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的“排名政治學”_風聞

作者：羽戈

來源：《激進之踵：戊戌變法反思錄》

平時説起戊戌六君子，打頭的往往是譚嗣同。不過當時官方排名並非如此。據《清實錄》，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諭軍機大臣等：康廣仁、楊深秀、楊鋭、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大逆不道，著即處斬，派剛毅監視，步軍統領衙門派兵彈壓。”八月十四日（9月29日）詔書歷數康有為、梁啓超等滔天罪過，隨後稱：“康有為之弟康廣仁及御史楊深秀、軍機章京譚嗣同、林旭、楊鋭、劉光第等，實系與康有為結黨，陰圖煽惑。……是以未俟覆奏，於昨日諭令將該犯等即行正法。”須知中國政治，一向講究座次、排名，誰坐上首，誰排第一，此中有深意存焉。在朝廷眼裏，何以把康廣仁排第一，楊深秀排第二，譚嗣同排第三或第五呢，這背後的故事，有待一一分解。

戊戌政變爆發於八月初六日（9月21日）。這一天，光緒皇帝發佈上諭，請慈禧太后訓政，同時，“諭軍機大臣等：工部候補主事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屢經被人蔘奏，著革職，並其弟康廣仁，均著步軍統領衙門拿交刑部，按律治罪。”請注意，政變之初，朝廷要抓的只有康有為和康廣仁，三天後才陸續逮捕譚嗣同等人，“諭軍機大臣等：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鋭、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拏解刑部治罪。”這中間，有一關鍵人物：袁世凱。慈禧發動政變之時，尚且不知康有為、譚嗣同針對她的圍園殺後（即八月十四日詔書所云“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之陰謀，待袁世凱向榮祿告密，榮祿再向她稟報，這才把六君子一網打盡。

當六君子盡數入獄，再説排名。康廣仁排第一，其實不難解釋：在慈禧看來，戊戌變法的罪魁禍首，無疑是康有為，康有為跑掉了，只好拿其弟康廣仁頂罪，何況康廣仁也是戊戌變法的參與者。可為佐證的是，康廣仁入獄之後，以頭撞壁，痛哭失聲道：“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來承當。”（此係看守六君子的獄卒劉一鳴告訴汪精衞，汪精衞轉述於黃濬，見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之“北京獄卒談數十年來獄事”）他也明白，自己在扮演替罪羊的角色。話説康廣仁的政見，本屬維新派中漸進一系，與其兄的激進還有一段漫長的距離。論對戊戌變法的參與度，他的作用，好比打醬油。就此而言，六君子中，他是相對冤枉的一個。

康廣仁之後是楊深秀。置身於六君子中，楊深秀似乎有些不倫不類，他身前是康有為的弟弟，身後是光緒親自提拔的軍機四章京，那麼他算什麼呢，到底幹了什麼事，以致排名如此靠前？《清史稿·楊深秀傳》雲：“八月，政變，舉朝惴惴，懼大誅至，獨深秀抗疏請太后歸政。方疏未上時，其子黻田苦口諫止，深秀厲聲叱之退。俄被逮，論棄市。”大意是，當慈禧重出江湖，楊深秀上書請她隱退，把政權還給皇帝，由此觸怒當道，慘遭殺頭。這一説法，源自康有為、梁啓超師徒，康有為《六哀詩》寫楊深秀，有“抗章請撤簾，碧血飛噴薄”之句，梁啓超《楊深秀傳》雲：“至八月初六日，垂簾之偽命既下，黨案已發，京師人人驚悚，志士或捕或匿，奸焰昌披，莫敢攖其鋒，君獨抗疏詰問皇上被廢之故，援引古義，切陳國難，請西后撤簾歸政，遂就縛。”問題在於，孔祥吉翻遍清宮檔案，並未找到楊深秀“請撤簾”的“抗章”，缺乏證據，只能存疑。

與譚嗣同一樣，楊深秀也曾在獄中題詩於壁，其中雲：“久拚生死一毛輕，臣罪偏由積毀成。”他認為自己被捕，源於“積毀”，眾口鑠金，積毀銷骨，這是一個日積月累的過程，正如《清史稿》所云：“深秀性鯁直，嘗面折人過，以此叢忌。”唐烜日記也説，楊深秀“唯性情迂執，與朋友多落落寡合”（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1898年9月25日）。倘若他曾“抗章請撤簾”，可謂忠肝義膽，光明正大，自可入詩，何必歸罪於“積毀”呢？

這裏需要簡單介紹一下楊深秀。戊戌變法期間，其人官居山東道監察御史，論政見，屬於維新派中激進一系，與康有為同志，平時往還甚密——張權致其父張之洞信中曾談到楊深秀、宋伯魯“與康最密”（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1898年7月30日）。他激進到什麼程度呢？試舉一例。戊戌年春，文悌參劾康有為，提到楊深秀受康有為蠱惑,“竟告奴才以萬不敢出口之言”，所謂“萬不敢出口之言”，自然十分大逆不道。據胡思敬《戊戌履霜錄》，楊深秀與文悌晚上值班，談論宮中隱秘，慨然道：“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業其人，我則為駱丞矣！”他以駱賓王自比，則視慈禧為武則天，呼籲八旗宗室中人效仿徐敬業舉兵勤王，其反意昭然若揭。有人勸他韜光養晦，他則悍然答道：“本朝氣數已一息奄奄待盡，尚能誅諫官乎？”另據張權書信，稱“康又令楊向文言，令其覓一帶兵之都統，借兵八千，圍頤和園，劫兩宮，要以變法”“在户部署中聞多人皆如此説”。又如《石遺先生年譜》（陳聲暨、王真編，石遺是陳衍的號）記戊戌年事，有“深秀以常言得三千杆毛瑟槍圍頤和園有餘也”之語。這些説法，來源各異，並置一處，正可互證。

與此相應，政變前夜，即八月初五日（9月20日），楊深秀上《時局艱危拼瓦合以救瓦裂折》，附《請探查窖藏金銀處所鳩工掘發以濟練兵急需片》。其內容，《申報》歸納為“圓明園有金窖甚多，請準募三百人，於初八入內挖取”，判定“實則與康有為、譚嗣同諸犯同一逆謀也”，所謂逆謀，即圍園殺後。今查附片，並未言及“三百人”云云，不過孔祥吉認為，此片由康有為代筆，結合康有為自編年譜雲八月初四日夜“……令諸公多覓人上折，令請調袁軍入京勤王”，當知《申報》的推斷並無問題，這一附片應是圍園殺後之陰謀的要素之一。彼時彼刻，慈禧等人顯然不知其原作者是康有為，只能降罪於楊深秀，從而導致他在六君子中排名第二。

楊深秀之後，再説譚嗣同。作為康黨二號人物、圍園殺後之陰謀的主使者，譚嗣同的排名本該第一或第二，何以位居楊深秀之後呢，甚至有一次被排到區區第五位？竊以為這裏有兩個因素需要注意。一是慈禧把軍機四章京視作一體，不便將譚嗣同單獨拎出來，二則關乎對六君子的“不審而誅”。何謂不審而誅？正如刑部司官出身的劉光第所質疑的那樣：“未提審，未定罪，即殺頭耶？何昏憒乃爾。”此舉大違清朝律法，當時如王文韶、陳夔龍、唐烜等大小官員都感到錯愕、疑訝。故而八月十四日詔書特地提及這一節，列出的原因是“旋有人奏，若稽時日，恐有中變”——此處之中變，應有兩説，一是擔心列強幹預（事實上，英國、日本已經出手干涉，致使“與康有為往來最密”的張蔭桓被另案處理），這是慈禧的最大顧慮；二是擔心康有為黨羽鬧事，據唐烜日記，榮祿“密奏宜速行正法，恐逆黨眾多，事有中變，貽禍不測”（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1898年10月4日）。此外還有一個理由，如陳夔龍《夢蕉亭雜記》所云，“……並謂一經審問，恐諸人有意牽連，至不能為尊者諱，是以辦理如此之速”，此處之尊者當指光緒；時在刑部供職的喬樹枏也説：“……如果提審，許多事都牽涉到皇上”。為了保全光緒，使皇帝、太后之間的矛盾不至過分激化，這才快刀斬亂麻，速殺六君子。由於未經審訊，未曾窮究真相，譚嗣同的罪責不免被弱化，排名隨之延後。不過，從八月十三日他排第五，十四日改作第三，還是能窺出一些端倪。

最後要分辨一點，六君子尤其軍機四章京並非一體。論政見，以及與康有為的關係，譚嗣同和林旭的確都是康黨；基於兄弟親緣，康廣仁亦難擺脱康黨之嫌，哪怕二人政見不同；楊深秀即便不在康黨的決策圈，起碼也是康有為最信任的干將之一。至於楊鋭和劉光第，非但不是康黨，反而對康有為不無成見或敵意。拿楊鋭來説。從派系上講，他是張之洞的人，張之洞與康有為一度合作，終而分道，在致梁鼎芬信中，直接以“賊”稱康有為，足見厭惡之深。近朱者赤，作為張之洞得意弟子，他對康有為一向不滿。譬如保國會開會，康有為演講俄羅斯問題，他偏偏當眾假寐，以示不屑。擔任軍機章京之後，他與譚嗣同、林旭屢起爭執，在致其弟楊悦信中抱怨道：“同列又甚不易處，譚最黨康有為，然在直尚稱安靜，林則隨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當者，兄強令改換三四次，積久恐漸不相能。”那邊廂，在譚嗣同看來，楊鋭跋扈，“媚舊黨而排南海”。如此種種，可知楊鋭與康有為的衝突之所在。基於此，政變爆發之後，張之洞四處發電，請王文韶等營救楊鋭，電文雲：“楊叔嶠鋭端正謹飭，素惡康學，確非康黨。平日議論，痛詆康謬者，不一而足。……此次被逮，實系無辜受累……”這些固然都是實情，然而楊鋭已經深陷政治漩渦，終免不了殺身之禍，與劉光第一道，淪為激變時代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