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得手：“美國優先”加劇了西方的安全憂慮_風聞

作者：劉得手，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外交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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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方是一個歷史概念，也是一個現實存在。通常意義上的西方儘管以北約為基石，但它並不乏安全上的擔憂：特朗普政府以“美國優先”為視角，“看到了”一個“危險的世界”；歐洲也一直在關注並應對其所面臨的種種安全威脅與挑戰。一定意義上，現今“美國優先”外交政策已成為歐洲安全的一個挑戰因素，加劇了歐洲的不安全。這一切將不可避免地對國際安全、跨大西洋關係及國際秩序產生深遠影響。

【關鍵詞】 國際安全 西方 特朗普政府 “美國優先” 大國競爭

2020年2月14～16日，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召開，會議發佈了《西方的缺失》 （Westlessness）主題報告。德國總統弗蘭克·瓦爾特·施泰因邁爾 （Frank Walter Steinmeier） 在會議開幕式上的致辭中説，“我們最親密的盟友美利堅合眾國，在現任政府領導下，拒絕接受國際社會的概念。”他補充説：“‘再一次偉大’，但以犧牲鄰國和夥伴為代價。”施泰因邁爾沒有點特朗普的名，但提到他的“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他還説，“這樣的想法和行為傷害了我們所有人。” 在隨後的會議中，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作了題為《西方正在獲勝》 （The West is Winning）的發言，發言中他反駁了施泰因邁爾對特朗普的“美國優先” （America First） 政策的批評。作為世界上辯論國際安全面臨最緊迫挑戰的主要論壇，慕尼黑安全會議一向也被稱為是西方的“家庭團聚”，然而，這場“家庭”內部的齟齬不期將“西方”“美國優先”及“國際安全”同時呈現在世人面前，其中的密切關聯及所瀰漫的焦慮與擔憂引人關注，值得深入研究。

何為西方？

何為西方？見仁見智。一般而言，西方是一個歷史概念，也是一個現實存在。就前者來看，美國已故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 （William H. McNeil）從西方文明的意義上探討了“西方”的歷史演變，他提出，西方概念的誕生可以精確地追溯到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479年愛琴海兩岸發生的事件，也就是説，英法想象的西方，起源於大約兩千五百年前波斯帝國入侵希臘。之後，西方的演變經歷了文藝復興時期、以英法為核心時期（The Anglo-French West） 及美國學派語境中的西方等幾個歷史階段。

作為一個現實存在，西方並沒有一個確切的定義。通常它是指以跨大西洋關係為內核，地理上覆蓋從北美到歐洲的廣大區域。從經濟上看，跨大西洋經濟擁有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市場。按購買力計算，它佔世界GDP的三分之一。從個人消費衡量，它佔全球個人消費總額的一半。美國和歐洲的出口總額佔全球出口總額的約27%，進口總額佔全球進口總額的32%以上，兩者合計對外投資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額中佔65%，吸引外資佔全球的58%。軍事上，其以擁有29個成員國的世界上最龐大的軍事同盟體系——北約為基石。據美國全球火力智庫 （GFP） 的最新研究，北約有能力召集近350萬人參加戰鬥，總開支超過9億美元。”

尤其是北約的成員國中還包括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然而，這樣一個經濟實力、軍事實力都十分雄厚的西方並不乏安全憂慮。2019年12月4日，北約倫敦峯會發表聲明，寫道：我們作為一個同盟，正面臨來自各個戰略方向的明顯威脅和挑戰。俄羅斯的侵略行動構成對歐洲—大西洋安全的威脅；各種形式和表現的恐怖主義仍然是對我們大家的持續威脅。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挑戰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我們邊界以外的不穩定也助長了非正常移民。我們面臨網絡和混合威脅。

這是從北約視角闡述的西方的安全擔憂，而如果以美國或歐洲的視角審視國際安全問題，其憂慮之情則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美國優先”視角下的“危險世界”

“美國優先”是特朗普的競選口號，也是他的執政理念，其實質是美國的安全和利益至上。2016年4月27日，特朗普在美國智庫國家利益中心 （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 發表競選演講，首次系統闡述其外交政策主張。他在演講

中強調，“我的外交政策將永遠把美國人民的利益和美國的安全放在首位。這將是我做出的每一個決定的基礎。‘美國優先’將是我的政府最重要的主題。”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推出其任期內第一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 （Natioan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報告。報告在導言中聲稱，“這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美國放在優先地位”。同日，白宮發表了《新時代新國家安全戰略》文件，它聲稱，“首先，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反映了他認為把美國放在首位是我們政府的職責，也是美國在世界上有效領導的基礎。再一次強調“美國優先”對於特朗普政府制定國家安全戰略的指導意義以及特朗普總統以“美國優先”為核心的執政理念。

信奉“美國優先”的特朗普坦承，他在就任時“看到美國面臨着一個極其危險的世界”，近年來各種威脅不斷加劇。“無賴”政權正在發展核武器和導彈，以威脅整個地球。激進的伊斯蘭恐怖組織正在蓬勃發展。恐怖分子控制了中東大片地區。競爭大國正在全球範圍內大肆破壞美國的利益。《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則聲稱，它基於“有原則的現實主義” （principled realism） ，認為美國處於一個“競爭的世界”：“中國和俄羅斯挑戰美國的實力、影響力和利益，試圖削弱美國的安全和繁榮。它們決心使經濟變得更不自由和不公平，以發展它們的軍事力量並控制信息和數據，以壓制它們的社會，擴大它們的影響力。同時，朝鮮和伊朗決心摧毀各地區，威脅美國和美國的盟國，殘暴地對待它們自己的人民。跨國威脅集團，從聖戰恐怖分子到跨國犯罪組織，都在積極地試圖傷害美國人。”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強調，“修正主義國家”中國和俄羅斯爭奪美國的地緣政治優勢，試圖將國際秩序向有利於它們的方向改變。” 以此報告發布為標誌，特朗普政府將應對“大國競爭”作為戰略重點。2017年12月19日，時任國防部長馬蒂斯就新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發表演講時説，“儘管我們將繼續進行我們今天所從事的打擊恐怖分子的戰役，但大國競爭，而不是恐怖主義，是現在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重點。” 重提“大國競爭”，這是冷戰後二十餘年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作出的最重大調整之一。

更為關鍵的是，特朗普政府認為中國是其“核心威脅”。2019年6月1日，美國國防部發布首份《印太戰略報告》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該報告稱，“印度—太平洋地區是 （美國） 國防部的優先戰區。”它還表示，“國家間戰略競爭，即自由和壓制性世界秩序願景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是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擔憂（concern） 。尤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企圖通過軍事現代化、影響軍事行動和掠奪性經濟來脅迫其他國家，以使該地區作出有利於它的重新調整。” [15]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也表示，“恐怖主義的風險較低”，他妄稱，“中國共產黨是我們時代的核心威脅。” 這意味着，基於中國是美國“核心威脅”的臆斷，特朗普政府“大國競爭”戰略的主要矛頭直至中國。

歐洲安全觀的演變

2003年12月，歐洲理事會通過了《歐洲安全戰略》 （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文件，第一次確立了以歐盟的核心價值觀為基礎推進歐盟安全利益的原則和明確目標。此後，歐盟先後發表了《歐洲安全戰略執行情況報告——在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裏提供安全》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Providing Security in a Changing World） 、《歐盟內部安全戰略》 （Inter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European Union: Towards a European Security Model） 、《歐洲安全議程》 （The European Agenda on Security） 及《共同願景，共同行動：一個強大的歐洲》 （Shared Vision, Common Action: A Stronger Europe） 等文件，不斷致力於捍衞歐盟的集體安全。這些文件對歐盟所面臨的安全威脅及應對策略作出了闡釋，體現了歐盟應對日益嚴峻複雜的安全威脅的緊迫感與使命感，也顯示了歐洲安全觀的演變脈絡。

2003年12月，歐盟發佈首份安全戰略報告——《歐洲安全戰略》文件認為，現在不可能發生對任何歐盟成員國進行的大規模侵略。相反，歐洲面臨着新的威脅，這些威脅更加多樣化，更不那麼明顯，更不可預測。它指出，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地區衝突、失敗國家、有組織犯罪，是歐盟面臨的主要威脅。這些不同因素放在一起——致力於最大限度暴力的恐怖主義、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可用性、有組織犯罪、國家體系的削弱和武力的私有化——致使歐盟確實可能面臨一個非常極端的威脅。文件還提出如下戰略目標：應對威脅、加強歐盟鄰近地區的安全、構建以有效多邊主義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這份文件將成員國遭受大規模侵略的風險降至最低，轉而引導歐盟及其成員國應對新型威脅，意義十分重大。

2009年，歐盟理事會通過了《歐洲安全戰略執行情況報告——在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裏提供安全》文件。該文件認為，《歐洲安全戰略》發現了一系列對歐盟利益的威脅和挑戰。五年過去了，這些威脅和挑戰都沒有消失：有些變得更大，更加複雜。它提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恐怖主義和有組織犯罪、網絡安全、能源安全、氣候變化都是歐洲所面臨的主要威脅。不難發現，上述諸種威脅中，除了網絡安全之外，其他都屬於全球性挑戰。2010年2月，在西班牙6個月的歐盟輪值主席國任期期間，歐洲理事會通過了《歐盟內部安全戰略》文件。該文件指出歐洲內部安全所面臨的重大威脅：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重大有組織犯罪、網絡犯罪、跨境犯罪、暴力和天災人禍。為應對上述威脅，歐盟層面將提供定期威脅預評估，加強計劃制定、程序設計及善後處理，提高現場工作效率，促進信息共享、聯合調查和行動及建立行動效果評估機制。這一戰略還為形成歐洲安全模式提供了原則和行動指南。

此後，由於歐盟及其成員國面臨若干新的複雜的安全威脅，突出表明需要在各層級進一步發揮協同作用，加強合作。當時許多安全問題都源於歐盟近鄰地區的不穩定以及不斷變化的各種形式的激進主義、暴力和恐怖主義。威脅越來越多樣化，越來越國際化，越來越具有跨國界和跨部門的性質。2015年4月28日，歐盟委員會出台《歐洲安全議程》文件，並以它取代了《歐盟內部安全戰略》。《歐洲安全議程》文件寫道，“在未來五年中，這一更好、更緊密合作的框架應該用於處理歐洲安全的三個主要優先事項，同時適應未來可能演變的其他主要威脅。”文件提出，這三個優先事項是：對歐洲的恐怖襲擊、重大有組織跨境犯罪、網絡犯罪。它認為，針對這三種威脅，應立即採取行動。它們顯然是相互關聯的跨境威脅，而其多方面和國際層面特點表明，需要在歐盟層面作出有效和協調的應對。

《歐洲安全議程》還提出了在歐盟實現高水平內部安全所需採取的行動，指出這必須是一個共同的議程。它的成功實施依賴於全部有關行動者做得更多、合作得更好的政治承諾，其中包括歐盟機構、成員國和歐盟部門。它需要一個以安全為主要外部優先事項的全球視角。歐盟必須能夠對突發事件作出反應，抓住新的機遇，預測和適應未來趨勢和安全風險。

2016年6月，歐盟發佈了題為《共同願景，共同行動：一個強大的歐洲》的歐盟全球戰略文件，指出恐怖主義、混合威脅、氣候變化、經濟波動及能源不安全，威脅歐盟的人民和領土，並主張必須把相互援助和團結的承諾化為行動，通過安全防禦、反恐、網絡安全、能源安全及戰略傳播等五條行動路線促進歐洲的集體安全。此後，歐盟還先後發佈了四份報告，對2016年歐盟全球戰略的執行情況加以總結，持續推進該項戰略的貫徹落實。

梳理上述歐盟主要的安全戰略文件及最新全球戰略文件，可以看出，歐洲安全觀伴隨歐盟的新挑戰與新威脅的出現而不斷演變。換言之，更有效地應對各種安全威脅與挑戰是歐洲安全觀不斷演變的內在動力。就其對威脅的界定和應對而言，歐洲安全觀主要具有以下幾個特點：其一，自2003年發佈首份《歐洲安全戰略》報告以來，歐盟一直將恐怖主義視為首要威脅；同時，對應對其他威脅，如氣候變化、網絡安全、能源安全的重視程度不斷提升。其二，歐盟視野中的安全威脅日趨多樣化、國際化，往往是原有的安全威脅尚未解決，新的安全威脅又出現了，

呈現出歐盟內外安全威脅相互交織的態勢。其三，面對諸多安全威脅，歐盟並沒有將自身當作一個被動應對者，相反，它一直將自己視為安全的提供者。另外，由於歐盟所面臨的大多數威脅也屬於全球性挑戰，因此，歐盟對於多邊協調合作以應對共同威脅與挑戰，持有積極的開放態度。

“美國優先”外交政策對歐洲安全的衝擊

傳統意義上，美國是歐洲安全的保護者，這一義務源於北約第5條款的規定，至今仍保持效力。不過，由於特朗普政府調整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奉行“美國優先”外交政策，一定意義上，它已成為歐洲安全的一個挑戰因素，加劇了歐洲的不安全。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對比美國的安全戰略與歐盟的安全觀可以發現，雙方並不在一個“節奏”上，這無疑會對美歐的安全合作造成困難，從而損害雙方的安全利益。當前，美歐安全觀上的分歧至少突出體現在以下三點：

其一，在威脅來源上。歐洲的安全威脅可謂林林總總，使美國擔憂的威脅顯然少得多。特別是，雙方在是否將中、俄作為安全威脅上存在分歧。與美國不同，歐盟避免將俄羅斯界定為歐洲安全的威脅，其對中國的看法則尤為積極。在這個問題上，剛剛脱歐的英國也與美國之間存在分歧。不久前，在美英兩國外長一同接受採訪時，談及安全威脅問題，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中國威脅論”形成鮮明對照，英國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 （Dominic Raab） 則列舉了恐怖威脅、網絡犯罪、流行疾病等多種威脅，並避免將中國説成是英國的安全威脅。

其二，在首要威脅問題上。是“大國競爭”還是“恐怖主義”，目前美歐各執一詞。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有學者研究認為，當初《歐洲安全戰略》報告將恐怖主義確定為歐洲安全的首要威脅還是出於向當時美國政府的反恐政策靠攏的考慮。時過境遷，正如當年“9·11”事件發生後美國戰略迅速調整一樣，此番美國戰略再次調整，歐洲會如何適應？特別是雙方如何協調關於首要威脅的立場，值得關注。

其三，在對華認知上。即便美國不斷施壓，歐洲政界主流還是保持了相對獨立的立場，這一點在不久前北約倫敦峯會發表的聲明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證，該聲明在闡述涉華立場時寫道，“我們認識到，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和國際政策帶來了機遇和挑戰，我們需要作為一個同盟共同應對。” 總體上看，這是一個相對靈活的表態，它表明北約的立場並沒有倒向美國一方。

其四，與此相關，在華為5G技術等相關問題上，美歐之間的立場也不一致。美國政府聲稱，第五代無線技術 （5G） 將成為未來經濟和公共服務的支柱，新的網絡社會將嚴重依賴於創新的新應用。各國現在必須採取行動，保護新興的5G網絡，因為風險之高無以復加。“由於有這麼大的風險，迫切需要值得信賴的公司建造這些21世紀的信息動脈。具體來説，至關重要的是，歐洲國家不能將其關鍵基礎設施的控制權交給華為 （Huawei） 或中興通訊 （ZTE） 等中國科技巨頭。” 為了圍堵華為，特朗普政府不遺餘力地遊説歐洲盟國，試圖迫使他們放棄與華為的合作。迄今，美國的外交行為雖收到一些效果，但並未達到其預期目的。比如，2020年1月28日，英國政府決定允許華為有限參與到建設其5G網絡的非核心部分。歐盟、德國也都沒有關閉與華為合作的大門，法國的合作意向則相對更為積極。不過，可以肯定，特朗普政府不會放棄在對華關係以及華為5G問題上繼續向歐洲國家施壓。與此同時，這種以“美國優先”為出發點的施壓政策本身就有違歐洲利益，因而也會遭到歐洲國家不同程度的抵制。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以“美國優先”為指南，在國際事務中奉行單邊主義外交政策，其做法很大程度上會使歐洲的安全利益受到衝擊，加劇歐洲的不安全。“美國優先”是特朗普政府推行單邊主義外交政策的“通行證”。這是因為，自2017年執政以來，特朗普政府就“颳起了退羣風”，先後單方面宣佈退出一系列國際條約、協議、協定。其中，與歐洲的安全利益密切相關的有《巴黎協定》 、《伊朗核問題協議》（JCPOA） 、《中導條約》 （INF） 等。2015年底達成的《巴黎協定》被認為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里程碑。歐洲對氣候變化問題十分關注，長期以來將其視為主要安全威脅。在2020年初召開的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氣候變化是重要議題之一。2020年2月13日，國際氣候與安全軍事委員會 （IMCCS） 專家組發佈《世界氣候與安全報告2020》 （World Climate and Security Report 2020） ，報告指出，安全和軍事專家越來越關注氣候變化對安全的影響，其中許多人認為未來20年，氣候變化對全球安全造成的風險將是巨大的或更高的，並建議加強“氣候防護”國際安全，包括在基礎設施、機構和政策以及大幅減排方面，以避免重大甚至災難性的安全威脅。足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特朗普政府是多麼“特立獨行”。

2018年5月8日，特朗普總統宣佈退出《伊朗核協議》，重啓對伊朗的制裁。由於擔心美國退出協議會引發中東的動盪，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時任英國外長鮑里斯·約翰遜曾相繼赴美勸阻特朗普，但都無功而返。特朗普退出伊核協議的做法表明，對於歐洲盟友的安全擔憂，他都置若罔聞。

2019年2月1日，美國國務院宣佈，華盛頓將於2月2日起暫停履行《中導條約》義務，啓動退約程序。8月2日，國務卿蓬佩奧指控俄羅斯違反《中導條約》，宣佈美國正式退出該條約。儘管北約支持美國的決定，它還在一份聲明中説，“美國完全遵守條約，而俄羅斯不遵守條約的局面是不可持續的”。然而，德國外交部長海科·馬斯（Heiko Maas） 對條約的結束表示遺憾，稱“歐洲的一部分安全已經喪失” ，擔憂之情溢於言表，但又無可奈何。

此外，2018年底，特朗普總統還曾未經與歐洲盟友協商就單方面作出從敍利亞撤軍的決定，此舉再一次暴露他一貫無視盟國安全利益的立場。而隨着在敍利亞的反恐戰爭接近尾聲，特朗普還多次威脅，如果歐洲領導人不同意接收被抓捕的據稱來自歐洲的恐怖分子，則他就將把那些恐怖分子釋放回歐洲。顯然，這將會對歐洲的安全構成直接威脅。

不容低估的影響

西方不安全感日益加劇。美歐安全上的分歧不斷增多，西方內部焦慮情緒進一步瀰漫，不可避免會對國際安全、跨大西洋關係及國際秩序的未來產生深遠影響。

就國際安全而言，由於西方，特別是美國不安全感的加劇，及其推行“大國競爭”戰略，奉行單邊主義外交政策，導致國際安全形勢日趨緊張。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為增強進行“大國競爭”的軍事實力，特朗普政府大幅增加軍費投入。與此同時，它還強勢向北約盟國施壓，要求它們增加軍費開支，分擔美國的防務負擔，由此帶動新一輪全球軍費增長，為國際安全注入不安定因素。自上任以來，特朗普總統連年增加國防開支。2019年其防務開支的增長率高達6.6%，為美國十年來最高，帶動當年全球防務開支增長達4.0%。[32] 同年9月，特朗普宣稱，自從他當選以來，美國已花費超過2.5萬億美元用於徹底重建美國軍隊。11月29日，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 宣佈，2019年，歐洲盟國和加拿大的國防開支實際增長4.6%，這是連續第五年增長。他還透露，到2020年底，這些盟國自2016年以來的國防投資將在目前的1300億美元基礎上再增加1000多億美元。根據最新估計，到2024年底，國防支出的累計增幅將達到4000億美元。

其二，特朗普政府強勢推動“大國競爭”戰略，目標直指中、俄，迫使其他國家在大國之間選邊站隊。尤其是亞太地區，特朗普政府以“印太戰略”為抓手，強化美印日澳四國合作機制。與該地區一些國家頻繁舉行軍事演習，為亞太地區增添不穩定甚至破壞性因素。

其三，與此相關，特朗普政府以“大國競爭”取代大國合作，奉行單邊主義外交政策，導致一系列地區性、全球性威脅與挑戰，如核不擴散問題、氣候變化、流行疾病、局部動盪與衝突、人道災難、難民問題、貧困問題、糧食安全及水資源安全等得不到應有的關注，原有的相關國際合作遭到破壞，放任“一種不可接受的全球不安全狀態”危及國際安全。

就跨大西洋關係而言，自北約成立以來，安全關係一直是美歐關係的核心與支柱。當下，由於雙方在安全上的分歧不斷增多，跨大西洋關係安全紐帶已顯鬆弛，其負面影響也已顯現：慕尼黑安全會議一向是美歐“家庭聚會”的場所，現在卻變成相互攻訐的舞台。雙方無法在基本問題的認知上達成一致：歐洲認為西方正在從國際舞台上“撤退”，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則針鋒相對地認為“西方在獲勝”。

德法等國領導人難掩他們對跨大西洋關係的失望。早在2017年5月，德國總理默克爾就公開表示，“完全依賴別人的日子過去了”，她説，“我們歐洲人真的必須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 為自己的未來和命運而戰。”法國總統馬克龍提出“歐洲干預倡議”，呼籲建立“歐洲軍”，意在減少對美國的安全依賴。他還語出驚人，説北約正在經歷“腦死亡”。馬克龍主張歐洲制定自己的戰略，管理歐洲的事情。他認為對待俄羅斯，歐洲需要有自己的政策，而不僅僅是跨大西洋政策。對於馬克龍的“歐洲軍”建議，德國總理默克爾持贊同的態度。

對於導致跨大西洋關係凝聚力下降的原因，歐盟—亞洲中心主任弗雷澤·卡梅倫 （Fraser Cameron） 認為，“這一切都與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有關。特朗普不相信同盟，無論是在歐洲的同盟還是在亞洲的，他認為外交政策純粹是交易性的，這導致了西方國家的分裂。”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跨大西洋關係則很可能在特朗普後時代會再度“煥發生機”，這恐怕也是歐洲人所期待的。

不過，有學者則認為，當前跨大西洋關係變化的原因在於，“對美國來説，歐洲是一個已經解決的戰略問題。在言語和行動上，美國正從歐洲大國的角色——將其在歐洲的作用和存在視為追求國家利益的一部分——中脱身。對華盛頓來説，北約應該是美國全球影響力的一部分，而不是負擔。”顯然，華盛頓這兩方面的戰略意圖都與歐洲的利益相脱節，這是因為，雖然歐洲國家，尤其是波羅的海三國都希望美國的戰略重心仍留在歐洲，繼續充當歐洲免遭俄羅斯威脅的安全屏障，但它們並沒有準備充當美國全球戰略的工具。這種戰略意圖上的分歧是導致跨大西洋關係裂痕加深的重要原因。

就國際秩序而言，從特朗普政府發表的一系列戰略報告來看，它企圖打造一個美中對立、以所謂“自由”和“壓制”為標誌的既分裂又相互競爭的世界秩序。對於歐洲而言，這是一個不容迴避、存在爭議，因而也必然引起更大焦慮和不安的問題。2016年以來，伴隨特朗普的當選、英國脱歐提上議事日程及民粹主義在歐美國家抬頭，西方的焦慮進一步上升。慕尼黑安全會議作為美歐協商安全和防務事務的平台，不期成為它們宣泄焦慮的窗口。本年度慕尼黑安全會議報告《西方的缺失》寫道，“世界範圍內影響深遠的權力轉移和快速的技術變革導致了一種焦慮和不安感。世界正在變得不那麼西方化。但更重要的是，西方本身也可能變得不那麼西方化。這就是我們所説的‘西方的缺失’。”它主要反映了歐洲對於“如果西方把舞台留給其他國家，這對世界意味着什麼”的焦慮，這種焦慮或許有助於推動歐洲的集體自省，特別是其在塑造國際秩序中發揮何種作用的積極探索。

儘管這種探索並非始於特朗普當選，但無疑特朗普時期的美國戰略調整及美歐關係變化強化了這種探索的緊迫性。為此，有歐洲學者呼籲，“歐盟應將捍衞重新設計的基於規則的秩序作為其全球戰略的中心，並通過加強歐洲的金融獨立性和安全能力來支持這一戰略，歐盟還應優先努力彌補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政策造成的全球外交赤字。”倘若歐洲聽從這樣的召喚，鑑於其一貫的多邊主義利益訴求，則其為此而作出的努力可能有助於推動構建以多邊主義為基石的國際秩序。

來源：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