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恐懼、仇恨和武器氾濫之鄉，今年年底或有武裝衝突_風聞

Land of the fearful, home of the heavily armed and hateful

DAVID KILCULLEN  澳大利亞人報2020，5，30

近年來，美國民間武裝團體的活動不斷升級，攜帶武器抗議事件不斷增多。通常人們認為這源於美國右翼社會，是右翼眾多問題中的一個並不那麼起眼的問題，但實際上這個現象背後的淵源要廣泛和深刻的多。民間武裝團體存在於美國政治的左派和右派。民間武裝團體的突起加劇了新冠病毒對美國社會造成的分裂。

美國現在有170萬新冠確診病例，超過10萬人死亡。 我居住在位於落基山脈邊上的一個半城半山的小城，只有50萬人，但這裏的新冠死亡人數已經高於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新冠死亡人數的總和。我這裏算是美國比較安全的地方之一，紐約或新澤西等地區新冠死亡人數達到數萬人。

除了疫情外，封城造成的經濟危機十分嚴重：在過去的10週中，有4000萬美國人申請救濟金，大量企業破產席捲美國。 分析人士預計，隨着税收的下降，將會出現一波市政當局破產潮。儘管國債接近30萬億美元，約佔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20％，國會仍然承諾2萬億美元（3萬億美元）的紓困支出。

如果説新冠病毒海嘯的第一波衝擊是針對人們的健康，第二波的衝擊是破壞力更嚴重的經濟危機，那麼還有第三波：到今年年底，健康危機和經濟危機相互重疊，再加上記憶中最激烈的總統大選，可能導致美國國內出現武裝衝突。

我們已經看到抗議者，其中一些全副武裝，強烈要求經濟重新開放。 一位抗議組織者的丈夫本週在臉書上發佈了一個視頻，表示他準備對州政府採取武力行動，抵制封城造成的“新世界秩序”。

一個支持民間武裝團體的網站發表了一個列表，統計了全美50個州的361個民間武裝團體。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民間武裝團體的會員人數激增，左派和右派的極端組織暴徒用棒球棍，自行車鏈條和胡椒噴霧器在華盛頓特區，西雅圖，波特蘭和底特律的街頭互相搏鬥，這進一步刺激了民間武裝團體的加速發展。2017年8月，在弗吉尼亞州的一個通常令人昏昏欲睡的大學城夏洛茨維爾 ，舉行了“右派團結起來”的集會，右翼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和左派的衝突造成了死亡事件。這對美國意味着危險，但這種趨勢將長期存在。

特朗普當選後，極左的無政府主義者組織Antifa和極右的“愛國祈禱者”（Patriot Prayer）、“驕傲男孩”（Proud Boys）等組織之間的衝突進入高發區。大規模遊行示威，例如“黑人生命重要”，“反對生物滅絕的起義”和“婦女的長征”也大量增加。

極左的民間武裝，例如“反叛的紅脖子”（Redneck Revolt）和“約翰布朗槍會”（John Brown Gun Club），不僅在政治上反對他們的極右對手，也複製了右翼民兵的組織方法和對軍用武器的使用。在2017年夏洛茨維爾事件中，極右派和極左派都有武裝團體攜帶槍支擔任護衞，還有毛遂自薦的第三方作為裁判，這第三方叫做 “憲政主義分子”和“誓言守護者”，主要由退伍軍人和執法機構退修人員組成。

在美國西部，另一場由“獨立公民”組織發動的農村民間武裝運動已經展開，他們拒絕聯邦政府的權威。儘管媒體將“獨立公民”描述為具有種族動機的團體，但就西部的文化特性而言，主權公民的意識既不左也不右，是源自於西部舊時代自力更生的武裝自由主義傳統-牛仔文化。

2014年4月，內華達州的放牧權糾紛引發民兵與聯邦土地管理局和聯邦調查局之間的武裝對峙。聯邦機構試圖扣押牧場主克萊夫·邦迪的牲畜，結果招來了全美各地的數百名民間武裝人員。民間武裝人員包圍了聯邦機構人員，對他們進行武力恐嚇，迫使他們退縮。

2014年的僵局以民兵的不流血勝利告終，但近兩年後，邦迪的兒子安蒙（Ammon）武裝佔領了俄勒岡州東南部一個聯邦野生動物保護區的總部。這次政府贏了。聯邦和州政府在2016年1月至2月對民間武裝進行了為期六週的圍困，導致了亞利桑那州一位富有魅力的牧場主LaVoy Finicum的死亡。根據政府的錄像，這位牧場主在高舉雙手準備投降之前被射殺，這使他成為烈士。

特朗普現象不僅是美國兩極分化的一種症狀也是造成美國兩極分化的一個原因，特朗普加劇了美國左右兩派的對抗：在2016年大選期間，亞利桑那民兵組織了武裝巡邏支持特朗普的邊境牆計劃。左翼的“反叛紅脖子”針鋒相對地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組織了一次全副武裝的武器表演，在他們發佈的YouTube視頻中，成員用半自動步槍向標有“極右”符號的目標射擊。幾個月後，Antifa在亞利桑那州Flagstaff附近召集了一次“反殖民地反法西斯社區防禦集會”，其中包括武器訓練和反警察戰術演練。如今，極左派和極右派在幾個邊境州和“選票爭議地區” 近距離對抗。這些地區包括西北太平洋地區，密歇根州，賓夕法尼亞州，弗吉尼亞州和卡羅來納州的部分地區。

疫情以來對封城的不滿導致了民間武裝力量對政府施壓的升級。身穿迷彩服和防彈衣的民兵手持半自動步槍，乘坐退役的軍用卡車，參加了4月針對賓夕法尼亞州州長的武裝抗議。在俄亥俄州和北達科他州也發生了類似的抗議活動。一週後，示威者，部分攜帶AK-47步槍，湧入密歇根州的州政府，向政客們施壓。

種族衝突的趨勢也開始呈現：密歇根州政府事件發生一週後，一羣手持AR-15步槍和自動手槍的非裔美國人在密歇根州議會大廈外發動了一場武力示威，以支持政府立法機關的黑人成員。階級不平等和種族矛盾推動社會主義團體，特別是左翼的Antifa武裝起來，傳統上非暴力的托洛茨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團體也加入這一行動，這些左翼組織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革命。

大規模抗議活動的上升

在明尼阿波利斯，白人警官殺死了手無寸鐵的黑人喬治·弗洛伊德，導致數千名抗議者衝上街頭。數晚的騷亂，燒燬了多座建築物和汽車，洗劫了購物中心和飯店。到星期四，軍警向叫囂的示威者發射催淚瓦斯和橡皮子彈。至少有1人在暴動中喪生，明尼蘇達州國民警衞隊有望與警察一起努力恢復秩序。

冠狀病毒加重了美國社會撕裂，這遠非是社會的右傾化，而是城市與農村的對立，不同種族和階級之間的對立，國家主義和反政府激進分子之間的對立，極左和極右的對立，倡導集體主義的“沿海精英”和生活在“遼闊的內陸原野”上的固執的個人主義者之間的對立。代表各種政治勢力的“演員”全副武裝準備利用這些對立粉墨登場。

我認為，分析人員把右翼武裝分子定義為“仇恨團體”，吸引了過多的社會關注。右翼極端分子對一些社會現象的仇恨的確遠遠超過大多數社會團體，但把美國社會內部出現暴力衝突的根源歸結為仇恨則是一種誤解。

正如Stathis Kalyvas十年前在《內戰中的暴力邏輯》中所論述的，最嚴重的暴行不是出於仇恨而是出於恐懼。 對被欺凌的恐懼，以及對政府維護公平正義的能力的懷疑是引發社區暴力的關鍵。恐懼引導仇恨，仇恨又進一步催生恐懼。對新冠病毒的恐懼，加上政府顯然無法解除人民對各種安全的恐懼，正在推動當今民間武裝力量的增長。

如同伊拉克，如同索馬里

對我來説，當前的美國局勢與我在伊拉克，黎巴嫩，利比亞，索馬里和哥倫比亞看到的情況令人不安的相似。游擊戰和非常規戰爭的理論非常適合當今的情況。

如果把一個武裝運動想象成一個金字塔，那麼大街上成千上萬的抗議者（以及呆在家裏的成千上萬的支持和同情抗議者）就代表了羣眾基礎。 人數較小的組織者和各種支持小組在金字塔的上方。 武裝分子數量較小，但他們配備的武器優良，各種技能和組織能力較高。 值得記住的是，將近300萬美國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過役，這些人熟悉城市和鄉村游擊戰，他們回到美國，美國41％的人擁有槍支或與有槍支的人一起生活。

美國沒有國家槍支登記，因此只能估算。有分析人士認為，美國大約有1億支私人槍支，還有數千億發子彈。 鑑於很多美國人具有反恐戰爭的戰鬥經驗，這種巨大的軍事潛力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巨大不同。

新冠疫情使得槍支購買激增，購槍背景調查的數量激增至最高水平。許多初次購槍的人士屬於左翼的進步主義分子，他們傳統上回避槍支，對武器安全性瞭解甚少。

種族戰爭，階級戰爭

更令人擔憂的是地下團體，左右兩方面都有，例如所謂的“極速前進者”。 與民間武裝團體和羣眾集會遊行相比，這些人往往規模小，機密，而且暴力程度更高。 他們遵循分散指揮原則，實行“無領導人抵抗”戰術，這種戰術由極右翼組織在1980年代提出，被包括聖戰分子在內的各種政治背景的恐怖分子所採用。 他們的目標是通過發起種族戰爭，階級戰爭或兩者皆有，來加速摧毀他們要推翻的社會秩序。

地下網絡使用“秘密細胞”的方式進行聯絡，使用深層網絡工具（例如Telegram或RocketChat）進行通信，這些能安全收發消息的應用程序已成為極端主義者的避風港。一些更開放的網絡渠道，例如聊天室已關閉。（如新納粹論壇Iron March）社交媒體上的語言監管不僅將極端主義團體推向地下，而且還推動了一種全新的網絡語言的出現。

“ Boogaloo”一詞被廣泛用於描繪即將來臨的內戰。為避免推特審查制度催生了短語例如“大冰屋”或“大盧奧”，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民兵喜歡穿夏威夷襯衫。電視用語“冬天來臨”（ Winter is Coming）和表示喜悦的 Cowabunga很受歡迎，極端主義者還創造了各種縮寫，例如“ Spicy Time”和BAMN（含義：通過任何必要手段）和BFYTW（含義：因為要揍你，這就是為什麼）。有人稱城市游擊戰為“我的世界”：在推特上討論遊戲的話題實際上指的是即將到來的衝突-語境決定一切。更露骨，直接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對話用深層網絡，Telegram或新納粹網站（例如Daily Stormer）進行。這些網站用前蘇聯“.su”作為互聯網域名，一種避免審查的方法。博士論文可以用萬花筒般的視覺符號撰寫，這些符號左右極端主義的組織都會使用，用來表示對信仰的忠誠。

極端組織“極速前進者”在馬克思主義的左翼組織以及環保組織中有很長的歷史，這些環保組織包括“地球解放陣線”或“地球第一！” 後來，右翼極端分子也參與了這個組織，例如2019年新西蘭基督城槍殺案的殺手布倫頓·塔蘭特，這類極端分子接受生態新納粹恐怖組織-綠色旅的極端的環保意識形態，

其他右翼的“極速前進者”團體包括Atomwaffen¬Division（在澳大利亞設有辦事處）和成立於2018年中期的“基地”The Base，一個白人至上主義者團體（阿拉伯語al-Qa’ida和英文the base 意思一致，都是基地的意思）。聯邦調查局特工對基地組織開始調查。據稱，基地組織在今年1月試圖攻擊位於弗吉尼亞州國會大廈外舉行的大規模擁護持槍集會。基地組織制定了“極速前進者”慣用的計劃，準備滲入集會，然後向反對持槍的抗議者和警察開槍，挑動大規模屠殺，從而將和平的（儘管帶武器）示威轉變為武裝起義。

該小組的負責人， 外號“諾曼·斯皮爾”，直到最近才知道他叫瑞納多·納扎羅，新澤西人。他的總部位於俄羅斯的聖彼得堡，他從那兒遙控指揮位於馬里蘭州，特拉華州和新澤西州的秘密下屬。沒有公開證據表明納扎羅和俄羅斯情報部門之間存在任何關係，儘管媒體和“基地”組織內部有很多猜測。這凸顯了一個風險：外國可能影響即將舉行的2020年總統大選。

新的冷戰

疫情加劇了中美本已尖鋭的矛盾，美國和中國正迅速陷入新的冷戰。雙方都在加強軍事能力：中國海軍在南中國海的活動有所增加；而在過去三個月中，美軍進入南海的次數比去年全年都要多。

同樣，美國無人機在1月份炸死了伊朗革命衞隊秘密行動負責人蘇雷曼尼，他多年來一直對抗美國。中東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加劇的經濟制裁促使德黑蘭報復美國，通過製造美國內部不穩定事件從而減輕伊朗自身壓力。伊朗有在美國境內發起致命秘密行動的歷史，最近一次是在2011年，當時伊朗聖城旅招募了一個犯罪團伙，試圖通過他們爆炸華盛頓特區一家高檔飯店來暗殺沙特大使。當前沒有公開證據表明伊朗從事類似活動，但是關注美國當下形勢的伊朗特工不可能不考慮這種行為。

即便國外干涉確實發生，美國民間武裝團體也可能不知情。美國民間武裝組織的許多人是愛國主義者，儘管他們反對美國政府的某些人和某些政策，他們不可能公開和外國勢力勾結。大部分“基地”組織成員發現自己的領導人住在俄羅斯不舒服。但是敵對的外國可以通過多種方式煽動美國的國內緊張氣氛，這些方式包括提供匿名資金，炒作網絡信息，通過非政府組織提供培訓和設備，或進行張冠李戴式的造謠生事。

當然，不可能確定地説今年是否會發生重大暴力事件。但從現有證據中看，這種風險是真實存在的並且正在增加。我們多少可以預測，暴力事件可能在何時、何地以及採取何種形式爆發。

鑑於新冠疫情的影響，美國今年夏季會面對嚴重的經濟停滯，然後可能發生第二波感染浪潮（預計在10月至11月）。疫情，經濟停滯和社會安全的事件會產生複合影響，這種複合影響的頂峯出現在總統選舉和下屆總統就職的過度期，即今年十月下旬到明年三月至四月。

即使沒有病毒，這次選舉也是一個燃爆點。疫情對健康，經濟和社會安全的綜合影響可能使情況更加惡化。如果特朗普再次當選，左翼必然會發動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左翼激進分子的不同派系可能會採取所謂的“直接行動”，例如，像“基地”組織一月份針對弗吉尼亞擁槍集會那樣，挑動武裝衝突。街頭抗議活動為極端組織挑事提供了理想的條件。如果特朗普敗選，右翼民兵組織的成員或街頭抗議者也可能組織參與暴力活動。

在“選票搖擺地區”，左翼和右翼武裝分子的勢力範圍犬牙交錯，不論大選結果如何，可以預見到暴力衝突會發生。暴力衝突會不會擴散取決於高層領導者的政治領導力，而今天民主共和兩黨對新冠病毒的處理，相互之間的爭論和攻擊，表明這種政治領導力幾乎沒有出現的可能。如果暴力確實蔓延，它不會是美國內戰的重演。相反，考慮到各種政治團體的多樣性，地理上的重疊交叉和其結構的鬆散，可以預期暴力衝突將以更多樣化的方式擴散。

記住哥倫比亞

可能最好的比喻是哥倫比亞，從1948年到1958年哥倫比亞經歷了10年的犬牙交錯般的衝突。由於長期存在的城鄉，階級，意識形態和種族矛盾，騷亂從波哥大開始，然後蔓延到農村。兩個主要政黨，哥倫比亞自由黨和哥倫比亞保守黨各自動員農村支持者襲擊反對自己的社區；地方政府動用警察殺死或驅逐政治對手。極端分子加入，職業殺手出現並從暴力中獲取利益。最終有200,000人被殺，200萬人流離失所。哥倫比亞軍隊在最初階段保持中立，但最終仍然介入。軍方在1953年的一次政變中奪取了控制權。冷戰時的兩大超級大國也施加了影響。

哥倫比亞不是唯一的先例。上個月是俄克拉荷馬城爆炸案發生25週年，這是美國歷史上最致命的國內恐怖襲擊。炸彈襲擊者是海灣戰爭退伍軍人蒂莫西·麥克維。麥克維説1992年的紅寶石嶺事件和1993年的得克薩斯州韋科事件激起了他的憤怒。當地政府在這兩起對邪教組織的執法行動中殺死了78名平民，包括26名兒童。為報復政府，麥克維用汽車炸彈炸燬了一座聯邦機構大樓，但裏面有一個託兒所。爆炸造成168人死亡，其中有19名兒童，680人受傷。麥克維在受審後説，死者中的19名兒童是他意圖發動反政府起義的“附帶破壞”。“附帶破壞”是一種軍事術語。

民間武裝分子的活動確實大大增加了，但是大多數民間武裝譴責麥克維殘酷無情的恐怖行為，破壞了他們自以為是的反政府的正義事業。麥克維在9/11之前的幾個月被執行死刑。

回應當下，紅寶石嶺和韋科事件引發恐怖事件的風險似乎顯而易見。分析人士警告説，今年極端主義構成的風險與1995年一樣大。在1995年時麥克維的襲擊很難預見，其具體細節無法預測。但是，與極端的新納粹案件不同，新冠疫情使得2020年發生暴力的風險比我們想象的要更多，規模更大並且在軍事意義上更為嚴重。美國很可能正處於“麥克維爆炸案”的前夜。

 翻譯 任澤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