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Youtube看了場教科書式的財報會議_風聞
深几度-深几度官方账号-2020-06-07 08:38


撰稿|吳俊宇
過去一直主要是閲讀國內互聯網公司的財報會議資料。
直接感受是,乾巴巴,很無趣,極其場面化。
疫情期間看完這次奈飛的財報會議,只能説,真的是優雅,簡直是教科書式的。
問我為什麼現在才去看4月份的奈飛財報會議?等下個月一稿件吧。這篇隨意瞎逼逼先,全因有對比才有差距,實在觸動太深。
這場財報會議有着極其特殊的幾個關鍵節點:
疫情在美國肆虐;視頻直播成為潮流;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場財報會議極其休閒,每個分析師、管理層都坐在家裏甚至是卧室裏進行原本應該正襟危坐的視頻談話。
我們先來看看看這位分析師老哥的牀——很不正經了。

它更像是分析師們和管理層坐在一起聊天,管理層比較佛系,有着很好的用户關懷和人文關懷,也不給出太多明確的預測或者指引,管理層對內容也有着很深的執念,整個會議70%的內容都在談自家劇集內容製作的問題。
這種會議中有時候有些曖昧,看着看着竟覺得是在看《愛在黃昏日落時》的作家面對記者們的問答時的那種玩笑式的閃躲。

但是閃躲中依舊有着真誠——因為在這個不確定的大環境下,你真的很難給出明確指引。
相比來説中國企業的財報電話會議就焦慮太多了。
分析師大多隻關心盈利問題,高管層往往也只談論接下來產品庫存化和內容貨幣化。還得明確哪個季度,哪個產品必須變現。
在這種財報電話會議中,你似乎是看不到任何温度的。
但奈飛這次財報會議中並非如此——很大程度疫情帶來的影響。
一開篇古根海姆證券研究部分析師莫里斯就問奈飛高管層大概三個問題:
疫情是怎樣改變消費者的行為的;如何思考生活改變,思考何為永恆,思考企業短期、中期、長期戰略;接下來的幾周和幾個月將如何渡過;
注意,這位分析師同學的房間裏面有鋼琴有吉他有音響——展現了很強的個人審美趣味。

值得注意的是,這位分析師同學是在2013年加入古根海姆證券研究部的,專門擔任媒體研究工作,曾是瑞銀(UBS)駐紐約媒體行業的董事和資深股票研究分析師。
這幾個問題裏既有業務問題,也有私人問題,甚至還有哲學命題。這種混沌感極具親和力。

奈飛CEO哈斯廷斯的回應則是。
這對世界來説是一個難以置信的悲劇。每個人都在為健康、飢餓和貧窮的影響而掙扎。我們也不確定未來會帶來什麼。很難説是否有長期的戰略影響。我們一直在努力保持服務器的正常運行,保持內容,完成後期製作。我們的小小貢獻是使家庭監禁更容易忍受。如果你認真對待,我們會非常努力。再過幾個月,我們都將能夠應對長期的影響。但現在,我們只專注於把我們的內容發佈出來。
首席產品官格雷戈裏·K·彼得斯更是直接説:
在這樣一個時代,全世界的人都會去這個地方(奈飛)消遣以逃避現實,這讓人感到很慚愧。我想,只要重申哈斯廷斯所説的話,我們目前的真正重點是在會員需要我們並向我們求助時,保持我們的服務儘可能高的質量和可用性。
這個開篇真的太優雅了。
要知道,這次疫情奈飛時疫情受益企業,無論是會員數還是用户時長都大大增長。
Netflix第一季度營收為57.68億美元,較上年同期的45.21億美元增長27.6%;
全球流媒體付費用户為1.8286億人,較上年同期的1.4886億人增長22.8%;淨增長1577萬人,高於上年同期的淨增960萬人;
淨利潤為7.09億美元,較上年同期的3.44億美元增長106.1%,自由現金流錄得1.62億美元,上年同期為負4.60億美元。
但你看不到任何沾沾自喜,反而看到了高管層因疫情得益反而深感不安。
在後來的問答中,奈飛高管層提到,我們現在所關注的大部分事情只是照顧我們的業務,確保它順利運行,幸運的是它運行順利,並確保我們盡最大努力確保我們的員工和生產人員安全、健康和得到照顧——你看,這裏又是關注員工。
By the way,國內企業在疫情財報電話會議中的標準話術往往是這樣的,給大家摘幾句來自不同公司的內容:
即使是在疫情存在的情況下,管理層依舊堅持對於業績長期增長前景的指引,對實現盈利的道路很有信心。針對公司下半年的財務業績,公司確實認為宏觀層面帶來的不確定性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但實際上,公司對下半年的營收前景仍相當樂觀。直播業務未來會做成一個標準化產品,它能帶來內容生產、供給和用户的使用消費,但是從商業化角度來講,目前還沒有成為主要的貢獻。
相比來説,奈飛温情和實在多了。
奈飛的財報會議簡直做成了羅斯福總統當年在大危機時的“爐邊談話”。
爐邊談話(Fireside Chats)是由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所開創的廣播發言形式。1933年3月12日,羅斯福在他的第一次新聞廣播演説前的準備活動上對到訪記者們説,不想把講話搞得太嚴肅,希望親切一些。

當時廣播媒介剛剛興起,用“談話”而非“講話”的形式將自己的聲音傳遍全國,一下子就將總統與民眾的感情拉近了,從而在心理上造成了一種休慼與共的神聖感。
奈飛這種輕鬆愉悦且降低焦慮的財報會議談話其實客觀上也達成了“爐邊談話”的效果——尤其是降低資本市場和公眾市場的焦慮,傳遞輕鬆愉悦的氣氛,儘量給市場信心。
反觀中國企業往往藉助疫情做兩件事情。
一是所謂的公益,利用公益推業務、拉流量。號稱這是場“比做廣告划算多了”的商業機遇,接下來接比拼的是運營、留存、轉化能力。
二是宣傳企業員工為了疫情放棄休息,放棄家庭。甚至藉此作為標榜。在媒體大肆宣傳,對內樹立“榜樣”。
語言往往暴露思想。
用法國語言學家羅蘭·巴特的話來説:
語言(langage)是一種立法,語言結構則是一種法規(code)。我們見不到存在於語言結構中的權勢,因為我們忘記了整個語言結構是一種分類現象,而所有的分類都是壓制性的:秩序既意味着分配又意味着威脅。
你從奈飛管理層的語言裏可以看到,關心人類、關心員工,關注內容,也在意公司業務。
但是在中國企業管理層的語言中往往只有數據增長、業務擴張,用户變現。
商業文明差距高下立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