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汀陽: 西方缺的“第四種文化”, 正是中國的重大機遇 | 文化縱橫_風聞

CSSCI核心期刊**《文化縱橫》跨年徵訂全新上市**

✪ 趙汀陽 |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導讀】**疫情之下，國際社會的衝突狀態愈發凸顯。哲學家趙汀陽發問：今天，人類還能否作為一個總體的羣而合作？在人類的合作中又如何能夠保證合作壓倒衝突？他認為，西方的國家理論和國際理論是目前流行的政治理論模式，但全球化所引發的許多世界性的新問題卻無法通過“國家—國際”框架來解決，這一框架不夠大，且缺乏世界公共性或者世界公心的維度，因而各種涉及到世界總體的政治問題，比如世界公利、世界制度、世界合作、世界治理以及文化衝突等問題就很難在其中得到充分而公正的討論。作為一種結構性的改進思路，有必要引入“天下”這一以化敵為友為基本精神的、西方所沒有的第四種文化維度，來改造政治理論，將其由“國家—國際理論”擴大為“世界—國際—國家理論”，如此才能包容性地思考所有的政治問題。在今天，尤其在未來，以國家—國際理論為眼界的政治理論越來越不夠用了，國家政治和國際政治問題越來越變成世界政治問題，這意味着需要一個“政治學轉向”，即把政治分析的重心轉到世界政治上，於是，一個以世界政治問題為核心的“天下”理論對於未來政治可能是更合適的。

文章發表於《文化縱橫》2010年第3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天下體系的現代啓示

**▍**用“天下”觀念克服國際無政府狀態

國際社會至今一直是無政府狀態，或者説是霍布斯的自然狀態。不過霍布斯對自然狀態中人人互相為敵的想象太過誇張了，既不真實也不合理。中國古代哲學家荀子也有一個自然狀態理論，可能比霍布斯的設想更真實。荀子相信，出於生存需要，人們從一開始就必須有合作關係，即一開始就有“羣”的存在，共存是任一個體存在的條件，於是，人際衝突並非緣於獨立個人之間的爭奪，反而是羣體內部關係所導致的矛盾。人們通過合作而成為羣體，而人人要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都試圖多佔與他人合作所共同創造的財富，為了多佔便宜就必須把他人的利益最小化，因此，恰恰是合作之後出現的如何分利的問題才導致了衝突。就是説，合作先於衝突，而且正是由於合作——不公正的合作——才又導致衝突。不過，儘管霍布斯的自然狀態設想對於人際關係是誇張的，但如果把它改造成為羣體之間關係的自然狀態，就比較合適了，這樣，荀子和霍布斯的問題就合二為一了。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下，我們有理由提問：人類是否能夠作為一個總體的羣而合作?在人類的合作中又如何能夠保證合作壓倒衝突?或者説，是否存在着對人類衝突的一個普遍有效的合作解?

中國的政治概念是社會性的而不是國家性的，中國哲學家相信政治的目標是形成“治世”而避免“亂世”。“治”被認為是實現政治的任何其他目標的必要條件，而“亂”則破壞一切好事，所以“治”是中國政治哲學的第一原理。這一點對理解中國政治非常重要。一個治世未必是一個最好的社會，也未必是人人滿意的社會，因為無論什麼秩序總會限制某些自由。但只有在治世條件下才有可能去改善任何事情，因此，治世被認為是任何好政治的出發點和基本保證，由此可以理解為什麼中國政治家最關心的就是社會穩定。　　

有人請教孔子什麼是政治，孔子回答説“政者正也”(意思是“擺正各種秩序和關係”)。孔子的政治定義表達了中國對政治的典型理解，它與西方政治概念的着重點有所不同，既不同於希臘的Polis，也不同於羅馬的Res publica或者羅馬帝國的“羅馬治下和平”;不同於馬基雅維利的超越了道德的政治，更不同於卡爾•施米特以敵人意識為主導的政治概念。對於中國思維來説，政治是達到道德的途徑，道德是政治的目的，政治則是道德的制度條件。政治試圖以制度去治理人性，這裏的制度不僅包括法律和權力體制，還包括文化制度，所謂“禮樂”。孔子説：“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孔子將人情比作需要耕作的田地，如果不予耕作，人情之田就會雜草叢生，因此需要以秩序、責任、知識、仁愛以及美學經驗去引導人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傳統政治關心的是共同幸福的社會條件，而不是個人自由的國家條件。

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政治是為了創造一個良好秩序的“社會”而不是一個西方意義上的“國家”，尤其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中國的傳統社會沒有統治心靈的宗教，因此沒有宗教性的邊界，也不具有國家的那種主權邊界，因此社會是一個可以無限延伸擴大而連續展開的文化生活空間，不同社會之間的過渡是模糊的混合交融，就像兩條河流的匯合，因此中國政治思想中沒有不可兼容的他者，沒有不共戴天的異教徒，沒有不可化解的敵人(卡爾•施米特意義上的hostis)。社會可以無限擴大，文化可以無限交融，所以政治也可以無限延伸。如果一種政治完美到萬民歸心，就將成為整個世界社會的政治。這個“世界性社會”稱作“天下”。這是中國在3000年前出現的一個政治概念(最早見於《尚書》和《詩經》)，它表達了中國的政治世界觀。按照天下理論，當一個社會為全人類所接受，它就成為世界。根據這個標準，目前的無政府“世界”就仍然沒有成為世界，或者説，政治意義上的世界還不存在，而只有地理意義上的世界，所以國際衝突不斷而且無法克服。

由於早期社會的政治經驗不同，西方和中國各自發展出在分析框架、問題體系和價值觀上都有很大差異的政治思想。西方政治是從polis和res publica開始的，因此西方政治思想的出發點是“國家”，西方現代政治又追問自然權利，於是又突出了“個人”，西方政治的問題都在“國家-- 個人”這一空間中展開，其最大伸展度無非是“國際”。中國政治是從“天下”開始的，因此中國政治思想的出發點是“世界”，同時中國又以“家”作為基層單位，因此，中國政治問題就在“天下-- 家庭”的空間中展開，而國家是一箇中間層次，所謂“家國天下”。不難看出，中國政治思想空間的伸展度明顯大於西方，天下意味着關於世界總體的一種政治觀點，而國際至多意味着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

不同的政治出發點決定了對政治問題的不同理解，這種差異本來意味着豐富，很可能能夠形成良好的互補，但從思想結構上看，中國思想更有開放性，更能夠包容西方思想，因為天下已經是一個最大的思想尺度和政治空間，任何問題都可以進入並且被重新反思，即使是對中國思想形成挑戰的問題。與此相反，西方思想在遭遇中國思想時有一種不適，因為有許多問題是落在西方的思想框架之外的，比如説，天下問題顯然就是國家或者國際框架所無法表述的。當然，西方也有一個與天下具有同等伸展幅度的觀念，那就是基督教的上帝或者“上帝之城”，可是上帝之城屬於“天上”，在地上不可能完成，它是上帝的政治而不是人的政治，而中國卻試圖建立一個“天下”的政治普遍概念，這對西方思想形成一個難以接受的挑戰。因此，從理論結構上看，以中國思想去兼容西方思想，從而形成一種豐厚的新思想是更為可能的。我願意相信，西方政治思想的成就主要是在國家理論上，它在國家的合法性和政治權力結構等問題上有着出色的成就，但在國際政治方面的思路卻比較可疑，幾乎無法解決國際社會的霍布斯狀態，當然也就更不可能去解決世界總體的政治問題。與此相反，中國政治思想的長處卻在世界理論上，它對世界總體政治問題有着深遠的潛力，但在國家政治觀念上卻比較薄弱。因此，如果以國家為核心的西方政治思想能夠與以世界為核心的中國政治思想走向一種良好的會面和融合，很可能就能夠形成一種在理論上更全面更有效的政治思維。

西方的國家理論和國際理論是目前流行的政治理論模式，但全球化所引發的許多世界性的新問題卻無法在“國家—國際”這一框架中被有效地分析，因為“國家—國際”這一框架不夠大，而且缺乏世界公共性或者世界公心的維度，於是，各種涉及到世界總體的政治問題，比如世界公利、世界制度、世界合作、世界治理以及文化衝突等等問題就很難在國家—國際理論中被充分而公正地討論。因此，政治理論需要有一個結構性的改進。如果引入天下這一維度，就可以把政治理論由“國家—國際理論”擴大為“世界—國際—國家理論”，這樣才能包含所有的政治問題。在今天，尤其在未來，以國家—國際理論為眼界的政治理論已經越來越不夠用了，國家政治和國際政治問題越來越變成世界政治問題，這意味着需要一個“政治學轉向”，即把政治分析的重心轉到世界政治上，於是，一個以世界政治問題為核心的政治理論對於未來政治可能是更合適的。

**▍**周人的天下體系

這裏需要討論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個政治故事，其重要性類似雅典polis的故事。與西方的政治歷史不同，中國政治不是從國家問題開始的，而是從世界問題開始的。根據文獻可知，從世界問題出發的政治觀念是周朝的創造。在周朝之前，中國的政治狀況仍然是酋長部族的鬆散合作關係，聖王只不過是各部酋長所自願或不自願承認的強勢盟主，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君主。周朝創造了天下體系，它試圖把世界看成一個完整的政治存在去治理，而天下體系就是世界制度。3000年前的周朝政治思維為什麼會從世界問題開始，而不從國家問題開始?這是不尋常的事情，似乎不合常理。通常的情況是，部族演變出國家，因此，人們首先會想到國家政治，這才是自然而然的。以世界問題為核心的政治思維不僅在古代社會是一個獨特的超前創造，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很前衞的政治觀念，它所提出的政治問題甚至超出目前的政治現實而屬於未來。那麼，天下體系的故事究竟是如何開始的?它一定有特殊的原因，否則難以理解。

在3000年前的殷商部族體系中，周是處於比較落後的西部地區的一個小部族，人口最多六七萬，戰車300乘而已。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外交水平很高，成功聯合了西部和中部的許多小部族，但與盟主商朝相比仍然很弱。商在東部的核心領地是最發達地區，人口超過百萬。周武王領導許多友邦興兵攻商，雖然商紂王軍隊遠遠多於周聯軍，但商紂王一向暴虐無道，大失軍民之心，結果很大部分的部隊譁變倒戈，以致周武王一戰成功。周雖奪取了領導地位，但殷商遺民人數眾多，其心未穩，而且還有許多親近殷商的部族以及一些本來就桀驁不馴誰都不服的部族，據説當時部族多達800～1000個以上，而且屬於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既有農耕民族也有遊牧民族，既有黃種人也有白種人，文化更分東西南北。因此，以小邦而居萬邦主位的周政權面臨一個挑戰性的政治問題：如何能夠做到以一治眾並且以小治大?

(歡迎點擊文末閲讀原文訂閲《文化縱橫》2020年6月新刊)

傳統的以一治眾的模式總是由一個最大最強的霸主來實現的，這是自然的統治方式。但周乃小邦，本部人口非常有限，這意味着在任何變亂的情況下仍然絕對可靠的“自己人”並不多，顯然不適合採用傳統的霸主或盟主的統治方式，周政府不得不以謙虛審慎的態度去思考如何設計一個能夠讓眾國萬民都願意承認和接受的全新政治制度，以制度的優勢和吸引力去代替武力的威懾力。這個新制度要求做到：無論存在着多少部族和多少種文化，這個新制度都能夠獲得人們的普遍同意和支持，能夠擺平各種可能的衝突。只有當所有部族承認的是一種普遍制度而不是一個特殊權威，周這個小部族才有可能代表這個制度去管理世界。正是“如何以小治大”這個特殊問題迫使周去思考世界政治制度問題，於是，政治就從世界問題開始了。　　

這個世界制度把地理意義上的大地變成政治意義上的天下。這是“世界治理”問題的第一次提出。“治/亂”本是任何一個社會的內部問題，比如説一個部族或者一個國家的內部秩序問題，而對於外部關係，一般是採取武力威懾甚至征服的策略。但周朝發現了，當一個大規模社會包含各種文化和各種共同體，就必須去創造一種普遍有效的制度，否則不可能獲得天下人心，就是説，世界不可能通過征服去得到，而只能通過一個普遍承認的世界制度去創造出來。世界制度先於世界，只有當創造了一個世界制度，這個制度對各個國家都有好處，以至於各個國家都願意加入這個世界，這樣才擁有了世界。世界政治成為國家政治的必要條件，有序世界成為有序國家的必要條件，世界之治成為一國之治的必要條件，這就是中國政治思想的關鍵所在。根據《尚書》等文獻，周朝的“世界制度”是周公和召公為首的周朝高級智囊集團的創作。

在古代，由於交通與地理知識有限，人們所知道的“世界”只不過是今天中國的一部分而已。儘管人們所知道的地域不大，但它是被當成“世界”去分析的。重要的不是真實面積，而是世界意識。周朝創造的作為世界制度的天下體系試圖滿足這樣的基本原則：1.天下體系是一個利益普遍共享體系，其基本信念是“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因此“天下無外”;2.天下體系制度能夠保證各國都獲得足夠大的權力和利益，以至於各國加入天下體系的好處明顯大於獨立在外的好處，從而使各國都願意承認並且加入天下體系;3.天下體系能夠形成各國利益互相依存的互惠關係，比如互相救難，互通有無，從而保證和諧關係，這是世界共榮和世界和平的條件。

周朝創造的是一種網絡體天下體系，它由一個作為世界政治中心的天子之國(天子直轄特區)和大量諸侯國組成的政治分治網絡。這個政治網絡具有一些重要的結構特徵：1.每個局域結構都是總體結構的複製，每個局域又都是一個完整系統，因此，政治秩序既是普遍傳遞的，而各部又是獨立自治的。這個結構意味着，存在着一個為世界秩序和世界利益負責的政治制度，同時，各國高度自治，各地解決各地的內部問題，各地解決不了的大問題則求助於天子或者周邊友邦，而天下體系的政治中心負責那些需要總體協調配合的世界性問題;2.每個局域(即諸侯國)都潛在地有可能成功發展成為天下網絡的新核心而取代舊核心，而制度保持不變，政治核心的變更不影響整個體系的政治性質，天子和諸侯都不得不“勤修德”，以此維持和增加威信。

具體地説，周朝的天下體系是一個分治而一統的分封制，其中的權力和權利分配大致是：1.天子管理天下公共事業和公共秩序，負責促進世界利益和世界正義，並且擁有相對最大的一片土地作為直轄區(天子之國)，約為一個大諸侯國的4倍面積(考慮到那時有數百諸侯，這一面積並不具有壓倒優勢)，天子還擁有對各種不可分割分配給各國以及不宜由某國壟斷的世界公共資源的管理權，以便維持世界公正和普遍利益，那些公共資源包括跨國的河流、湖泊、名山以及各國都需要的某些重要礦物(按照這個邏輯，如果在今天的話，太空、海洋，普遍需要的能源如石油、核原料等就會被考慮在內);2.諸侯國擁有國內高度自治全權，並且有義務分擔天子之國在維持世界秩序上的成本，因此必須向天子納貢賦役;3.天子之國擁有相對最大軍力，諸侯國則按照人口和土地大小擁有成比例的軍力。天子之國軍力雖然最大，但沒有壓倒優勢。制度規定，天子之國軍力為6軍(大概相當於現代的師)，約6萬～7.5萬兵，大諸侯3軍，中諸侯2軍，小諸侯1軍，如此等等。這樣的配置比例形成實力制衡，不可能出現超級大國。如果某一諸侯作亂，顯然很容易平定，如果天子暴虐無道，幾個諸侯的革命聯盟就足以顛覆之。

可以看出，周朝制度的基本精神是創造世界範圍的合作最大化並且使衝突最小化，同時創造優先發展世界公利的政治條件。周制度雖然優越，但具有譏諷性的是，維持了數百年的周制度恰恰最後由於其優越性而崩潰——這是今天仍然值得反思的問題。在周朝後期，諸侯們發現中央政府過於仁慈寬厚，只獎不懲，而且已經無地可用於新的分封，尤其是在經濟上和軍力上已經失去維持世界秩序的實力，於是，某些諸侯試圖發展成為超級大國，以霸權體系去解構天下體系，結果進入長期的列強爭霸時代，最後在公元前221年秦國征服了所有中原諸侯而建立了中華帝國，天下體系終結了。帝國體系雖然繼承了天下體系的某些話語和觀念，但在制度上卻進行了根本的改變。從此天下體系成為往事，就像古希臘和古羅馬成為往事一樣。後來人們所熟知的只不過是中華帝國的形象，這是對中國思想的一種深刻誤解。作為周朝的思想遺產的“天下觀點”儘管無法實踐，但仍然一直是中國的世界觀，中國曆代哲學家不斷給予翻新的解釋，我在這裏所做的同樣也是一種翻新的再創造。天下世界觀一直影響着中國對政治的理解，如果不理解天下觀點就不可能理解中國的政治價值觀。

**▍**中國的普遍主義天下觀點

儘管一切完美社會都是事實上不可能的，但“想象的政治”是深刻影響着“現實政治”的思維方式和話語，它是一種積極的導向，而且它也有可能會部分得到實現，這已經足夠好了。事實上，天下世界觀一直存在於中國人的政治思維中，並且影響着中國的政治行為。

中國人推崇的政治價值觀，比如和諧原則，就在很大程度上屬於天下世界觀。和諧觀念出現在3000年前中國第一本政治著作《尚書》的第一節，最早表達為“協和”，所謂“協和萬邦”，後來通常簡單地表達為“和”。兩千多年來關於和諧有過許多討論和不同理解，就像西方對正義、自由、民主等基本概念也有多種不同版本的理解一樣。和諧概念由於中國政府近年來的提倡而聞名於世。在中國傳統思想裏，人們特別關心的焦點問題並非“和”還是“不和”，而是到底是“和”的策略還是“同”的策略更能夠解決衝突問題。春秋時就有過關於“和”還是“同”的著名爭論，大概是説：差異往往形成衝突，於是有兩種解決策略，一是“同”，就是消滅差異變成只有一種格式，這個策略被認為是壞的，理由是萬物如果失去多樣性就都無法存活，所以思想失去多樣性同樣危險;另一種策略是“和”，就是維護差異和多樣性，並且利用多樣性去創造能夠形成優勢互補的最優合作關係。

按照中國觀點，西方的典型策略都屬於“同”，因為西方總是希望能夠通過“普遍化”西方價值觀去解決衝突，從基督教試圖一統世界萬民的精神到現代西方試圖以自然人權去統一世界的價值觀，都是試圖消滅價值觀差異的做法。西方這種錯誤的政治追求很可能源於西方的一元真理觀點。西方主流哲學相信，對於一種事物，只能有唯一為真的真理。這種真理觀對於客觀事物也許是正確的，但是對於人的事實就變得非常可疑。

天下世界觀以及和諧觀念暗示了一種中國式的普遍主義。中國傳統思想從來都是普遍主義的——天下概念的眼界就已經註定了這一點——絕非一些亞洲國家所主張的那種地方性的、特殊性的“亞洲價值”之類的相對主義(亞洲價值之類的概念根本就不成立)。中國的普遍主義是一種兼容普遍主義，它的思想基礎是中國式存在論：共存先於存在。由於西方存在論的分析單位是個體，因此，西方的普遍主義追求的是對於每一個體普遍有效的那種普遍原則;中國存在論的分析單位是關係，因此，中國普遍主義關注的是對於每種關係普遍有效的那種普遍原則。這兩種普遍主義的分析對象不同，因而也各有各的用處。

既然世界是無政府狀態，超級大國就成為對其他國家現實或潛在的威脅。西方各個帝國主義強國曆來都是對弱小國家的威脅，特別是史無前例強大的美國，更幾乎是對整個世界的威脅。習慣於對其他國家構成威脅的西方一旦發現非西方大國變得強大起來就加倍地覺得是威脅，所以對今天據説正在“崛起”的中國有一種過敏和過激反應。儘管中國聲稱自己是和平主義者，而且歷史事實也表明中國曆來是諸大國中最少侵犯性的，但西方仍然把中國看作是威脅，西方對中國的特殊敵意很可能一方面是由於西方政治的習慣性敵人意識，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西方對中國的世界觀不理解。　　

按照温特的説法，人們對國際關係的理解存在着“三種文化”：一種是，眼中只看到敵人的霍布斯文化，另一種是以競爭代替戰爭的洛克文化，還有一種是與朋友建立同盟的康德文化。根據這個標準似乎可以説，歐盟對內是康德文化，對外通常是洛克文化。美國則兼有三種文化：對英語盟友算是康德文化，對歐洲大陸是洛克文化，而對其他國家基本上是霍布斯文化，其中許多國家被美國定義為“失效國家”(failed states)，還有流氓國家和專制國家等等，總之都是一些壞的國家。温特不支持霍布斯文化，他似乎相信，如果國際社會能夠以康德文化為主流，就能夠成為一個好世界。温特無疑是善意的，但問題卻並不如此簡單。其實，這三種文化都是經不起普遍模仿的檢驗，因為它們終究都是不同程度上排斥他者的文化，而排斥他者的行為也會被他者所模仿，結果必定會促進不合作。這裏值得分析的是善意的康德文化，康德追求“永久和平”的思想熱情一直都令人感動，但康德畢竟受制於西方政治的思想框架而無法超越通向永久和平的障礙。按照康德文化，自由國家總會與作為自己人的其他自由國家結盟，那麼，與那些不屬於自己人的其他國家的關係又應該如何處理呢?假如其他國家不願意放棄自己的文化傳統也不願意接受西方文化，又怎麼辦呢?尤其是，假如非西方國家強大起來並且反過來向西方推銷非西方的價值觀，又怎麼樣呢?康德文化對付不了這些問題，也許在這樣的情況下康德文化就只能退化為霍布斯文化了。嚴格地説，康德文化雖有善良意願，卻在本質上同樣缺乏兼容異己的原則和能力。毫無疑問，尋找朋友的康德文化總要比尋找敵人的霍布斯文化好得多，但尋找朋友仍然解決不了衝突問題，因為尋找朋友仍然做不到化敵為友，這是康德文化的侷限性。化敵為友正是中國的天下世界觀的基本精神，只有化敵為友才是唯一能夠經得起普遍模仿的正確策略。天下觀點正是西方所沒有的第四種文化。

與歐洲觀念相比，美國的世界觀是更誠實的質樸觀點，因此也更明顯地表現出西方國際政治的底牌。這一底牌就是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施米特式的現實主義政治理解，同時又是基督教式的以異教徒為敵的使命感，於是形成了一種以硬實力和軟實力在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對所有他者進行雙重支配的霸權世界觀。美國是一個新品種的帝國，它不像羅馬帝國那樣去擴張，也不像大英帝國那樣去建立無數殖民地，它追求的不是“美國治下的和平”而是“美國領導下的和平”。“領導”甚至比“統治”更自私自利，因為統治需要付出很大的管理成本，而“領導”則是一切利益都向自己傾斜而拒絕付出管理成本。美國文化不斷在重複編造戰勝各種想象的敵人的故事，其中的敵人意識如此誇張，實在令人吃驚。在這種排斥他者的美國世界觀眼中根本沒有世界，而只有美國之外模糊一片的“其他地方”，如果其中某個國家發展了而居然被注意到，無非就變成一個顯眼的敵人，一個被想象的敵人。

近年來中國的發展就被認為是對美國體系的挑戰。約翰•伊肯貝里(Ikenberry)在一篇廣受關注的文章中認為: 西方必須想各種辦法誘導中國接受“西方秩序”，而不要強迫中國去挑戰它(西方秩序大概指由西方價值觀所規定和指導的各種國際遊戲規則)，因為，如果中國成為一個新的超級大國，這還不算要命，但假如中國的野心大到不僅想成為一個西方秩序中的新超級大國，而且試圖推翻西方秩序就麻煩了。就是説，假如中國將來想在價值觀上獲得領導地位，則是萬萬不可容忍的。不過，經過分析之後他給出一個有趣結論：“假如21世紀的決戰是在中國和美國之間進行的，那麼中國會有優勢。但假如決戰發生在中國和重新煥發活力的西方制度之間，那麼西方終將勝出”。理由是西方的價值觀和制度畢竟是難以撼動的。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説，意識中恐怕沒有西方這樣緊張過敏的對抗想法，“最後決戰”是一個非常西方的想法，恐怕與基督教觀念以及現代的冷戰思維有關。

在中國文化中影響最大的儒家、道家和佛教思想裏都不存在緊張對抗之類過於激動的觀念，因為中國文化裏沒有上帝與魔鬼、信徒與異教徒之類的緊張對抗結構以及“末日審判”之類的想象。西方以西方之心去猜測中國之心就難免出現錯誤判斷，單方面想象了一種只有自己單獨上場的最後決戰。不過，對中國有更多理解的西方學者會有不同想法，例如雷默(Joshua Cooper Ramo) 在最近的《時代》封面故事文章中指出：美國“需要更新用來對付中國的過時觀念。冷戰思維只能事與願違，因為北京已經很大程度融入全球體系，無法用老辦法去遏制了”。於是他推薦了一種新方法，稱為“共同進化”(co-evolution)，就像有些物種那樣“長時間地合作而都因此壯大” 。這是一個與時俱進的積極建議。但要真正達到世界和平，世界恐怕還需要一種根本意識或者説哲學的轉變，需要意識到萬民所享的“天下”才是最終的普遍價值所在。

古人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 。這已經非常明確地説明了，如果不能兼容他者就是否定世界。我相信中國式的存在論是對的：共存先於存在而且是任一存在的條件，而以某種獨立存在為根據的眼界是看不到世界的。因此，我也相信基於關係眼界的中國價值觀是對的，它是克服衝突的一個良好思路。也許中國古代的天下體系制度對今天的世界已經不合適了，但它的思想遺產仍然具有啓發性，我們可以重新想象一個能夠創造世界共同利益和共同幸福的新天下。老子説：要理解世界，就必須從世界觀點去看世界。老子可能説對了。

—2020年6月新刊目錄—

▍特稿

01.戰國與希臘：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較                    

潘　嶽

過去，驗證一個理念，甚至需要數百年時間，數代人去重複錯誤。而今天，在技術革命下，幾年之間就能看清來龍去脈。唯有懂得反省反思、不斷包容、和諧共生、互鑑互融的文明，才是真正可持續發展的文明。為此，中國與歐洲真應該坐下來好好談談心。

▍封面選題：病毒的全球時刻

病毒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數觸目驚心，其對人類社會的次生性影響則更為深遠：它加速了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的全球經濟衰退，很可能會重構世界的政治經濟秩序，甚至會撼動人類文明的一些底層理念。在這個病毒的“全球時刻”，本期的封面專題是對疫情之後人類社會發展方向的沉思與回應。

02.全球化為什麼不可逆——探索新冠病毒危機後的世界

朱雲漢

03.疫情加速第四波全球化

張藴嶺

04.疫情危機與世界秩序重構 

馮紹雷

05.全球化迭代演進：走向多樣化世界

王湘穗

06.病毒時刻：無處倖免和苦難之問

趙汀陽

▍專題：擺脱貧困

本期推出“擺脱貧困”專題，以社會主義發展的視野，討論中國的扶貧行動。新中國七十年的減貧事業，不只是運用國家資源和力量，維持低收入羣體的體面生活的社會保障或福利政策，而是一項旨在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城鄉一體化和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系統的社會工程，同時它也是一項偉大的政治實踐。

07.脱貧攻堅：後革命時代的另類革命實踐 

李小云、楊程雪

08.精準扶貧如何改變鄉村治理結構

王曉毅

09.中國減貧：從地方性實踐到全球性意義

徐　進、李琳一

▍中國發展模式再討論

10.競合模式：高鐵技術創新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馬　瑩、甄志宏

不到十年的時間，中國鐵路速度等級實現了從每小時160公里到350公里的三級跳，併成功研發具有中國標準的高速動車組列車“復興號”。提及這些成就，大多數研究認為這是中國舉國體制下合作模式的典範，但中國高鐵技術創新不僅有產、學、研的三方合作，更有政府調控下的寡頭競爭，這種集競爭與合作於一體的模式才是創新成功的根本。

▍歷史觀

11.革命者人格與勝利的哲學——紀念列寧誕辰150週年   

汪 暉

​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0年第3期，原標題為“天下體系的現代啓示”。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