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正史之質疑（轉載）_風聞

    如果做一個自我介紹的話，我最早是學法語的，解放軍洛陽外語學院，是工農兵大學生，76級，最後一屆工農兵。後來到浙江美院讀了西方美術史的研究生，87年去法國讀博士，在法國待了十年。學術方面比較泛，比較雜。本專業是法語，後來是藝術史，後來對別的方面也有涉獵。我是去了西方以後，才回過頭來真正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好處，中西方文化的差別。我的第一本著作《現代與後現代》是在法國寫的，1990年底寫完。那時我就提出了一個觀點，就是中西文化之間的關係不是一種“差距”，而是一種“差異”的關係：“差距”是先進落後；“差異”是你我不一樣。而且在這本書裏，我已經在批判進步論，就是“社會進化論”的概念，指出進步論背後是西方中心論。當我去年買到或者説讀到了這本《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的時候，我覺得它提供了太多的詳實的史料，來批判歐洲中心論，讓我感覺特別的高興。終於有這麼一本書，一個西方人完全是從史料，大量的史料，我們大家都不知道的史料，來證明：所謂的西方文明，是吸收了大量的東方文明的成果，西方文明的起源大量源於東方。所以我今天講座的標題“西方文明正史之質疑”，相當程度上是為了推薦這本書。　　　

　100多年來，我們在書本上所讀到的西方歷史、世界史是西方人寫的。我們都知道，知識是一種權力。誰寫的書，誰在發佈一種知識和信息，其實是代表了他自己的利益，為他自己在辯護。比方説現在的“蔣介石熱”，很多學者根據的是蔣介石的日記。他的日記當然是要將自己寫得很好，所以都把蔣介石寫得很高尚。現在出現了大量的把歷史反過來的説法。所以知識是一種權力，這是我所要強調的。　　　　

   今天我們在小學、中學乃至大學看到的歷史都是西方人寫的。而這種西方人寫的西方文明正史，充滿了西方人的歷史優越感或者文化優越感。根據這部歷史或者西方正史，西方人自古就文明。西方歷史開始於古希臘、古羅馬，中世紀跳過去，然後是文藝復興，啓蒙運動，然後是工業革命，人權、自由、民主，一脈相傳，讓人感到西方文明是一個完全獨立於其他文明，完全是它自己自生、自發產生發展出來的一種文明。在這樣一種歷史描述下，在這樣一種知識體系灌輸下，我們都仰望着西方，崇拜着“西方文明”。　　　

　100年來，中國人對於西方文化懷着一種極度的崇拜，同時也深深地揹負着一種文化上的自卑感。這種自卑感在今天依然非常的深重。那麼這種文化自卑感是從哪裏來的？其源頭或者直接的源頭在哪兒？根據我的體會和研究，我認為中國人的這種文化自卑感根本上是來源於西方的“進步論”。進步論，大家可能很少聽到這個詞，國內的學術界近年慢慢地有了這個詞。事實上，國內最早説進步論的可能就是我，因為我這本書是1990年底寫的，94年在香港出版。現在這個詞在國內學界出現多起來了。進步論其實就是“社會進化論”。進步論的實質是一種西方文化中心論，或者歐洲中心主義。我們也可以説，進步論也是西方人寫自己文明正史的“春秋筆法”，就是完全無視其它的文明，把自己的文明打扮成最先進的。

　進步論產生的時間是在1780年前後，法國大革命前夕或者法國大革命期間。進步論在西方的產生，跟西方人開始寫自己的文明史是同時的，其實是同一個東西。西方提出社會進化論的第一人，是一個法國人，叫做孔多塞，是一個貴族。他寫過一本《人類精神進步史綱草圖》。他當時特別受鼓舞於英法在美洲的殖民，他感到了一種英法文明的優越感，同時也為當時英法兩國所經歷的文明和技術的進步感到驕傲，因此產生了一種“英國和法國是人類最先進的”思想。他把人類精神進步分為十個階段，“十段論”。孔多塞是提出英法文明優越論或者西方文明中心論的最早的人。　　

　在1780年之前，就是在孔多塞之前，西方基本上是崇拜中國，崇拜中國文化。大家知道，十八世紀在歐洲是一個“中國熱”的世紀，在各個方面。我是學藝術史的，他們在藝術上大量地吸取了東方情調，如中國的陶瓷、茶藝，包括園林藝術，傳到了英國。當時的伏爾泰、萊布尼茨都是中國文化的崇拜者。18世紀的西方人，都是把中國看做理想社會，把中國當做一個他們未來要模仿、取法、學習的一個榜樣。因為當時的法國是封建君主制，宗教不寬容。而中國是文人當政，宗教寬容，社會平等，因為中國有科舉制度，平民百姓都可以通過讀書達到社會的高層。所以在1780年之前西方是崇拜中國文化的。　　　　但是在1780年以後，西方人慢慢開始自我感覺好起來了，就開始把自己的文化看成是最先進的，其它地方的文化都停滯不前、落後，只有西方是理性的，其他地區都是非理性的；西方是文明的，其他地區都處於野蠻的、矇昧的狀態。　　　

　在孔多塞之後，像黑格爾、孔德、摩根、馬克思、韋伯，都是在這個線路上，把歐洲、把西方描繪得非常文明理性，而東方都處於一種未開化、停滯不前的狀態。黑格爾認為中國是處於歷史之外，是一個非常蔑視中國的人物；馬克思也把東方的生產方式叫做“亞細亞生產方式”，處於一種叫做“東方專制主義”制度下；韋伯寫過一本《新教倫理與現代資本主義》這樣的書。我以前關注的是這本書關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之間關係的論述。但實際上韋伯的真正用意還不是論述新教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他更主要的是在説為什麼西方會產生資本主義，是因為西方有理性，西方把勞動理性化，而非西方國家沒有理性，沒有把勞動理性化，所以沒有產生資本主義。而韋伯是一個非常重要、非常關鍵的一個人，因為我們現在所説的社會學，韋伯是祖宗。他是西方社會學一個祖師爺一樣的人物。他把西方文明描寫的非常的優越，影響很大。　　　　

    所以可以説，19世紀是西方大規模寫文明正史，西方文明正史開始確立的一個時期。西方中心論就是在19世紀得到越來越廣泛的傳播並得到確立。

   西方人把西方文明看做是獨立自生的，與其他文明沒關系，就像“聖母瑪利亞童貞生子”的壹種情形，因為聖母瑪利亞是沒有與男人發生關系就生了基督了。西方文明沒有與其它文明發生關系它自己就産生了，所謂“歐洲的奇蹟”。這個比喻特別形象！還有壹些西方中心論者，把東方比作彼得·潘。這是英國壹個小説家筆下的人物，是壹個永遠也長不大的孩子。那些西方中心論者認為西方已經成人了，而把東方比作永遠長不大的彼得·潘。東方永遠處於壹種昏聵、非理性的狀態；西方是主動的，東方是被動的；西方是父權、陽剛式的，而東方是女性、柔弱的。　　　　 

    這種西方文明史觀在19世紀得到確立，然後通過它的知識體系向全世界進行傳播。兩百多年來，進步論或者社會進化論隨著西方知識體系的確立，在全世界得到傳播。以至非西方的文化人也接受了這種西方中心主義的學説，開始了文化自卑，崇拜西方文化，鄙視自己的文化，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全盤西化論。　　　　

    中國自從嚴複翻譯了《天演論》之後，社會進化論壹統中國文化人的天下。天演論就是社會進化論。從那個時侯開始，中國人被這麼壹種西方中心的學説所毒害。我把進步論或者社會進化論稱作“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鴉片”。這種精神鴉片的毒害，在今天的中國依然非常的慘烈！　　　

　自從進化論傳入中國以後，首先爆發了五四運動，提出“打到孔家店”的口號，全盤否定中國自己的文化。當時中國文化人就提出要消滅漢字。有壹個口號叫做“漢字不滅，中國必亡”。他們也對，因為文字就是壹個文化的基礎，妳不把這個文字消滅掉，怎麼能把這個文化否定掉呢？妳要把中國文化消滅掉，壹定得先把中國文字鏟除。　　　

　胡適是宣傳這種全盤西化思想的代表。他認為，人家走路、吃飯都比中國人高明，各個方面都比中國人高明。中國人就是姨太太、小腳，這就是胡適對中國文化的概括。魯迅先生也否定中國文化。他看中國曆史，讀了半天最後讀出兩個字，“吃人”！這種否定中國文化的案例、説法和人物可以無窮無盡地舉下去。　　　

　而且，這種思潮或者説這種思想，不僅深深影響了胡適這樣的自由派，還深深影響了中國共産黨人。左和右都受到了五四精神的深刻影響，都是否定中國文化，崇拜西方文化。只不過，左信奉的是壹種消滅私有制、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右信奉的是英國和美國的自由主義，如憲政。但是民主，德先生、賽先生，左右兩派都是完全信奉的。　　　

　所以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知識界出現了壹次“文化熱”，可以説是五四精神在八十年代的又壹次大爆發。當時的所謂的文化熱，再壹次批判中國文化。有壹部專題片叫做《河殤》，它就認為中國文化屬於黃土地，黃河，黃種人，這是壹種黃色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壹種地中海的工業文明，是壹種蔚藍色文明。中國文明已經枯竭，已經再也不能流淌出新文化的血液，必須得走向西方蔚藍色的文明。五四時候很多學者認為，世界文明分為三個階段。第二階段是農業文明，第三階段是工業文明，或者第二階段叫做古代文明，第三階段叫做近世文明，而中國則處於農業文明或者説是古代文明，還沒有走向第三階段。　　　　

    所以八十年代其實是重新拿出了五四壹些文化人的老調，認為中國文明處於比西方落後壹個階段的文明，西方文明已經走到了壹個比中國更加先進的狀態，中國文明必須向西方文明，如今被稱作“普世文明”。 

　今天，前三十年的一種西方的烏托邦破滅了，後三十年我們又開始去崇拜另一個西方的烏托邦，所謂“民主憲政”。“左的烏托邦”失敗了，“右的烏托邦”在中國依然十分時尚，在中國的知識分子裏面，尤其是文科學者裏，佔據絕對壓倒性的優勢。他們認為中國必須走向民主化，搞多黨制，就是沒想到中國自己文化的價值。　　　　進步論對中國的危害是非常深重的！實際上西方歷史遠沒有西方文明正史所描寫的那樣文明，中國歷史也遠沒有像西方文明正史所描寫的那樣落後，是一種封建、專制的歷史。在最漫長的人類歷史時期，或者有文化歷史的時期，西方是長期處於人類文明圈的邊緣，長期野蠻落後。而東方，阿拉伯文明，中國文明，則長期是處於人類文明的中心，居於領先地位。　　　　這一點我們大家都可能會大吃一驚：歷史怎麼會是這樣的？怎麼可能呢？只是我們今天所學到的知識，都是西方中心論。但事實應該是我剛才説的這樣。只是西方文明正史完全不承認它從東方文化，從阿拉伯文明和中華文明中吸取成果，都説是自己獨立發明的。可以説今天我們所接受的西方文明史是一部偽史。所以我認為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是一部顛覆西方文明正史的作品。它以大量詳實的史料批駁了歐洲中心史觀。　　　　

   我讀了這本書大概有四點歸納，前面三點更多是與這本書有關，第四點是我自己的發揮。　　

　**第一點，是東方最早引領全球化。**在這本書裏面，他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一般我們都認為全球化開始於西方的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就是説從1500年才開始所謂的全球化。但事實上所謂的全球化，從基督紀元500年就開始了，比我們今天所習慣認為的至少要早1000多年。而基督紀元500年所開始的那個全球化是東方引領的，是東方主導的。　　　

  　這裏面可以分為兩個階段：500——1100年的時候是以中東、北非為中心；從1100年開始，也就是從中國的宋代開始，這個時候是以中國為世界文明的中心。第一個階段是以中東、北非為中心的全球化。在基督紀元610年時候，有了穆罕默德伊斯蘭教的傳播，伊斯蘭教不僅是宗教，也是文化，也是經濟。伊斯蘭教從610年開始慢慢就統一了中東和北非，甚至還佔據了西西里島，地中海南邊和西邊的西班牙的一大半，都是伊斯蘭的。當時伊斯蘭的文化區把地中海當做是自己的一個內海。伊斯蘭教不僅向非洲，也向東傳播，向印度傳播，一直傳到中國，它的傳播力量是非常廣泛的。　

　  與韋伯認為只有西方才有資本主義重商精神的結論相反，其實伊斯蘭文化是一個非常重商的文化，因為穆罕默德自己就是商人。而且根據伊斯蘭的教義，致富也是安拉真主的僕人必須具備的條件，這一點和新教倫理很相近，因為新教倫理非常鼓勵發財致富。所以説當時的中東北非這些伊斯蘭文化地區，已經出現了非常理性的資本主義精神，貿易非常發達，交易非常的遠距離，像巴格達、開羅，印度的卡利卡特，或者中國的廣州，這些城市都是國際大都會。而相形之下，什麼里斯本、威尼斯、倫敦等歐洲城市，都顯得是偏僻的郊區小鎮。當時的阿拉伯伊斯蘭文明非常繁榮發達，大量地出現了城市。而在歐洲，城市只是在12世紀才開始出現。　　　

　埃及，當時控制了東西方貿易的一條非常重要的線路，紅海到印度，一個非常重要的貿易線路是埃及控制的。埃及自己也有非常發達的蔗糖業、亞麻業。我們今天英語的sugar，其實它來自阿拉伯語sukkar。不僅僅是埃及，整個非洲也具有相當高的文明。我們現在認為非洲貧窮落後，是因為它被西方殖民者滅絕了當地的文化，整個地把非洲文化給徹底地滅絕了。現在很多非洲國家連自己的語言都沒有，要麼講英語，要麼講法語。而在西方人去非洲殖民之前，非洲是相當的繁榮，有很多、很好的城市貿易。　　　　

    到了基督紀元1100年以後，隨着北方的蒙古帝國建立，實現了一個跨歐亞大陸的、非常遼闊的這麼一個帝國，它帶來了一個叫做“蒙古治下的和平”（Pax Mongolica）.所以在這個地區裏沒有戰亂，商人遠距離貿易得以保障。包括西方傳教士到中國來，包括馬可波羅到中國來旅行，都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條件。所以當時東西方之間，北邊有蒙古帝國，南邊有伊斯蘭，海上有埃及跟印度的貿易，當時的這種全球化貿易是非常發達的，並不像我們現在的歷史書所告訴我們的，是西方的哥倫布、達伽馬發現了新航線，才開始全球的貿易。其實在西方文明之前，東方早就相當的文明瞭！　　　

　到了基督紀元……我為什麼老説基督紀元，是因為我個人不贊成把基督紀元叫做“公元”。中國人又不信基督，你為什麼要把他的誕生年份作為中國的時間的開始呢？你可以像台灣的“民國……年”那樣，新中國在基督紀元1949年建國，你可以搞一個年號嘛，你可以搞一個“獨立元年”，今年是“獨立61年”，都很好呵！那樣可以跟自己的歷史對接。現在的“2011年”，跟中國的歷史沒有任何的對接！是吧？猶太人有猶太人自己的紀曆，伊斯蘭有伊斯蘭自己的歷法，日本有自己的年號，都可以有自己的紀元，中國為什麼不可以有自己的紀元呢？都可以有自己的。　　　

　到了基督紀元1100年的時候，就是宋代的時候，我們今天都知道漢唐了不起，其實宋代更了不起。唐代只是一個開端，真正對世界產生現代化影響的，更多的是從宋代開始。很多現代的科技成果，都是在宋代被髮明出來。我們今天只知道英國有工業革命，其實宋代時候就已經有鋼也有鐵，開採煤礦，開始使用焦炭，就是能源革命和工業革命呵；還有農業革命，精耕細作，各種各樣的農業技術被髮明，並得到普及；還有軍事革命，中國在基督紀元800多年的時候發明火藥，1231年發明火銃，1288年發明大炮，都是軍事上的重大貢獻！我們以前總是説，中國人發明了火藥只是用來作焰火，西方人用那個火藥拿來做大炮，這個説法是不對的，只是中國人沒有使用大炮像西方人那樣走帝國主義的道路。中國人建立的是一種“天下朝貢體系”，而不是像西方那樣直接去佔領那個地方：你給我當奴隸，我用你；不給我當奴隸，我就把你殺光，然後把你的土地搶過來。他們是這樣一種方式，我們不是這樣一種方式。　　　　

    宋代還有航海革命。今天我們都知道四大發明，其中有指南針。但是今天的中國人往往都沒有把指南針的發明跟航海事業發生關聯，甚至認為中國發明指南針是風水先生拿來作羅盤用的。因為我們習慣認為中國是封閉的國家，這是完全錯誤的看法。其實明朝中國的航海、海外貿易非常的發達，非常大量的在進行。最近有一個西方人寫了一本書叫做《白銀帝國》，我們才知道中國的明朝這麼利害，全世界的白銀都到中國來了。西方人搞的那點香料貿易卻被無限誇大了。　　　

　我們怎麼會形成中國是一個封閉國家的印象呢？是西方人的歷史書告訴我們，中國是一個自我封閉的國家，長城是中國封閉的象徵。長期以來中國那些文化自卑的人也跟着西方人這麼説。明朝是一個非常強大、繁榮的國家。美國保羅·肯尼迪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列強的盛衰》，其中最早的一個強國就是中國的明朝。　　　　　　　　

   **第二點：“西方”身份的確立，是基於對“東方”的妖魔化。**歐洲人為什麼會產生“西方”這個概念，產生“歐洲”這個概念，是建立在“他者”觀念的基礎上。他們先創造出一個“他者”，就是“東方”，必須得是跟它敵對的，然後才有了“西方”。有了“他們”，邪惡的“他們”，才有了“我們”。從基督紀元1000年開始，西方人對東方人，對伊斯蘭文明就開始妖魔化。　　

　這種對“東方”的妖魔化，是為那些歐洲封建主統治農奴提供合法性。因為西方的封建主對農奴的壓迫是非常殘忍的，農奴沒有任何地位，農奴沒有權力離開土地，比中國的農民處境慘多了。中國農民兩千年來一直可以自由流動，土地可以自由買賣。而西方封建制完全是農奴沒有人身自由的制度。西方的封建領主、貴族，為了維持這樣的統治，必須創造出一個敵人，於是就把伊斯蘭的東方描繪成一個非常恐怖的對手。其實，伊斯蘭的文化要比西方文化仁慈得多，人性得多。西方人的十字軍東征，佔領了耶路撒冷後就屠城呵，耶路撒冷血流成河。但是阿拉伯人重新奪回了耶路撒冷之後，對西方強盜並沒有以牙還牙，並沒有把他們都殺了，而是發給路費，讓他們回家。在阿拉伯人統治的時候，耶路撒冷城裏各種宗教和諧存在。但西方人佔領的時候，就必須只能信奉基督教。因為他們是非常自我中心的，非常殘酷的。在我的理解看來，西方所謂的十字軍東征，是一次一次到東方來搶掠，相當於倭寇到中國來，他們是“西方的倭寇”。當時東方很富饒，很富裕，而當時的歐洲則完全處於非常野蠻、非常落後、非常貧窮的狀態。偏於英倫島的英國就更不用説了，是“野蠻的野蠻”！你們看過《聖女貞德》那個電影嗎？當時英國士兵到法國來，到法國農家，把肉扣到桌上，用手抓着吃。這是很真實的當時英國人的寫照。　　　

   文藝復興時期，西方人繼續對東方妖魔化。比如但丁寫的《神曲》，其中寫到地獄，他把伊斯蘭教的創始人穆罕默德，放地獄的第八層，把穆罕默德描寫成非常恐怖的一個形象。所以今天美國人、西方聯軍打利比亞，打伊拉克，都是西方文化對伊斯蘭文化一千年或者長期以來的一種仇恨和敵意。今天我看電視，新聞中把英語裏“聯軍”這個單詞翻譯成了“多國部隊”.人家那個單詞的本意就是“聯軍”，可是中國卻把它翻譯成“多國部隊”，顯然是擔心直接翻譯成聯軍會讓人想到當年的“八國聯軍”吧。我們的文化“精英”，是非常替西方作掩飾！聯軍就是聯軍嘛！怎麼能是多國部隊呢？所以中國的那幫媒體“精英”，整個的是站在西方的立場上。　　　　　　　

　第三點，西方的“崛起”，完全是偶然+帝國主義，有很多歷史的因緣巧合、風雲際會。英國人採取的是一種分而治之的方法，對印度這麼大一個國家，它這麼小的一個國家能夠對印度實行統治，就是靠分而治之。後來碰到了伊斯蘭地區，碰到了中國這樣的大塊頭，實在吃不下去了，它只能採用瓜分的方式。所以中國能夠有今天的獨立，實在要感謝中國塊頭太大了。當然中國還有統一的文字，文字文化的力量也非常重要。　　　　西方的所謂“崛起”，並不像今天中國的那些文化自卑的“精英”所描繪的那樣是“大國崛起”，是因為他們的政治制度好，他們有民主才崛起，完全是扯淡！西方能夠崛起，是因為他們搞帝國主義。最早的帝國主義，西班牙、葡萄牙，那是些什麼地方？不毛之地！伊比利亞半島那個地方，不產什麼東西，也並不肥沃，種個葡萄還可以，它沒有其它東西可以出產，所以就只有搶了！哥倫布到美洲去，也是要搶塊地方呵，他們先是沿着非洲海岸搶，然後搶到了美洲，發現了大量的金礦銀礦。為什麼説是偶然？因為其中一個偶然，是中國的明朝使用白銀作為貨幣。假如中國不使用白銀作貨幣，那麼西方的白銀再多也沒用呵！正因為中國明朝開始使用白銀作為貨幣，而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在美洲搶了大量的白銀黃金，所以才能跟中國做貿易。　　　　

    拉丁美洲為什麼叫拉丁美洲？因為南美洲主要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統治，除了巴西講葡萄牙語，其他地區都講西班牙語，都是拉丁語系，所以叫拉丁美洲；北美洲主要是荷蘭、英國、法國的勢力，北邊更多的是新教徒。新教徒對待印第安人的方法，是種族滅絕，殺掉，殺光。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原來有兩千萬人，今天只剩下幾十萬人，圈起來那麼一個地方，讓他們自生自滅；南美洲的印第安人也是殺了相當大的一部分，按照現在的統計，歐洲殖民者在美洲殺害的印第安人，至少有5000萬！美國的那些總統，許多是靠殺印第安人取勝才當上的，軍功嘛！殺印第安人有功有賞，殺一個賞100美元。所以北美把印第安人殺完以後，那些土地就拿來種棉花，因為印第安人拒絕當奴隸，誰來種？所以歐洲殖民者就從非洲抓來黑人來種棉花，給英國的工業革命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原料。從此把印度的紡織業打敗了。　　　　

     西方“大國的崛起”，我們的電視片從來不提這種帝國殖民主義因素，從來不説是帝國殖民主義讓西方崛起，而是都説它的政治制度好。中國的落後是因為政治制度不好。這是非常有問題的。　

　  西方所謂的文藝復興，都説是把古希臘、古羅馬的東西復興了，而從來不説它是從阿拉伯人那裏拿東西。意大利是西方文藝復興的發源地，它處於歐洲最東邊，最靠近東方，所以是意大利近水樓台，最早從阿拉伯人那裏拿東西。今天很多東西，西方文明正史告訴我們，是意大利人發明的，而實際上都是阿拉伯人發明的。我們的歷史書告訴我們，“日心説”是哥白尼發明的，而其實遠在哥白尼之前，有個阿拉伯人叫沙蒂爾就發明了日心説；“地理大發現”，説是達伽馬發現了印度。其實那條航線，中國的商船、阿拉伯的商船早就在行駛了。霍布森提到，那個達伽馬能夠到達印度，是一個穆斯林人給他領航，並不是他貿貿然、茫茫然就發現了印度，而是有人在給他領航。甚至現在還有一個説法，美洲也不是哥倫布最早發現的，而是中國人發現的。有一本書叫做《1421年，中國人發現了美洲》，是英國的一個領航員叫做孟西斯在前幾年出版的，中國也有翻譯，但是沒有什麼影響。像這種能夠大長中國人志氣的書竟然沒有人去宣揚，其實這本書在全世界發行幾百萬冊，是影響非常大的一本書。這本書的作者發現了一張海圖，這張海圖不是哥倫布之後而是哥倫布之前的一張海圖。他根據哥倫布的一些航海日誌，然後整理、考證出是中國人最早發現了美洲。大家可以去看看，至少有這樣一種可能性。　　　

　西歐當時的農業是非常落後的，包括播種技術，包括馬上套的那個軛呀，那個犁呀，都是從中國，從東方傳過去的。根據霍布森的觀點，1700年以後，英國的農業革命、工業革命的技術也是從中國傳過去的。他説瓦特發明的那個蒸汽機的原理，跟中國的那個風箱的原理是相同的，都是空氣一進一出，是從意大利傳到了英國。他進行了某種關聯性的考證。英國的紡織機械也是從中國傳到印度，從印度傳到意大利，然後再傳到英國。所以西方的所謂科學技術，並不是憑空而來的！　　　

　中華文明對西方的影響不僅僅是在科學技術方面，而且在制度、思想方面也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尤其發生在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時期。比方説“理性”的概念。理性是西方啓蒙運動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其實當時西方啓蒙思想家能夠對西方君主制，對西方的宗教進行批判，是中國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照。像伏爾泰批判宗教的不寬容，其實他是受到中國模式的影響；還有“自由”的概念。英國的“自由”概念，也有中國的淵源。現在這樣的説法越來越被中國的知識界所接受，甚至被中國的自由派所接受。就是説，英國亞當·斯密的“自由”概念，它最早是來源於中國。中國有一個叫“無為而治”的説法或做法，影響了法國重農學派的魁奈。魁奈把這種“無為而治”翻譯成“放任”，後來這個法語詞被原封不動地被引進了英語中。然後在這個基礎上，亞當·斯密才發明了國家不要過多幹涉市場的經濟“自由主義”，無為而治嘛，政府不要過多幹預市場。這麼一種思想，其實是來源於中國。　　　　　　　

　**第四點，今天講的最後一點是，中國歷史並非是專制的歷史。**今天中國的文化人、讀書人都已經深深地受了西方正史的影響，認為西方是理性的工業文明，中國是落後的農業文明，封建、專制。　　　　一般地説，“專制”是個貶義詞。英語是dictator，就是欺壓人民，完全為統治者自己謀利益，這樣的一種制度我們可以把它叫做專制。但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從來都不是像這樣一種從貶義意義上去理解的制度。我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有兩個要點：其一是中央集權，就是“大一統”，從秦代開始；其二是“為民”。可以説“集權為民”是中國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一個根本的原則。馬上打天下，他要用武力，他要中央集權；馬下治天下，他就必須要實行“為民”。“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從中國非常早的歷史時期，在戰國，中國的哲學家荀子、孟子就已經意識到人民的重要，我們一般把它叫做“民本思想”。荀子的“水之載舟，水之覆舟”的比喻，水就是人民，舟就是君王，水可以承載着你，也可以推翻你，我認為是政治學裏一個非常高的智慧。這是什麼時候？兩千多年前，我們就有這樣的智慧。所以“為民”這個概念是荀子提出來的。中國人從來不講民主，從來不相信人民可以自己做主。我寫過一本書叫做《民主的烏托邦》，民主從來就沒有實現過，走遍天下，哪裏有真正實現民主的？投個票就叫做民主啦？盧梭早就講過了：英國人只有在投票那一天是自由的，投完票依然是奴隸。所以西方人把投一票就叫做民主，完全是虛幻的。西方不是説實行代議制嗎？代議制是“代民做主”，也不是由民做主。民主不可實現，但中國的“為民”是可以實現的。　　　

　 一個社會總是由少數人統治的，但這個少數人的統治必須“為民”，一個“為民”的王朝可以延續很長時間。假如這個皇帝不“為民”，實行暴民殘民，對不起，那麼很快大家就可以把他推翻了。這個道理很簡單，秦始皇實行暴政，很快就被推翻了。但是中國的朝代常常都有兩三百年的歷史，這是西方歷史所不可夢見、不可想象的。西方哪裏有這麼長時間的和平？西方歷史上最長時間的和平，一般都是説羅馬和平兩百年，以後就再沒有過兩百年這樣長時間的和平。我們知道美國有一個學者叫做亨廷頓，他有一個著名的説法，就是整部歐洲歷史，“戰爭是常態，和平是非常態”。這跟中國那些文化自卑的“精英”所講的不同。他們堅信，中國的歷史充滿了戰爭、充滿了殘暴、充滿了殺戮，而人家的歷史則是理性的、文明的……他們不知西方的歷史完全是一部戰爭史。西方的戰爭，宗教戰爭，世俗戰爭，各種王位繼承戰，一直都在打仗。到了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殺人如麻，現代的殺人技術越來越高。

    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是一種“集權為民”的制度。舟必須為民，否則你這個舟就要翻掉了，這是個辯證關係，中國人很早就理解就明白這種辯證關係。我們的儒家學説，也並不像今天所理解的那樣是一種愚忠，一種奴化思想。你讀一讀《孟子》，孟子説把那個夏桀殺掉了，只聽説是殺了一個獨夫，而沒有説是“弒君”。不是一個違反儒家倫理的弒君，而僅僅是殺了一個獨夫而已。只要這個君王不“為民”，人民是有權推翻他的。孟子的説法就是，你君王對老百姓怎麼樣，老百姓就怎麼樣對你，“君視臣如土芥，臣視君如仇宼”，對吧。君視臣如好朋友，則臣視君當然也不錯，君仁臣忠嘛。君臣之義從來都不是單向的，只要你服從，不是這樣的。中國的政治制度，這個中央集權，不能簡單地把它混同於專制。中國現在一説集權，那就是專制，中國共產黨是專制。這是從哪到哪兒？只要中國共產黨還是真正嚴格地貫徹毛 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它的執政合法性就沒有任何問題。只要把為民做到實處，就沒有任何問題。　　　

　實際上，中國的政治制度從秦代開始實行郡縣制，是非常現代的。秦以前，都是分封制，很容易造成封建割據和國家的分裂。而秦朝的郡縣制，由皇帝任命各個地方的行政長官，這是非常現代的行政方式。西方只是到了現代形成民族國家時，才有了我們秦代的那種制度。　　　

　另外，中國的科舉制使中國很早就進入了一種平民社會。今天的英國，貴族勢力還是非常的強大，英國的上議院就是貴族把持的，英國的等級制可不知道要比中國嚴重多少，這種high class 和 low class 之間的區別非常大。法國相對來説比較平民化，英國還是非常明顯的等級制度。中國自有了科舉制度，平民百姓，一些非常貧窮的人只要認真讀書，就能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也正是中國的科舉制度，讓中國的貴族門閥制度消失了。現代西方的公務員制度，完全是學了中國的科舉制度。英國最早實行公務員制度，是1855年在印度最早實行，用考試的方法來招聘行政官員。這以前，也是貴族子弟把持官位。那些貴族的紈絝子弟根本管理不了印度，英國當局就採用考試的方法來招收那些帝國的行政官員。　　　

　所以中國文明長期領先於世界，一直到1800年都是世界領先的地位。霍布森認為，歐洲到了1840年才最終超過了中國。對於中國的經濟，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清朝當時的經濟佔世界的三分之一，慢慢知道當時的中國可不是那麼貧窮落後，中國當時其實很有錢的。只是帝國主義到中國來，不斷地割地賠款，動輒四萬萬兩白銀賠出去了，賠光了。　　

　另外一點，大家可以去看宋鴻兵的《貨幣戰爭3》。他認為國家主權的根本是金融主權。到了清代，中國已經沒有了貨幣的主權。要用錢的話，就要向外國銀行貸款。那怎麼還人家的貸款呢？就是把我們的海關關税給抵押出去，到後來沒錢，就把鐵路也給抵押出去。所以清朝後期已沒有自己的金融主權，用錢只能向外國人借，那你這個錢就永遠還不清了，利滾利、利滾利，你怎麼能還得清？你金融上面不獨立，整個國家的經濟，乃至政治，就都不能獨立。　　　

　所以中國的衰落或者被西方趕上就是最近一兩百年的事，被西方人欺壓得不像樣。最後終於有了毛澤東，毛 ，才讓中國能夠真正獨立起來。　　　

　在座的同學可能不一定會贊同我的觀點，因為現在大學裏的文科基本上都是反毛、否定毛澤東佔據主導地位，把毛澤東妖魔化得不成樣子。我本人是認為，毛澤東是中華民族千古民族英雄！他那種膽識、魄力、世界眼光，真是一千年才出這麼一個人。他在爭取中國民族獨立的過程中，能夠抵抗住西方的打擊，尤其是抗美援朝戰爭，還能反打人家一下，最後取得勝利，多麼了不起呀！憑當時這樣一個爛攤子中國，他竟然能夠跟美國叫板，能夠跟美國打，是多麼偉大的勇氣！今天的中國，毛澤東留下這麼好的底子，兩彈一星、核潛艇什麼都有，可是今天中國對美國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美國人説一，中國人不敢説二……打利比亞，中國投了棄權票。俄羅斯人覺得聯合國搞了小動作，後來馬上譴責打利比亞。中國呢？“表示遺憾”，好像利比亞跟中國沒有關係一樣。中國在那裏有投資呀，有你的利益呀，怎麼能好像沒有關係，“表示遺憾”？這就沒有了道義感。毛澤東當年説“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個國家要有正義感、道義感。強者打弱者你要主持公道。　　　

　中國是一個面對西方保持獨立主權的國家：日本它富吧，但是美國在日本有駐軍，根本不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韓國很富吧，但是美國在韓國也有駐軍，它也不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德國很富吧，美國也在那裏駐軍。只有中國才是獨立的，知道嗎？但是中國沒有很好地使用它的獨立地位，反而搞自我殖民，自己靠上去依附於美國！對吧？　　

　我想，今天中國的這種狀況是非常令人擔憂的。中國的文化精英都是在英美文化的灌輸下被洗腦，都迷信西方的文明正史，認人家是文明，自己是野蠻、專制。　　

　美國人當年很聰明呀！庚子賠款，留下一半，另外一半用來培養你的留學生。當年，天主教、基督教都要來教化中國。明末清初，利瑪竇到中國來，是天主教的耶穌會來教化中國。他們走的是上層路線，差點成功。很多上層的大臣都信了天主教，甚至皇帝也有了好感。只是後來由於羅馬教會過於執着禮儀之爭，所以耶穌會讓中國天主教化沒有成功。到了第一次鴉片戰爭，是英美的新教到中國來傳教。以前是天主教，現在是新教，採取的是另外一種方式。天主教時他們用的是鐘錶呀、天文曆法呀、火炮技術改進呀等等；而新教用的是什麼辦法？他們用的是辦醫院、辦學校，很成功呵！尤其是辦學校，一百多年來，他們在中國培養了幾代親英美的中國知識分子！這種文化上的影響，文化上的奴化，太厲害了！正是這種文化上的影響和文化上的灌輸，使得中國人沒有自己的文化獨立性，揹負着文化自卑，在文化上還是對西方跪着，跪對西方，沒有真正站起來。　　　

　20年來，我一直堅持認為：中國應該重新肯定我們自己的文化，重新回到自己的文化源流，重新續接被五四橫斷的文化流脈，中國才能復興。　　

　　一個國家的復興不是靠經濟起來了就可以了，它必須同時在文化上強大起來。一個文化自卑的民族能談崛起麼？今天的中國應該清算進步論，清算社會進化論，恢復中國人對自己文化的自信心、自尊心。我們要有自己的核心文化價值觀！這樣你才有自己的文化軟實力，對吧？假如一個國家沒有自己的核心文化價值觀，你哪裏來的文化軟實力呢？　　　

　根據我的歸納，中國的核心文化價值觀有三個：仁、義、為民。仁、義，是儒家文化最根本的價值，是道統，是核心的核心。　　　

　我們政府今天能夠説和諧，不錯。中國文化確實是一個強調“和”的文化，但是“和諧”這個現代漢語詞，顯得有些泛化，沒有“和”這一個字來得有彈性，內涵豐厚。“和諧”反倒顯得很蒼白。不過我認為“和”還不能真正代表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作為中國文化最核心價值觀的，是仁和義。　　　

　我們可以不承認西方的所謂“普世價值”，可以不承認。如果你們那些個價值可以普世，那麼我們這些個價值也可以普世。西方人講人權，中國人講仁義。一個人不仁不義，那麼這個人就不是一個人。難道一個人可以不講仁義嗎？對吧！這是從我們的文化價值觀來判斷一個人。　　

　所以我認為，中國的核心文化價值觀，完全可以和西方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對等。第一，“仁”對等人權，我認為完全是可以對等的。“人權”是從個人出發，講一個人天生就有各種權利，從個人出發。而“仁”是兩個人，互尊互愛。雙方都是強調和確保人的尊嚴。西方要求的人的尊嚴，是從個人出發，而中國強調的，是兩個人彼此之間的尊重來實現各自的尊嚴。梁漱溟先生寫過一本書叫《中國文化要義》。梁漱溟先生對中國文化的概括是：“對對方的尊重”，這就是中國文化的要義。對對方的尊重就是仁，仁者愛人。所以西方是從一個人，我們中國是從兩個人出發。我覺得中國的概念可能會更加站得住腳。因為當一個人説我天生就有或者説“天賦人權”的時候，是一個很虛的概念。在我的書裏，我一直質疑“天賦人權”的概念，英語中叫做“natural right ”。所謂“natural right ”就是人處在自然狀態裏面所具有的權利。但是人並不是生活在一種自然狀態裏，我們生活在一個社會狀態。在一個社會狀態裏，你只能享有“civil right”！你既然處於civil狀態，那你還談什麼natural right?所以，“自然的權利”所謂天賦人權是不存在的。我們都説“君權神授”是迷信，那麼“人權天賦”是不是也是一個迷信呢？天是什麼？什麼東西可以證明你享有天賦的權利呢？所以所謂天賦人權只不過是代表了一種道德上的要求而已。作為一種道德要求是合理的，但它是無法得到實證的。它跟君權神授一樣是迷信，是得不到證明的。我們的“仁”，它是從人性的角度出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對吧？很人性。所以仁愛的概念是非常人情的，非常容易被人接受，非常容易説得通的。　　

　　第二點，“義“對等自由。義者宜也，就是“應該”呀，就是應該怎樣；西方的自由就是在法律的框架內你可以幹你想幹的事情。應該説，把freedom翻譯成“自由”是有缺陷的，甚至不那麼準確。大家知道free這個詞，最早在英語中是指“沒有主人的奴役”。後來引申意義上，在法律沒有約束你的狀況下，或者説在法律約束之外，就叫做free。但在中文裏，“自由”是“由自己”。“由自己”就是你想幹什麼就幹什麼。而西方“自由”的概念跟法律密切相關。只是在法律允許的範圍，是free。但是中文的“自由”是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所以用中文的“自由”來翻譯西方的free是不確切的。準確地説應該叫做“無拘”：一種沒有受到法律拘束的狀態。我覺得“無拘”是freedom更準確的翻譯。　　　

　“自由”是法律，“義”是倫理。西方的自由是在法律的框架內幹你想幹的事情，中國的“義”是在倫理的範圍內，幹你想幹的事情。　　

　　第三，“為民”對等民主。剛才已經講了，“為民”是中國政治文化一個非常核心的概念。民主，只是一個虛幻的口號，一個烏托邦，從來沒有實現過。我專門有一本書《民主的烏托邦》來討論這個烏托邦，同學們可以在網上閲讀。　　　

　“仁、義、為民”這三個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跟西方的“人權、自由、民主”三個所謂“普世價值”，我認為是完全可以對等的。　　　　　　

　　今天這個講座，就是借推薦霍布森的這本書，希望我們能夠重新認識西方歷史，重新認識我們中國自己的歷史，不要被西方的文明正史所迷惑，不要被進步論這種西方中心主義所迷惑。我們應該對所接受的知識有一定的反思。像這樣的一本書，我們大家都應該去讀一讀。它有讓你感到非常意外的東西，因為我們長期被西方文明正史所薰陶或毒害。幾十年來，我們腦子裏灌輸的都是這種知識。我們應該瞭解另外的知識，那些被西方正史所掩蓋的知識。　　

　　除了看這樣的書，我們還要看一看我們自己文化的經典，知道中國自己的文化是非常了不起的，不應該去迷信西方的文化。你們現在可能感覺不深刻，因為你們現在都還沒有去國外生活過一段時間。要真正瞭解西方，還真需要在西方生活一段時間，我們會獲得一種平和、平等的心態，而不是一種自卑的心態，就像老一輩的30後、40後、50後、60後甚至70後去了國外，他們永遠都羨慕人家。但是中國的80後不一樣，80後去國外生活了一段時間，他們的心態是非常平和的，沒有自卑，非常客觀。所以我非常寄希望於那些出過國的80後。而之前老一輩的那些人已經沒救了，他們的腦袋已經頑固化，認為西方文化就是優越，西方社會就是文明。而中國文化中國社會，那是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都是罵中國的……　　　　今天就利用這段時間來跟大家進行交流，有什麼不對的，希望大家提出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