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法西斯行動”失落的歷史：一場被忽略的運動_風聞

澎湃新聞 文/Loren Balhorn 譯/朱思韻

人們成功戰勝納粹主義的72年後，美國的新納粹、白人至上集會卻震驚了世界媒體，讓我們回溯到戰後德國，正是在那時，社會主義者孕育出了反法西斯行動（antifa）。本文原載於《雅各賓》雜誌。在作者Loren Balhorn看來，相比1945年，美國反法西斯主義者面臨着更支離破碎也更無力的左翼，他們必須採取同樣的行動。

“反法西斯行動”（antifa）這個詞的起源對多數讀者來説也許是晦澀的，它是分散權力的、富有戰鬥性的街頭激進主義的簡稱，與之相關聯的還有其自身的審美觀和亞文化。即使在德國，多數人也對定義了“antifa”這個術語的反法西斯主義抗爭的大眾形式知之甚少。

這場運動留下了短暫卻鼓舞人心的政治遺產。但結果卻是冷戰時期的東德西德都對其感到棘手和不安，在校園和主流歷史中都忽略了這場運動。時至今日，對左翼來説，這場運動的遺產幾乎已經完全失落了。

1932年的反法西斯行動大會。

廢墟之外

到1945年時，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實際上已被摧毀，政治上也已是疲憊不堪。隨着納粹對權力的掌控逐漸衰弱、政權的支持者尤其是中上階級中的支持者意識到希特勒的“最終勝利”不過是幻想後，基本的市民社會在許多領域不再發揮作用。

左翼中，許多共產主義者和社民黨員不是被納粹直接謀殺，就是在隨後的戰爭中死亡。納粹統治造成了難以想象的人員和物質上的毀滅，數百萬人遇難，德國社會被徹底顛覆。勞工運動受到了嚴重破壞，德國大多數的猶太人口遭到謀殺。曾經支持這個政權或至少對此默許順從的數百萬人，其中包括許多的工人甚至還有一些先前的社會主義者，如今在未知的政治形態下面臨着新的開始。

儘管沒能在1933年成功阻止希特勒上台，其組織也在隨後的幾年裏分崩離析，德國的社會主義勞工運動及其明確的進步傳統在希特勒統治結束後仍然存在於德國工業城市的工廠中，而且一旦有機會舉辦公開的政治活動，該組織的碎片就會慢慢拼湊起來。

正如歷史學家Gareth Dale所描述的：“在人口的所有組成部門中，是主要城鎮的產業工人對納粹顯現出了最強的‘免疫力’。在納粹時期，諸多工團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至少在某種形式上可以維護他們的傳統、堅守他們的信仰。有一羣勇敢的少數人，其中包括大約15萬共產主義者，投入到了非法的抗議中。更多的階層雖然為了避免危險沒有參與抗議，仍然將勞工運動的價值保留下來，將這段回憶銘記於心。在朋友羣體、工作場所和住宅區裏依然可見這些價值與回憶。”

通常出自上述的住宅區的這些團體被一概稱之為“反法西斯主義委員會”(Antifasche Ausschüsse或 Antifaschistische Kommittees)或如今著名的“反法西斯行動”(Antifaschistische Aktion)（Antifa即其簡稱）。他們在標語和戰前的統一戰線策略的培訓中採納了“Antifa”這個詞作為孤注一擲的最後嘗試，試圖於1932年在共產主義者和社民黨工人之間建立一個跨黨派的聯盟。該聯盟符號性的標誌，由革命視覺藝術家協會成員Max Keilson和Max Gebhard設計，自此以後已經成為了左翼中最眾所周知的標誌之一。

反法西斯行動塗鴉。

二戰後的德國被四個國家分區佔領，先前的帝國各處的反法西斯主義行動的規模和組成有所變化，分別和當地的佔領勢力相互影響。儘管有些反法西斯行動，例如在烏珀塔爾（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部城市）的團體，早在盟軍到達前就在同希特勒效忠者的街頭對抗中自我“解放”了，但反法西斯主義行動彷彿是在一夜之間如雨後春筍般在幾十個城市中驟然出現，多數是在盟軍到達後立刻形成的。

關鍵在於，這些圈子的產生並不是戰爭受創的倖存者自發團結起來的實例，而是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內經驗豐富者重啓戰前人際網的產物。Albrecht Lein報道説，德國布倫瑞克（Braunschweig）反法西斯行動的核心是由共產黨和社民黨中四五十歲的避開戰爭前線的成員構成的，儘管其中也包含天主教工人的組織和其他力量。

12年的納粹教育和納粹社會化消滅了曾在多數年輕德國人中一度盛行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態度，導致了青年人蔘與的匱乏，這一點受到了公開的譴責。但在多數城市中，反法西斯行動團體的積極成員都在幾百人到幾千人不等。雖然戰爭和重建的物質需求以新的方式把女性也納入了經濟生活，但在反法西斯主義運動中仍然反映了當時德國社會男性主導的特點，因為這場運動雖然並非完全由男性組成，但是其男性成員仍佔多數。

反法西斯行動傾向於關注追捕納粹罪犯和地下納粹黨羽（所謂的“狼人”Werewolves），同時關注影響普遍人口的現實顧慮。

舉例來説，德國布倫瑞克市的反法西斯行動，發表了12點項目，其中要求：將納粹從所有行政機關中免職，並即刻替代以足以勝任的反法西斯主義者，清算納粹的財產將其補償給戰爭受害者，要求依據緊急狀況法起訴當地的法西斯主義者，以及重新出台公共醫療保健服務。由社會主義者領導的組織，自然敏鋭地意識到印刷媒體作為一種組織媒介的需求，該項目的第12點也就是最後一點很典型地體現了該特點：它直言不諱地要求出版一份“日報”。

儘管現存的記錄表明許多“反法西斯行動”由共產黨主導，但早期的政治氣氛遠遠不同於後期的魏瑪時期“第三階段”的冒險主義。在各個委員會中，當地的反法西斯行動受到這樣一種願望的驅使——從1933年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建立一個無派系的勞工運動以彌合分歧。這種願望的出現源於戰爭末期廣為流傳的一個觀念：納粹主義的恐怖是資本主義的不穩定和不平等造成的結果，由此戰後秩序需要一個新的、主張平等主義的經濟體系。

產業國有化和其他左翼政策的需求是很普遍的。即便是在蘇佔區由共產黨和社民黨強行合併組成的統一社會黨也動用了這一觀點，在該黨成立的第一年招募了許多先前的反對黨人。在被英國佔領的漢堡，共產黨和社民黨聯合行動委員會在各自成員的廣泛支持下，於1945年7月召開會議，發表如下聲明：

“要將曾經敵對的德國工人的諸多黨派合併成為一個強大的政治黨派的意願深深植根於數百萬支持者的心中，這是他們共同經受的苦難能換取來的最有意義的成果。這種渴望深深銘刻在所有逃離了集中營、監獄和蓋世太保機構的倖存犯心中。”

這一文件的其餘內容還包括如何將漢堡地區零散的勞工運動團結起來的現實需求。

取決於當地運動的組成以及佔領勢力所准許的自由空間的多少，反法西斯行動取得了大大小小不同程度的勝利。儘管反法西斯行動形成於聯盟政府之外，其推行的廣受歡迎的反納粹政策與向舊權威尋求和解的佔領勢力針鋒相對，然而反法西斯行動仍然無法挑戰盟軍的霸權，他們頂多只能代表富有戰鬥性的少數人。

舉例來説，西南地區的工業城市斯圖加特恰好幸運地捲入到了美國和法國的領土策略中，這兩個國家搶先佔領了這座城市。法國當局為了避免民眾動亂成為美國人奪回斯圖加特的藉口，給予了斯圖加特的反法西斯主義者相當大的自由空間，以廢除納粹時期的德意志勞工陣線（即DAF），恢復工廠的車間組織，管理跨黨派反法西斯聯盟的人員。

斯圖加特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共產黨反對派（即KPO）的出現。隨着1929年該黨向極左轉變，這一圍繞着前德國共產黨領袖奧古斯特·塔爾海默和海因裏希·布蘭德勒的團體招募了很多斯圖加特的德國共產黨中層的工廠積極分子和公職人員。在1933年前的準備階段，共產黨反對派為所有工人組織的反納粹前線極力宣傳，這使得其鞏固了一批數量不多但也比較可觀的由經驗豐富的共產主義骨幹組成的黨派基礎，這些骨幹曾由於其原先黨派的斯大林化而受到驅逐。

雖然共產黨反對派從來都未能成為一個大型組織，而且在戰後僅僅是其原身的影子，但共產黨反對派留存下來的殘餘仍然對斯圖加特的金屬製造工長達數年的團結起到了決定性影響，在工廠中也仍佔有一席之地。這些積極分子和其他人為斯圖加特提供了一羣有才幹的鬥士，他們通過自身經歷能夠理解在跨黨派的基礎上圍繞基本的社會需求，團結工人的必要性。

正同德國其他地方一樣，斯圖加特的反法西斯運動很快就失效了，回到了舊有的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分歧之中，但這座城市的反抗傳統以及在行動上對團結的愛好在1948年再度出現。1948年，民眾對物價猛烈上漲的普遍憤怒導致了全市的大罷工，其中79%的勞動力參與其中，這場罷工還傳播到了其他幾個地區。

多元決定論

1945年，反法西斯行動陷入了幾近進退維谷的境地。整個國家從各種意義上説都已是滿目瘡痍，而且它經歷了規模上前所未有的破壞、野蠻暴行和肆意殺人。

總的來説，反法西斯行動的困境是“多元決定的”，在這個意義上也就是説，超出他們控制的歷史的作用力將最終決定他們的命運。這些社會主義者和反法西斯主義者儘管在數量上在全國達到了數萬人，但並不能指望他們在面臨勢不可擋的冷戰力量時提供另一種合理的政治選擇。

1945年的德國被設定為近代史中歷時最久的地緣政治衝突的集結地，而社會主義運動的碎片無論如何都無法深遠地影響事態的發展。然而，出自那時的聲明和文件向我們揭示了數千個意志堅定的反法西斯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他們敏鋭地感知到他們所處時刻前所未有的歷史性質，併為德國工人階級的殘餘提出了政治看法。

雖然相比這場運動先前的輝煌，他們的數量少到令人惋惜，但他們的存在駁斥了這樣一種觀念——戰前德國的左翼已經完全被納粹主義摧毀。希特勒當然破壞了德國的社會主義，然而西德的戰後繁榮摻雜着反共產主義的偏執多疑，終會埋葬這個國家基本的戰前傳統。

Albrecht Lein講述了反法西斯行動面臨的難以想象的困境如何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他們的政治視角。儘管它們吸引到了數千名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其他來自集中營的政治犯的迴歸也使其迅速強大，短暫地成為了像布倫瑞克市這樣的城市中主導的政治力量，它們仍然無法提供一條政治道路，將這個國家從社會悲劇中拯救出來。

Lein認為勞工運動沒能成功打敗希特勒以及德國需要解放的事實促使反法西斯主義者制定了一系列積極反應的政策，其中包括：大力追捕前納粹官員，清洗羣體中的通敵者，但是他們忽視了要超越法西斯主義和冷戰陰謀為一個“新德國”構建一個合理的願景。

共產黨人在戰後的幾星期後解散了自由德國國家委員會（NKFD），地下的納粹反抗團體開始稱自己的行為“為自由德國而運動”。Lein認為這一狀況是當時的總體政治軌跡的一種象徵：除了萊比錫、柏林和慕尼黑是明顯的例外，其他地區的反法西斯運動都將其自身描述為對抗法西斯的組織，而不是為自由德國奮戰的委員會。他們的防守姿態有這些特徵：留下了為“解放”而召集社會力量的任務，由此間接地使德國重新恢復到納粹和反動派手中。

即使在戰爭後半期，仍然沒有廣泛的德國人蔘與到對希特勒的反抗中來，這一點無疑讓左翼失去信心，同時也動搖了它對民眾能力的信任。歷史學家馬丁·薩博將這一特質歸因於德國東部在蘇聯託管下產生的共產主義官員的社會等級。

在法佔區、英佔區和美佔區，反法西斯行動在1945年夏末逐漸減退，盟軍對政治組織的禁令和運動自身再度出現的分歧使其不斷邊緣化。庫爾特·舒馬赫（Kurt Schumacher）領導下的社會民主黨和西方佔領者持相同意見，1945年年尾，這個黨派就回到了戰前反共產主義的陣線上。同時，法令規定，社民黨的成員不允許參加反法西斯運動。

在斯圖加特，反法西斯行動和舊有的貿易聯合官僚機構從一開始就互相鬥爭以奪取政治影響力。ADGB原有的領導層，戰前德國的中央貿易聯合聯邦，試圖在佔領區再度創建正式化的僱傭關係，這對德國的工人階級而言至少意味着迴歸到了常態。然而，這與反法西斯行為的方式背道而馳，他們與左翼分子的工廠的工會代表和工廠委員會保持着密切的關係，他們通常呼籲國有化以及工人控制工業。這些需求在當時由強有力的外國武裝控制的破碎的經濟下最終是不現實的。

工人們被迫要做出選擇，要麼是在社民黨領導下穩定的、一定程度上經濟復甦的前景，要麼是反法西斯行動領導下的有原則但頗為悲慘的掙扎，顯然前者對他們更有吸引力。

盟軍做出的一個決定，尤其是美國和英國做出的這個決定使反法西斯行動受到了進一步的阻礙，他們被要求與最高層級下的納粹政權的殘餘合作。

反法西斯行動監禁當地納粹領導或是肅清地方政府官僚機構的嘗試常常受到佔領當局的阻止，當局更希望把舊政府中的公職人員整合進新的，所謂的民主機構中來。

這種做法和盟軍與前法西斯主義者的公職人員間的特殊的密切關係並沒有什麼關聯，因為這一做法是出於現實利益，為了使德國社會在極其困難的境況下得以運轉，而無需把影響力割讓給再度出現的偏激的左翼。由於反法西斯行動在人數上和在軍事力量上都不足以與佔領勢力對抗，再加上社民黨在策略上更勝一籌，反法西斯行動在三塊西方佔領區的影響力在一年以內就會消失殆盡。西德社會逐漸穩定下來，冷戰使德國更加趨於兩極分化，舊德國的政治力量聯合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興的西方國家集團鞏固了他們對德國的掌控。

​就共產黨而言，蘇聯戰勝希特勒的勝利和廣泛的反資本主義情緒導致其聲望上升，其最初吸納了一大波新成員。共產黨很快重建了其工業基地，到1946年在重工業化的魯爾區共產黨已經控制了和社民黨一樣多的工廠車間委員會。在德國學者阿諾·可隆（Arno Klönne）對德國勞工運動的經典研究《德國工人運動》（Die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中，他將共產黨所有的會員歸類為：1947年在三塊西部佔領區有30萬，在德國東部，德國統一社會黨1946年成立之前，有60萬人。

在盟軍短暫地參與到戰後臨時政府之後，他們就把共產黨排除在外，而共產黨沒過多久就回到了其極左路線。“論文37”這篇文章於1951年確立了共產黨與政治不相關，這篇文章是關於勞工戰略的意見書，充斥着反社民主義和反貿易聯合的詆譭。這項提議在黨派會議中得以通過，迫使所有的共產黨黨員必須遵守以上的黨派決定，甚至在必要時刻反對貿易聯合的指令。這項舉動在一夜之間名副其實地毀掉了共產黨在工廠中獲得的支持，使共產黨被降低到了社會的邊緣。共產黨沒能在1953年選舉中重新進入議會，在1956年更是被西德政府徹底禁止。

共產黨在蘇佔區的發展呈現出了明顯的不同，然而最終的結局卻更為淒涼：形成了德國統一社會黨（SED）的領袖Walter Ulbricht領導下的徹底斯大林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作為早年就進入黨內的守舊的共產主義骨幹，Ulbricht在二十年的斯大林肅清和法西斯鎮壓中倖存下來，領導了“Ulbricht團體”，這個團體由一羣曾被流放至莫斯科，現在從那裏歸來的共產黨官員組成，他們試圖在蘇聯佔領的狀態下重建這個國家。

德國社會統一黨的早期海報。

儘管紅軍的將軍自然在心裏對東德沒有特定的民主或者是平等主義的想象，但他們出於自己的理由拒絕和舊有的納粹統治集團合作，還准許了反法西斯行動及其相關的機構相對自由地活動了一陣子。在東德戰前工業中心如哈雷（傳統的共產主義據點）1947年的工廠報告中的目擊者敍述表明共產黨領導的委員會對工廠生活起到了決定性影響力。有些情況下，它們甚至有足夠自信和蘇聯當局進行談判和爭辯。

在《雅各賓》的一個採訪中，退伍軍人、共產黨反對派的積極分子Theodor Bergmann談及了Heinrich Adam，他是戰前共產黨反對派的成員，同時也是耶拿蔡司光學工廠的機械修理工，他投身於德國統一社會黨希望實現社會主義的統一。Heinrich是一名積極的反法西斯行動者，也是一名貿易聯合主義者，針對蘇聯將蔡司工廠作為戰爭賠償的決定，他曾組織抗議活動（他建議在俄羅斯建立新的工廠）。Adam於1952年因為其獨立的觀點被驅逐出黨，但他並沒有受到迫害，而是在耶拿靠着些許的國家給予反法西斯老兵的退休金度日。

在德累斯頓，一組由共產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和左翼社民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成員共同組成的大約80人的委員會於1945年五月決定放棄這座城市，把它交給紅軍，這一行為受到了自由德國國家委員會廣播節目的啓發。為了和蘇聯當局合作，這一80人的委員會隨後對德國勞工前線和其他納粹機構的食品和武器庫發動了突襲，在戰後的第一個星期，為這座城市的民眾構建了分配體系。

來自蘇聯官員和Ulbricht團體的報告顯示，他們的反法西斯主義團體的競爭對手，總體上得到了佔領當局的寬容，因為他們在武裝居民和組織射擊訓練之外，還逮捕當地的納粹、開放施捨處給來自東部省份的難民。內部的溝通揭示，主導的共產主義者並不重視反法西斯行動，Ulbricht在1945年中期給Georgi Dimitrov的公報中以“反法西斯主義宗派”之名解散了“反法西斯行動”。

Ulbricht團體的最初目標是儘可能多地把這些反法西斯主義者吸納進共產黨中，他同時還擔心鎮壓會使他們退避三舍而不能成功吸引他們加入共產黨。先前的Ulbricht團體成員Wolfgang Leonhard後來在他的回憶錄《革命的孩子》中這樣説，“Ulbricht向他的同伴，共產主義官員們這樣解釋道：‘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我們需要讓這一切看起來是民主的，然而我們必須將這一切置於自己的掌控之中。’”

隨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於20世紀40年代末期將自己確立為蘇聯模式的一黨專政的國家後，尤其是在1946年相對自由的選舉帶來的結果令人失望後，這一階段也就結束了。先前在戰後被准許參政的共產黨反對派成員和其他的反對黨人或因過去的政治犯罪而被調查，或是被清洗，但常常是被監禁。在工作場所，德國統一社會黨試圖精簡生產，因此使工廠控制的情況和業已出現的民主代表失效。

1946年德國自由工會聯合會（FDGB）的確立標誌着德國統一社會黨對工廠實施黨派控制的開始。這些聯合會實際上把東德的工人和他們的實際上的老闆——東德這個國家的利益捆綁在一起，並且試圖通過“社會主義競爭”的計謀、計件工作和由聯合會贊助的旅行套餐獲取工人們的忠誠。

然而，這種“自由的”聯合會並不能在一夜之間將競爭性選舉淘汰出局。在早年，反法西斯行動的積極分子經常被選舉進入德國自由工會聯合會的車間委員會，因此在工作場所稍稍延續了其影響力。還有一些反法西斯行動的積極分子被整合進了中層的管理層，與之相對的，也有一些人不願意背棄原則，乾脆辭職不幹，或是因為政治原因被移除出去。

1948年蘇聯和鐵托的南斯拉夫公開分裂，這一事件加快了蘇佔區的斯大林化，這些組織工會有限的空間很快就被徹底關閉了。緊接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反法西斯傳統就會被稀釋、曲解，最終被重新包裝成非歷史的國家起源神話。在這一神話中，東德的公民會被官方稱頌為“歷史的勝利者”，然而在這一神話中卻幾乎難以找到真實而複雜的歷史留下的一絲痕跡，更不要説在其背後斯大林化的共產主義的矛盾角色。

敢於夢想

隨着反法西斯行動於1945年末、1946年初的垮台，反法西斯行動從德國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近40年。人們由反法西斯行動這個術語聯想到的現代的反法西斯行動其實和它真正得名的那場運動沒有實際的歷史關聯，而是20世紀80年代西德的佔屋運動和自治運動的產物，是1968結出的果實。但相比意大利的運動，西德的這場運動更少關注工業工人階級。首次的反法西斯運動在自治運動中為同極右團體如國家民主黨鬥爭提供了平台。這種自治運動的積極成員可以達到數萬人，有能力在一些西德的大都市佔領整個城市街區。

緊隨着德國的重新統一，極右派開始重建，在早期的20世紀90年代幾個東部省份中，他們對政治避難者發動了可怕的暴徒襲擊。反法西斯行動越來越成為面向其自身的一種運動：由專門的反法西斯團體組成的國家網絡被規劃進“反法西斯主義的行動”或是“聯邦組織”中。

在某些方面，這些團體正是他們的先驅的對立面：他們不是由社會主義者和獨立的、意識形態不同的進步主義者組成的廣泛聯盟，而是研究單一問題的團體，表達方式激進偏激，但在細節上模糊、成分混雜。反法西斯行動對青年積極分子來説不是成為更廣泛的社會主義者和政治左翼的出發點，在主要城市以外的反法西斯行動常常是城鎮裏唯一的政治遊戲，他們以他們自己的時尚風格、音樂場景和俚語發揮着反主流文化的作用，卻並沒有成為在更廣泛社會中植根於民眾的運動。

在2001年“反法西斯主義行動”和“聯邦組織”分裂之後，反法西斯行動依舊在地域和區域中發揮作用，作為反法西斯主義者專門的反對極右派示威和集會的網絡，雖然其中也有不少從事其他和左翼相關的議題和事業。20世紀70年代和20世紀90年代建造起來的空房和基礎設施所餘留下來的繼續作為激進左派的重要的組織和社交空間。而“反法西斯行動”作為一種運動，一種比喻，和一種普遍的政治見解毫無疑問將繼續存在很長一段時間，但是可能在將來看來，這種反法西斯主義的不斷重述可能會使其窮盡所有的政治本領。

這場運動從20世紀90年代晚期開始就不斷縮小，在思想路線上四分五裂，其難以調整原先的自治戰略，因此不能適應城市化的模式轉變，也不能適應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其最有前途的產物——在德累斯頓這樣的城市中對抗新納粹遊行的大眾動員，以及在左翼干涉主義下形成的新的、特別的後自治主義思潮，卻標誌着對經典反法西斯行動戰略的背離，而不是復興。

在特朗普的總統任期內，反法西斯主義在關於美國左翼的辯論中引人關注，許多德國反法西斯行動中的戰術和圖案式樣在美國伯克利和其他城市也開始湧現。有人認為隨着歐洲式樣的新法西斯運動在美國出現，是時候要借鑑歐洲的反法西斯行動戰術來予以回應。

然而今日的反法西斯行動並不是一場政治勝利的產物，而是失敗的產物，我們難以從中汲取力量。這是一場由納粹主義和復活的全球資本主義，以及後來緊隨着新自由主義的迴歸和許多德國城市中徹底的紳士化而來的自治主義運動的疲軟而導致的社會主義的失敗。

雖然反法西斯行動仍然發揮着重要一極的作用，它讓青年人標新立異，並且確保極右派無法在諸多歐洲國家逍遙無阻，但其政治形式有一種排外的性質，受制於它自身的美學和修辭的風格，對缺乏經驗的大眾來説，它難以理解，很難讓這些外行第一次就能順利參與到激進主義中來。擁有其自身社會空間和文化生活的左翼亞文化和大眾社會運動不是同一回事，把這兩者混淆將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當然，我們同樣難以從反法西斯行動在1945年的經歷中獲得太多具體的經驗來應對特朗普時期復興的極右派。回顧社會主義左翼的歷史並不是要提取成功的公式，並將其在21世紀進行復制，而是要理解先前的一代人如何理解他們自己的歷史時刻，如何構建政治組織作為回應，最終為當下發展出我們自己的模式（希望是更成功些的模式）。

斯圖加特、布倫瑞克和其他地區的反法西斯行動曾面臨絕境，但它們仍然試圖為激進卻願意傾聽的工人明確地表達一系列的政治需求和現實的組織願景。反法西斯行動沒有屈從於看似無望的困境，而敢於大膽做夢。相比1945年，美國反法西斯主義者面臨着更支離破碎也更無力的左翼，他們必須採取同樣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