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分析：美國和印度的製藥公司，能否擺脱對中國的依賴？_風聞

圖片來源：CNN（下同）

據CNN近日報道，美國舊金山一名41歲的內科醫生助理Sarah Thebarge每天都在服用一種藥物，以治療她的紅斑狼瘡。這是一種慢性疾病，會導致難以忍受的關節疼痛、疲勞甚至昏厥。她服用的正是近來備受爭議的羥氯喹。

今年3月，在特朗普的吹捧該藥可能用於治療新冠肺炎後，人們開始瘋狂囤積，導致那些真正用它治療其他疾病的患者面臨有病沒有藥的局面。

據報道，從那時起，佔世界羥氯喹供應量70%的印度迅速停止了出口，以確保本國內部的供應。

Thebarge説：“當全民瘋狂囤積開始的時候，我還有30天的藥量。但這種情況着實嚇到我了，難以想象，如果我得不到羥氯喹會怎樣？”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尚未批准羥氯喹作為治療新冠肺炎的藥物。但這一事件表明，美國對印度藥物（即仿製藥）的依賴程度有多高。仿製藥就是具有相同效果但成本更低的名牌藥複製品。

新德里一家藥店裏的羥氯喹

根據印度工業聯合會(CII)和畢馬威(KPMG) 2020年4月的一項研究，在美國，90%的處方都是仿製藥，每3片藥中就有1片是印度仿製藥生產商生產的。

儘管美國似乎在這方面與印度保持着密切關係，但在供應鏈的早期，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

印度大約68%的原料藥，即活性藥物成分(API)都來自****中國。供應鏈的任何環節中斷都可能造成重大問題，尤其是在大流行期間。

隨着科學家和製藥公司競相尋找針對新冠肺炎的有效疫苗和療法，人們擔心，目前供應鏈上的脆弱性可能會讓美國和其他國家在最需要藥物的時候面臨短缺。

美國已承諾未來將購買美國的藥品，印度也計劃提高自己的原料藥產量，但它們能否在本次疫情期間，甚至下一次大流行期間取代中國的藥品供應呢？

印度在全球製藥業的崛起

印度作為廉價藥物在全球的崛起，始於甘地政府於1970年通過的《專利法》，它僅對製藥的過程給予法律保護，而非藥物成分。

印度製藥公司ACG Worldwide的董事總經理Karan Singh表示，政府意識到，其龐大的人口數量將永遠負擔不起進口專利藥的費用，因此需要找到解決方案。

印度公司在逆向工程大牌藥物方面表現出色，並推出了合法的仿製版本。但想要這些產品的不僅是印度，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監管改革也使美國市場對廉價仿製藥更加開放。

當然，那些已經在新藥研發上投入了數百萬美元的製藥巨頭們卻反悔了。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出台了一項協議，給予藥品專利20年的保護，而製藥公司則被給予了10年的保護期。

但是，當艾滋病危機在這10年過渡期間發生時，很明顯，貧窮國家需要廉價藥。1999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最常見的死亡原因是艾滋病，那裏的許多人都買不起抗逆轉錄病毒藥物。

為此，世貿組織承認了成員國向製藥商發放的許可，以生產保護公眾健康所需的專利藥品的仿製藥。

2001年，印度一家製藥企業（Cipla）對幾種名牌藥物進行了逆向工程，並將它們組合成一種革命性的抗HIV藥物雞尾酒。非洲國家和援助組織以每天1美元的價格獲得該藥，超過了名牌藥品折扣的96%。

現在，該公司正致力於對三種正在測試的抗新冠病毒藥物進行逆向工程，它們分別是Remdesivir（瑞德西韋）、Favipiravir（法匹拉韋）和Baloxavir（巴洛沙韋）。Cipla主席及常務董事Yusuf Hamied説：“20年後，我們再次站在了印度抗擊新冠病毒所需藥物的最前沿。”

然而，克服來自知識產權的挑戰只是故事的一半。

大流行期間的供應問題

隨着1月份中國進入了封鎖狀態，各地的活性藥物成分工廠紛紛關閉，使印度製藥公司難以獲得原料藥。

Wallace製藥執行董事Vinay Pinto説：“當中國因為新冠病毒而封鎖邊境時，我們絕望了。我們必須立即組織我們的採購和供應鏈團隊，以確保我們有足夠的原料藥。我們積極嘗試採購當地商人的庫存。那都屬於小批量採購，而且價格要昂貴得多。一些印度製藥公司甚至包租私人飛機從中國空運原料藥。”

在3月中旬，中國放鬆了封鎖，但由於流行病導致的全球邊境關閉，所有出口產品的物流問題又成了一大障礙。

印度對外貿易理事會主席PC Mishra在4月底曾表示。“我們在從中國進口方面仍面臨許多困難，如果我們比較2020年3月和2019年3月，從中國的進口下降了40%。”

分析製藥行業的非盈利機構Access to Medicine Foundation的執行董事Jayasree Iyer説，製藥公司也有一種擔心，他們“可能沒有足夠的儲備原料藥來滿足下一組承諾”。

印度原料藥行業曾經欣欣向榮，但上世紀90年代初進口限制解除後，印度的仿製藥生產商開始從中國進口原料藥，據CII-KPMG的報告，在中國，一些原料藥的成本可以低30%。

ACG Worldwide的Singh表示：“中國政府向中國製藥企業提供了鉅額激勵，鼓勵它們建立大型原料藥工廠。”“由於這些設施的絕對規模和規模，它們能夠利用規模經濟來降低成本。”

根據CII-KPMG的報告，中國目前有7000多家API生產商，而印度約有1500家，像太陽製藥(Sun Pharma)和Cipla這樣的大公司在印度很少見。

經驗教訓

這並不是印度製藥行業第一次受到中國經濟放緩的影響。

中國為了實現“藍天目標”，關閉了部分原料藥工廠，從而推高了一些完全從中國進口原料藥的採購成本。

在那之後，印度政府探索了建造大型製藥園區來生產原料藥的想法，但據報道，由於缺乏財政援助，該項目被擱置了。

然而，最近的供應短缺引發了人們的反思。

3月21日，印度政府重新啓動了建設大型製藥園區的計劃，這是一項13億美元的刺激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旨在提高印度國內的大型製藥和出口藥的產量。

它包括建立三個擁有共同基礎設施和與生產掛鈎的獎勵計劃的大宗藥物園區，以促進國內53種關鍵起始原料、藥物中間體和原料藥的生產。

“這是非常必要的一步，但我們必須看看如何在州一級實施。印度原藥製造公司之一Mangalam製藥和有機食品公司的副總裁Kamal Vashi説：“過去，我們在環境許可或融資方面面臨巨大挑戰。”

確保全球供應

美國也認識到需要更加自給自足。

特朗普的經濟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在上個月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説，“我們再也不要依賴世界其他地方提供我們的基本藥物和應對措施。”

在談到特朗普的**“購買美國貨”**行政命令時，他説，在這場大流行之後，美國政府只會從美國公司採購基本藥物、醫療用品和設備。

根據美國FDA的數據，截至2019年8月**，為美國市場生產原料藥的工廠中只有28%位於美國。其餘的分別來自歐盟(26%)、印度(18%)、中國(13%)和其他國家(15%)。**

減少美國對其他國家藥品依賴的努力得到了兩黨的支持。一名民主黨國會議員已經成立了一個工作組想辦法把藥品生產帶回美國。3月19日，少數國會議員提出了《保護美國藥品供應鏈免受中國影響法》，要求到2023年停止從中國購買原料藥和成品藥。

然而，正如幾本醫學書籍的作者、黑斯廷斯中心生物倫理研究所高級顧問羅斯瑪麗·吉布森（Rosemary Gibson）六個月前在華盛頓特區警告的那樣，削減從中國的直接進口量並不能解決美國的依賴問題。

她説：“在美國銷售的仿製藥中，有24.5%來自印度。這似乎表明，我們不需要擔心來自中國的仿製藥。事實上，印度在原料藥和化學中間體方面嚴重依賴中國，而這些原料藥和中間體是用來製造活性藥物成分的。”

PhRMA的公共事務主管尼科爾•隆戈(Nicole Longo)表示，美國計劃將所有製藥企業遷回本國。

Longo説：“他們低估了所涉及的重大時間、資源、其他可行性挑戰和複雜性問題。” 她補充道：“他們也忽視了一個強大的、地理上多樣化的全球供應鏈的力量。”

印度製藥公司承認，要建立自己的原料藥生產能力，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還需要時間。

藥品出口促進委員會主席迪內什·杜阿（Dinesh Dua）説：“新冠疫情讓人大開眼界。政府在過去幾周所做的比過去幾年做的還要多。但即使我們現在開始，結束對中國的依賴，也至少需要10年時間。”

負責審核製藥公司在中國的生產實踐的菲利普•安德烈（Philippe Andre）贊同一種更具協作性的做法。他説：”解決方案必須是國際性的，通過某種制度，生產國必須確保它們有足夠的能力在危機期間繼續向世界供應藥品。”

目前，印度似乎別無選擇，只能依賴中國生產的大部分原料藥，而美國則依賴印度生產的大部分藥物。

當科學家們為新冠肺炎找到一種治療方法或疫苗時，這一供應鏈問題的真正考驗將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