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美國街頭，不過是歷史重演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資深主筆  雷墨

“求求你，我無法呼吸”，一位黑人男子的這句話，引爆了美國社會的“火與怒”。

5月25日，明尼蘇達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名叫喬治弗洛伊德的非裔男子因涉嫌使用假鈔，被四名白人警察按在地上。其中一位名叫德雷克·沙文的警察，用膝蓋頂在弗洛伊德的脖子上長達數分鐘，最終導致其窒息死亡。

這一幕被路人拍下來並上傳到社交網絡上，成為蔓延美國100多個城市的遊行示威與暴力抗議的導火索。

頂在弗洛伊德脖子上的膝蓋，是一個“種族歧視膝蓋”。歷史地看，種族歧視在美國從來沒有成為歷史，一直都是現實。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民權運動後，美國黑人的身份平等，獲得了政治和法律上的背書，但遠談不上在社會層面得到了解決。正如美國黑人明星威爾·史密斯所言：“種族歧視無所謂變得更糟，只是碰巧被拍攝到。”

目前美國正在上演的一幕，似乎是1968年的歷史重現。那是一個美國政治與社會動盪的年份，如今的情況，也很難令人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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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沉痾

事件的起因是警察暴力執法，針對的對象是美國黑人。這是美國獨有的沉痾頑疾。

從世界範圍看，警察暴力執法的現象並不是什麼新聞，但美國的情況帶有鮮明的美國特色。美國專注於司法公正的調查記者組織“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roject），2017年3月曾刊登了題為《當武士戴上警徽》的長篇調查報道。

這篇報道揭露了一個長期被忽視的現象，許多美國退伍軍人在警界開啓了職業生涯，有些人把戰爭帶回了家。

這篇報道提到了這樣一個數據，在美國警察隊伍中，每五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是退伍軍人。這個比例在世界上是最高的，沒有之一。

5月30日，美國芝加哥，警方正逮捕抗議者

二戰結束以來，美國軍人的數量從來沒有世界第一，但論介入戰爭和軍事衝突的次數，那絕對是世界第一。根據那篇報道的分析，這些參與過實戰的退伍軍人戴上警徽後，在心理上更可能把他們維護治安的街區，視為危機四伏的戰區。所以美國警界的“軍事化”，與那些從戰場歸來的軍人加入警察隊伍有一定關係。

有數據為證：2010年至2015年的波士頓，每100位有服兵役背景的警察中，有28位有過暴力執法的經歷，而每100位非退伍軍人警察中，只有17位曾暴力執法。

針對退伍軍人警察引發的問題，美國相關部門做了不少努力，試圖在“文化”上把“武士”轉化為“衞士”，但效果並不明顯。雖然沙文沒有從軍經歷，但有18次暴力執法的記錄。而且，他過度使用武力的大氣候，是美國警察系統軍事化導致警察與社區關係複雜化。

這種“複雜化”，有着更為深刻的政治背景。1970年代中後期民權運動歸於平靜之後，美國進入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時期。新自由主義理念在政治上追求“小政府”，給地方政府更大的治理空間。

但這裏的“小”主要指聯邦政府，地方政府在擁有更多自由的同時，也承擔了更大的治理責任。經濟自由發展必須以社會秩序為前提，所以包括警察在內的執法機構，被推向了地方治理的前台。有數據顯示，美國監獄人數開始大幅增加，正是始於里根政府時期。

新自由主義理念的推行，其結果除了美國經濟的大繁榮，還有貧富分化的大踏步。而且，這種分化是以治理模式做依託的。

一方面，警察的“暴力維穩”有財政支撐。根據相關數據，過去20年裏，犯罪率居美國前列的芝加哥，市政府用在賠償警察暴力執法上的支出高達6.5億美元。另一方面，美國的財富分配機制把“低端人口”，牢牢地鎖定在“低端”位置上，成為加劇貧富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3年，在華盛頓舉行的爭取就業和自由的遊行中，黑人抗議者手持標語遊行

1950年美國的最低工資標準是每小時0.75美元，相當於2019年的7.98美元。而美國2019年的最低工資標準，是每小時7.25美元。

根據布魯金斯學會學者今年2月公佈的一項研究，2016年美國典型白人家庭的資產淨值是17.1萬美元，黑人家庭是1.7萬美元。該研究顯示，兩者相差十倍的差距，源於現實中權利與機會的不均等與歧視。美國民權運動過去半個多世紀後，美國窮人裏黑人最多、監獄裏黑人佔比最大，至少在治理模式上能找到部分原因。

在馬里蘭大學社會學教授拉肖恩·雷看來，黑人遭遇警察暴力現象突出，根源在於美國執法機構制度性的種族歧視。根據他2015年的一項研究，在沒有攻擊行為且不持有武器的情況下，黑人死於警察槍下的幾率是白人的3.5倍；黑人青年被警察槍殺的幾率，是白人青年的21倍。

由此可見，弗洛伊德死於警察的膝蓋下，是“大概率”下的又一悲劇。

2

歷史迴響

“看看如今的美國，足以讓先知和天使都哭泣”，這是美國著名黑人作家詹姆斯·鮑德温，對1968年美國亂象的感慨。

在美國歷史上，1968年美國的動盪是最接近南北戰爭時期的。而因弗洛伊德之死所引發的遊行示威和暴力抗議，又最能讓人想起1968年的美國。如今美國的亂象，就像是歷史的迴響。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寫道，特朗普沒有試圖安撫美國，他在火上澆油，他似乎非常接近於嘗試煽動內戰。

2020年的美國人，彷彿經歷了一次時空之旅。已經蔓延至全美100多個城市的抗議浪潮，儼然如同1968年的歷史重現。那一年，反越戰抗議活動以及黑人民權運動，使整個美國猶如坐在火山口上。

那年4月和6月，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與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羅伯特·肯尼迪（1963年遇刺身亡的約翰·肯尼迪總統的弟弟），相繼遇刺身亡，點燃了美國社會的怒火，和平抗議升級為暴力騷亂，迅速蔓延到100多個城市。

當年暴動幾乎失控,城市多處陷入火海，以致於州政府要求出動坦克來鎮壓，圖為1967年7月24日,在美國庭特律，密歌根國民警衞隊出動，企圖鎮壓底特律西區的騷亂

1968年的騷亂，僅在美國權力核心所在地華盛頓特區，就有1000多棟建築被燒燬。哥倫比亞大學的行政大樓被抗議者佔領，紐約出動1000多名警察暴力鎮壓、逮捕數百名學生才得以平息。

那年總統選舉前在芝加哥舉行的民主黨全國大會會場，幾乎變成警方與抗議者火拼的戰場。那一年，H3N2流感蔓延美國，導致約10萬人死亡。目前，新冠肺炎在美國導致的死亡人數已超過10萬。

當創傷感與挫敗感成為社會集體心理，就容易點燃“火與怒”。這是如今的美國與歷史的美國之間的一個共性。

當年深陷越戰泥潭使美國民眾產生了“國家方向”之問。既無法打贏戰爭又難以抽身，轉化成社會心理挫敗感。黑人平權的訴求遭遇現實阻力，導致抗議更加傾向於暴力。

而新冠疫情在美國造成的超過10萬人死亡，以及失業率的歷史性高企，無論與美國自身還是其他國家相比，都是巨大的心理殺傷。

另一個共性是政治動盪、分裂和極化。

1968年3月，此前多次模擬選舉中都能勝選的約翰遜總統，宣佈不再尋求連任。6月，人氣頗高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羅伯特·肯尼迪遭刺殺。民主黨在羣龍無首的情況下倉促應戰時，曾經是民主黨人、主張種族隔離的喬治·華萊士代表的第三勢力崛起。他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選，雖然敗選但獲得了1000多張普選票和45張選舉人票。

那時的“政治三極”與如今的“兩黨極化”，都加劇了美國政治的不穩定性。

1963年5月3日，阿拉巴馬州伯明翰，警察正用狗企圖平息當地民權運動中的內亂

但不同之處在於，**就政治層面而言，那時的不穩定之源“在野”，如今則是“在朝”。**作為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曾親自站在阿拉巴馬大學門口，阻礙黑人學生進入校區。宣佈退選時的約翰遜總統，表達了結束越戰的意願；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羅伯特·肯尼迪呼籲治癒社會創傷；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尼克松，打出關注“沉默的大多數”的競選旗號。

也就是説，當時民主、共和兩黨的主流政治精英，都是以傾聽的姿態、緩和社會矛盾的心態，來應對美國的亂局。

普林斯頓大學總統歷史學家朱利安·澤萊澤認為，與1968年相比，如今的情況更糟，“不像當年的約翰遜或尼克松，我們有一個對治理毫無興趣的總統”，“我們的總司令在情緒上遠沒有那兩位穩定，他的言行似乎總是由着自己的意願來。”特朗普稱將派軍隊平息騷亂，至少在個人意願上，他肯定是真的想這麼幹。

現代政治也是妥協的藝術，但特朗普把好鬥的個性帶入了政治，無疑放大了新冠疫情與抗議示威的負面後果。

3

政治死結

客觀地説，絕不能説美國在反種族歧視上沒有進步。奧巴馬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黑人總統，就是最好的證明。

但同樣客觀的評價是，美國黑人的“平等權利”並不穩固。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關於弗洛伊德之死的聲明中説，“沒有人應該像喬治·弗洛伊德這樣死去。事實上，在美國如果你是白人，你就不會這樣死去。

這個事實正是很多人感到痛苦和憤怒的潛在原因，即一個人生命的軌跡可以因一個人的膚色被測量和貶值。”

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示威遊行中，一名黑人女子手舉着“沒有公正，就沒有和平”的標語

自黑人平權運動以來，反種族歧視逐漸成為“政治正確”。但是，在美國選出首位黑人總統之後，這樣的政治正確事實上就開始遭遇挑戰。有美國學者研究顯示，奧巴馬的當選與美國白人種族主義者襲擊包括黑人在內的有色人種的事件明顯上升，有着直接的關係。

目前遊行示威喊出的口號“黑人的命也是命”，就是源於奧巴馬執政時期的2013年的反種族歧視運動。這樣的運動能發起，本身就反映了白人種族主義勢力反彈的現實。

而且，白人種族主義勢力的反彈，有着一定的社會土壤。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一份報告顯示，2015年至2065年，美國總人口會從3.24億增加到4.41億，但白人所佔的比例將從62%下降到46%，而包括黑人在內的少數族裔將從38%增加到54%。

**人口數量上淪為“少數種族”的焦慮，很容易轉化為對成為“權力弱勢”的擔憂。**特朗普帶有明顯的種族主義傾向，並不是什麼秘密。他不是僅靠打種族牌入主白宮的，但很難否認他的當選呼應了某些美國白人的情緒。

如果追根溯源，美國白人作為一個族羣，內心深處的“權力優勢”是顯而易見的。托克維爾在1848年完成的《論美國的民主》中這樣寫道：“從世界的既往情況來看，豈不可以説歐洲人對待其他種族，猶如其他種族對待動物嗎？他們奴役其他種族，而當其他種族不肯服從時，他們就加以消滅之。”

那時美國還沒有廢除奴隸制，但作為歐洲人後裔的美國白人，後來在給予黑人“平權”後，卻通過制度體系確保了權力優勢。

誠然，美國白人在黑人平權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波反種族歧視的抗議浪潮中，有不少美國白人蔘與，有白人警察在遊行隊伍前單膝下跪，有白人州長在弗洛伊德葬禮上扶棺哭泣。這有助於緩和種族矛盾，但很難説能解決根本問題。

托克維爾一百多年前的論斷依然發人深省：“一個人拋棄宗教偏見、國家偏見和種族偏見倒是可能的，而如果他是一個國王，他還會在社會上掀起一場驚人的革命；但是，整個民族恐怕不可能如此超脱。”

作為美國歷史上首位黑人總統，奧巴馬的角色非常獨特。他呼籲變革，“我們不能在抗爭與政治之間二選一，必須雙管齊下，保證那些承諾改革的候選人當選”。但問題是，以美國目前的政治極化狀況，即便擺出“傾聽”姿態的拜登當選，他的改革也會遭遇強大的政治阻力。

而且，至少在今年11月大選前，種族問題不太可能成為主要競選話題。反倒是特朗普的“法律與秩序”，更能引起社會共鳴。

毫無疑問，這樣的“秩序”，意味着種族問題重回原點，也許，將正如約翰·斯坦貝克在《憤怒的葡萄》中所説的那樣：“這裏有一種無處投訴的罪行。這裏有一種眼淚不足以象徵的悲哀。這裏有一種絕大的失敗，足以使我們的一切成功都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