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遵義市播州楊氏土司墓葬形制研究_風聞

摘要：縱觀播州楊氏土司墓葬的發展，其規模、結構、雕刻均有由繁至簡的發展趨勢，對昭穆制的遵循從嚴格走向了鬆散。腰坑葬俗是宋元明時期播州境內比較盛行的喪葬習俗，墓誌亦是播州楊氏禮制遵循和身份等級體現的一個方面。墓前神道或拜台有自南宋中期的繁複到宋元明之交的簡單到明末又歸於複雜的發展軌跡，體現出時代的特徵和墓葬裝飾自內向外的轉變。

貴州遵義播州楊氏土司墓葬的發現始於1950年代，2012年以來在海龍囤遺址申遺背景下，系列播州楊氏土司遺存考古工作得以推進，因而對楊氏土司墓葬又進行了深入系統地梳理，並有新的發現。目前能確定墓主身份的墓葬共15座，即13世楊粲、14世楊價墓、15世楊文、18世楊嘉貞、19世楊忠彥、20世楊元鼎、21世楊鏗、22世楊升、23世楊炯、24世楊綱、25世楊輝、26世楊愛、27世楊斌、28世楊相、29世楊烈等墓，分別入葬於皇墳嘴、新蒲、高坪、趙家壩、雷水堰等5處楊氏土司專屬墓地。另有一處疑是楊氏土司墓地，即桃溪寺墓地，有3座墓疑是土司墓葬，即遵桃M1、遵桃M2、遵桃M3，其中遵桃M3按入葬位次結合文獻分析疑是楊氏17世楊漢英墓。而趙家壩M3是一座遷葬墓，結合殘餘碑文分析，疑是明代某位土司夫人權殯厝葬墓。

本文擬於前人工作基礎上對播州楊氏土司墓葬的形制及其演變進行分析，並結合楊氏土司墓中最為典型的腰坑、墓誌及墓前建築提出一些粗淺看法。

一、楊氏土司墓葬形制演變

楊氏土司墓按材質可分為土坑木槨墓、土坑石室墓兩類，其中土坑木槨墓2座，即楊價墓和趙家壩M3。土坑石室墓，墓主身份明確的共14座，年代為南宋至明末，墓葬形制相對統一，演變軌跡清晰。在梳理了墓主身份明確的墓葬、初步總結歸納了這批墓葬的演變規律的前提下，試將其作如下分期。

第一階段：南宋早期。共2座，即遵桃M2、遵桃M1。墓葬由砂岩條石壘砌而成，條石體量較小。墓葬以單室為主，墓室不分前、後室，平面呈長方形，有壁龕，龕分內外兩層。此時墓葬裝飾風格似乎並未完全統一，裝飾繁簡均有。遵桃M2，墓室四壁均有雕刻，有四神、團花、瓶花、人物、仿木構建築等，墓底鋪砌三塊砂石作棺牀。（圖一）遵桃M1，不見太多雕刻，墓門裝飾毬紋格眼，棺牀飾頂棺石獅、力士承託。

第二階段：南宋中晚期。此階段共有3座墓，分為兩類。其一為土坑木槨墓，共1座，即14世楊價墓，為雙室並列的土坑木槨墓，整體呈“凸”字形，兩墓室之間有生土隔牆，共用前端墓道。其二為土坑石室墓，共2座，即13世楊粲墓、15世楊文墓。墓葬由砂岩條石壘砌而成，條石體量較小，內有較深的壁龕、藻井，側壁龕、藻井等均以墓壁石及頂部橫樑隔開，分為前後兩進，第一進藻井為券拱形或雙重覆鬥形，第二進則為斜坡藻井。各墓室棺牀下多置土質腰坑。

楊粲墓，平面呈長方形，分前後兩室。墓室內墓壁、壁龕、棺牀及藻井等處均裝飾大量的雕刻。楊粲墓墓室外各封門兩側均在立石之上裝飾披堅執鋭的武士像，封門及墓門均作仿木構門扉樣式，其上雕刻格眼毬紋，前室內無雕刻，後室內墓門之後立石雕刻武士像，其後為第一進壁龕，壁龕作仿木構建築樣式，龕外層左右雕刻龍虎柱，龕內作啓門圖像，第一進壁龕之後雕刻文臣像，其後則為第二進壁龕，龕內雕刻窗扇及几案，几案之上刻三角巾。立石及壁龕之下為墓室壁基，裝飾有大量團花及幾何紋。後龕亦作仿木構屋檐樣式，有八稜柱，龕內雕刻墓主像，墓室內部有棺牀，棺牀下雕刻交尾龍。墓頂前後兩進藻井均有大量雕刻，第一進為券拱形藻井，內刻有“四神”、捲雲等圖案，第二進為斜坡藻井。男、女室分別題“慶棟”“德宇”匾刻。（圖二）

楊文墓，三室，平面呈長方形，不分前後室。不見雕刻裝飾，亦無墓主像。有壁龕和藻井，素面，僅後龕飾壼門圖案。（圖三）楊文墓形制及雕刻簡化，或與楊氏參與抗蒙的歷史背景有關。楊氏忠心保家衞國，價、文兩代馳騁疆場，並大規模修建海龍囤、鼎山城等軍事防禦設施，楊氏的經濟實力估計受到了很大削弱。

第三階段：元代早中期至明初期。共5座，包括遵桃M3、18世楊嘉貞墓、19世楊忠彥墓、20世楊元鼎、21世楊鏗墓（圖四）。雙室或三室墓，分前、後室，墓室平面多呈“凸”字形，前室較後室略寬。墓葬所用石材由細砂石變為青石，石塊的硬度及體量均較南宋時期大。側壁龕及藻井均為單進，且均較南宋時期墓葬淺，後龕常作壼門形。藻井頂部中間多有圓形鑿孔，或為安置銅鏡之用。底板石之上疊置石板作棺牀，棺牀前端立面多有雕刻，或雕仰覆蓮須彌座，或雕刻纏枝花卉。墓室底板石之下有石質腰坑，腰坑內放置金銀質地四神。

此階段楊氏土司墓基本延續了楊文墓極簡樣式的墓葬結構及裝飾風格，同時又略有不同。如，本階段土司墓前後室平面整體呈“凸”字形，墓門均作仿木構門扉樣式，同時門扉一面或雙面基本上保留了格眼毬紋及忍冬紋，後龕多刻成壼門造型，或在龕頂線刻壼門。該型壼門似乎又因時代不同，略有差別，元代時楊氏土司墓壼門頂部多作平頂，而入明以來則轉變為尖頂。部分墓葬的藻井中部有安置銅鏡的鑿孔，鑿孔周圍或飾以“壽山福海”等圖像形文字。

但楊元鼎墓裝飾有精美雕刻，是這一時期墓葬中的唯一特例。側壁龕裝飾有戲台、宴飲、人物雕刻。後壁龕則為一把空置的交椅，兩側各站立一侍童。這一現象或與墓主早逝，得以意外襲職的楊鏗將之厚葬有關。

第四階段：明代早期。共3座，22世楊升墓、23世楊炯墓、24世楊綱墓。雙室或三室墓，各墓室分前後室，墓室平面呈“凸”字形，前室寬大，後室狹長。墓壁及墓頂均用整塊青石板扣合而成，石塊體量更大，砌築方式更簡單。有壁龕及藻井，均雕鑿於墓壁石或頂板石之上，均較淺。墓頂藻井之內雕刻有圓形鑿孔及捲雲或水波紋，壁龕內均浮雕盆景花卉。

第五階段：明代中期。共2座，25世楊輝墓、26世楊愛墓。三室或五室墓，構築方式和形制與明代早期墓葬基本一致。前室封門多以長條石塊砌築，後室墓門則多為雙扇對開門，門扇內側或外側雕刻格眼毬紋及忍冬紋。墓室壁龕和藻井均隱去，墓頂裝飾圓日祥雲紋，在側壁中部僅飾減地平鈒盆花。

第六階段：明代晚期。此階段共4座墓，亦分兩類。一是土坑石室墓，共3座，包括27世楊斌墓、28世楊相墓、29世楊烈墓（圖五）。墓葬為青石板砌築的雙室或多室墓，不分前後室。平面呈長方形，形制更為簡潔，墓葬規模相對較小。

另有1座土坑木槨墓，即趙家壩M3，長方形土坑木槨墓，單室，由墓室、墓道和墓前三級平台組成，墓室為土坑，內置棺槨，從棺槨內無任何屍骨和隨葬遺物推測，疑是明代某位土司夫人權殯厝葬墓。但該墓形制特殊，與明代播州楊氏土司墓差異較大，且信息缺失嚴重，無法進一步推測墓葬修築於明代何時。

總之，楊氏土司墓中僅楊價墓與趙家壩M3為土坑木槨墓，表明在楊氏喪葬體系中，該墓制並非主流。楊價墓的修築或許是因抗蒙鬥爭，抑或緣於當時中原地區的“復古”思潮。而趙家壩M3應是墓主後人為墓主權厝該處而簡易為之。縱觀播州楊氏土司墓葬，自南宋早期至明晚期，石室墓的墓室平面經歷了不分前、後室到分前、後室，再回到不分前、後室的過程。這其中又伴隨着墓室內壁龕及藻井由多到少、由深至淺、從有到無，然後為盆花雕刻所取代，最終趨於無雕刻的整體變化過程。隨着墓室結構的改變，墓葬所用石材材質亦有所變化，早期墓葬因為要做出壁龕、藻井等細部和精美雕刻，以體量、密度均較小的砂岩構築，後期隨着壁龕、藻井的逐漸變淺甚至完全隱去和雕刻簡化，所用石材轉變為質地堅硬、體量巨大的青石塊。

二、相關問題研究

除了以上土司墓葬形制的本身特徵，播州楊氏土司墓葬腰坑、墓誌及墓前建築亦有與墓葬形制演變一致的規律可循。

（一）腰坑

目前已確定的播州楊氏土司墓，自南宋中期開始直至明晚期均有腰坑，腰坑均在墓室棺牀下，成為墓葬最為隱蔽的部分。

南宋中期楊粲墓腰坑是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播州土司墓腰坑，各墓室後室靠近後壁棺牀下有腰坑1個，為土坑，呈圓筒形，平底，坑內置銅鼓及錢幣。楊價墓兩墓室棺牀下亦各有土質腰坑1個，腰坑內埋燒製的明器陶鼓1面及陶錢幣若干。

南宋晚期楊文墓為三室墓，各室均有腰坑，中室及右室腰坑為土坑，坑內隨葬石質買地券1方，而左室腰坑為方形石坑，無蓋，隨葬品不詳。與墓葬形制相似，該墓腰坑也是播州土司墓葬腰坑的過渡，自此開始楊氏土司墓腰坑基本上從土坑轉變為石質，腰坑內隨葬品也逐漸變為買地券等道教文物。

元代早中期至明初期土司墓腰坑不再是每個墓室均有的固定設施，該階段土司墓雖延續夫妻合葬的習俗，但墓中似乎至多隻有一個腰坑，多為整石雕鑿而成，無蓋，腰坑中開始隨葬“四神”、銅鑼等。

明代中期墓葬腰坑轉變為由底、蓋相扣合而成，楊氏土司墓腰坑中的隨葬品組合形成固定的模式，如楊輝夫人俞氏墓室腰坑隨葬品自下而上為買地券、銅鏡、金銀質地“四神”、銅鑼。此時，道教因素在楊氏土司墓葬中愈加豐富，明代中期晚段土司墓腰坑甚至被直接雕鑿成底、蓋組合成的龜狀。

明代晚期墓腰坑損毀嚴重，楊粲墓旁曾發現一方買地券，盛裝買地券的石質腰坑即為底、蓋扣合呈龜狀的形制，券主被認為是楊斌夫人俞氏。可見該階段墓的腰坑仍是對明代中期晚段腰坑的繼承。明代晚期時，楊烈墓腰坑又再趨於簡單，為底與蓋相扣的盒狀，外形不再呈龜形，其內隨葬品被盜，具體不詳。

綜上，播州楊氏土司墓葬腰坑整體變化趨勢與墓葬形制的變化基本保持一致，南宋晚期的楊文墓是腰坑轉變的關鍵點，楊文墓之前墓葬腰坑為土坑，隨葬品為鼓、釜等圓形器物，但有從實用器嚮明器轉變的趨勢。自楊文墓開始，腰坑變為石質，隨葬買地券，腰坑形制因此轉變為方形，隨後金銀質地“四神”等道教因素濃郁的隨葬品開始成為腰坑的主宰，而自元至明晚期腰坑的演化也是道教因素在土司墓中逐漸增加的反映。

（二）墓誌

自南宋晚期以降至明代晚期土司墓均隨葬墓誌，有較強的延續性。

南宋晚期楊氏土司墓葬有墓誌或壙志，置於墓室內，由砂石雕成，志石邊緣飾以卷草紋，如楊粲墓誌等。該類墓誌在元代播州得以延續使用，遵義三岔鎮元大德十年（1306年）羅友忠墓誌亦在墓室封門後，志文周圍線刻卷草紋，未發現蓋石。或可推測宋元之際，播州境內墓誌多為砂石質地，不見墓誌蓋，多置於墓室內，與兩宋時期盛行的墓誌特徵相符。《宋史》卷一二四《禮志·凶禮》“諸臣喪葬等儀”載：“又按《會要》：勳戚大臣薨卒……墳所有石羊虎、望柱各二，三品以上鞋襪加石人二人。入墳有當壙、當野……十二時神、志石、券石、鐵券各一。”“志石”應即墓誌，其應與當壙、當野等盟器神煞共同入墳，盟器神煞類物在宋墓中多有發現，均置於墓室棺牀左右，故墓誌或亦應置於墓室內。

朱熹《家禮》所載“用石二片，其一為蓋……以二石字面相向，而以鐵束束之，埋之壙前，近地面三四尺間……”，用鐵條箍扎葬於墓前之墓誌，至遲出現在元明之際的播州土司墓中。年代最早者為遵義新蒲的明初建文二年（1400年）楊鏗墓誌，墓誌為青石質，有志石及志蓋，略呈長方形，二者相向扣合，並以鐵條箍緊，置於石函內。石函由6塊石條及石板扣合成，被置於墓誌壙中。墓誌壙挖置於楊鏗墓室正前3.08米處的生土中。隨後，這類墓誌一直成為播州楊氏土司墓葬的主流，併為後期墓葬所繼承。

明代中期墓誌延續前期墓誌的特徵，但略有不同，即明代中期墓誌形制由長方形逐漸轉變為方形，墓誌放置的位置也從墓誌壙中轉移至墓外填土內。如楊炯夫人墓、楊輝及其淑人田氏墓的墓誌均在墓主入葬後填土高約1米時方安置，且墓誌均緊靠封門石。

明代晚期的土司墓暫未發現歸屬較為明確的墓誌，遵義皇墳嘴墓地曾發現一方墓誌蓋，形制與明中期墓誌蓋相似。綜合分析該墓地內各處墓葬信息，推測該墓誌蓋屬楊斌夫人田氏之物，田氏夫人墓室或已被毀，具體情況不詳。自南宋晚期至明末，楊氏土司墓均隨葬墓誌，而墓誌也自墓室內逐漸轉移到墓室外，成為墓主和墓室位置的標識。《家禮》在明代被奉為禮儀圭臬，楊氏為一方之長，鎮守播州，又與夷人雜處，但至遲從南宋中期開始，楊氏土司墓似乎有意恪守朱子《家禮》中的墓誌規定，對儒家禮儀的追求，亦是楊氏自身對“中原”身份的認同和與播州苗夷區別的表達。另外，在楊氏土司墓中墓誌更集中出現於楊氏土司、田姓夫人或田氏妾室墓室中，而其餘諸姓夫人墓室則未見墓誌，亦是土司夫人身份地位的標誌。

（三）墓前建築

播州楊氏土司墓往往修建有體量較大的墓前建築，包括神道、享堂或拜台等，這類建築是楊氏後人祭奠先祖的重要場所，是楊氏睦族和親、與先祖溝通的橋樑。但遺憾的是楊氏土司墓墓前建築損毀均較為嚴重。

曾於南宋晚期楊粲墓前發現有圓雕石人像腰部及肩部殘件各1件，圓雕馬尾殘像1件，以及陶質的筒瓦、瓦當等建築構件，另發現有石質地漏2件。2件石人殘像，殘存腰部者着袍服、革帶；殘存肩部者僅存右半身，手臂彎於胸前，袍服為圓領窄袖。從比例來看應均為站像，從裝束看，應是文官像。石馬殘高16釐米、寬38釐米。《宋史》卷一百二十四載“又按《會要》：勳戚大臣薨卒……墳所有石羊虎、望柱各二，三品以上加石人二人。”宋時勳戚大臣墓前石像生以石羊、石虎為主，三品以上官員墓前有石人，但均未提及石馬，但南宋人臣墓葬所配石像生數量及類別均可能與《宋史》有所不同，如浙江地區南宋墓前神道兩側為“文臣、武將、立馬、蹲虎、卧羊”等石像生。浙江地區南宋墓神道之後多修築享堂，或稱墓祠，享堂之後為拜壇。這些建築皆屬墓前祭祀體系，清晰且完備，類似祭祀建築在四川華鎣安丙墓等南宋墓前也有發現。據此推測楊粲墓前應有神道及享堂，至少有石人1對、石馬1對。

楊價墓墓前部分被嚴重損毀，情況不詳。據發掘情況看，該墓墓道前兩側有排水溝延伸至墓園外，墓園前端的園門位於墓前軸線上，相對垣牆略靠內，園門右側有垣牆向前延伸。從整體看，楊價墓格局與浙江宋墓格局有相似之處，其“園門”略靠後，或許兼顧享堂的功能。而園門外平面呈“7”字形的垣牆之內，或為楊氏族人到享堂對楊價進行瞻仰、祭拜的道路，亦即神道。

楊文墓原有“楊文神道碑”一通，表明該墓應有神道，但其具體形制不詳。在楊文墓前，有一用於封堵早葬墓室即楊文墓室的石牆，平面亦呈“7”字形，石牆與對面的原生土間構成了一條至墓門的通道，其是否兼具神道功能，有待於深入探討。楊文神道碑所述盡為楊文抗元事蹟，入元，該碑或已不用，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楊文妻田清慧入葬時便將楊文神道碑打斷用作封門石。元代早中期的遵桃M3或為楊漢英墓，元人袁桷撰有《播州安撫使楊忠宣公神道碑銘》，亦是墓前神道的力證。其餘元代至明初土司墓是否有神道，已不詳。

楊嘉貞墓前殘存有拜台，用石板豎砌和平鋪而成。楊忠彥、楊元鼎墓前設置相似，均設多級平台，各級平台逐級抬升直至墓前封土，楊元鼎夫人墓門前第一級平台置墓誌，其前端設置墓葬封土擋牆，第二級平台進深短，樹立墓碑，第三級平台面積最大，應為拜台，軸線位置豎立一尊圓雕石刻人像，各級平台前端均有條石壘砌成的包邊。明代中期楊升墓保存情況較好，墓前結構尚存，與楊忠彥、楊元鼎墓前建築相似。可見該時期墓葬神道已向拜台形式轉換。

略晚的楊輝墓是目前所知墓前建築保存最為完好的楊氏土司墓。若自M10前計算，自北而南亦有四級平台，各級平台前端均以青石包邊，以青石板作陡板，陡板之間立砌條石作榫槽加以固定，第一級平台寬大，北端為墓葬封土包邊，樹立有三通石碑；第二級平台殘存建築基礎，或為一面闊五間、進深一間的享堂；第三級平台殘存少量石質包邊及土襯石；第四級平台為墓園園門。楊愛墓墓前至少有兩級平台，第一級平台樹碑，其下第二級平台不見遺蹟，該平台或亦為拜台。另外該墓前方還發現方形石柱、石樑和祥雲飛鶴紋圓形石柱等建築構件，並發現墓垣，在垣門位置分別發現圓形和方形柱礎，推測在楊愛墓前或有與楊輝墓相似的垣門。

明代晚期僅楊烈墓殘存體系較為完備的墓前建築。墓前為一平台，平台處立有兩通石碑，二碑之間橫置條石作拜台，碑前左右兩側分立兩尊文官像，兩尊像之間或為楊烈墓之神道，神道寬約11米，路面已毀，具體情況不詳。《明會典》“職官墳塋”條載明石象生之制，公侯和一品、二品官是石望柱、石虎、石羊、石馬、石人各一對；三品減去石人一對；四品是石望柱、石馬、石虎各一對；五品官是石望柱、石馬、石羊各一對；六品以下不準置石刻。楊烈墓殘碑文曰“明故誥封鎮國將軍□齋楊公墓”，明時“鎮國將軍”為從二品初授之階，故其墓前可用“石望柱、石虎、石羊、石馬、石人各一對”，但目前僅存石人一對，其餘諸像生不存，較官方史籍所載更為簡略。

綜上，楊氏土司墓墓前建築按平面佈局可分為兩類：一為長條形，即含有神道石刻、享堂或拜台、墓碑等的長條形通道；二為方形，即只有拜台，均有墓碑，楊忠彥、楊元鼎墓還豎立有1尊圓雕石刻人像。自南宋中期開始，楊氏土司墓至少存在神道、享堂。宋元之際楊氏土司墓或僅存神道，不見享堂，此俗延續至元代早期，至遲在元代中期時楊氏土司墓前祭祀建築轉變為方形拜台。至明中期，隨着明廷對享堂修築管理的放鬆，享堂、神道重新出現於楊氏土司墓前，並加入了牌坊等因素，豐富了神道的內容。明晚期，神道、拜台似乎以組合形式出現於土司墓前，神道兩側存石人一對。

三、結語

目前共發現的15座墓主明確的播州楊氏土司墓葬，以及3座疑是土司墓和1座疑是土司夫人墓，清晰地反映了自宋至明楊氏土司墓葬形制的演變和發展。

自南宋早期至明晚期，墓葬形制及雕刻呈簡單、繁複再到簡單的發展趨勢，石材亦有由砂石向青石的轉變，這一變化軌跡，與楊氏在播州的發展、壯大到衰退相一致。墓葬腰坑亦由土坑轉變為石坑，腰坑形狀及隨葬器物均由簡單趨於複雜，表明堪輿風水及道教思想在播州楊氏喪葬觀念中的強化。墓誌是播州楊氏土司遵循禮制和身份等級的體現，亦是楊氏治播持家觀念和制度的體現。墓前建築作為墓外祭祀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似乎並未與墓葬形制的演變完全同步，而是順應了時代的潮流和墓葬裝飾自內向外的轉變。除了處於“播州盛世”時期的楊粲墓、楊價墓有其特殊性外，其餘土司墓一般較同職級品官墓更為簡略，説明楊氏喪葬制度是在土司制度權限範圍內運行，這亦是羈縻土司制度特徵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