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衰退，失業和自殺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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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背景：面對大衰退刺激的失業率顯著上升，自殺率會呈現什麼趨勢？本文通過評估（1)失業保護水平是否會改變失業-自殺聯繫，(2）當前危機對自殺的影響是否不同於以往經濟衰退的影響，將該議題納入了更廣泛的視角。

　　方法：使用1960-2012年期間30個國家的時間序列數據分析了失業-自殺聯繫。對具有不同失業保護水平的五個福利國家政體（東部、南部、盎格魯-撒克遜、俾斯麥和斯堪的納維亞)都進行了單獨固定效應模型估計。

　　結果：失業率增幅最大而失業保護最少的情況發生在福利國家政體中。失業對男性自殺的影響在所有福利政體中都具有統計學意義，但斯堪的納維亞除外。對女性自殺的影響僅在東歐國家顯著。這種影響有顯著的梯度，影響越強失業保護越不慷慨。

　　結論：研究結果表明，在大衰退期間，失業保護措施越慷慨，失業率上升對自殺的不利影響就越弱。

　　這是社論前沿第S1658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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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

　　研究表明，失業是公認的自殺風險因素。因此，迫切需要研究的問題是評估自殺率如何應對大衰退引發的失業率顯着上升，大衰退被認為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全球經濟衰退。據報告，許多國家的自殺率明顯上升，似乎與失業率上升有關。現有研究發現的零散性使得該議題缺少一般性結論。此外，預計失業對人口心理健康的影響會因社會福利制度提供的失業保護程度而改變。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過分析1960-2012年間30個福利制度國家的時間序列數據，以期更全面的分析該議題。

　　失業與自殺

　　失業有可能對精神健康產生不利影響。例如，失去工作意味着日常生活中的固定安排消失，社會工作關係消失，私人經濟變得緊張。因此，失業是公認的自殺危險因素就不足為奇了。一些前瞻性研究已證實失業會導致自殺風險增加。報告的相對風險通常在2-3之間。但這些估計值可能被誇大了，因為研究者很可能會根據導致自殺的因素來選擇失業者。例如，抑鬱症增加了自殺和失業的風險。另一種策略是分析人口水平的時間序列數據，即研究失業率的變化如何影響自殺率。抑鬱症可能會增加個人層面的失業風險，但在總體上不太可能。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層面的分析還顯示，失業可能對仍在就業但害怕失去工作的人產生的負面影響。

　　失業對自殺的影響是否跨越時空？

　　福利國家政體

　　在對文獻的回顧中，Bartley認為貧困和經濟焦慮是將失業與自殺風險增加聯繫起來的重要機制。這表明慷慨的福利制度存在潛在的改變效果，該制度可以在不穩定的情況下提供安全網，減輕失業的不利影響。經濟衰退對健康的影響取決於社會福利制度的慷慨性，這一假設得到了少數幾項研究的支持。因此，Stuckler等人根據1970年至2007年間歐盟國家的時間序列數據，發現在勞動力市場安全程度較高的國家，失業對自殺的影響較低，主要由政府在勞動力市場方案上的支出所證明。美國各州的數據報道了類似的發現。此外，在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1960-1997年期間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時，Gerttham和Ruhm發現社會保險支出對失業與總死亡率之間的聯繫產生了修正影響。然而，使用政府福利支出數據的方法存在一些眾所周知的侷限。社會支出本身受到反映商業週期、人口趨勢或勞動力市場轉型的結構變化的嚴重影響。相反，本文將依靠一種替代方法，根據社會公民權利的內容和性質對福利國家進行分類。這些國家被分為五個福利國家政體，失業期間的社會和財政保護水平從低（1）到高(5)：(1)東歐國家；(2)南歐國家；(3)盎格魯-撒克遜國家；(4)俾斯麥國家；(5)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排名基於失業保護制度的慷慨程度，如四個指標所示，“向失業者支付的福利的慷慨程度（更替率）、資格期限和條件、福利支付期限和啓動福利前的等待期”。因此，斯堪的納維亞和俾斯麥國家的更替率最高（最重要的指標），東歐和南歐國家最低，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介於兩者之間。

　　大衰退比以往的經濟衰退更糟嗎？

　　一個有趣的研究問題是，當前危機對心理健康的影響是否不同於以往經濟衰退的影響。一種假設是，當國民經濟嚴重削弱時，失業將特別有害。首先，尋找新工作的前景不佳會增強絕望的感覺。其次，由於經濟衰退而在一些國家實施的緊縮政策限制了獲得社會服務和醫療的機會。另一種假設認為，如果社會上許多人都有這種情況，失業就不會被認為是恥辱。

　　數據和方法

　　研究對象包括30個國家，最長觀察期為1960-2012年，部分國家的觀察期要短一些。失業數據（勞動力中失業的百分比）來自歐統局。從世衞組織死亡率數據庫（日內瓦)獲得了男女按年齡分列的死亡率數據。針對20-64歲以及65歲及以上年齡段(遵循世衞組織世界標準)的性別制定了按年齡劃分的標準化死亡率（每10萬人口的死亡人數）。以往研究表明，男性自殺率對經濟衰退的反應要強於女性自殺率，被解釋為男性有更強的工作承諾和責任，是主要的養家餬口者。然而，一些研究報告説，失業者的社會傳染效應特別影響配偶的心理健康。作者預計失業對自殺的任何影響都將限於工作人口年齡組（20-64歲）。他們使用65歲及以上年齡組作為對照組結果，預計沒有影響或影響很小。

　　本文采用兩種不同的方法來評估失業和自殺之間的關係。這樣做的理由是，對不同方法的結果進行三角測量，可以降低方法約束結果的風險。第一種方法是固定效應建模。為了驗證失業影響在福利國家政體中可能不同的假設，如上所述，將這些國家按照從低到高的失業保護水平分為五個國家組，並在表1（見原文）中進行了詳細説明。另一種方法是通過對各個國家的數據進行時間序列分析，獲得與議題有關的具體國家估計值；然後將這些估計值彙總到五個福利國家政體中。

　　結論

　　將國家劃分為五個福利政體展現了很大的異質性。首先，研究數據表明，一些國家組受到當前危機的打擊比其他國家組更嚴重。其次，失業對自殺的影響呈現顯著梯度，加劇了這種困難的不均衡分配。因此，失業保護越不慷慨，失業率增加得越劇烈，此外，失業對自殺的影響也越大。然而應指出，大多數國家的失業情況至少與20世紀90年代經濟危機時期的情況差不多，而在失業對自殺的影響方面，大衰退產生的影響似乎並不比當前經濟衰退產生的影響要強。根據以往研究，作者預計失業影響僅限於男性，且研究結果大體上證明了這一點。研究結果有一個例外，東歐國家組的女性自殺率在統計學上有顯着影響。一些研究表明配偶易受到影響。當失業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物質匱乏所介導的，且影響到整個家庭時，這種影響可能特別顯著，對GDP的控制分析表明，東歐國家就是這種情況。

　　本研究有一些侷限性值得討論。一個潛在的問題是官方自殺數據的質量。人們普遍認為，自殺人數統計不足，由於文化和程序上的差異，這種偏差可能因國家而異。但是，對國家自殺數據準確性的系統檢查表明，它們足夠可靠，可用於比較研究。此外，如本研究所示，當重點放在時間維度上時，有證據表明，自殺統計質量的變異性不如空間維度集中時那麼引人注目。將國家劃分為五個福利政體似乎是一種有效的辦法，因為在失業對自殺的影響方面，國家組之間似乎有很大的差異，但國家組內部沒有顯著差異。然而，很顯然，作者所採用的方案掩蓋了國家組內部的某些異質性，並且還反映了一些國家在其社會保障制度發生顯著變化時的長期平均失業保護水平。因此，本文的方法可以看作是兩種主要方法之間的折衷：（1)用較短的時間段分析一個國家，往往產生較低的統計能力；(2）合併分析所有國家的數據，很可能會掩蓋大量的異質性。另一個限制是，在研究期間，沒有關於失業的具體性別時間序列數據。這降低了測量的精度，很可能導致其估計效果的向下偏差。最後在當前研究中導致其估計效果的下降。然而，應該指出，儘管有許多因素影響自殺率，但只有那些與自殺變化以及失業情況同步發生的遺漏因素才會使研究結果產生偏差。

　　綜上所述，根據大衰退引發的失業率上升，研究結果表明，其對自殺的影響並不比以往經濟低迷時更強，且失業保護水平極大地改變了其影響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