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擎：什麼是民粹主義？_風聞

**編者按：**本文為[德]揚-維爾納·米勒：《什麼是民粹主義？》，錢靜遠譯，譯林出版社2020年版，中譯本序言部分。

“民粹主義”（populism）是西方政治學研究中的重要概念，近年來成為公共輿論中頻繁使用的熱詞，以此描述一種令人注目的新興政治勢力：從英國獨立黨領導人法拉奇，法國“國民陣線”主席勒龐，到匈牙利總理歐爾班以及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等。這些政治人物呈現出某種“家族相似”特點，他們強硬而富有煽動力，鼓吹極端的理念和政策，宣稱代表底層民眾，訴諸民眾被漠視的利益和被壓抑的憤怒，發誓徹底改變腐敗和無能的建制派精英們所造就的黑暗現狀，並許諾民眾一個嶄新的光明未來。在許多評論家看來，民粹主義是一個現成可用的概念，得以把握當下一種重要政治動向的特徵。這個概念也因此走出了學術研究的象牙塔，成為公共領域的一個焦點議題。

在近年大量出現的相關著作與文章中，米勒的《什麼是民粹主義？》脱穎而出，甚至被譽為“對民粹主義現象最好的理論解釋”。這本書在2016年4月由蘇爾坎普出版社推出德文版，英文版於8月出版（賓夕法尼亞大學出版社），次年12月企鵝書局又發行了新版（增加了新的後記），至今已經有20多種語言的譯本出版，獲得了廣泛的引用和評論，頗具轟動效應。

這部篇幅短小的著作得以產生如此影響，或許與作者本人日漸上升的聲譽有關。米勒是1970年出生的德國人，曾在柏林自由大學、倫敦大學學院和牛津大學學習。1996年成為牛津大學全靈學院的“獲獎學者”（Prize Fellow），七年之後在聖安東尼學院的現代歐洲思想與歐洲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2005年開始在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系任教，目前是政治理論教授。米勒在歐洲思想史與政治理論領域的研究成就卓著，從2000年起先後出版了七部著作（其中《另一個國度：德國知識分子、兩德統一及民族認同》、《危險的心靈：戰後歐洲思潮中的卡爾·施米特》和《憲政愛國主義》等已有中譯本出版），受到學界的關注與讚賞。同時，米勒對社會公共事務懷有熱忱，曾於2000年在柏林創辦了歐洲文理學院（European College ofLiberal Arts），這是德國第一所英語授課的私立文理學院。他還是活躍在公共領域的知識分子，積極介入當代思想辯論，在重要報刊媒體發表文章、接受訪談，在許多著名高校和研究機構參加會議、發表演講（2018年10月曾應邀在北京大學舉辦講座）。他的視野開闊、思想敏鋭、文鋒犀利，又有非常出色的學術訓練，在當今歐美思想界越來越引人注目，已經成為中生代自由派的思想健將。

《什麼是民粹主義？》正是一部介入思想爭論的著作。民粹主義的概念相當複雜，也容易被濫用。早在半個世紀前，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曾為此召開過學術研討會，與會者們一致同意，民粹主義這個術語雖然有用，但含義太過模糊，以至於無法形成單一的確切定義。概念上的這種含混歧義一直持續至今，也反映在最近的公共論述中。米勒這本書的一個主旨就是要做概念清理。他反對時下對民粹主義一詞過度寬泛的使用。民粹主義可能表現為反建制、敵視精英、憤怒、非理性、不負責任、仇富、排外……但所有這些都不是其獨有的特徵。米勒認為，民粹主義的“界定性特徵”（defining feature）不是反對精英，而是對“人民”代表性的壟斷：民粹主義者們宣稱，他們而且只有他們才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這種對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壟斷才是民粹主義的獨特之處。

訴諸“人民的意志”意味着信奉“人民主權”原則，因此民粹主義與民主政治具有令人迷惑的相似性，也總是如影隨形。米勒認為，民粹主義是代議制民主無法擺脱的“永恆的影子”，是一種“源於民主世界的內部”的危險。民粹主義要維持其對代表性的壟斷，就必須抹殺現代社會的多元性，也就必須壓制和排斥部分民眾的意志和利益，從而反諷地陷入它所指控的那種精英政治罪行（壓制與排斥）。在根本上，反多元主義（anti-pluralism）的特徵使民粹主義不僅是反自由的，最終也是反民主的。

米勒對施米特有過深入的研究，特別對施米特的“同質化人民”做過尖鋭的批評分析，這使他對民粹主義的反多元主義特徵抱有特殊的敏感性。在他看來，一個複雜多元的現代民主社會中，絕不存在單一的政治意志，更不用説單一的政治觀點了。這是所有歐美社會的政治現實。英國脱歐公投中有48%的投票者選擇留在歐盟，美國總統大選中，希拉里·克林頓獲得超出特朗普286萬張的大眾選票，歐爾班在匈牙利策劃公投“抵制布魯塞爾在移民問題上發號施令”，但投票人數未達到一半，實際上失去了法定效力。但所有這些事實都不妨礙民粹主義政客聲稱他們代表全體人民。法拉奇宣稱，英國公投的結果是“真正的人民的勝利”，這意味着反對脱歐的公民算不上“純正的英國人”；特朗普也曾在競選集會中宣稱“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人民的聯合一體，因為其他人毫無意義”。顯然，民粹主義者需要製造一個神話：世上存在一個真正的“人民”羣體，一個同質性的、永遠正直的人民，全體人民可以通過一個聲音表達心聲，而民粹主義者自己就是這個聲音，是人民獨一無二的道德的代表。

民粹主義對民主政治會造成什麼樣的危害呢？在米勒看來，它首先將政治對手“非法化”。指控自己的競爭者“非法”並不是在表達政策的分歧（政策分歧本身是民主政治的特徵之一），而是將政治對手妖魔化，“揭露”他們的人格扭曲或道德腐敗。米勒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過一個妖魔化的極端例子。美國有一名右翼電台的節目主持人瓊斯（Alex Jones），是特朗普狂熱的支持者，而且收到過特朗普本人的電話致謝。他在網站上發佈消息説，克林頓和奧巴馬真是從地獄中上來的人，“如果走近他們，你會聞到地獄的硫磺氣味”。在這種妖魔化的驅動下，民主不再是競爭的政治，而是你死我活的惡性鬥爭，是善惡之間的決戰。同樣，由於民粹主義者否認社會的多元主義，執意要把公民之間的分歧轉化為“人民與非人民的對抗”，堅持要將異己的人羣——那些不支持或不認同他們“人民”觀念的人——排除在“真正的人民”之外。

在對民粹主義的特徵做出闡釋之後，米勒也對當前相關討論中的一些流行誤解提出了批判分析。第一，有人相信民粹主義與代議制民主相比更具“直接民主”的傾向，這會使政治更貼近民眾。但米勒反駁説，民粹主義者並不反對代議制民主，只要他們自己是那個代表；他們甚至可以不反對精英，只要精英是他們所定義的“人民”的代言人。他們呼籲要讓“人民自己發出聲音”，但完全不關心廣泛的民主參與，他們熱衷於政治和道德的斷言，而不是促進開放的、自下而上的公民辯論。他們製造民意的方式是在（直接或間接的）民主程序之外來定義人民。第二，有大量研究表明，右翼民粹主義的支持者與其社會經濟狀況並不直接相關。在上屆美國總統大選中，特朗普的支持者並非低收入人羣，大多數經濟狀況最差（年收入不足5萬美元）的人羣投票給了希拉里·克林頓。將民粹主義的支持羣體與現代化的失敗者相聯繫的看法，缺乏可靠的經驗證據基礎。實際上，特朗普的成功秘訣在於，他使許多白人（仍然佔美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相信，他們自己的地位已經衰落，變成了受壓迫的少數族羣，從而將“白人身份運動”與“美國人民”關聯起來。第三，許多自由派分析家認為，民粹主義政客一旦上台執政就會自我瓦解，因為他們沒有真正可行的政策。在他們看來，民粹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抗議政治，而“抗議者是無法統治的”，因為在邏輯上人們不能抗議自己。而米勒認為，這是一種自我安慰的錯覺。民粹主義執政並不必定落入自相矛盾。執政的民粹主義者當然會面臨種種挑戰和失敗，但他們總是可以將所有失敗都歸咎於那些“反人民的精英”的破壞，這就是民粹主義者往往偏愛陰謀論的原因之一。人民必須永遠正確，一切失敗都是敵人的陰謀所致，而國內或國外的敵人總是取之不盡的。

實際上，在俄國、土耳其、匈牙利和波蘭等國，民粹主義政客已經成為執政者。當政的民粹主義者非常注重控制非政府力量。打壓民間批評意見當然不僅限於民粹主義政府，但公民社會中存在反對力量的事實，會對民粹主義政客造成特殊的“象徵性難題”：這會瓦解他們所宣稱的獨一無二的代表性。因此，他們竭力需要“證明”所謂的公民社會根本不是公民社會，證明任何民間的反對力量都與“真正的人民”毫無關係。這就是為什麼普京、歐爾班和波蘭的“法律與公正黨”（PiS）總是試圖將異議組織“鑑定”為受外來勢力操縱或者本身就是外國間諜。為了製造統一的人民，那些抵制代表性壟斷的人羣必須被禁聲或名譽掃地，或者促使他們離開自己的國家，將他們從“純粹的人民”中剝離出去（近幾年來，大約有10%的波蘭人、5%的匈牙利人移居國外）。

由此，民粹主義政客不僅造就了自己的國家，而且造就了他們一直以其之名發言的同質化的人民，民粹主義因此可以成為某種“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在此存在着一個悲劇性的反諷：當權的民粹主義者恰恰犯下了他們當時所指控的精英犯下的那種政治罪：排斥公民和篡奪國家，他們最終會做出所謂建制派的行徑，只不過更帶有合理化辯護或自覺意識。因此，以為“大眾反叛”的民粹主義領袖有可能改善民主的想法是一種深刻的幻覺，民粹主義者不過是另一種類型的精英，他們試圖藉助政治純粹性的集體幻象來掌控權力。

那麼，應當如何應對民粹主義勢力的蔓延？米勒對此並沒有完整的方案，但提出了幾點明確的主張。第一，需要防止對民粹主義一詞的濫用。不應當將美國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國的科爾賓（Jeremy Corbyn）、希臘左翼聯盟（Syriza）和西班牙左翼政黨“我們能”黨（Podemos）與法拉奇和埃爾多安混同為一個類別，統稱為民粹主義。因為只有後者才宣稱自己是“真正的人民”的唯一代表，而前者承認社會的政治多元性，並在此基礎上試圖重塑社會民主。第二，應該認清民粹主義者們對民主的威脅，而不是誇大他們對精英權力有益的矯正作用。當然，同時需要在政治上與民粹主義者接觸，而且不是援用民粹主義那種排斥和妖魔化的方式來對待民粹主義者。第三，需要將民粹主義政客與其支持者區別開來。民粹主義者虛構了“真正的人民”及其“統一的意志”，但他們觸及的政治問題並非完全虛構：西方國家日益嚴重的不平等，以及許多公民被排除在政治進程之外，這些都不是杜撰的問題。那些支持他們的民眾也並不只是受到煽動蠱惑，陷入非理性的情緒爆發。理性與情緒的分野本來並不那麼涇渭分明，情緒當然可以有理由，這不意味着我們必須接受所有這些理由，但宣稱所有民粹主義的支持者都只是被“憤怒驅使”，那將永遠無法對他們的理由展開真正嚴肅的討論。最後，必須直面“我們時代特有的真實衝突”，主要不是所謂“精英對峙人民”的衝突，而是更為開放的倡導者與某種封閉的支持者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包含着切實的利益關切，應當讓貿易協議等政策轉向更有利於工薪階層，由此贏得選民的支持。當然，這只是抵制民粹主義戰略的一部分。米勒告誡説，利益之戰並不是一切，“自由主義者也必須踏入身份政治的危險領地”，必須打破民粹主義編造的“純粹的人民”的幻象，並塑造一種“更有吸引力的、最終是多元主義的英國性和美國性的概念”。

米勒的著作獲得了廣泛的讚譽，自然也受到了一些批評和質疑。比如，耶魯大學的斯坦梅茨—詹金斯（Daniel Steinmetz-Jenkins）教授指出，米勒的著作深受反極權主義的民主思考影響，尤其是勒福爾（Claude Lefort）和羅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的著作。因此他對民粹主義的理解建基於反極權主義的理論，而這種理論所針對的敵人如今已不復存在。這使得米勒完全沒有觸及民粹主義與宗教之間的重要關係。愛丁堡大學的沙巴爾（Emile Chabal）教授認為，米勒的研究注重民粹主義的形式特徵而忽視了其實質內容。各種民粹主義在道德宣稱的壟斷性上具有形式相似性，但其內容的合法性來源相當不同，有些訴諸超驗的宗教信仰，有些標舉傳統，有些則依據“國家”或“革命”等世俗觀念的話語建構。如果對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的實質內容缺乏分析，那就無從解釋為什麼有些民粹主義者能成功，有些則不能，雖然他們同樣都聲稱“代表人民”。

對於民粹主義的歷史、理論與實踐的研究已經有六十多年的歷史，近幾年尤其活躍。米勒這本小書的論述既不是全面系統的，也未必足夠深入，但它有一個突出的特點，那就是（如其書名所示）對澄清“什麼是民粹主義”做出了富有啓發性的闡釋，並由此針對當下的政治現象提出許多敏鋭而深邃的批判分析，這是這本書獲得廣泛影響的原因，也是值得讀者思考與借鑑的價值所在。

作者簡介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教授，曾以訪問學者的身份任教於紐約大學雷馬克研究所和哈佛大學歐洲研究中心，並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分別主講“卡萊爾講座”和“丹納講座”，長期為《衞報》、《紐約書評》等主流媒體撰稿，是年輕一代政治學者中影響較大的翹楚人物。著有《憲政愛國主義》、《另一個國度：德國知識分子、兩德統一及民族認同》、《危險的心靈：戰後歐洲思潮中的卡爾·施米特》等。

內容簡介

在本書中，米勒定義了民粹主義的核心要素：它反對多元主義，壟斷對人民的定義，剝奪持反對意見者的人民資格；民粹主義並非民主政治的正當組成部分，而是它揮之不去的永恆陰影。在米勒看來，危險和誤解都源於概念的模糊不清。只有明確了民粹主義的本質，我們才能在民主政治的實踐中更好地應對它的挑戰。

目錄

中譯本序言（劉擎）

導   論 人人都是民粹主義者嗎？

第一章 民粹主義者的話語

第二章 民粹主義者的行為或掌權的民粹主義者

第三章 如何對待民粹主義者

結   論 七論民粹主義

注   釋

致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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