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問：留在一線，還是回老家？_風聞

有個很老的梗：每到春節，北上廣的Mary、Vivian和David，就變成了老家的翠花、大妮和二狗子。

大城市不僅僅讓慕名而來的人們擁有了半洋半土的英文名，還給了他們更豐富的工作機會、更高的薪水和更新潮的消費體驗。

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京滬閃爍着機遇與財富的綠光，吸引着大把的外來人口搖櫓而上：上海的常住人口由1474萬增長為2303萬、增長了829萬，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長了705萬，這種人口虹吸力，就連同為一線的廣深也望塵莫及。

“兩超格局”在2015年前後出現轉變，頭部省會開始展現出對人才的吸引力。杭州、長沙、西安、成都等城市都在最近幾年迎來人口快速增長。

（圖片來源：澤平宏觀）

人口流動的浪潮換了方向，似乎昭示着“一線獨大”的格局被打破，強省會正在崛起。格子間裏的Mary、Vivian和David們回頭再看，老家的省會也有了好看的天際線、前沿的工作機會、熱鬧的大商場，以及（可能）更低的置業成本。

本文將從工作機會、產業發展以及房價收入比三個維度，探討哪些省會（含自治區首府、直轄市，後同）值得定居。如無特殊説明，文中提及的數據皆來自2019年中國青年理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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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省會工作多、薪資高？

生活的煩惱，和媽媽説説，媽媽勸你回家相親結婚。工作的事情，和爸爸談談，爸爸勸你去省城考公務員。

在戲謔和段子裏，一線和老家的生活是森林裏的兩條岔路：一線城市的你大浪淘金，燃燒生命亮成國貿三期、國金中心格子間裏的一盞深夜燈火；回家的你是現世安穩的公務員，過上了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平穩生活。

但事實上，如今回家的選擇並不只有公務員。不少省會基於自身優勢產業，加速產業升級，也能提供高薪、前沿的工作選擇。

有野心的城市，不會埋沒個體的價值。

在32個城市樣本（一線城市及其他的省會、首府、直轄市）中，杭州、南京、成都、武漢、長沙、濟南脱穎而出，處於工作機會豐富、收入水平高的“雙高”區間。

其中，杭州和南京在收入水平指數上堪比一線城市。據智聯招聘，2018年杭州的平均招聘月薪為9064.78元，廣州為8370.06元，南京為8246.41元。

改革開放後，東南沿海省份的外向型經濟快速發展。杭州、南京作為民營經濟大省的省會迅速崛起，居民的錢袋子也鼓了起來。尤其是杭州，在近年來信息經濟的帶動下，當地的招聘薪酬又更進一頭。

成都和武漢則在就業豐富度上表現突出。頭頂“國家中心城市”的光環，兩城的產業與就業底子厚實，近些年又在新經濟上大邁步。小米、360、海康威視、科大訊飛、小紅書等20餘家互聯網公司第二總部落户武漢光谷。成都的天府軟件園也正在吸引騰訊、中興等一線互聯網公司落户。

在強二線省會之後，部分省會城市在競爭中顯得有些“偏科”。

同為“國家中心城市”的鄭州、西安、天津、重慶的就業豐富度指數都不低，但在就業結構上仍需找到突破點，提升當地的收入水平。

長春、太原、哈爾濱、瀋陽、蘭州、烏魯木齊、海口、貴陽、南寧、銀川則躺在工作機會少、收入水平低的“雙低”區間裏。

東北城市瀋陽、哈爾濱和長春曾是計劃經濟時代的“大户人家”，如今面臨着工業和煤礦業疲軟、重工業獨大、城市資源枯竭、就業與收入水平缺乏競爭力等問題。

競爭當中，城市總是努力地成為“人才心目中的樣子”。但理想與現實總有差異，人才收入高低的背後還是城市硬實力的強弱。

接下來，我們以產業發展情況為錨，對比各城市的發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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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會們的產業發展如何？

就業機會豐富的城市，大多有堅實的產業基礎做支撐。

從產業發展來看，一線城市強者恆強，無論是中國500強數量、獨角獸數量、新經濟上市公司還是創業能級（各輪次創業公司的數量加權相加所得），都全面領先於絕大多數對手。省會中僅有杭州異軍突起，擁有媲美一線的實力，甚至已超廣州。

關於這座快速崛起的準一線城市，外地人的印象或許是“互聯網之城”“電商之都”。以阿里西溪園區為圓心，菜鳥網絡、阿里雲等一眾阿里系公司紮根餘杭區西部。電商催化了紅人經濟、網紅帶貨等概念，大大小小的MCN也在杭州萌發，“網紅第一股”如涵就孕育於九堡網紅集中區。

（圖片説明：杭州的七大創業集中帶；圖片來源：元璟資本）

互聯網托起了杭州的新經濟和創業勢能，與此同時，杭州的傳統產業基礎也不差。杭州有25家中國500強，比老牌一線城市廣州還要多6家，主要集中在租賃和商務服務業、製造業、批發和零售業。

蓬勃的產業發展實打實地反映在了人才吸引力上。2018年，所有省會的一流大學中，浙大畢業生的本省就業率最高（59.7%）。畢業生的就業去向主要是杭州的明星公司，既有網易、阿里等互聯網大廠，也有曾經的獨角獸、如今的“安防第一股”海康威視。

除杭州外，產業發展指數靠前的省會還有成都、南京、武漢、長沙、重慶。

成都和南京各有9家、7家500強撐門面的同時，也在積極擁抱“新經濟”。南京已跑出21家新經濟上市公司，成都也有20家，武漢17家。從創業能級來看，成都和南京也是除北上深杭廣之外最高的。

成都高新區天府軟件園，是國內軟件產業資源匯聚的高地，與之比鄰的天府三街、四街、五街上分佈着百餘家創新企業，領域涵蓋5G與人工智能、數字文創與網絡視聽、大數據與網絡安全三大新經濟產業。

西部雙子星的另一顆，重慶，在產業發展上則較為“偏科”。重慶的中國500強數量足以令一眾省會豔羨，而其新經濟與創業能級卻較為弱勢——獨角獸數量為0，新經濟與創業公司的數量都較少。

這也暴露了城市發展時的一大缺陷——繼續擴大傳統優勢相對容易，想要彌補新經濟產業的短板卻很難。但這不僅很難吸引人才迴流，更現實的一點還在於無法留住畢業生。

以重慶大學為例，2018屆畢業生的本市就業率僅有32.65%，大批人才流向華為、上汽等科技和新工業企業。這座城市的人才基本盤仍然經受着來自於競爭對手的強力挑戰。

所以在省會迎頭趕上的故事裏，總會出現“經濟轉型”“重塑產業”等概念。因為新經濟上市公司是地區前沿產業發展的風向標和發動機，能夠加速帶動地方產業轉型升級、創新人才集聚、科研成果轉化，推動形成優質的城市創新生態環境。

從新經濟上市公司數量來看，省會城市當中杭州、南京、成都、武漢、長沙、福州、天津和鄭州成為領先集團。

從新經濟上市公司的行業分佈來看，各個省會也展現出了不同的面貌。

杭州的新經濟上市公司較為全面，38家企業分佈於9個不同行業，硬件（8家）和電子商務（7家）作為“傳統藝能”仍然強勢。

南京的新經濟IPO與實體經濟聯繫更加緊密。得益於傳統支柱產業電子、石化、鋼鐵、汽車、電力基礎，以及當地提升“智造”能力、打造先進製造業產業集羣的政策紅利，南京的新經濟上市公司主要分佈在新工業、汽車交通以及硬件等行業。

與南京類似的還有成都、天津、武漢等城市。

但城市的繁華並非個人生存環境的優渥，當人才因行業來到一座城市的同時，也可能迫於生活壓力再一次選擇離開。

所以我們還需要從城市上空回到地面，以更實用的角度觀察這些城市的生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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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回到老家

你也不一定買得起房

大城市青年無疑是站在薪資鄙視鏈頂端的。然而高薪之下，一線青年活得並不比老家的朋友輕鬆。高昂的生活成本之下，一線青年並沒有多少錢可以落袋為安。

在一線城市，每個月拿出30%左右的薪水來付房租是常態——北京的平均招聘月薪為10879元，平均單室月租金為3716元，房租收入比（房租/月薪）高達34%。深圳和廣州也分別達到29%和26%。

但這種“為房東打工”的慘狀，在部分省會城市中也比較常見。杭州平均單室月租金為2158元，房租收入比為24%，僅次於一線城市。南京和福州的打工仔們，也得把每月薪水的1/5交給房東。

除此之外，房租收入比較高的城市還有天津（19%）、海口（19%）、鄭州（18%）、武漢（18%）。

招聘薪資最低的哈爾濱、瀋陽，房租收入比其實並不低，為21%、19%。

就算在職場升級打怪好幾年、工資隨着職級水漲船高，由小M晉升為全公司最年輕的主管Mandy姐，從感受福報的底層程序猿升級成帶隊攻堅的總監，不再因房租節衣縮食的senior社畜們也難免因為高企的房價無法上車。

杭州（房價3.2萬元/平米）、南京（3.1萬）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房價處於雙高水平，與一線城市相若。同樣處在收入和房價“雙高”區間的城市還有福州（2.8萬）、天津（2.6萬）、武漢（2萬）、濟南（1.9萬）、成都（1.5萬）、西安（1.5萬）。

其中福州、天津的房價收入比高達68%、64%，超過了杭州、南京（兩城的房價收入比皆為57%），是非一線省會中房價最難以負擔的城市。

高收入、低房價的城市有長沙、呼和浩特、瀋陽和昆明。長沙二手房成交均價為11471元/平米，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為46948元/年，房價收入比為24%，相當於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夠買四平米的房子。

綜合來看，DT君粗淺地替大家“逃離北上廣深”的計劃算了一筆務實的帳：

杭州和南京的居民收入水平傲視羣雄，但房租、房價高企，跟廣州差不多；

武漢和成都，城市定位高，產業加速升級，就業機會豐富，也有衝刺一線城市的實力，其中成都的房價比武漢更為友好；

沿海的福州和北方第二城天津，雖説收入和就業仍處於中上游水平，但兩城的房價收入比僅次於深、北、上，比廣州、杭州、南京都要高，返鄉置業的話還得再掂量掂量；

長沙作為中部城市，既沒有沿海的地理優勢，也不是國家中心城市、副省級城市。看似佛系，但無論是人均收入水平、還是就業機會豐富度都處於全國上游水平，房價處於全國窪地，適合“小富即安”的生活；

東北三城的就業豐富度和收入水平低，房租高，對初入職場的年輕人不太友好，但房價便宜，置業壓力較小。

最後，祝願大家無論在哪都有好前途。此心安處是吾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