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後中國研發經費大幅下降 自主項目大量下馬只因沒有錢？？？_風聞

   八十年代後中國研發經費大幅下降 自主項目大量下馬只因沒有錢？吃不飽穿不暖，首先要發展民生項目？？半導體下馬是正確的？？？

除了沒錢？更多的恐怕是買辦的“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影響！

實際上八零年代後中國的半導體還有不少的投資，不過大多數都是引進國外生產線，又因研發經費大

幅下降，自主項目大量下馬，引進的半導體生產線沒有發揮作用，根本不能吸收消化，那些項目也根本

沒有啥作用！

上世紀80年代，科技項目“下馬風”盛行的同時，科研部門在全民經商，國防靠後的熱潮中推行市場化、自負盈虧、軍轉民等。一些有豐富經驗的科技人員被迫向外流失，造成科研隊伍人才流失，形成技術斷代，這才是最為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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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四三方案”中用於解決吃穿用問題的化肥、化纖和烷基苯項目，佔全部引進項目26箇中的18個，總投資136.8億元，佔“四三方案”全部投資的63.84%。1977年底，13套大化肥項目，已有7套投產；到1978年6月，累計生產尿素361萬噸，這對促進農業發展的作用不言而喻。在穿的方面，

到1982年4套化纖項目全部投產，大量的滌綸、腈綸等合成纖維紡織品和塑料製品解決了中國的服裝、鞋帽供應問題，因此也才有了1984年中國布票等票證的取消。

洋躍進——800億美元瘋狂計劃

1977年中國的外匯儲備還有9億多美元，7月份國家計委提出，今後八年花費65億美元從國外進口技術設備，重點發展石油化學工業，其中只有一個陝西咸陽顯像管廠是電子項目。政治局討論時，大人提出可以花100億美元進口設備，提高中國石油、煤炭和輕工業產量，以賺取更多外匯。8月，國家計委將進口項目提高到150億美元規模。

1978年6月份，政治局再次聽取政府工作報告，大人説：同國外做生意，搞買賣，搞大一點，什麼150億，搞它500億。500億美元的規模。7月上旬，國家計委初步整理，彙總了一個850億美元的方案，其中400億引進外資。

1979年全國在建的大中型項目有1100多個，財政赤字170.6億元。1980年又新增了1100多項，財政赤字127億元。上述項目全部建成，還需要投資1300億元。為了彌補財政虧空，1980年央行又增印了78.5億元鈔票。從此，印鈔票如同吸毒上癮一般。1978年中國全社會的流通現金僅有229.59億元，到1985年已經暴增至839億元。光是1984年的鈔票供應增幅，就高達驚人的39%。連年狂印鈔票引發惡性通貨膨脹。許多物價都至少翻番，高檔煙酒等民用消費品價格，甚至直接上漲10倍，以致一些城市出現了“搶購囤積風潮”。

1982年，中國國務院成立了“電子計算機和大型集成電路領導小組辦公室。

1984年至1990年，中國各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大學，紛紛從國外引進淘汰的落後晶圓生產線，前後總計達到33條，按照每座300-600萬美元估算，總計花費1.5億美元左右。這33條晶圓生產線，多數根本沒有商業價值。

**造成這一亂象的根本原因，是電子工業部，將絕大多數國有電子企業的管理權，甩給省市地方政府，又缺乏制定執行產業規劃的政策權力。**出現了全國瘋狂引進落後技術的奇怪現象。還有一個原因是80年代開始，國有企業貪污腐敗加劇，藉着進口項目的名義，領導幹部可以名正言順地獲得出國考察機會。

**1984年，為扭轉財政虧空局面，盲目實行“撥改貸”政策。**以往國有企業從政府財政獲得撥款，作為工廠流動資金或技術改造經費。企業盈利後將利潤上繳國家財政。這樣形成良性循環。撥改貸將政府財政撥款，改為企業向銀行貸款，還要支付高額利息。而另一頭，企業的利潤照樣要上交財政。這樣政府不僅不投一分錢，反而像從前一樣，抽走企業的大部分收入，導致國有企業迅速陷入虧損困境。

正是由於“撥改貸”，使得中國電子工業遭到致命打擊。企業只顧引進外國設備，以儘快投產盈利，缺少科研資金對外國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在文革時期，中國科研投入佔GDP的2.32%，與英法德等發達國家相當（2003年世界平均值也僅有2.2%）。到1980年代，正是電子產業興起的關鍵時期，歐美國家和日本、韓國、台灣紛紛加大對電子產業的科研投入。而中國卻在大規模壓縮科研經費投入。1984年以後，由於“撥改貸”造成的困境，使中國企業基本無力進行研發，科研經費佔GDP比值驟然降到0.6%以下。中國電子工業徹底垮了。

**1983年以前，**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主要依賴於財政撥款，企業資產負債率較低，大致在30%左右。

**第二年，中央決定將財政撥款改為貸款，即撥改貸，目的是使企業直接承擔還債壓力，從而能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但是，這一原本出發點是好的政策，實施的結果使得新建企業資金來源全部是貸款，其中包括撥改貸（政策性貸款）和商業貸款。資產負債率100%，企業沒有資本金；原有企業新建項目的資金也全部是貸款，企業資產負債率迅速增加。

當年的改革親歷者之一，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周放生對此有着直觀的體會：“企業還處在建設期，就背上負債，好比小孩剛出生，還沒有自理能力，就讓他去給父母幹活。所以後來的債轉股，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意義是，對1984年撥改貸政策的撥亂反正！，這才是真正的政策背景”

。與此同時，為了解決市場短缺以及供不應求，國有企業大量借貸進行項目投資，尤其是1992年以來，企業的大量項目投資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無力償還到期債務，更加重了企業的債務負擔，這是造成國有企業債務負擔沉重的主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