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俄，新冠疫情之後如何互動_風聞

來源：《世界知識》2020年第12期

新冠疫情給世界帶來的衝擊是全方位的，大國關係是其中重要方面。疫情期間，中美關係在惡化，中俄合作更緊密，美俄之間也進行了微妙互動。現在看來，美俄是在疫情中受創最重的兩個大國，中國則呈現率先復甦的勢頭，這也意味着疫情之後中美俄三角關係將發生新的調整，而且已引起國際戰略學界的討論興趣。本期“封面話題”，本刊與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合作，邀請國內從事俄羅斯、美國問題研究的八位學者進行圓桌討論，幫助讀者看清中美俄三角關係走勢。

——編者手記

嘉  賓：

丁曉星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亞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關貴海 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副教授

龐大鵬 中國社科院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李自國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亞研究所所長、副研究員

刁大明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張志新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張騰軍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趙明昊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專聘研究員

主  持：

安 剛 《世界知識》雜誌編輯

2015年9月3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閲兵式在北京舉行。圖為受閲空中梯隊飛過天壇祈年殿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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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中美、俄美關係目前各是什麼態勢

**丁曉星：**中俄是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兩國關係多年高水平運行，日臻成熟。中俄對當前國際秩序和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看法一致，中國認為國際局勢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俄認為全球秩序處於深度調整之中，兩國共同推動世界多極化，推動國際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演變。

中俄政治互信不斷深化，兩國領導人每年會晤四至五次，就全球重大的戰略性問題及雙邊關係進行磋商、對錶，對兩國關係發揮戰略引領性作用。中俄建立了總理定期會晤機制，在這一機制下有能源、投資、金融、地方、人文等分委會，加強各領域務實合作。2019年中俄貿易額達1107億美元，中國連續八年為俄最大貿易伙伴，對華貿易已佔俄外貿總額16%以上。兩國能源合作取得新突破，2019年俄對華石油供應7000多萬噸，俄是中國第一大石油供應國。2019年12月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建成並投入運營，未來通過該管道對華天然氣供應達到每年380億立方米，中俄還在籌劃西線天然氣管道項目。中國參與俄亞馬爾液化天然氣項目的開發。中俄科技、投資、農業、旅遊等領域合作近年都快速發展，農業合作潛力巨大，俄農產品越來越多地進入中國市場，俄也成為中國人出境遊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中俄在國際舞台上密切協作，共同促進全球安全與穩定。兩國同為金磚組織、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對一系列重大國際問題的看法相近，均積極推動世界多極化，都主張加強聯合國的權威，反對單邊主義。兩國在伊核、朝核、阿富汗等問題上緊密協調。

儘管特朗普上台後一直有意改善美俄關係，但由於雙方的矛盾是戰略性和根本性的，俄拒絕接受美國治下的國際秩序，緩和難度大。冷戰結束後，美國以冷戰勝利者自居，對俄居高臨下，繼續弱俄、遏俄，推行北約東擴，策動“顏色革命”，不斷擠壓俄地緣空間，引俄強烈不滿。俄當局雖多次試圖調整、改善對美關係，如9.11之後和2009年的俄美關係重啓，但都以失敗告終。近年來隨着俄大國地位的提升，俄美在獨聯體、歐洲、中東等地區的地緣爭奪明顯加劇。2014年烏克蘭危機後，俄對美髮出挑戰，美對俄實施多輪經濟制裁，俄美關係嚴重惡化，陷入冷戰後的最低點。2015年9月底，俄軍事介入敍利亞問題，在中東的地緣影響不斷上升，與之相反，美在中東的影響力日益下降。俄美經濟合作也乏善可陳，2019年兩國貿易額僅262億美元，對美貿易僅佔俄貿易額的3.9%。俄對美主要出口一些原材料、金屬、木材與化工產品等，從美進口機電產品。而隨着美國油氣開採量逐年增加，俄美在國際能源市場的爭奪不斷加劇。

新冠疫情發生以來，俄美互動頻繁，普京與特朗普4月以來五次通話，俄美互相提供醫療物資援助，共同發表關於易北河會師的聲明。但俄美分歧與矛盾是戰略性的，很難因一時一事而變。美仍力圖維護其全球霸權地位，而俄主張世界多極化，反對美單邊主義，兩國對全球秩序的看法存在着根本分歧，美對俄打擊遏制政策不會變。美對俄已實施多輪制裁，相互驅逐了大量外交人員，美對俄製裁被國會通過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總統無權解除。此外，俄美之間的戰略穩定協議可能不復存在。美退出反導、中導條約，俄美削減戰略武器的協議也即將到期，俄提出將該協議延期，但美並不想延期，俄美之間的戰略穩定的基礎面臨全面崩塌。俄美經濟關係體量太小，經濟制裁之下兩國合作點越來越少。因此，俄美關係看似有緩和的可能，但事實上難以質變。

2020年4月11日，中國政府赴俄羅斯抗疫醫療專家組一行10人自哈爾濱市啓程。

**張騰軍：**中美關係正步入建交40年來最黑暗時期，兩國在幾乎所有領域均存在分歧且被不斷放大。兩國關係的惡化不僅來自實力結構上的對抗，更源於相互認知的下墜。中國認為美國對華遏制不會停止，國內反美情緒抬頭；美國認為中國全面挑戰美國領導地位，不遺餘力加強對華戰略競爭。中美對雙邊關係的消極看法及不斷升級的行動正將“修昔底德陷阱”變為“自我實現的預言”。當前中美戰略競爭的全面性超過美蘇冷戰對抗，儘管尚未形成體系性對抗，但各自體量及地位決定了，如得不到有效管控，兩國關係惡化對全球和平穩定的威脅不會低於美蘇對抗。

俄美關係持續處於緊張狀態，“干預門”“通俄門”極大增強了美國內的反俄聲音，反俄與反華同樣成為美國的政治正確。與此同時，俄亦不可能為迎合美國而犧牲大國尊嚴和利益，俄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嚴重阻礙雙邊關係緩和，兩國在戰略安全領域的博弈不會停止，總體競爭態勢只會加強，不會減弱。但鑑於雙方“相互確保摧毀”的核威懾依舊存在，兩國關係的惡化不太可能演化為直接軍事衝突。

**張志新：**美俄關係近年一直在試圖重啓和繼續惡化間搖擺。一方面，特朗普試圖緩和與俄敵對關係，在就任之前曾表示美俄“並不註定成為對手。我們應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尋求共同立場”。另一方面，面對來自國內建制派的強大壓力，特朗普政府不得不繼續對俄施加制裁，比如在烏克蘭問題上，要求俄必須先從烏撤軍才會考慮解除制裁和緩和外交關係。2017至2018年間，美國眾、參兩院分別以壓倒性多數通過對俄新制裁議案。國會通過的法案規定總統在做出涉及美國對俄政策“重大改變”時，均需向國會提交報告，且國會有權否決總統的決定。其後，美國還以俄羅斯“干涉”美國2016大選為由不斷擴大對俄製裁範圍。疫情期間，特朗普與普京多次互動，但兩國戰略界的敵意難消，特朗普改善美俄關係的願望可能被迫延後。

**李自國：**審視中俄、中美、俄美關係，需要使用歷史的“潛望鏡”。如果從蘇聯解體後的30年曆程看，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來描述中俄、俄美關係最為貼切。30年前，中俄關系的基礎並不好，甚至是從敵對的狀態中逐步解凍，但30年間持續向好，不斷創造“歷史最好時期”，現在進入新時代。30年前，俄美關係從所謂“蜜月”開始，俄羅斯對西方心存幻想，從精英到民眾都充滿期待，希望儘快融入西方，但30年間美國不斷擠壓俄戰略和發展空間，致使兩國關係不斷走向對抗，戰略互信蕩然無存，民眾敵意逐漸固化。

2020年4月12日，中國政府赴俄抗疫醫療專家組在莫斯科第40臨牀醫院與俄專家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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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是如何檢驗中俄、中美關係的

**李自國：**在抗疫過程中，中俄守望相助，堅持多邊主義，力推國際合作，而“守望相助”正是對中俄關系進入新時代的最典型描述。

在中國向國際社會率先報告疫情後，俄是首批向中國提供援助物資的國家之一，也是第一個向中國派出援助醫療隊的國家。普京在多個場合表達對中國抗疫的支持，“我們準備向友好的中國人民提供一切援助”。在俄疫情趨於嚴峻後，中國向俄派出了醫療隊，並援助了大批的醫療物資。迄今，就疫情問題，兩國領導人已經三次通話，表達相互支持。對美西方抹黑中國抗疫的言行，俄站出來駁斥。《俄羅斯報》連續發文，批駁西方言論，如《美國不厭其煩地將所有過錯歸咎於中國》。俄學者提出，由意識形態偏見和雙重標準引起的“政治病毒”比新冠病毒危害更大。

針對美國對世界衞生組織的攻擊，中俄都堅持維護世衞組織作為國際合作的多邊平台。不久前的世衞大會期間，俄常駐日內瓦代表加季洛夫表示，我們和大多數國家一樣，相信世衞組織必須協調各國在國際衞生領域的互動關係；美國指稱世衞組織缺乏透明度和效率，但約90%的世衞組織領導層是美國專家，他們對新冠疫情暴發和蔓延的信息非常清楚。美專家參與了派往中國的三個專家組，所以美至少已從其專家處獲取了一手信息。

儘管在疫情暴發初期，俄加強了對中俄口岸及外國公民的管控，引起一些“不適”，各種各樣的謠（傳）言層出不窮，不樂見中俄關系發展的人更是衝鋒在前，但絕大多數信息經中國駐俄使館核實後發現並不屬實。不過這也暴露出中俄關系民間基礎仍較薄弱的問題。在雙方的合作中，互利、相互尊重是基礎，在共同抗疫中，不能把一些瑕疵放大，不能把維護中俄友誼與保護民眾安危對立起來，“友誼換利益”的心態要不得。

**丁曉星：**中俄疫情出現的時間點不同，正好促進了兩國之間的抗疫合作，具體情況我不再重複，補充兩點：一是疫情期間，中俄貿易逆勢增長。受疫情影響，各國經濟萎縮，全球貿易大幅下降。據中國海關統計數據，1～4月，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下降7.5%，其中對歐盟貿易下降9%，對美貿易下降15.2%。同期，中國貿易總額達335億美元，同比增長0.1%，從俄進口增長7%。疫情之後，中俄經濟合作的潛力將得到充分發掘。二是雙方就重大國際問題保持協調。俄2020年是金磚機制和上海合作組織的輪值主席國。在俄主持下，分別召開了金磚國家和上合組織特別外長會。中俄通過金磚機制與上合組織共同發聲，主張堅持多邊主義，完善全球治理，堅持共戰疫情。金磚國家元首峯會和上合組織峯會如能在7月下旬按期舉行，中俄領導人將就全球重大問題面對面交流看法，普京總統也可能於下半年訪華。

2020年5月22日起，美國全國降半旗三天，向新冠疫情逝者致哀。

**關貴海：**俄羅斯是最早關閉中俄陸路口岸的國家，也是在其首都對中國人實施最嚴厲隔離和監控措施、對違反相關規定的中國人採取包括驅逐出境在內極端措施的國家，還是在其境內對登機（車）前往中國（口岸）的旅行者不測温、不監控的國家，更是通過發表俄美關於易北河會師精神聯合聲明反襯中美關係惡化趨勢的國家。這些細節被許多專家捕捉到。不過，由於中俄兩國領導人的高度互信和良性互動，特別是在俄方高層在美國借病毒來源、賠償責任等問題上甩鍋中國時，明確批評類似做法以後，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迴歸正常軌道，也凸顯了兩國關係的高層主導特點和基礎牢靠的優勢。

**龐大鵬：**疫情突如其來，俄起初把應對的主要注意力放在防範中國上，忽視了自歐洲的輸入，因此雖贏得幾周時間，最終沒能阻止全境暴發。這是個防範的方向性問題，卻反映了在俄心中，對中國和亞洲是一種思考方式，對歐洲是另一種思考方式。儘管如此，疫情並不會對中俄關系發展產生不利影響。中俄是鄰國，“鄰居不可選擇”，且戰略上互相倚重，俄既需要中國的支持，也需要一個穩定的東方。中國亦然，處理好對俄關係，有利於在歐亞大陸構築戰略緩衝區和安全屏障，使“三北”方向成為“可靠的後方”。中俄雙方都深知：即使存在一些問題，也要區分戰略性問題和一般性問題，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不受外部環境干擾，具有巨大的內生動力和廣闊發展前景。

**張志新：**疫情本應成為中美相互接近與合作的契機，然而在美極右翼勢力推動下，中美競爭面被無限放大，合作面則越來越小，美政府似乎正試圖“切斷與中國的關係”。例如，近期特朗普在參觀賓夕法尼亞州醫療製造廠時表示：“我的目標是，美國可以生產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包括製藥工廠在內，然後出口全世界”。特朗普又將針對華為和中興的行政令延長一年，該禁令禁止美國企業使用被視為“國家安全威脅”的企業生產的電信設備。美國對中企的打壓，尤其是對在高科技領域對美構成競爭優勢的企業的排擠，正加緊落地。這顯示，美方已下定決心無論自身付出多大代價，都要從根本上壓制中國的創新能力增長。特朗普政府還宣稱將在中美人文交流上按下“暫停鍵”，例如重新考慮發放學生簽證給中國留學生，以及將中國媒體駐美機構列為“外國使團”並變相驅逐中國記者。皮尤中心民調顯示，自2017年特朗普上台時，美國對華持負面看法的比例為47%，今年4月則有66%的美國民眾對華持負面看法，好感度降至26%，兩項數據均創2005年進行此調查以來的新記錄，且過去三年來，美國兩黨選民對華負面看法均顯著增加。

**張騰軍：**疫情的暴發將國內政治推向兩國關係的前台，美國內政治力量正在對華事務上比硬鬥狠，新一輪“中國威脅論”“中國病毒論”“對華索賠論”層出不窮，理性、温和派人士噤若寒蟬，這是“新麥卡錫主義”的徵兆，持續積累“新冷戰”的可能性。兩國惡性競爭並非不可避免，但當前顯然缺乏剋制這種衝動的因素或力量。一方面，受整體氛圍影響，兩國合作基礎大為萎縮，雙邊框架下談合作受到不少牽絆。另一方面，民意基礎持續下滑，傷及兩國關係基本盤。但中美暫時不會進入敵對狀態。敵對狀態意味着冷戰，美對華強硬派尚未做好準備，強硬派內部也有爭論，因為對他們而言，中國是比前蘇聯更具威脅和難對付的對手，需充分計算新冷戰的後果。

**刁大明：**作為非戰爭態勢下的全球危機，新冠疫情無疑塑造着包括中美關係在內的國際格局。就中美關係而言，疫情打破了基於以往經驗而得出的危機可能促使中美攜手合作的一般認識。究其原因，應該是危機本身的性質、持續時間、中美先後暴發且情況差異之大以及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等交錯影響的結果。但無論如何，疫情之下，由於美方的非理性做法，原本就已凸顯競爭性的中美之間意識形態對峙明顯、脱鈎加劇、民意惡化、輿論戰升級，基本已呈現出一些情緒化對抗。但疫情本身未必導致中美不可避免地徹底“敵對”起來，也不會如同戰爭那樣直接導致權力轉移的重大變化，而只會加劇疫情之前就已顯現出的某些趨勢。

**趙明昊：**疫情使中美關係更趨緊張，美國對華政策在很多方面展現出從競爭向對抗的轉變。疫情尚未結束，美戰略界已在籌謀“後疫情時期”如何深化對華壓制的問題。中美在一些重大敏感問題上保持相互尊重或維護一定默契，是確保兩國關係不走向“敵對”終局的前提。然而，美方部分勢力似有衝撞底線的衝動，試圖將中美關係推向惡性競爭。疫情令中美圍繞治理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分歧更趨顯著。一些美國高級官員在公開講話中將矛頭直指中國共產黨，針對中國的政治體制發表挑釁性言論，比如5月4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波廷傑用中文發表的涉華政策演講。在台灣問題上，美國國會有很多“親台”甚至是支持“台獨”的議員。以往美國行政部門常會發揮“剎車閘”作用，但如今美國國務院在很多問題上也衝到前台。在兩岸關係受到嚴重破壞、中美圍繞台灣問題的政策溝通很不順暢的情況下，中美出現誤判甚至是正面衝突的可能性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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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後俄美外交戰略方向將有怎樣的調整

**丁曉星：**俄羅斯戰略界近期密集發佈分析報告，研判疫情對全球政治及國際關係的影響，總體認為，疫情沒有改變國際關係演變的方向，而是加速了已有趨勢的變化。首先，疫情對美國衝擊巨大，宣告美國霸權的結束，美國已失去了領導全球的道義基礎。儘管美國企圖用制裁、威脅、打壓來挽救霸權的衰落，但這一進程已經無法阻擋。疫情也將使美國大選選情發生變化。疫情之前，特朗普連任可能性大，但其在疫情中的糟糕表現令人大跌眼鏡。其次，中美對抗加劇，有可能形成“新兩極”，這與之前俄認為世界多極化的觀點有所不同。莫斯科卡耐基中心主任特列定撰文稱，中美對抗加劇，疫情後有可能形成中美新兩極。第三，疫情後歐盟將更加孱弱。本次疫情將是歐盟繼金融危機、烏克蘭危機、難民問題、英國脱歐後面臨的第五次危機，歐盟一體化將更加舉步維艱。第四，全球化受到衝擊，民族國家理念大步迴歸，國際組織的作用受到嚴重削弱。全球貿易大幅下降，一些國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調整產業佈局，限制人員流動，疫情後全球化勢必面臨較大調整。

基於這些認識，俄認為，後疫情時代，俄作為有影響力的大國，有機會發揮獨特作用。俄高等經濟學院發表報告稱，俄需要提出新的思想，俄在未來世界中的作用將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二是反霸，主張各國擁有自主選擇本國發展道路的權利。三是促進環境保護和全球治理，通過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性問題。俄借疫情也力圖改善與西方的關係，但俄西關係早已時過境遷，俄羅斯不是蘇聯剛解體後的俄羅斯，西方也非當年的西方。烏克蘭危機後，俄就徹底放棄了融入西方的努力，八國集團（G8）變回七國集團（G7）就具有標誌性意義，雖然近來西方有人重提讓俄迴歸G7，但俄對此毫無興趣，其尋求的是平等關係，而美是不會平等接納俄的。俄今年是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輪值主席國，儘管受疫情影響，仍提出不少合作倡議。

**龐大鵬：**俄羅斯不是西方，也不是東方，而是獨立和有潛力的文明，想要成為歐亞大陸政治中心與經濟紐帶，擺脱“中心的邊緣”的歷史宿命。從2012年普京重返總統寶座開始，俄就致力於通過建立歐亞聯盟這一強大的超國家聯合體模式，成為當代世界中的一極，發揮歐洲與亞太地區有效紐帶作用。在這個總的戰略方針下，俄提出大歐亞夥伴關係計劃，疫情結束後這一總方向不會變。所謂“轉向東方”，只是俄經濟的轉向，不是文明的轉向。俄“轉向東方”的目標不是離開歐洲，而是在繼續發展與歐洲關係的同時提高亞洲在俄外交中的地位。所以我們要注意，未來中俄關系的利益摩擦點將集中在歐亞地區。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前，中國在歐亞地區缺少一個抓總的戰略。中亞是建設“21世紀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第一環，具有示範性效應。中俄雙方需要相互有所妥協，在區域一體化過程中彼此獨立而又同步發展。中國建設“一帶一路”着眼的是整個歐亞大陸的經濟合作，如果沒有俄的有力參與，前景將打折扣。

2020年2月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國會發表國情諮文，重申了“美國優先”和“公平貿易”原則。

**刁大明：**美國已進入國家歷程中的新矛盾期，雖然當前矛盾顯然無法與南北戰爭的高烈度相比，但也一定是美國在世界登頂以來空前嚴重的。內部矛盾導致的內顧傾向在重塑美國的國際角色，進而美國習慣性地需要一個“冷戰敍事式”的外部威脅來“團結”國內。但從莫斯科通向華盛頓的路徑無法複製在北京身上。對蘇（俄）政策在美國國內利益中更為單一，對華事務則有太多的利益鏈接，這就決定了對華“冷戰敍事”無法轉移美國國內的既有問題。而對外競爭與對內紓困之間如果無法打通的話，美國就必須重新確定側重。即便西方某些國家可能進一步跟隨美對華施壓，但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面對這樣一個今非昔比、退回“孤島”的美國，如何想象會出現新的陣營對抗呢？基於這些考慮，中美關係或許正在進入一種新的權力共存的狀態，並不會以今年的大選結果為轉移，將來美國對華政策無論怎樣調整，都無法超越競爭性共存的現實預期。

這一輪美國對外戰略調整從冷戰結束那一刻就開始了。在國際層面，美國的領導“經驗”其實就是冷戰經驗，是對抗性的經驗，所以一直在重新鎖定對手和敵手。在國內層面，極化部落化加劇、身份認同顯現出新的危機，“美國是誰的美國”成了比以前“何為美國”或“誰是美國人”更難回答的問題。支撐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諸多政策議程在美國國內政治層面都觸及利益分配或再分配，進而不可避免地陷入極化阻力。因而，即便是民主黨人重新上台，也回不到過去那種自由主義狀態了，即便不會如特朗普那樣説“美國是美國人的美國”，但也不太容易堅持“美國是全世界的美國”。或許，美會回到“門户開放”思維上去，但不強調負擔更多提供公共產品的國際領導，僅以強調看似對各國都有利的規則方式要求“開放度”，在“開放”競爭的情況下勉強維持自身優勢。

俄羅斯長期面對着權力、安全與空間之間的平衡考驗，在面對西方時長期保持着“歐洲而非西方”的思維，近年甚至更加自信地認為自身才代表着歐洲的真正理念與價值觀。與此同時，隨着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俄強化東部地區開發、強化在亞太地區存在的努力再次發軔。這對俄而言並不是一種戰略能力過度分散的做法，反而是有助於擴展安全範圍、分享各地區經濟紅利，甚至在不同地區多點牽制美國，增加議題和籌碼。同時，俄從未停止全球佈局，疫情之後極可能加速推動“全球俄羅斯”態勢，進一步增加在能源市場的話語權，擴展在中東、非洲、拉美地區的影響力。

**張志新：**疫情結束後影響美國外交戰略方向的決定性因素是特朗普能否在2020年大選中連任。雖然目前從各種民調看，民主黨參選人拜登勝算大一點，但特朗普競選團隊操縱議題、引導輿論的能力不可小覷。現距大選投票還有五個月，選情還有很多不確定性。如果美國實現政權更迭，其對外戰略向自由主義略有所回擺的可能性較大。這主要是源於特朗普政府對美國與傳統盟國關係的破壞，已達到讓美國戰略界“髮指”的地步，而政府內部傾向傳統建制派的“深暗勢力”一直在抵制特朗普在外交上的恣意妄為。但是，在對中國、俄羅斯的政策問題上，不能指望未來的民主黨政府有大幅度的回擺。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戰略競爭動員在美已深入人心，期望中美俄重回“舊日好時光”既不現實，也不可能。另一方面，當對戰雙方的車馬炮已部署完畢，戰略競爭的態勢已經拉開，爭鬥只能是大鬧與小鬧的區別。核熱戰不可能，小範圍局部衝突又有迅速升級的風險。在此情況下，經濟戰、貿易戰、科技戰可能成為今後中美競爭的主要形式。美俄關係的緩和在特朗普時代如果不能實現，在拜登時代只會更難。

**張騰軍：**在國內外挑戰的共同作用下，美國向右轉的趨勢短期難以逆轉，甚至可能受國內政治勢力的操弄而繼續增強。即便拜登當選，國內不滿情緒的存在也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美國外交回擺的幅度。總體上，美國外交可能繼續向右走，但預計不會走向極端右翼化，後者過於激進，難獲國內廣泛支持。後疫情時代，美國面臨更為嚴峻的國內外挑戰，尤其是中國的較快復甦和更趨進取的國際角色，將令美國更為緊張，對自身全球領導權旁落的擔憂繼續上升。此外，中美在全球治理和發展模式上的分歧日益凸顯，已引發美國國內高度警惕。這將促使美國重新反思對外戰略佈局，把更多精力和資源投入對華戰略競爭。

2020年5月2日，美國空軍 “雷鳥”和海軍“藍天使”飛行表演隊飛越華盛頓上空，向抗擊新冠疫情的醫護人員致敬。

4

中俄是否正聯手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

**趙明昊：**美國對中俄聯手改造國際秩序的防範之心很重。美國戰略界已經就中俄聯手對抗美國形成共識，認為中俄正合力打造有利於“威權主義”的國際新秩序。前美國國家情報總監丹尼爾·科茨稱，中俄關系達到了1950年代中期以來最親密的狀態，中俄近年升級夥伴關係就是為了向華盛頓釋放兩國不懼美國打壓的信號。美方對中俄關系的相關具體關切包括：一是認為中俄高度重視美國對兩國政權安全的破壞，並共同防範“顏色革命”，包括聯手鏟除美國在兩國的情報網。二是重視中俄在支持伊朗、委內瑞拉等威權主義政權方面展開的協調。三是認為中俄針對民主國家採取“鋭實力”策略，兩國展開的“影響力行動”在手段、方式等方面相近，如重視影響西方國家的社交媒體、在選舉期間散佈“假信息”。四是關注中俄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內部相互配合、協調反美的做法，認為中俄通過在太空安全等新領域塑造國際規則對美國加大制約。

**張志新：**與其説中俄在衝擊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不如説美國正在親手摧毀它所主導建立的戰後國際秩序。特朗普就任以來美國已經退出了伊朗核協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導條約》、《開放天空條約》等一系列國際機制和機構，近期由於應對疫情不力，可能有更多“退羣”行為。

新冠疫情對現行國際體系最大的衝擊在於它加速了美國全球霸主地位的衰落。美國本身應對疫情不力，凸顯美式民主制度的弊端，且加劇民眾對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等現象的反感。換言之，一個不能將本國公民的生命權放在首要地位的政府，必將遭到民眾的唾棄。一國不治，何以平天下？另一方面，美國口口聲聲要維護自己的全球“首要地位”，但面對疫情所做的卻是閉關鎖國、“自掃門前雪”、給世界衞生組織斷供和向外推卸責任，難稱負責任大國，更不要説“首要大國”。後疫情時代，國際格局的多極化局勢將更為突出，西方世界更加趨於分裂而不是團結。默克爾對歐洲不能過分依賴美國的警告和馬克龍“北約已死”的預言事實上已經宣告西方世界的分崩離析。中國將按照自己的既定計劃穩步發展，中俄將推動構建更加民主、和平與繁榮的國際新秩序。

2019年12月19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科舉行大型年度記者會。談及中俄關系時，普京説，兩國合作是維護世界穩定的最重要因素。

**龐大鵬：**俄羅斯從不諱言改造甚至重建國際秩序的需要，主張用“世界新秩序”取代“美式寡頭秩序”，認為世界已在出現兩種對立的進程：一個是美國領導的霸權秩序，一個是創造沒有美國霸權的替代世界秩序。俄認為，伴隨着不可避免的混亂，世界從多極走向兩極的趨勢開始形成，一極以美國為中心，另一極在歐亞。

新冠疫情對國際格局的衝擊是實質性的，加速了此前已經形成的一些演化方向。疫情前，美國更大程度上説還只是想通過重新規劃全球貿易規則將中國鎖定在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其這一想法沒得到跨大西洋共同體的全力支持，法德等國並未與美國一起對中國的技術等方面實際施壓。但是，疫情的暴發讓美國掀起針對中國的政治攻擊和外交打壓，並藉此公共產品將西方社會重新聚集到一起。在產業鏈客觀斷裂的現實面前，美國希望藉此引導西方國家與中國實現產業鏈全面脱鈎。今後有可能基於不同規則和標準，以歐美日的市場經濟體制為一方，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另一方，形成新的經濟全球化局面，其核心特點可能是不均衡的“平行體系”，中俄都要做好準備。由於市場不完善，經濟結構過度倚重能源出口，俄長期處於經濟全球化邊緣，處於“有穩定無發展”的尷尬局面，將來無論國際體系如何變化，都不可能在體系之外實現所謂的“戰略性自給自足”。

**關貴海：**尚不能確定地講中俄正在聯手衝擊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理由一是美國對自己長期主導的國際秩序方向和內涵也在不斷修正，中俄在一定程度上是要求美國留在現有秩序（自由貿易、戰略穩定、聯合國等）中；二是中俄雖對現存國際秩序有一些不滿，但兩國的不滿程度和修改訴求有同有異，故不太容易形成合力去衝擊現有秩序。新冠疫情客觀上使中美俄的國內治理能力差異彰顯，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會有較大幅度升降變化，特別是美國在抗疫方面的遲滯、低效和隨意性很強的表現，會使美國在國際格局中的主導地位進一步被質疑。相應地，中俄兩國的話語權會同步上升。

5

疫情後會形成中美俄激烈博弈的“漩渦”嗎

**關貴海：**中美俄戰略互動的基本框架和大方向，不大可能會過多地受疫情因素影響，因為，中美力量對比變化的總態勢，與疫情帶來的影響之間，基本是正相關的邏輯關係，也就是不是逆向或顛覆性的變化。當然，不排除俄在中美競爭、對立和博弈日趨激烈和白熱化的情況下，其在中美之間戰略騰挪空間會加大，以利於其改善烏克蘭危機爆發後所面對的外交困境，或為自身經濟發展贏得更多外部資源注入。

**丁曉星：**在當前的中俄美三邊關係中，中美關係是主軸，如同當年的美蘇關係，中俄共同應對來自美的壓力。未來中美、俄美、中俄關系都有一定的變量。中美關係的變量在於兩國是否會全面對抗、全面脱鈎？俄美關係的變量在於面對中美日益走向對抗的趨勢，美對俄的戰略遏制可能減輕，俄美關係看上去出現了緩和的可能。特朗普如連任，可能在改善對俄關係方面邁出更大步伐。總體看，中俄美三對關係儘管存有一定變量，但不會大變，中俄背靠背應對美遏制打壓這一基本態勢將持續。不同的是美國未來會將主要精力用於遏制中國，俄面臨來自美的壓力相對減輕，戰略處境比目前有所改善。但對俄來講，聯美製華幾乎沒有可能性，因為中國對俄也日益重要，俄不會犧牲中俄關系來迎合美國。聯華抗美也未必可行，俄容不得自己有任何淪為他國“小夥伴”的可能。俄作為全球性大國，將發揮獨立的平衡作用。

**張騰軍：**三國博弈的“漩渦”如果存在的話，大概是地緣安全困境。就中美而言，兩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安全競逐日漸白熱化。美國通過加強亞太地區軍事部署和地區安全同盟網絡，試圖制衡中國不斷上升的軍事能力和區域投射力。中國則通過軍事現代化旨在強化不斷拓展的周邊及海上利益的保護，並防範美國地區軍事存在對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中俄戰略安全協作十分密切，顯著降低了安全競爭的風險，但戰略默契之下亦非毫無分歧。中國在中亞地區影響力的上升，受到俄羅斯的密切關注。俄羅斯與印度軍事安全合作的加強，也引發對地區安全的擔憂。就俄美而言，兩國戰略目標顯著衝突、安全競爭從未停止。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與俄羅斯在歐洲地區的安全困境長期存在，烏克蘭問題更令美歐與俄羅斯的關係嚴重惡化。在東歐部署導彈防禦、中東地區衝突等問題上，美俄也存在嚴重分歧和激烈競爭。

**趙明昊：**這個“漩渦”主要是和地緣政治相關的考量。美國戰略界人士日益擔心中俄在東亞和歐洲兩個方向“分進合擊”，給美國和北約製造“兩線衝突”，抵消西方的威懾效力。他們擔心，在挑戰美國利益方面，中俄不僅會相互借力，還會彼此借膽，美國對中俄任一國的妥協會鼓勵另一個國家進一步挑釁美國，這是未來美國處理對中俄政策的突出難題。美國外交政策理事會高級研究員斯蒂芬·布蘭克等稱，在北約內部分歧和矛盾日趨嚴重的情況下，中俄將會尋機挑起衝突，美須推動歐洲、亞太等盟友組建“大北約”，應對中俄構建的“威權主義軸心”。顯然，這個“漩渦”在疫情前就已存在，疫情使中美俄三方的地緣政治博弈變得更富張力。尤其是，美國對中國的一言一行更加敏感，前助理國防部長幫辦、威爾遜學者中心亞洲項目主任亞伯拉罕·丹馬克等人已經提出要研究“後疫情中國戰略”，他們認為中國在未來一個時期會在地緣政治問題上更加強硬，美國需要提高警惕性。中美俄三國在後疫情時期國際格局中的位置應不會出現太大變化。當然，這需要將國際格局視為一個“多層複合的棋盤”，俄在經濟方面的影響力會進一步下滑，但在軍事方面依然佔據重要地位。俄瓦爾代俱樂部學術主任盧基揚諾夫等人最近撰文稱，中美矛盾已成為世界政治的主軸，更加自信的中國和更不自信的美國面臨發生尖鋭衝突的重大風險，這對俄有利，美國或會因此向俄提出進行新的交易。

2019年4月9日，美國司法部長巴爾出席國會眾議院聽證會。之後的4月18日，司法部向國會提交併公開刪節版“通俄門”報告。

**李自國：**中美博弈烈度加劇，俄羅斯會不會樂見其成？我看未必。中美保持一定的對抗、競爭，俄可以在三角關係中得到更舒適的位置。但中美對抗失控雙方掉進“修昔底德陷阱”，則對俄不利，俄樂不起來。如果中美經濟激烈對抗、脱鈎，全球經濟將“哀鴻遍野”，作為能源資源輸出國的俄羅斯會成為第一波受影響的國家。從更高戰略層面看，中俄是背靠背的夥伴，如果中國在中美對抗中失利，俄將是美國對付的下一個目標，唇亡齒寒。

6

核導問題會成為中美俄互動的核心議題嗎

**張騰軍：**鑑於俄羅斯經濟體量較中美均有不小差距，經貿問題在可預見的時期內不會成為三邊互動的核心議題。戰略安全仍將是三邊關係的核心關切。首先，三國需要通過艱難、繁複的戰略協調，建構大致穩定的大國平衡架構，但這一願景的實現存在較大困難。在當前三邊關係結構裏，美國同時加大對中俄的戰略競爭，成為最具破壞性的因素。中俄走近的一個考慮，即是對美國恣意妄為的霸權能力的某種制衡，增強抵禦美國戰略競爭的能力。其次，戰略安全問題是最易動搖三邊關係的變量。三邊互動的重要目標，應是避免任何雙邊關係的誤入歧途、擦槍走火，引發整體關係的坍塌。最後，共同就關涉全球和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戰略性議題如朝核、伊核等問題進行對話磋商，是三邊互動的重要內容。由於中國與俄美在核武庫和能力上的懸殊差距，以及中國並無參加削減核武器談判的意願，預計軍備控制不太可能成為三邊共同議題，仍將侷限在俄美關係的範疇之中。

**龐大鵬：**戰略安全問題是俄美關係的核心議題之一。該議題實際上涉及中國重大國家利益，但中國不宜攪入該議題。當今世界，戰略安全問題已經不僅僅是俄美雙邊軍控和戰略穩定的問題，更是涉及全球和地區安全、歐亞地區秩序、以及中國周邊安全等的綜合問題。宜以總體安全觀來審視核導在內的傳統軍事安全問題。《中導條約》的終結意味着俄美雙邊軍控和戰略穩定框架的坍塌。表面上《中導條約》因俄美雙方互相指責對方違約發展中短程導彈引起，但是實際上俄美都有各自的戰略考量。問題在於“雙零點方案”（蘇美消除歐洲中程和短程導彈的一項方案，由戈爾巴喬夫於1987年4月提出，即蘇可以全部消除它在歐洲的中短程導彈，同時美國不在歐洲部署這類導彈，從而把美蘇在歐洲的中程和短程導彈全部減到零）的實際終結，對中國國家安全亦有重大影響。

7

中國該如何在變化的中美俄三角關係中自處

**李自國：**在未來的三邊關係乃至整個國際秩序構建中，中國要有“平常心”。中美博弈是長期過程，對中美關係要有底線思維，同時向好的方向謀劃。其次要“守正”，就是堅持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堅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儘管美國有“例外論”，不認可相互尊重，但我們要堅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為基礎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打造全球夥伴關係，既包括廣大發展中國家，也包括西方發達國家，志同道合是夥伴，求同存異也是夥伴。也要看到，中美俄三邊關係永遠是動態的，但未來十幾年的總態勢是中俄聯合應對美國的壓力。對俄羅斯，要通過互利互補的經濟合作項目提升戰略互信水平，不斷釋放經濟的互補性。中俄關系的基礎是相互尊重、平等、睦鄰友好。只有堅持這一基礎，中俄關系才會一直走在正確道路上。

**丁曉星：**中俄美三邊關係是全球最重要的一對三邊關係，中俄美三邊關係的互動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國際體系的走向。因此，運籌好中俄美三邊關係意義重大。

面對美的無理挑釁與步步緊逼，我們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既要有鬥爭的勇氣，也要講究鬥爭的藝術。中美這場鬥爭不同於美蘇之間的冷戰，今後並不存在兩大陣營的競爭。與美國不同，我們沒有盟友，只有依靠14億中國人。這場鬥爭的結果如何，從根本上還是取決於我們能否辦好自己的事，能否保持經濟與社會的活力。在對美關係方面，該鬥爭的地方要敢於鬥爭，但在可合作的領域也要談合作，比如，今年是二戰勝利75週年，中美應共同舉辦一些活動，紀念兩國在太平洋戰場上的合作。

要推動中俄戰略合作持續深化，保持中俄背靠背合作的態勢。中俄保持一種平等、靈活的關係十分重要，結伴而不結盟的政策有利於兩國關係長期穩定發展。美國雖是全球實力最強的國家，但沒有能力同時遏制中俄兩國。美國未來將進一步加大對我們的科技脱鈎，中俄可在科技領域加強合作，目前雙方在寬體飛機、導航系統等領域的合作都在順利推進。中俄應共同維護聯合國權威，推動聯合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核心作用，旗幟鮮明地反對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對於俄美之間緩和關係，中國應持歡迎態度，這也有利於國際形勢總體穩定。

也要採取適當措施向中美俄三邊互動注入積極因素。本來，中美俄三國領導人已原則同意今年聯大期間在紐約舉行三邊首腦會晤，這是一件有助於增進三國相互瞭解、促進全球治理合理調整的好事。現該計劃恐因新冠疫情出現變數，但是否可以考慮借用視頻會形式實現呢？

2020年4月30日，中國遼寧省境內，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建設火熱進行中。

**龐大鵬：**首先，在中美競爭不斷加劇的大背景下，中國崛起的根本問題在於中國能否很好地解決國內發展的問題，這是一切對外政策的基礎。其次，中國不應該把未來中俄戰略協作的出發點建立在對美鬥爭上，俄羅斯與中國並行不悖已經是很好的局面了。第三，發展因素和歷史因素決定了相互尊重發展差異是中俄兩國保持關係健康發展的基礎。兩國從產業結構到民族性格都存在差異。這種差異性必然會體現在對外交往和雙邊關係中。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幾乎每隔十年在對外關係中就會出現大問題、大麻煩，每次都不得不重新判斷國際形勢，調整對外政策。當前，我們再次面臨嚴峻的外部環境挑戰，冷靜和辯證地觀察是應有之義，冒進強勢或者孤立封閉都非可取之策。透過現象看本質，必須沉着應付來自美國的挑戰。世界是複雜和多變的，中國要“積厚有待”，發揮自己的特點和優勢，增強戰略定力，明確戰略方向，執行行之有效的政策，逐步積累，推動國際地區形勢向着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

**關貴海：**中國不能也不應該指望俄羅斯會徹底站在中國一邊與美國對抗，不必過於擔憂會形成所謂“基辛格三角”，即美俄聯手遏制中國的局面，理由是，俄難以接受成為中美任何一方追隨者的角色，而是要求平等的大國地位，中方承認其這一地位的概率遠遠大於美方；俄的經濟發展和穩定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中俄關系的良性運行，特別是其核心創收品類（軍工、能源、農業），與中方需求高度互補，卻與美方高度競爭；俄戰略傳統一向避免同時在東西兩個方向上面對交惡對手的巨大戰略壓力。只要我們保持戰略定力，做好國內的事，不斷完善發展和治理，俄美對一個平穩走出疫情週期的中國產生全面或部分合作意願是可以預期的。

**趙明昊：**中美俄走向對抗和敵對不符合任何一國利益。作為實力相對較弱的國家，中俄需要注意維護兩國關係的戰略穩定性。對此，我想介紹一下美戰略界人士的一些觀點。他們認為，美國雖對中俄關系未來發展的影響力有限，但仍可利用中俄之間的矛盾和問題設法打入“小楔子”。美國知名俄羅斯問題專家傑妮·威爾遜等認為，中國經濟總量是俄羅斯的八倍，在科技、軍事實力方面的兩國差距也在顯著加大，俄擔心淪為中國的“小夥伴”；一些歷史恩怨使俄精英始終對華保持警惕，中俄“文化共生性”程度較低。此外，美國專家認為，俄在南海爭端、中印對峙等問題上並沒有站在中國一邊，反而與印度、越南不斷深化關係，這兩國是中國在印太地區的競爭者；對於中俄在中亞地區的關係，美方人士用“面上合作、私下較勁”來描述，稱中俄在上合組織內部的關係並非一片和睦。顯然，美方有意對中俄關系進行“離間”。

此外，中國需要應對的一大難題在於，美國對華政策出現一定程度的“俄羅斯化”態勢。美方更多用中俄比較的視角看待“中國威脅”，也就是將對俄羅斯的研判和定性逐步投射到中國身上。蘭德公司等智庫專家在研究中將一些原本貼給俄羅斯的“標籤”用到中國身上，如“混合戰爭”“信息戰”等，並對中俄的相關政策和舉措進行比較分析。美國喬治城大學專家梅惠琳認為，中俄之間存在某種“戰略效仿”，在處理爭議領土問題、加強互聯網管理等方面相互借鑑。

**張騰軍：**中美俄三邊關係的演變趨勢對中國有利有弊。利在於，中俄合作持續加深，共同利益基礎不斷擴大。這是中國穩定周邊和深化大國關係的成績，應繼續推進。中俄一要加強戰略協調和互信建設，求同存異，妥善處理分歧和潛在矛盾；二要拓展各領域合作，令雙邊關係走實走深；三要多發動來自民間社會的力量，切實加強兩國友好。不利之處表現為，中美戰略競爭愈演愈烈。穩定中美關係始終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目標，兩國合作基礎並未消失殆盡，中國應當理性冷靜看待美國國內的反華言行，不到最後一刻不輕言放棄。爭取中美關係穩定不是為了迎合美國，而是爭取中國和平發展的良好外部環境。在非戰情況下，與世界頭號強國為敵從來並非明智之舉。應當認真研究如何建立符合新時期兩國關係現實的新範式，努力將戰略競爭的趨向從惡性轉為良性。當然，我們也要做好美國史無前例的對華戰略打壓的應對準備，在不放棄合作努力的同時做最壞的打算。拉住俄、歐等第三方是我們管控雙邊關係、避免陷入對抗的有效途徑。

**刁大明：**中美俄三邊關係不會因疫情而發生突變，但會強化一些負面、不確定性的趨勢。就中美而言，兩國實力差距縮小，美國的國際領導力嚴重下滑，美國對華競爭性甚至對抗性的一面更為突出，新老問題上的博弈無法避免。中國可能還是需要嚴格區分合作和競爭的不同議題，一碼歸一碼，對話合作面要維持住，競爭面要更多通過現有國際機制與國際規範以及更廣泛的國際合作加以規範，控制在有限的範圍和程度內。面對美國這樣一個內外交困的大國的猛烈轉向，應對上易穩不易急，以穩定的航向應對風雨。就中俄而言，作為同樣被美國定位為“競爭者”和“修正型力量”的兩個國家攜手共同面對、分散美國的壓力，是應有之義。不過，“共同面對”也要強調區別，美俄博弈涉及的範圍和烈度與中美競爭不同，中方須避免無差別捲入，避免中美矛盾被動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