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的對華政策和預言自我實現的風險_風聞

作者：

喬里奧·普格列瑟（Giulio Pugliese），倫敦國王學院戰爭研究系講師，重點研究亞太地區特別是美國、中國和日本的政治與國內國際政策。

正如白宮最近的一份報告所強調的，在華盛頓優先考慮的國家級威脅當中，中國一直首當其衝並處在中心位置。新冠疫情更加快了美國政策制定者決心同中國展開大國競爭的步伐。

穩獲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喬·拜登亮出他“對華強硬”的憑證，以平息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對他與美國競爭對手過於友好的指責。

**這些指控是共和黨選戰策略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將新冠大流行歸咎於中國初期的掩蓋，同時指責民主黨對中國態度軟弱，**譬如，指責喬·拜登不支持特朗普早期對中國實施的旅行禁令。通過特朗普有影響力的支持者所鼓動的高壓運動，這些指控達到了荒謬絕倫的高潮。他們指責拜登與中國串通一氣，要為“偷走我們的工作”和“殺害我們的人民”負責。由於美國公眾輿論更容易接受特朗普政府的受害人陰謀敍事，加上中美關係惡化，即使拜登出任總統，似乎也不會對美國的對華態度有重大影響。

事實上，正如上面提及的白宮報告所闡明的，**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是以“全政府”反擊為前提，其基礎是運用美國所有的力量，包括反情報和戰略傳播。**在這位美國總統原始的唯利是圖本能背後，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安全機構試圖提升美國的實力和軍事威信，同時擴大對抗性言論，對敵國友邦施壓要它們服從美國的目標。來自軍方的負責東亞安全和外交事務的官員數量如此之多，就反映了這一邏輯。例如，在2019年，退役准將戴維·斯蒂爾維爾被任命為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同年，美國國防部任命了一個新的副部長助理，專門負責中國事務，一名（鷹派）中國問題專家也被提升為副國家安全顧問，這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歷史上尚屬首次，證明了中國的重要性。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馬特·波廷格接連在四位風格迥異的國家安全顧問手下服務，説明他在制定美國對華戰略方面居核心地位。

早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美國行政機構就已經改變用語，為的是對中國及其“一帶一路”這樣的標誌性政策發動一場全面傳播戰。**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立法部門也相繼出台由國會主導的《國防授權法案》、《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維吾爾人干預與全球人道主義聯合應對法案》。最近，參議院兩黨投票支持《外國公司問責法案》，表明國會在遏制中國的議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不過，**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為已經突破2017年之前華盛頓醖釀的對華政策反思。**例如，它提出的國家安全預算是自伊拉克戰爭最激烈時期以來最高的，而且由於疫情明年還會進一步增加。經濟民族主義和強大的國家安全機構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會採取對華高壓策略，尤其是當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加里·科恩等更為務實的聲音離去之後。他們的策略力度遠遠超出了安全困境下適度的行動與反制，也超出了美國政府所宣稱的“通過實力”來制服中國的經濟掠奪與脅迫，更不用説總統對經濟讓步的粗暴索取。與白宮報告作出的保證相反，中美合作或者磋商的空間已經所剩無幾，美國決定中止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就是明證。

其實，特朗普的國家安全班子和一些經濟鷹派人士都具有強烈的反華意識形態傾向。他們相信，中國共產黨從事的活動目的是輸出其治理體制，誘使發展中國家陷入新殖民主義“債務陷阱”的外交困境，通過經濟掠奪讓富國市場空心化，並通過實行強權來破壞自由民主。基於這種極端判斷，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班子及其高級經濟官員的所作所為已經超越了華府內部對中國抱懷疑態度的兩黨和官僚共識。

由於這種判斷帶有惡意的國際意圖，**美國政府對付中國的藥方當中就需要有一種新的策略，類似於蘇聯時代的遏制。**其結果是，美國政府採取了一些七拼八湊的嚴厲遏制政策，這些政策可以讓經濟（局部）脱鈎。日本分析人士就準確地意識到，一個主張“政權更迭”的極端鷹派集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美國政府會發起全方位進攻，同時存在的還有支持削弱中國的“遏制派”，和承認有必要與中國保持接觸的“平衡派”，然而後一派在政府中幾乎見不到。不過，美國政府中的國家安全鷹派與主張“美國優先”的經濟民族主義者關係有些緊張。

以上這些意味着什麼呢？如果對美國政策制定者判斷與應對中國挑戰的這種評估是準確的，那麼，中美對抗就真的有失控危險。因此，人們必須認識到，**疫情所引發的美國戰略傳播和經濟攻勢不僅是特朗普及共和黨的一種選戰工具，也是安全困境中下零和邏輯的一個副產品。**最大化地判定對方的惡意意圖（及能力）促使抵制行動變得誇張，反過來又會助長對方的不安全感。而且，**中美經濟與宣傳互動的惡性循環有可能令敵意明朗化，因為兩國的公眾輿論都開始變得輕信妖魔化的東西。**特朗普政府在把中美關係單一界定為與一個邪惡的戰略競爭對手打交道時，對於自己想要什麼應該慎之又慎，因為很可能如願以償。赤裸裸的大國對抗會讓我們所有人更窮、更不安全，尤其是在疫情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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