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寧: “弱王”分權, 今天的越南到底誰説了算？| 文化縱橫_風聞

CSSCI核心期刊**《文化縱橫》2020年6月新刊上市**

✪ 房寧 |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導讀】**近年來，越南的政治變革引人注目。房寧先生認為，自下而上地看，越南社會結構的新變化不足以構成政治變革的壓力。而沿着上層權力結構這一路徑往下看，能找出理解越南政治變革的關鍵因素。相對而言，源於近代歷史、南北地理獨特構造和時代變遷的三重影響，越南共產黨的社會控制力偏弱，其上層權力結構集中度不夠，最高權威呈現出扁平化的“弱王”現象，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平等者之間的競爭。其自然的演變，就是導致權力的水平分散或者縱向分散，這兩個趨勢已在今天的越南同步出現。因此他認為，越南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動因是黨內高層權力擴張與分散化趨向。在這種情況下，越南出現了一種“無為而治”的現代化，整體現代化水平依然偏低。他指出，從戰後東亞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後發國家都要有個“戰略性發展”，就是要政府組織。這一“戰略性發展”有四個方面：基礎設施、發展規劃、初始資本和社會管理等。尤其對一個現代化起飛階段的國家而言，沒有適度的集中，沒有農業剩餘的提取，工業化的初始資金很難聚集，後續的發展勢頭就很難保持。目前還沒有理由相信越南能超乎這一規律，其未來發展還有待實踐和時間的檢驗。

本文原發表於《文化縱橫》，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思考。

越南式政治變革

▍“弱王”現象

近年來，越南的政治變革屢屢創出新意，引人注目。1980年代，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越南追隨中國，也開始積極尋求變革，社會經濟發生巨大轉型，堪稱原社會主義陣營漸進改革的又一成功樣本。但兩國道路的差異也可謂巨大。尤其在政治發展方面，越南看上去大大超前。

如何理解這一超越式政治發展的動力機制，傳統上有兩種思路：

一種是自下而上的思路，從社會結構的變遷入手，觀察新興社會集團，比如中產階級、工商企業主階層如何尋求政治參與，導致權力結構相應變化，也即“從利益結構向權力結構運動”。

而另一種則是自上而下的思路，從上層權力結構本身出發，來觀察政治變化。

我們認為，越南社會結構的新變化不足以構成政治變革的壓力。自1986年仿效中國革新開放以來，越南擺脱計劃經濟束縛，融入全球經濟，常年保持着6%以上的增長率。一度甚至被列入新興工業國家的第二梯隊。但是迄今為止，越南的城市化率只有30%，工業化水平仍屬初級階段。新興城市中產人羣的數量有限，其組織化水平和輿論動員程度，也都尚未充分發育。在這種條件下，很難相信社會結構的變動是導致這一政治變革展開的主要動力。

而沿着上層權力結構這一路徑，我們能夠找出理解越南政治變革的關鍵因素。簡而言之，與中國共產黨相比，越南共產黨的社會控制力明顯偏弱，其上層權力結構缺乏核心，集中度不夠，最高權威呈現扁平化，基本上是一個平等者之間的競爭。其自然的演變，就是導致權力水平分散或者縱向分散。

而這兩種維度的權力分散，在今天的越南同步出現了。

主要展開形式，就是黨內高層民主以及大眾民主的逐次擴大。鄧小平曾經講過，中央領導集體一定要有一個核心。越南現在的情況為此做了反面的註腳。所謂“核心”，即地位略高於其他權力者的最高決策者。“政治核心”的存在有利於權力體制的穩定，這恐怕就是“民主集中制”的真諦吧。但是，越南黨目前沒有這樣的核心。因此，我們認為，越南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動因是黨內高層權力擴張與分散化的趨向，黨內民主反映了高層權力者擴張權力，抑制他人的需求，是民主集中制瓦解的表現。

近年來越南國內知識分子的活躍，就與權力結構中的這種形態有關。由於權力趨於分散，黨內各派政治力量競爭激烈，客觀上為政治辯論和發展道路的選擇打開了空間。在這一公開、半公開的思想、學説競爭中，知識分子扮演着重要角色。有人説，越南的政策諮詢時代已經到來。今天，越共的主要政治領導人都擁有各自的智囊團。

不難設想，外部的影響也會通過這個管道滲透進來。柏拉圖就注意到民主引發的“外援”現象。柏拉圖在《理想國》裏指出了民主政體內部因政治競爭會引發引入外部資源的問題，並認為這是實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風險之一。

(歡迎點擊文末右下角“閲讀原文”訂閲《文化縱橫》2020年6月新刊)

▍“弱王”現象的三個由來

我們初步的研究認為，有三個原因導致了越南未能實現較為集中的上層權力結構。

（一）歷史原因。越南共產黨自創建時期起，就只是國內諸種政治力量之一，是越南進步事業同盟的領導者，但絕非壟斷者。這一進步事業，在不同歷史時期，有其不同的內涵，但始終未步入社會革命的階段（用中國革命的術語，相當於民族矛盾一直壓倒階級矛盾）。如在反殖民主義時期，先是反法，再是反日，接着又是反法。進入南北對峙階段，則是漫長的抗美和南方游擊戰爭，以及最後階段的南方解放戰爭。在這一長時間的革命戰爭階段，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始終是越南共產黨戰略的基本原則。祖國陣線，就是這一統一戰線策略的體現（成立於1955年，南北統一後又併入了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和北方的越南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聯盟/越盟）。統一之後，越南也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但不徹底。反映在社會層面，它沒有根本觸動南方的天主教勢力、莊園主經濟基礎以及相當數量的華人商業經濟。越南共產黨允許這些非社會主義因素的存在，並非其政治雅量和氣度的表現，而更多是受限於實際的社會支配和滲透力。

相比之下，中共早期在根據地時期，即實行武裝割據，建立地方政權，具有政治上、組織上和軍事上的獨立性、完整性，擁有完備的政權形態，並且從小到大，最後覆蓋了全國。

而越共的獨立性、完整性遠遜於中共，也缺乏中共那樣的強大的領導集體和領袖人物，黨的內部團結統一性較弱，易受外部影響和內部不同區域、不同派系的影響。這是越南政治體系以及越共內部集中程度較弱的歷史原因。

（二）地理原因。越南的歷史、越南的政治與其地理環境有重要關聯。“一條扁擔挑着兩個籮筐”，是對越南地理的形象比喻。兩個“籮筐”，一個是紅河平原，一個是湄公河即九龍江平原，是越南主要的經濟區，全國絕大多數人口和經濟活動集中於這兩地。此外，狹長的中部“扁擔”也有一定地位。這一地理環境決定了它的經濟活動半徑，包括物流半徑和管理半徑的範圍。南北兩大平原、兩個經濟中心形成的物流和管理半徑將這個國家一分為二，若加上中部則是一分為三。這樣的地理環境、這樣的經濟結構，使越南在社會資源、社會組織和政治勢力上，長期分為南、北、中三大塊。近期又日益出現南北分塊的趨勢。我們的直覺是，越南共產黨裏面一定有個“南北黨”，兩個背景、兩個系統。這是地理因素帶來的必然影響。

此外，越南黨內也很難形成“山頭”與“五湖四海”的平衡。尤其是在沒有強大領導集體和傑出領袖的情況下，越共的“五湖四海”很難搞成。長期以來，越共權力階層基本上是搞三地均衡，北方歷來出黨的總書記，南方出總理，中部出國家主席或國會主席。近年來，隨着南方經濟地位上升，南方幹部的數量、地位也呈現出上升趨勢，總理、國家主席都是南方人。現在的總書記也不是核心，不是最高權力者，而是一個“可接受”的人。總理也不是第一把手。實際上，越共以及越南恐怕根本就沒有“一把手”。

（三）時代原因。不同時代的政治家所面臨的社會環境全然不同。在新的社會環境中，領導人權力地位產生的“合法性”的新變化也成為導致權力分散化的重要原因。關於黨內領導人的權力和地位的“合法性”問題，越南學者的概括是“不比功勞比智慧”。照這個説法，過去的領導之所以是領導，那是因為有“功勞”。所謂功勞就是開創革命和建設的成功道路。就是説，這些領導人是一條道路的探索者，一種體制的創立者，是在革命鬥爭和國家建設中反覆篩選、脱穎而出的人物。他們的領袖地位是自然選擇的結果。而後來者就不同了。創立者與執行者，一個是“在路口”，一個是“在路上”；一個是從無到有，一個是繼承發展。

毫無疑問，現在的越南已經進入“在路上”的階段。新一代領導人的成長環境、經歷都差不多。“功勞”比不出，就要比“智慧”。這樣一來，就與以前領導核心的產生辦法有了本質區別。“功勞”是歷史的、客觀的，是既成的事實，按“功勞”排定“座次”，權力結構就穩定下來了。而比“智慧”，那就是一事一議，權力地位是隨機的、不固定的。大家意見不統一，就沒法做出決定，決定了也不服氣。權力結構自然不會穩定。而比智慧的背後，其實就是辯論，包括“反辯”。誰辯論贏了就是誰，誰説服了別人，誰就是真理。

**********▍**********祖國陣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最能説明越南政治生活特色的，莫過於祖國陣線。

這一機構在越南的政治體系中，佔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其政治功能，類似中國政治中的政協，但其地位和角色則自有其特色。（在此前的表述中，越南官方明確將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改為“政治體系”。這堪稱一個標誌性的舉措，説明在意識形態上，越南黨已經不再堅持原有的專政學説，接近於承認國家只是社會不同團體利益競爭的中立平台。這是一個涉及國家學説的根本變革，也給未來的各派政治力量的多元競爭留下了空間）

祖國陣線的組成，包括正式的政黨，也包括社會團體、NGO，以及一些外圍的黨羣組織。其功能，除了政協意義上的“界別”代表性，還包括國會代表選舉提名推舉、組織選舉以及組織公共政策辯論、監督政府等等。

**越南共產黨是祖國陣線的領導力量，也是其成員之一。在越南學者的一般理解中，這一領導是不出面的、“站在背後的那個人”。**通常，越南共產黨以祖國陣線來出面，由它協調各種政治力量，目的是最終統一到越南共產黨的口徑上來。

祖國陣線構成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參與路徑。儘管一些重要的商會並未進入祖國陣線，但就其廣泛性而言，是超越了體制內，而延伸到“體制外”。它具有準政權的性質，擁有一些實權。它並不完全是越南共產黨的社會觸角，以“國家統合主義”並不能完全解釋這一組織。在其運行中，大量存在着談判、協商和討價還價的餘地。這是一個具有相當政治彈性的機構。

 (《文化縱橫》跨年訂閲全新上市，歡迎在文化縱橫微店、淘寶店訂閲2020年6月刊至2020年4月刊)

▍“無為而治”的現代化

與中國相比，越南是一個無為而治的國家。這表現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以及公共管理等諸多方面。這一無為而治的好處是：社會有活力，政府和人民羣眾目前矛盾比較少——你不管它，自然矛盾少。

政府汲取能力最能反映這一低限度的政府管理。越南財政收入佔比非常低，完全沒有達到初步工業化國家的同等水平。汲取能力差的附帶結果之一，就是公共服務、基礎設施不足。對此，我們有一個形象的概括：“二橋時代、50公里時速”。此次越南調研特意安排了貫穿越南的地面旅行。我們從河內出發，沿越南最主要的南北通道1號公路一直走到胡志明市，行程近2000公里。一路走下來，對越南的基礎設施及社會發展水平有了一個直觀的、綜合的印象。

所謂“二橋時代”，在河網地帶的城市及公路都要修建橋樑，橋樑的數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發展水平、發達程度。比如：我國上海黃浦江上30年來已建了10餘座大橋，韓國首爾漢江之上橋樑多達20餘座。而越南的城市、道路上目前大多建好第二座橋，當然首都河內和南方胡志明市要好一些。越南的國道基本上相當於我國的二級公路，路況一般還好，但綜合下來平均車速只能達到每小時50公里，再快就比較困難了。從這個數字，我們可以直觀地感受到越南的整體現代化水平。

從戰後東亞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後發國家都要有個“戰略性發展”，就是要政府組織。這一“戰略性發展”有四個方面：基礎設施、發展規劃、初始資本和社會管理等。尤其對於一個現代化起飛階段的國家而言，沒有適度的集中，沒有農業剩餘的提取，工業化的初始資金很難聚集，後續的發展勢頭就很難保持。

沒有理由相信越南能自外於這一規律。源於近代歷史和獨特的南北地理構造，社會主義並未給越南帶來一個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就現階段的經濟發展而言，其權力整合程度似乎是不足的。實踐和時間將檢驗一切，我們仍將繼續觀察越南的政治和經濟發展。

—2020年6月新刊目錄—

▍特稿

01.戰國與希臘：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較                    

潘　嶽

過去，驗證一個理念，甚至需要數百年時間，數代人去重複錯誤。而今天，在技術革命下，幾年之間就能看清來龍去脈。唯有懂得反省反思、不斷包容、和諧共生、互鑑互融的文明，才是真正可持續發展的文明。為此，中國與歐洲真應該坐下來好好談談心。

▍封面選題：病毒的全球時刻

病毒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數觸目驚心，其對人類社會的次生性影響則更為深遠：它加速了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的全球經濟衰退，很可能會重構世界的政治經濟秩序，甚至會撼動人類文明的一些底層理念。在這個病毒的“全球時刻”，本期的封面專題是對疫情之後人類社會發展方向的沉思與回應。

02.全球化為什麼不可逆——探索新冠病毒危機後的世界

朱雲漢

03.疫情加速第四波全球化

張藴嶺

04.疫情危機與世界秩序重構 

馮紹雷

05.全球化迭代演進：走向多樣化世界

王湘穗

06.病毒時刻：無處倖免和苦難之問

趙汀陽

▍專題：擺脱貧困

本期推出“擺脱貧困”專題，以社會主義發展的視野，討論中國的扶貧行動。新中國七十年的減貧事業，不只是運用國家資源和力量，維持低收入羣體的體面生活的社會保障或福利政策，而是一項旨在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城鄉一體化和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系統的社會工程，同時它也是一項偉大的政治實踐。

07.脱貧攻堅：後革命時代的另類革命實踐 

李小云、楊程雪

08.精準扶貧如何改變鄉村治理結構

王曉毅

09.中國減貧：從地方性實踐到全球性意義

徐　進、李琳一

▍中國發展模式再討論

10.競合模式：高鐵技術創新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馬　瑩、甄志宏

不到十年的時間，中國鐵路速度等級實現了從每小時160公里到350公里的三級跳，併成功研發具有中國標準的高速動車組列車“復興號”。提及這些成就，大多數研究認為這是中國舉國體制下合作模式的典範，但中國高鐵技術創新不僅有產、學、研的三方合作，更有政府調控下的寡頭競爭，這種集競爭與合作於一體的模式才是創新成功的根本。

▍歷史觀

11.革命者人格與勝利的哲學——紀念列寧誕辰150週年   

汪 暉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2年第6期，原標題為“越南式政治變革”。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聯繫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