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聊中國與西方_風聞

兔主席 20200529

昨天，美國國務卿Pompeo聲明稱美國將不再視香港為“高度自治”：

“根據香港法案，國務院需要評估[香港]相對中國的自治程度。經過這段時期的認真研究，我今天正式對國會宣佈，在美國法律之下，香港不能再獲得1997年7月之前一樣的待遇。”

今天，全國人大則如期高票通過涉港國安立法。

美國在香港問題上的反應是預料之內的。而北京的行動也是預料之內的。

網上各種政治分析已經很多了，今天筆者這裏主要是閒聊了。

1. 對中國愛國主義的偏見

2020年的今天，中美兩個國家正在朝着對立的方向發展，漸行漸遠。如果説兩國有什麼區別的話，在於北京的行動其實更能代表自己國民的意志，而華盛頓的行動則是政客為了轉移國內矛盾所進行的引導和操縱。

仔細一想很有意思。西方描述中國的主流敍事是：

1） 集權政府會對民眾進行“煽動”和“洗腦”，用狹隘的民族主義武裝他們的頭腦，把國內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外部化，把民眾的注意力轉移到國外，從而化解其對本國政府的不滿和挑戰，藉此維護自己的統治；

2） 一個集權政府如果宣傳愛國主義，那只有一種可能性，即在把民族主義作為維護自己統治的政治工具，譬如説，中國提出了指向民族富強和復興的“中國夢”，在中國人眼中，這是很自然的，雖然大多人都更關心自己和家人的福祉，但因為中國經歷屈辱的近代史，因為我們從小到大的教育，因為我們社會的文化，使得中國夢這樣的提法完全可以理解和被接受，是人們所普遍認可的。政府官員同樣來自民眾，與民眾價值觀是一樣的，他們提出的正是中國人真實的想法。但在美國人眼中，人只可能是自私的，只可能關心自我，只可能有追求自我成功的“美國夢”，而“中國夢”這種關心國家命運的想法只可能是政府統治民眾的政治工具；

3） 在這種體制下，民眾的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必然是集權政府灌輸的，是個體被洗腦的結果。由衷的、獨立的、理性的愛國主義是不可能的；

4） 如果你堅持説中國人的愛國主義是由衷的，美國不是也有“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麼？美國“白左”/主流liberal會説，我告訴你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就是不好的呀，這種價值訴求是與國家/集體綁定的，是針對族羣的，是狹隘的，可能危及到個人自由權利及普適價值，可能被政府所利用。Trump説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他就是煽動民族主義，所以我們西方主流政治也不喜歡Trump啊。但我們的制度使得我們可以把他選下來呀；

5） 如果你説，那美國不是也滿大街國旗麼。學校也不是從小就灌輸愛國主義麼。這與我們中國的愛國主義區別於界限到底在哪裏呢？這時美國白左也可能會為美國説話了。我們尊重、愛戴的是美國國旗、背後的美國憲法和建制，我們的普適價值。民主、自由、個人權利。我們這個是愛國。你那個是民族主義，這是不同的啊。

所以，權威/集權主義國家下的愛國者是非蠢（被洗腦）即壞（接受激進極端主義）的，而只有美國才可能存在“好的”、“理性的”、“正確的”、“值得被尊重”的愛國主義。

而實際情況是，中國是一個由儒家文化統治了兩千年的大一統的文明古國。國家主義、集體主義都是中華文明悠久歷史及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社會里，個人與家庭、社會和國家的關係就是和現代西方不一樣的。所以，由衷的愛國者是存在的。他們不希望看到中國在國際上被美國欺凌，希望看到祖國的統一、國家的富強和中華民族的復興。這是無數國民真實的、很自然的想法。

經歷了去年的香港內亂時，看到人大通過涉港國家安全法案時，無數國人對此感到欣喜，感到愉悦，感到振奮。

北京的舉動更不是什麼利用民族主義轉移內部矛盾維護集權統治，這是我們的政府在對人民和歷史問責，在對人民和歷史做出交代，在完成人民賦予自己的使命。同時，推動和制定這些政策的政府官員的價值觀、想法與支持這些政策的國人是一樣的。政府不是人民的對立面，而是人民的一部分。

相反，美國政客才是有意識地利用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去轉移國內矛盾，把美國問題外部化，疏導國人對自己的批評，維護自己政黨的政治地位。實際上美國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社會基礎不但不比中國更弱，甚至只可能更強。只要政客去打造一個美國的對立面和假想敵，梳理一個靶子，就有可能轉移公眾注意力。過去幾年以來，美國兩黨政客已經在反華上達成大的共識，把反華作為最大的政治正確，而在2020年大選季，Trump的白宮及其共和黨正在極力放大與中國的衝突，挑撥老百姓的反華情緒，試圖通過把所有國內矛盾和政策失誤都轉移到中國身上的做法為自己的選舉保駕護航。

所以，對中國愛國主義的偏見現在最適合用在美國自己身上。

2. 政府-社會對立觀與西方的文明自信

當代西方主流自由主義的政治話語將公民社會/人民 與 政府對立起來，並按這樣的認知框架去理解全世界，認為這種對立普適存在，並足以解釋一切的社會模式和文化。

出於這個認知，西方關注的個人權利也非常狹窄，特別專注於針對公權力的消極權利（“negative rights”）即“我不會被怎麼樣”或“政府不能對我做什麼”。其中最根本的權利就是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rights）。他們的理念認為，只要這些權利得到保障，人民能夠通過選舉組織政府，能夠對抗政府，把權利保留在自己手裏，那麼一切社會問題就都能得到解決。只要體制正確了，人們自然就能獲得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福祉。當代西方主流政治話語骨子裏甚至認為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屬於“次”一級權利。這些權利屬於所謂的“積極權利”（positive rights）即“我能夠得到什麼”、“我能夠獲得什麼”，被認為不能或不應被視為真正的普適權利——譬如如果連基本的生存都無法保障，談何“受教育權”或“醫療權”？——這些權利大多是烏托邦和幻想。而且西方認為這種權利概念非常危險，因為歷史上它們往往與極端政治聯繫在一起，包括歐洲上世紀上半葉的極左和極右政治。

中國人對個人權利的觀念和西方完全不同，中國人認為：

1）經濟和社會福祉才是更重要的權利和好處（“衣食足”），生存和發展才是第一位的，其他是第二位的；

2）中國人並不像西方一樣認為政治權和公民權是個人經濟與社會福祉的前提。-中國沒有這樣的認知、觀念、價值觀，更沒有這樣的歷史體驗及傳統；

3）“有國才有家”，中國古代沒有西方啓蒙以來構建的公權力與個人的強烈對立關係。中國本質是個儒家文化社會，儒家的願景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從認識世界開始，到鍛鍊品格、修身養性，到管好家庭，再到治國平天下。個人從小我開始，推及到家庭、社會、國家乃至“天下”，扮演自己在更宏大社會乃至宇宙秩序裏應有的角色、承擔應有的義務；

4）中國傳統哲學談的都是道德義務，很少談權利（claim-right，entitlement），靈魂拷問的問題都是你能為家庭、社會和國家做什麼，而不是你能從社會和國家確保得到什麼。

中國和西方社會的文化與秩序完全不同，在遇到傳染病防控這樣的重大公共問題裏馬上就能看出差別。目前看來全球防疫抗疫做得最差的幾個發達國家，有好些個是個人主義文化最盛的英語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這點在下文的文明衝突部分會再提及。

而以美國為例，美國人之所以在COVID-19的防疫上做得如此之差，不能僅僅認為是Trump的問題，這是這個國家政治制度及社會文化發生作用之下的必然結果。這裏每個人都在問自己的權利和保障，不願問自己的義務或犧牲，不願向政府讓渡權利和自由。只有人人團結、對社會做出一定的讓步和犧牲，賦予政府一定的超權力，方有可能抗疫成功。而在美國，人們大概認為公權力才是比SARS-COV-2更可怕的病毒，對抗病毒絕不能靠強制隔離或健康碼，絕不能坐視政府擴大自己的權利，傷害人們的自由權利和隱私。大規模的傳染和病死是保護社會政治建制、維護個人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等“消極自由”的必須代價。“為自由毋寧死”。真正的美國愛國者們應該看到，防疫最終只能靠自己，人們有責任團結起來不對政府折腰，不給政府權力。除了口罩和藥品，還能夠依賴的只有槍械和聖經。

3. 西方的文明自信

西方當代主流政治價值觀將 人民/社會 與 政府根本對立起來是有複雜深刻歷史原因的，由於西方文明在人類近代史上非常強大，戰勝、征服、統治了全球所有其他文明與社會，就使得西方會俯視、輕視、蔑視其他文明與社會，自認為代表全人類的終極成功模式、道路與普適價值。這是一種骨子裏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晚至19世紀中葉的清朝，中國還以天朝自居，有極強的文明自信，認為天朝以外都是蠻夷。如果説當時中國的文明自信與今日西方的文明自信有什麼區別的話，主要在於：

1） 當時中國的文明自信集中在占人口極小比例的文人精英，而當今西方文明的自信則在大規模普及教育下深入推廣到普通民眾心中；

2） 當時中國的文明自信還是基於對全球社會和人類文明作為一個整體的不瞭解，説得難聽一點就是晚至19世紀時中國已成為井底之蛙，對全球是無知的。而當今西方文明的自信則是建築在對全世界不同文明、國家、社會數百年的征服、統治、瞭解的基礎上的，全球已經沒有盲點；

3） 如果一個文明在武力交鋒中都無法保護、保全自己，淪為殖民地，那就不可能建立自信。所以整個19世紀伴隨中國全面接觸西方並吃了一個又一個的敗仗，這種文明自信迅速崩塌。當天朝被轉投西方文明的日本打敗後，文明自信基本被瓦解。而西方文明則在過去幾百年內通過武力征服了所有文明，殖民了全世界。進入20世紀下半葉，武力征服和殖民已不再是全球競爭的合法手段，但在後殖民時代，西方轉而運用經濟和科技手段繼續統治着全世界，文明自信如果説沒有增強的話，至少也沒有削弱；

4） 西方文明自信也是建立在實證和科學的基礎上的，是建立在“現代性”的基礎上的，他們自認為通過實證、理性、辯證、科學的手段去觀察和認知世界，得出的結論更加合理和可靠。因此，西方處在一種源自認知方法論上的認知自信，這是一種更加“高級”、“高維”的自信。

西方的文明自信又使得：

1） 他們真心自認為代表人類的終極道路，代表真相和真理，應該向全世界輸出，幫助其他國家和社會走出蠻夷。這種文明自信又為西方不公平地對待其他社會、掠奪和欺凌其他文明和社會提供了合理化和理據。因此，美國製裁、打壓中國也是對中國輸出“現代性”，輸出“幸福之路”，是在幫助中國人民；

2） 這種自信使得西方很難謙虛平等的去看待其他文明與社會，很難真正尊重其他文明與社會。西方少數人對日本禪宗、密宗、印度哲學之類東方文化的崇尚不代表西方文明作為一個整體能夠平視其他文明。這些個人層面對東方文化的崇尚只能算是西方對東方文明的文化獵奇與消費，具有工具主義特徵（將其作為西方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的補充與替代）

3） 這種自信也使它被限定在自己的思維框架裏，例如認定社會就是無數個體的組合，個人就是理性的、自私的、小我利益最大化的，個人與社會、政府只可能有一種正確的關係（即對立關係）。他們很不容易理解與自己形態、構成、結構、文化、價值觀、行為模式、社會關係不同的社會，儒家社會的個人與子女、父母、大家庭、宗族、社區、政府的關係與西方完全不同，而西方不願意也無法理解；

4） 這種自信使得西方落入某種思維和認知陷阱，當局者迷很難看清楚明白自己所處的問題，很難對自己的社會和文明進行更深層次的批評。譬如美國主流政治話語其實是被限定的，人們很難跳出美國憲法的束縛，很難對美國製度進行批評。COVID-19抗疫不力與美國政治制度及社會文化有很大的關係，但美國人會認為這種政治制度及社會文化依然是合理的，體制的問題是不存在的，只可能是個人（Trump和個別政客）的問題。

當然，這裏絕對不是説西方文明體系內沒有批判思想。法國解構主義哲學家德里達在冷戰結束後寫過一本書《Specters of Marx（馬克思主義的幽靈）》，指出在柏林牆倒掉，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瓦解後，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空前統一的西方其實比過往更需要重拾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對西方建制進行激進的反思與批判。

只不過這種批判和思辨來自哲學家，只存在於極少數知識分子腦袋中。我們在主流話語裏很難看到這樣的思辨。在主流政治世界裏就更加看不到了。

相反，在西方文明以外的世界裏，這種討論十分激烈。譬如隨便兩個朋友都會討論中國和美國、東西制度之優劣，分享自己的不同看法、偏好和取態。中國人是西方文明的局外人，自小生長在一個與西方全然不同的東方文明裏，腦海裏自然一直有文明的競爭、融合、衝突的概念。這實際上為中國人看待世界提供了更多的複雜性和多樣性。

在過去幾年，中國身邊的世界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其一是西方在中國的崛起面前變得沒有那麼自信了，他們感受到了來自中國的威脅，而越是害怕中國，越説明西方文明自信心在削弱；

其二是中國在崛起時變得更加文明自信了，尤其對於年輕一代人“後浪”來説。但經歷過一窮二白和各種折騰年代老年人，還有許多人存在文明自卑，要仰視西方文明（譬如作家方方）。

大國競爭好比企業之間的競爭。一個設定了宏大願景、戰略目標清晰、管理有序、業務開展有打法、團結統一、士氣高昂，能夠吃苦耐勞，同時又能允許一定的多樣性和活力的企業，注意學習其他企業優勢特點並動態糾正改進的企業，一定比一個沒有設定任何戰略目標、純依靠小團隊和“看不見的手”自下而上管理的企業在中長期更有競爭力。

因此，中美兩國按照當前運行下去，中國勢必會超過美國。美國的政客精英們應該已經看得比較清楚了——由於他們不可能改變美國本身的政治建制、文化和社會管理方式（也就是一個企業的運轉的習慣與文化），那麼他們要保護住生產經驗地位，只能出手遏制中國的發展，將其掐死在搖籃中。美國最強硬的鷹派（包括Steve Bannon）大概知道，美國距離還能遏制中國的時機不多了，如果中國完成未來十年的發展與財富積累，更上一個台階，達到一個新的階段或閾值，則美國將喪失有效遏制中國（且不致構成對自己的重大損失）的最後階段。

今天暫時寫到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