或者其他少數邊緣性羣體的情況。在COVID-19暴發期間，美國警察就已經更多地審查少數羣體。同時美國、巴西、伊朗等國家釋放囚犯防止病毒在監獄內大規模傳播，在美國，社區會對有色人種犯人進行隔離，佩戴着電子鐐銬接受電子監禁，如果再將電子監禁和移民問題被別有用心地聯繫在一起，邊緣性羣體面臨的風險又將提高。

監測獲取並不公平

面對有限的檢測供應量，現實告訴我們，有錢有權的人更容易獲得檢測機會。在三月，美國大批的職業運動員、技術公司老總、電影明星接受了檢測，於此同時，在有些州，一天可能檢測的人數不到20人。各地“解封”之後，真正急於返崗復工的人恰恰是那些承擔着養家餬口重任的勞動者，但是他們可能很難獲得一次抗體檢測的機會，因為屆時分門別類的公共衞生系統會加劇這一不平等現象。

社會階層分化

COVID-19抗體狀態無疑是給人們增加了一種新的社會階層標籤：“免疫特權者”和“免疫剝奪者”。在尚無疫苗的今天，要分入哪個階層可能取決於運氣、財力和個人情況。同時，社會不平等和財富不平等現象也會加劇，例如僱主出於健康安全因素可能優先僱傭獲得“免疫通行證”的人。

另外，“免疫通行證”還可能會加深國家與國家的隔閡，那些國家不實施通行證政策的國民可能因此無法進入有通行證規定的國家，世界上有些國家對HIV感染者施行入境限制就是很好的例證。

出現新的歧視形式

自從COVID-19出現以來，全球各地不乏各種歧視的聲音。而“免疫通行證”有可能成為滋養新歧視形式的平台，今天的“免疫通行證”到了明天就很容易擴充為“個人生物信息包”。對於能夠掌握其內容的僱主、保險公司、法律從業人員，他們可以出於利益需求查看私人信息，帶來新的歧視風險。

公共衞生新威脅

如果“免疫通行證”成為了獲得社會和經濟自由的唯一證明，那麼那些身體健康，沒有免疫力的個體有可能會故意感染病毒，將自己和他人置於感染威脅之下。另外，還可能有人通過非法手段向有免疫力的人購買或者偽造通行證，這既幫助了號稱有免疫力的人進一步擴散病毒，也趁機推動了地下惡性交易的發展。

在文章的末尾，作者總結説，“免疫通行證”聚焦於個體，卻違背了公共衞生的基本原則和使命。除了所謂的“免疫通行證”，政府其實可以把時間、人力和財力投入到真正能限制大流行病危害的措施上：首先是檢測、跟蹤和隔離，其中個人健康狀態和其他信息數據必須要匿名保護。其次就是SARS-CoV-2疫苗的研發、生產和全球分配。全球免費獲取的疫苗若能及時出現，人人都能接種，不僅能解決文中提到的種種倫理不平等問題，還能讓人獲得真正的“免疫通行證”，徹底走出疫情的陰霾。

參考文獻

[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the_americas/chile-coronavirus-immunity-passport-antibody-testing-card/2020/04/20/8daef326-826d-11ea-81a3-9690c9881111_story.html

[2] https://www.who.int/news-room/commentaries/detail/immunity-passports-in-the-context-of-covid-19

[3]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0-014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