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暴力如何收場_風聞

作者 | 朱秋雨

 “如果各州拒絕對當前暴力行徑採取行動，我將派出軍隊，”針對過去一週的全國性暴力示威行為，特朗普在白宮演講時這樣説道。

美國總統有資格派遣軍隊維護國內秩序，源於1807年頒佈的《反叛亂法》。上一次運用該法案的，同樣是共和黨的總統。事發的源頭，恰好亦是由於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白人警察在毆打黑人羅德尼·金卻被判無罪。

由此引發的1992年洛杉磯騷亂，最終在國民警衞隊，美國軍隊，聯邦執法機構和當地警方的共同鎮壓下才得以平息。

歷史在2020年重演。這一次，黑人喬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用膝蓋頂住脖子長達8分46秒，其多次“我無法呼吸了”的哀求，擊中了人們對根植於美國社會種族歧視及特朗普政府抗疫不力的憤怒。

由案發地明尼阿波利斯市率先爆發的示威遊行，隨後蔓延至美國超過140個城市。不過，自5月29日起，本意和平的示威遊行逐漸演變成一系列犯罪事件，憤怒、焦灼、失控在一輪輪對峙與交戰間，成為緊張的社會氛圍中的一部分。

2020年6月3日，美國紐約，抗議活動持續，宵禁延長

歷史上多次的事件總是以這樣的路徑演變——和平示威，往往走向暴力和騷動。在這次自1960年黑人平權運動以來爆發的最大示威活動中，我們仍需要弄清楚，美國何以至此？從和平示威演變成暴亂的因素會是哪些？騷亂、搶掠會是美國的新常態嗎？

**英國前首相丘吉爾曾説，“永遠不要浪費一場好危機” (Never waste a good crisis)。**最終，我們仍然希望通過理解美國這次因種族問題引發的大危機，再問一句：

這一次，美國社會會變得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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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趨暴力的行徑

距弗洛伊德的死過去一週多，當地時間6月3日，最新的起訴書顯示，施暴警察德里克·肖萬被升級指控為二級謀殺，而旁觀的三名警察亦被指控。

不過，弗洛伊德之死的影響力已經超出案件本身。高喊着”黑人的命也是命”，”我無法呼吸了”的口號，全美超過140個城市的示威者走上街頭，或單膝跪地，或組成人鏈，呼籲美國政府對實現種族平等實行真正變革。

2020年6月6日，美國芝加哥，示威者手舉弗洛伊德的畫像參加遊行示威

不過，自5月29日起，示威現場逐漸失控，包括華盛頓、紐約、洛杉磯在內的多個城市出現了文明社會很難忍受的暴力騷亂：設置路障、洗劫商店、焚燒警局、與警察交火······據美聯社統計，僅在上週末，超過4400名違法分子因搶劫、破壞社會秩序、違反宵禁令而被捕。

南風窗記者整理了過去一週美國社會各地因弗洛伊德之死而激發的時間鏈條。推搡、暴力與騷亂在各個城市的示威現場迅速蔓延，為新冠肺炎疫情的控制和美國經濟蒙上了陰影。連死者弗洛伊德的弟弟也公開呼籲：“你們到底在做什麼呢？這些所作所為完全無法換回我的哥哥。”

有趣的是，關於“是誰在把事情越弄越糟？”的問題上，不同立場的美國人各執一詞。

在部分政客看來，有組織的外部極端組織是導致和平示威趨向暴力的緣由。特朗普甚至直接在推特中威脅，把反法西斯團體（ANTIFA）這一誕生於歐洲的極左翼組織，定義成恐怖組織。不過，相關官員都未能提供可靠的事實支撐。

來自民主黨的明尼蘇達州州長則表示，“白人至上主義者”和來自其他州的暴力煽動者，甚至國外的勢力，都是製造州內暴亂的重要推手。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韋宗友接受南風窗記者採訪時分析稱，參與暴力的人除了特朗普定義的極端左翼分子外，還有部分受疫情及居家令政策影響，藉此事件發泄憤怒的暴亂分子，以及低收入的黑人羣體。

一些示威活動的組織者則積極與暴亂和搶劫行為劃清界限。在納什維爾市，“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組織者在聲明中表示，實施暴亂的人並不是最初參與活動中的人。“這一小部分人的行動既不反映我們組織此次集會的理念，也不符合大多數與會者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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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化”暴力

當示威運動的領導者努力與暴力事件割離時，他們仍需要面對一個迫在眉睫的現實：許多暴力行為、包括焚燒警局、破壞公物、流血衝突等，都是在和平示威中延伸出來的。

韋宗友認為，在示威活動中，參與集會人數越多，事態越不可控，越容易滋生暴力衝突。同時，示威者的反應與行為，與相關政府的舉措和回應有着密切關係。

總統特朗普的應對在過去一週恰恰加劇了此次危機。5月28日晚，特朗普的推文--“當搶劫開始，射擊也就開始了，”引發眾怒，因為這句話恰恰是邁阿密一位警察局長几年前發表的種族主義言論。這一推文隨後被推特認定為”美化暴力”，按社區規則被隱藏了。

到了6月1日晚上，特朗普結束在白宮的發言後，為了讓他安全穿過馬路到白宮外的聖約翰教堂拍照，國民警衞隊用橡膠子彈和催淚彈驅散了聚集在白宮外的和平示威者。

這一極具爭議性的舉動是自1932年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用催淚彈驅散退伍軍人來的首次。於是，在接下來的幾天，即使華盛頓特區已增派軍隊駐守，不少示威者仍冒着違反宵禁令的風險持續進行暴力示威。

特朗普政府的應對不力是引爆美國各地衝突的關鍵因素，但是如果將違法犯罪行為完全歸咎於政府身上，又存在道德化、合理化暴力行徑的可能性。

示威者在美國白宮外縱火

南加州大學發表在《自然人類行為》的最新研究顯示，當人們成功道德化他們的示威行為時，更有可能助長暴力。

研究通過人工智能和1800萬條推文發現，人們的看法受到其所在社交羣體和網絡的影響。社交網絡時代，人們往往會找到擁有共同理念的人，並將這一信念看成是共識。這正加劇了暴力行為的發生。

專家們指出，倘若人們找到足夠多支持其理念的人，並擁有同樣的道德憤怒和身份認同，那就有益於合理化其實施暴力的行徑，甚至促使他們做出如縱火、破壞等極端行為。

芝加哥示威運動的領袖桑普森的一段話能給出很好的映證，他認為芝加哥彷彿分裂成兩個城市。“這裏的許多人只在忙碌地生活，好像這個國家發生的事與他無關。黑人也沒有為自己的命運而戰，所以我們現在需要他們像我們一樣生氣和熱情。”

生氣和熱情的另一面，是衝動和混亂。

美國加利佛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系主任亨特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搶劫的行為有時是一種權力的表達。“在過去，黑人認為自己的權利被剝奪了，但是在發生騷亂時，黑人會認為搶劫等行為讓自己顯得比警察更強有力。”

對權力象徵物的破壞亦是在過去一週的暴力案件中顯而易見的。

美國多地示威者首先進行破壞、縱火的便是當地警察局所在地。在5月29日亞特蘭大的示威活動中，示威者砸爛美國有線電視網絡（CNN）大樓的玻璃，並在外牆上進行塗鴉。這僅僅是因為當地警察局恰好坐落在CNN大樓處。

3

美國會好起來嗎？

當示威總以為暴力收場時，將違法分子繩之於法是每個社會的必然選擇。

不過，美國各界都十分清楚，弗洛伊德之死事件蔓延到早已超越了案件的本身，僅僅靠警察局公佈事件的調查進展已經作用不大。回應民間對反種族歧視的深層次訴求，對社會進行結構性改革，才是平息動亂的根本之道。

歷史中，政府與民間，壓制與反抗力量的對弈與搏鬥，結局無非是三種：

一是政府的壓制力量獲勝，政府重奪話語權。特朗普威脅將派兵震懾暴力行徑也是出於此目的。

二是民間力量的獲勝，政府最終回應並滿足民眾大部分的訴求。

三是雙方相互妥協，政府與民眾在對抗中聲音逐漸達到一個平衡。

在研究美國政治的學者看來，即使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全國性騷動已是1960年代民權運動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這依舊無法動搖美國當前種族歧視的根基。

2020年6月6日，人們在美國華盛頓白宮附近遊行。美國首都迎來了十幾天來參與人數最多的遊行活動

1960年代，美國南方仍存在明顯的種族隔離政策，南方很多州仍會堅持“隔離且平等原則”，拒絕有色人種進入白人學校。持續在20世紀50、60年代聲勢浩大的民權運動正是從反對這類種族歧視政策、呼籲政治權利和受教育權利平等開始的。

復旦大學教授韋宗友認為，與1960年代馬丁·路德金時期的黑人平權運動相比，因弗洛伊德之死美國社會發生大變革的可能性不大。

**目前來看，儘管美國社會在法律和制度上已經盡其所能實現了“平等”，但隱藏在人們思維裏的歧視和互不信任感仍然難以消除。**如本次警察對黑人實行暴力，就是因為其內心“黑人有罪論”的判定。

當制度變革已接近到了天花板，美國社會又會以何種形式走下去？當歧視與不平等滲透在收入分配、就業、住房、教育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時，誰能大刀闊斧地撬動自身結構上的變革？

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會，兩黨相互制衡的美國國會不能，需要迎合州內主要選民的州長亦做不到。

政治經濟學上的“路徑依賴”理論，十分適用於當今的美國。這種理論認為，社會的行為一如物理學的慣性，一旦做了某種選擇，選擇了某種路徑，就好似走上了不歸路。這種如慣性的力量，會不斷強化自身路徑的力量，以至於社會很難向其他路徑進行轉換。

在白人主導的美國社會，當所有的社會資源都不傾向於有色人種時，變革的呼聲自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下被放至最大。可悲的是，連黑人羣體也知道，這樣的鬥爭註定失敗，十年後他們也會因為同樣的原因再度走上街頭遊行示威。

三名黑人在街頭的對話在社交媒體走紅。其中，一名31歲的黑人男性向16歲的黑人喊道：“你現在16歲，等到你26歲的時候，你還會走上街頭做一樣的事，你明白嗎？”

種族問題積重難返，能否通過西方民主最推崇的選舉這一方式來改變呢？韋宗友認為，弗洛伊德之死對總統選舉無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2020年爆發的示威會加劇黑人等少數族裔對民主黨的支持，但另一方面，“持保守主義甚至中間派的白人會擔心民主黨領袖上台後採取過多的社會變革，可能會更加支持特朗普，”韋宗友表示。

精英與平民，在這個極化與分裂的社會，妥協的一方往往是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