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北漂們的逃跑計劃_風聞
Tech星球-Tech星球官方账号-聚焦互联网前沿科技和新商业。2020-05-31 10:19
離開或留下，都是當下最好的選擇。
文 | Tech星球 林默默 周逸斐
好像一切都變得安靜起來。
熙攘交錯、霓虹點亮長夜的三里屯突然暗了；一直門庭若市的門店，不少掛出了各式轉讓信息；川流不息的北京機場冷清了許多；在通州的城中村宋莊一下子變得空蕩蕩，即便房東把租金降了一半，大部分屋子依舊是閒置的。
沒人能説清，疫情期間到底多少“北漂”離開了，一個未經證實的數據是今年會有500萬北漂離京。2020年4月，北京市租賃總體成交量環比上漲了48%，但依舊沒有達到2019年春節後的最高水平。
時間往前撥5年，從2014年開始，“北漂”數量便開始減少，且降幅逐年增大。根據北京市統計局公佈的數據，從2014年到2019年，北京常住外來人口數量共減少77萬。
最焦慮的要屬“奔三”的人，他們面臨着家庭和事業的雙重壓力，每一步都需要小心謹慎。疫情留出的大段空白時間，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深度思考：我要不要留在這個城市？我到底能不能留在這個城市？誰才是我最應該關心的人？
想清楚這個問題後，一些“奔三”的“北漂”們便開始行動了。今年3月，一大批“北漂”開始在閒魚上出售自己的閒置物品，這意味着他們終將告別自己的夢想。
Tech星球（微信ID：tech618）就此採訪了6位“奔三”的“北漂”，並選擇記錄下他們的故事。在北京，他們沒有都美夢成真，也沒有一夜暴富，更多的是面對現實的妥協和無奈。
選擇離開的那一刻，他們終於意識到，自己也不過是普通人，陪伴父母，賺錢養家似乎遠比夢想更重要。
下一步該怎麼走
文靜一個人坐在書桌前，翻開日記本，在中間畫了一道線，左邊寫上北京、右邊寫上重慶，開始了一場通宵達旦的思想鬥爭。
“我在北京可以賺多少錢？我在重慶能賺多少錢？” 她在心裏問自己第一個問題，順手拿起來了計算器，開始計算，一頓折騰後，北京佔了上風，北京+1分。
“5年後，我在北京能做到什麼職級？在重慶能做到什麼職級？”
“我在北京要立足的話，房子的問題該怎麼辦？”
一個個現實的問題一股腦湧來出來，文靜在紙上奮筆疾書，即便已是凌晨1點，她依舊沒有睡意，也根本睡不着。
她不清楚自己要不要繼續留在這座城市。“我總是會想起以前的公司的一個前輩，35歲了，做了總監好幾年，就再也沒有升過職，而且依舊單身。”這會不會也是自己職業生涯的天花板？今年剛剛滿30歲的文靜曾多次反問自己。
作為電影行業的一位製片人，如今文靜已經失業四個月，靠存款度日，“房租5100+生活費，各種開支算下來，差不多一個月要9000元”。
這是她來北京7年從未有過的經歷，畢竟照她的履歷——自己創過業，在多家大型公司做過製片人，月薪20K+，負責過很多知名的電影製片，比如古天樂的封帝之作《貪狼》。這樣的履歷，即便影視行業下行，找一份工作並不難，這給她去年底辭職的底氣。
現實沒有按照預期運轉。影視行業從2018年開始入冬，2019年全年有近2000家影視公司關停，行業龍頭萬達在去年鉅虧47.29億元。
影視行業寒冬疊加疫情“黑天鵝”，讓她投出去的簡歷大都石沉大海，收到的為數不多的一家公司邀約，對方只給出了1600元的底薪。面試完的當天，她就在心裏嘀咕，“我們行業怎麼就變成了這樣”。
受困擾的不僅僅是文靜。
蘇志，攝影師，1991年出生，武漢人。2019年，在經歷了導演捐款跑路後，他的工作好不容易步入了正軌。就這樣，他和妻子省吃儉用攢下了二十萬塊錢，去年在武漢買了房子，每個月要還4000多元的房貸。
今年1月至今，蘇志沒有一分錢收入，而妻子的公司每個月只發給她最低工資，開始是2200元，後來因為是湖北籍，變成了3080元。
但這遠遠不夠，兩個人在北京的房租每個月要支出3500元，再加上一個月4000多的房貸，算得上入不敷出。
下一步該怎麼走？沒有人心中有確定的答案，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長期的無所事事，最能使人沮喪。
就連文靜自己也説不清楚，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作息一下子亂了。晚上，只要一閉眼，焦慮和迷茫便充滿整個大腦，她總是熬到第二天中午，才有了些許睡意，但也只是淺淺的睡眠，“3點鐘就起來了”。有段時間，她甚至患上了中度抑鬱，醫生讓她吃藥緩解，她強烈拒絕。
文靜打算讓自己忙起來，靠自己的行動和意志來擊退抑鬱症。
“白天出去拍視頻，拍完回來剪，剪完發，發完晚上直播，直播結束到一兩點，仍然睡不着，閉眼就想下一個文案”。但這種極端的做法並沒有改善自己的情緒，反而加劇了焦慮，有一次直播的時候，她竟然當眾大哭，粉絲勸都勸不住，於是她打算關掉直播。
終究是治標不治本。
苦，是暫時的
孤獨和惆悵，總是很容易把人拽進回憶的漩渦中。
文靜總是會想起從前。那時，剛剛大學畢業，因為父母管得太嚴，“出去跟朋友吃飯，都要求定點回家”，再加上從事影視行業的叔叔一句，“你要是想做電影做出成績，那隻能選擇北京”。7年前，文靜孤身北上。
年輕就是資本，“北漂”一族總是有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勁兒，像文靜這樣憋着一股勁兒的年輕人不在少數。
2009年，高中肄業的阿坤揣着200塊錢來到北京，一份4塊錢的蛋炒飯、一包5毛錢的辣條是他每天所有攝入的能量。
金融從業者吳剛同樣囊中羞澀，剛來的時候，他住在河北廊坊，每天換乘兩波公交，再換乘地鐵，三個小時才能到達公司。
文靜也沒有好多少。剛來北京，她就被中介坑了，臨時搬家。因為沒有電梯，她從六樓扛下了七八個袋子，拖着袋子搬去附近的房子。或許是因為袋子質量不好，或許是因為文靜已經筋疲力盡了，拖最後一個袋子的時候，袋子被磨破了，東西散落了一地。
初入北京的生活總歸不夠光鮮，但逼仄的生活體驗和糟糕的交通環境並沒有擊退他們，很多“北漂”堅持認為“苦是階段性的”，讓他們可以熬過這些苦難的是那些鮮活的夢想。
阿坤剛來北京的時候，居住在一個面積僅有五六平米，僅容得下一張1米8×1米2的牀地下室裏。因為手頭緊，他來北京找工作的時候只有一個要求：找個能落腳的，包吃包住地方。而滿足他要求的基本上只有兩個工種：飯店服務員和保安。
於是，阿坤順理成章成了青年路某高檔小區的一名保安，小區現在的房價7萬一平。
晚上值夜班的時候，他總是躺在小區柔軟的草地上，望着天空遐想：我以後要成為什麼樣的人？這或許是一個太抽象的話題，遠遠不如車子、房子、票子這些可以量化的指標更為實際。阿坤希望自己5年後可以成為千萬富翁。金融從業者吳剛“北漂”的理由和阿坤高度一致，賺錢，足夠多的錢。
但不是所有的夢想都可以物化。從小喜歡電影的文靜則期待，有一天自己的名字能出現電影開頭製片人那一欄，那樣她就可以大聲告訴所有人，“北漂”這些年沒有白來。
這些想法在旁人聽上去多少有些荒謬，但是在“北漂”們的心裏，這並非遙不可及。
觸手可及的夢想
阿坤並不清楚該怎麼賺到1000萬，但他知道靠做保安每個月1000元的工資收入肯定是不行的。
因此，來到北京第二年，他轉行做了房產經紀人。阿坤形容自己進入這個行業是誤打誤撞。2011年，招聘網站還未大規模興起，像阿坤這樣的“北漂”找工作，更多的是靠路邊貼出來的招聘廣告和一家挨着一家打聽。
那年國慶假期，他剛好看到附近的房產公司的門店開着門，不知道哪裏來的勇氣，他竟直衝沖走了進去。“你們這個活兒我能幹麼？”阿坤問道。“我記得特別清楚，當時他就問我，你幹什麼的。我説我是幹保安的。那個負責人就説自己之前也是幹保安的，你明天就可以來上班了。”
阿坤很慶幸自己入對了行。這裏不看出身，不需要混資歷，拼得就是實打實的銷售業績，所有人站在同一個起跑線，拼的是努力。
阿坤每天工作到凌晨2點，“也可能真的適合這一行”，那一年，阿坤的收入火箭式上升，一個月可以賺到1萬多。收入一旦改變，北漂們最先想到的事兒就是搬個舒服點兒的房子。來北京第二年，他從地下室搬到了地上，這也讓他第一次有機會在陽光下打量自己腿上因潮濕而泛起密密麻麻的紅疹。第三年，月收入近2萬；第四年，年薪有50來萬。
如今，疫情來了，阿坤所在的房產行業沒有了往日的快速增長。
入行第一年，她加入了一個工作室，只有稿費沒有底薪，但拿到稿費的前提是甲方通過了劇本，並且將酬勞全部結算給公司。
第一年，因為劇本沒有通過，整整一年，徐雯雯收入沒過萬元，其中1/2的錢是公司發給她的過年費，而剩餘的約3200元，是某個項目的定金，她靠着接一些私活勉強維持生活。
本着不能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的原則，工作室總是同時接好幾個劇本，徐雯雯也是多線條工作。文藝工作者創造力最豐富的時候大多是深夜，加上工作繁忙，徐雯雯總是從下午三四點寫到第二天早上10點左右，每年的除夕夜，她都在趕稿子。
去年，她終於接近了自己的夢想，“甲方看了前五集，就覺得可能成為爆款，我們當時都覺得甲方肯定不會退貨”。甲方甚至已經定下了導演，演員遴選也提上了日程。
但工作室的老闆覺得不滿意，過來橫叉一槓，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見，要求推倒重來，雙方經常因為這個劇本開會，確切地説爭吵到晚上10點，11點。在公司，她強忍着壓力，下班後，她總是在滴滴的快車上抱頭痛哭。
她和老闆的矛盾逐漸加深，“他總是批評我們説寫得不行，故事感不夠強烈”。更過分的是，疫情期間，老闆從老家回來，隔離期未結束，就要求徐雯雯去公司和老闆一起開會。
從那個時候起，她渾身起滿了疹子，“疹子其實代表我的一個焦慮狀態，因為我有神經性皮炎”。但她沒想過放棄，天生對貓毛過敏的她甚至領養了一隻貓，“我想看看我能不能對貓毛產生抗體，我想嘗試着對抗一下”。
從某種程度上講，這隻貓更像是現實生活的映射，表面上是對抗貓毛，實際上，徐雯雯想用這種近乎極端的方式，讓自己對眼下的壓力與焦慮產生抗體。
徐雯雯想等到那一天，等到所有人都進組後，她才能有署名權，“中途離開是沒有署名的，那會很可惜”。
短暫的舒適VS長期的無力
幾乎所有的“北漂”們曾享受過短暫的舒適生活。
2015年，雙創熱潮卷着熱錢吹到了各行各業。
這一年，網貸平台漲至3464家，相比三年前，翻了5倍。吳剛的收入也水漲船高，最多的一個月，吳剛的工資就有17萬，工資發下來後，他馬上全款買了輛車。
文靜所在的影視行業更是離譜，“片子只有一張海報，一堆人就要投資，最誇張的時候，一個禮拜就搞定了”。行業上行，文靜跟着消費升級，包包逐漸從小眾奢侈品到Gucci、LV，“但也只有幾個”。如果沒有疫情，她甚至打算今年給自己買輛車，“總不能坐地鐵出去跟人談項目吧”。
一個月收入過萬後，阿坤去三里屯花了五六千買了一件他最心愛的球衣，“連眼睛都沒眨”。
看似優雅舒適的生活，並不能抵得過漂泊的無力感。
去年國慶節，徐雯雯的父親經歷了一場11個小時的手術。而她卻要在外面一邊忍耐着擔心，一邊溝通工作，父親手術結束後，第二天，她便需要熬夜2天內寫出來一個季的劇本，而這個工作量平時需要一個禮拜，她根本沒有時間照顧父親。
作為國內TOP級互聯網公司某項目的負責人，甘露把互聯網吃得通透。但在疫情期間，自己的父母從老家回到工作地，卻因為不知道如何辦理隔離手續，差點兒露宿街頭，“我就覺得我知道這麼多，但幫不到我父母”。
吳剛曾想過買一套房子，在北京最輝煌的時候是2017年，一年税後收入近百萬。那一年，他想着把家裏的房子賣掉，第二年在北京買房。但是，到了2018年下半年，互金行業到達冰點，吳剛的收入斷崖式下跌，一年下來，收入也就二三十萬。吳剛知道，買房幾乎是不可能的。
阿坤也不想再跟自己較真了。來北京的第十個年頭，他很少再提及自己千萬富翁的理想。“慢慢你也就想通了，你知道那個不現實。”2014年和2015年，他在老家武漢買了兩套房子，“把他們一賣也可以付個首付，但是月供就得1萬多，我覺得不值得”。
他第一次意識到，原來不僅秋刀魚、肉罐頭、保鮮紙會過期，就連夢想也會過期。他最新的目標是，每天健身，瘦到160斤。
「回不去的才是天堂」
一旦“北漂”們意識到，夢想實現的概率越來越低，離開的種子便在心裏種上了，疫情更是加速了種子的生根發芽。
從晚上十一點到凌晨四點，在對比了多項指標後，寫滿了好幾頁紙後，文靜也終於得出的結果是：重慶的得分比北京的高。
這讓她突然變得踏實了很多。文靜開始將回重慶的計劃提上日程，在下個季度繳納房租前的最後一天，她決定徹底告別這座城市。她心裏越發明白一個道理，“不是捨不得離開北京，是捨不得放棄自己的夢想”。
她開始不再幻想電影開頭製片人那一列出現自己的名字，而是有了一個更加實際的目標：去自己前輩的公司裏做電商運營。
攝影師蘇志和妻子的撤離顯得更為倉促。
4月底，夫妻二人剛剛從武漢回京。即便已經復工了，但妻子的公司實行減薪制度，只發60%的工資，扣完社保和公積金，只夠繳納房租。蘇志所在的影視行業，在經過了去年的寒冬之後，今年更是雪上加霜，整個行業沒有需求，基本上大部分攝影師都沒有工作，“我就知道我們在北京應該待不下去了”。
夫妻二人決定在6月前退掉北京的房子，回武漢創業，“幫別人拍拍婚紗照，拍拍畢業照之類的”。
但不是所有人都像蘇志這麼幹脆。
5月初，30歲的吳剛開着一輛空車回了河南，他雖然提了離職，但是行李全部在北京，房子也沒有退，即便，工資已經斷崖式下跌，但他依然糾結，“就是捨不得，畢竟是奮鬥過的地方”。而河南也同樣讓他放不下，兩個月前，他剛剛“升級”為新手奶爸，在北京奮鬥，意味着缺席孩子的大部分成長。
徐雯雯還在等着夢想實現的那一刻。實現的前提是，演員確定檔期，並且整個拍攝過程，她都不能離開，而疫情將這個時間無限拖延。
“那如果演員一直不能確定檔期呢？”徐雯雯在心裏問自己。她心裏清楚，這個城市無時無刻不在劇烈變化。就像某一天早上，她準備起牀去樓下心愛的菜市場買個燒餅吃，卻發現菜市場一夜間之間被拆除了。“來得快，去得也快。”她在心裏嘟囔。
“那就直接放棄吧。”她給出了答案。
這個決定意味着在北京3年，徐雯雯將一無所有。這個時候，她又會懷疑自己，“這三年忙忙碌碌，但最後到底為了什麼呢？”
這個問題，每個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疫情留給每個人大段大段的空白時間，它讓每一個北漂們開始思考：我的未來到底在哪裏？我的核心競爭力到底在哪裏？什麼才是我最關心的人？
想明白這個問題，一切就變得簡單了。
4月29日23點59分，甘露和朋友圍坐在桌子前。幾個女孩子從23點59分五十秒開始倒數：10、9、8.…..她用這樣的方式告別了北京，回到西安，陪伴父母。
阿坤自從去年12月回湖北老家後，就再也沒有回來。不僅僅是疫情阻斷了他回京的路，更重要的是，他意識到“北漂”10年，他一直在幫別人安家，而自己卻無法在此安家。
10年漂泊，終究還是回到了故鄉。但北京依然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你已經完全聽不出來他是武漢人，他説話的時候帶有明顯的兒化音，偶爾還會吞字，比如西紅柿炒雞蛋，他會讀成“ xiong shi 炒雞蛋”。
在確定離開之後，文靜偶然聽到了騰格爾的《天堂》，那是她第一次深刻理解這首歌的含義，“回不去的才叫天堂”。
每個人都有年少輕狂的時候。就在幾天前，文靜的師妹斬釘截鐵地告訴她，哪怕這輩子不結婚，不生孩子，我死都要死在北京。而像文靜、阿坤、蘇志、吳剛這樣奔三的人似乎已經被現實磨平了夢想，你必須承認自己的平庸，然後笑着向前。
每天都有無數的人湧入這個飛快旋轉的城市——帶着他們的宏偉藍圖，或者肥皂泡般的夢想；每天，也有無數的人離開這個生硬冷漠的，由摩天大樓組成的森林——留下他們的眼淚。
這依然是一座有活力的城市。這裏，有希望也有失望，有歡笑也有淚水，而這才是城市，是城市日復一日的故事。
（應採訪者要求，文中文靜、蘇志、阿坤、徐雯雯、吳剛、甘露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