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地攤風雲｜一場城管和走鬼的貓鼠遊戲_風聞

2008年，廣東省委宣傳部通過南方日報評選“改革開放30年感動廣東人物”，一個叫容志仁的廣州人，和任仲夷、袁庚、馬化騰、鍾南山等一起被列為候選人。

跟這些大人物比起來，容志仁並沒有什麼豐功偉業。

他早先是個知青，1979年回到廣州後無事可幹，從街道文化站借了口大鍋，投了100元的本錢，在西華路搭了個棚，賣起了早餐。憑藉獨創的“學生餐一毛錢，有粉有粥”的全城最抵早餐，生意越做越好。好到作為廣州個體青年的代表，被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接見，並被書記點名讓本地所有媒體報道。之後就一發不可收拾，容志仁被胡耀邦、鄧小平等國家領導人先後接見。

按照現在的眼光，當年被“有目的”地包裝出的“青年偶像”容志仁，不過是一個擺攤揾食的“走鬼”，卻可以毫不誇張地説激勵了一代人：好多在改革開放後從鄉下回到城市的知青，工作沒有着落，紛紛在馬路邊上擺起了地攤。

那真是地攤經濟的黃金時代：鼓勵個體經濟發展，政府不但不打壓，只要肯做，甚至還把你“扶上馬，送一程”。

但之後的“走鬼”，再不曾有過容志仁般的榮光，不會有那樣的黃金時代了。

01

1984年，一部名為《雅馬哈魚檔》的電影，記錄下了當時的廣州街頭景象——

通街都是地攤，摩托車走得比人還慢。

電影全部實景拍攝。從一個角度看代表着個體經濟“生猛”發展的地攤，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是造成城市擁堵雜亂的罪魁禍首。

改革開放已經六年了，外賓和投資者來廣州的次數越來越多，顧及形象的廣州，對“街邊仔”（改革開放之初對個體户的稱呼）也一改之前的放任自流，開始採用“撫剿並用，恩威兼施”的策略。

1984年國慶後，廣州明令禁止在帶“路”字的地方兩旁擺地攤，只有官方劃定的固定場地除外。還正式成立了“城管監察隊”，主要任務，就是“取締無牌攤檔，對佔道亂擺賣的地攤進行清理”。

説白了，就是要把“流寇”，變成“正規軍”。你要不願意被收編，就別怪我不客氣。

其中一個允許擺地攤的地方，叫西湖路——一個入駐要交管理費，要辦牌照，且只有晚上才能營業的“燈光夜市”。

西湖路燈光夜市地處當時廣州腹地，地段極好。但很多“街邊仔”不願意搬進去。為何？一位《南風窗》記者當時問一個“街邊仔”，結果被“街邊仔”反問：“神經病！你知不知道租一個攤位要多少錢？”

剛開的西湖路燈光夜市，一個攤位電費加管理費每個月要36元——那是個2毛錢就能吃腸粉的年代，這個數字，趕得上當時一些國企員工一個月的工資。

西湖路燈光夜市

雖然鋪租貴，但什麼都敵不過地段好。

一些希望摘掉“街邊仔”帽子的商販毅然決然租去了西湖路。第一年接近400家入駐，第二年上千家，西湖路的鋪位全部租滿。

賣衣服的、百貨的、夜宵的都來了。西湖路“燈光夜市”，很快就成了廣州聞名遐邇的購物天堂、拍拖聖地。

那些沒搬進去的倒也沒什麼後悔的。市區不讓在帶“路”字的地方擺，那就把地攤挪到橋上，擺到不帶“路”字的街道里。和城管打起了“游擊戰”。

而城管總會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出現。人羣中傳來一聲叫喊“走鬼啊”，上一秒還熱火朝天的路邊市集，一陣慌亂，下一秒便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種“精彩畫面”，在1984年之後的廣州街頭隨處可見。

02

也許是場景過於喜感，“走鬼”代替“街邊仔”，成了廣州人對流動攤販的新稱呼。

稱呼的變化，也反映出了廣州人對流動攤販態度的變化，畢竟，“鬼”不是什麼好字眼。

城管監察隊成立的第2年，市內一家大報刊出通訊員文章：“某些個體户偷税漏税情況嚴重”。

“某些”二字顯得含蓄，但明顯指向“走鬼”。

在寶華路賣水果的鄧伯當時很憤怒。一名走鬼天天在他檔口搶生意，城管一來就走，城管一走又來。眼睜睜看着客人都被搶走的他，拍蒼蠅拍到水果都爛。

鄧伯的憤怒，也是很多拿正牌做生意的個體户的憤怒。他們把生意的不好遷怒於走鬼的非法經營、惡性競爭。加上屢見報端的擾民、衞生、治安等問題，走鬼很快就成了滿街跑的大老鼠——人人喊打。

羅文有首歌叫《走得快好世界》，用來形容走鬼很合適——跑慢了不僅要被城管沒收做生意的家當，還要被罰錢，甚至被拘留。

一人被抓，整個家庭的温飽都可能要出問題。畢竟做走鬼的大多是些無業遊民、或低收入户。抓人、罰錢、收家當，無異於斷人生路。

所以衝突時常發生。

1989年秋天的那一次執法，讓城管監察隊的賴滿錦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他與隊長處罰走鬼，有人起鬨：“打死他們！”隊長當場倒地，眼鏡都被打飛。

2個月後，一個城管在中山五路罰了一個走鬼10塊錢，結果被用剪刀捅傷，躺進了中山醫學院的急救病房。

饒是如此，也阻擋不了人們做“走鬼”的熱情。

正是“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的90年代，從全國各地湧進來的打工者，大部分進了工廠，進不了工廠的一部分變成了小偷、搶劫犯，還有點道德底線的就成了走鬼。

甚至連本地人，也願意為多掙點錢把“走鬼”當成副業。1995年的《南風窗》記載：“廣州約有40%以上的正式職工從事第二職業”——“這些兼職多是下班後上街擺攤，這才造就了滿街的走鬼。”

1997年，劉歡一首寫給下崗工人的《從頭再來》響徹大江南北：

心若在夢就在

天地之間還有真愛

看成敗人生豪邁

只不過是從頭再來

國企改革“下崗潮”來了，大批下崗工人南下廣州謀生。從頭再來嘛，做“走鬼”是門檻最低的方式，於是，廣州街頭的“走鬼”大軍更加壯大了。

同時壯大的還有城管隊伍。

街頭更加熱鬧了。

整個90年代，“走鬼”是廣州街頭排在“飛車黨”之後的第二大特色。

城管永遠在清理走鬼，但等城管一離開，街頭又馬上變成“走鬼”的天下。

那情形像極了動畫片《貓和老鼠》中的Tom和Jerry。

03

和動畫片中不一樣，現實裏，胳膊永遠拗不過大腿。

2001年，中國加入WTO。朱老總髮話：“堅持不懈地打擊製售假冒偽劣產品和偷税、騙税、騙匯、走私等違法犯罪活動。”

沒過多久，廣州開始了對市場經濟秩序的大力整頓，林樹森市長親自掛帥。以賣假貨聞名的西湖路等“燈光夜市”被先後關停。

失去西湖路根據地的“街邊仔”，有的租了鋪，有的轉了行，有的匯入了“走鬼”的大軍，賣些分不清真假的便宜貨混口飯吃。

媒體似乎總偏向站在弱勢一方。走鬼猖獗的八九十年代，相關報道大多同情城管。風水輪流轉。新千年後，流離失所的走鬼，又成了官方喉舌的關懷對象。

2003年，信息時報策劃系列報道《關注走鬼現象》，一改以往批判的筆鋒，轉而對走鬼充滿同情。其中總結了廣州走鬼三大特點：外地人、低收入、難覓工作。人大代表紛紛呼籲關注走鬼生存狀況。

雖然當時羊城晚報説“走鬼非鬼，城管非鍾馗。”但走鬼和城管的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性逆轉。

2004年7月20日，在員村擺地攤的湖北人李月明被制服男子打死，成了震撼全國的“7.20”事件。——20天前，廣州剛剛申亞成功，中國奧委會秘書長顧耀銘向全世界人民發出邀請：“歡迎到廣州走一走。”

確實有很多人想到廣州走一走。

一些走鬼老鄉自發在員村集合，打算向政府部門抗議城管暴力執法：“不是一次兩次，而是由來已久。”但據新京報報道，此次抗議最終並未發生。

走鬼們真正與政府部門對上話，已經是1128天之後的事情了。

2006年12月20日，新快報發起的一場座談會引起全城聚焦。水火不相容的城管跟走鬼，破天荒地被請到了圓桌之上，就“走鬼問題是疏是堵”各抒己見。

走鬼代表曾秋花未語淚先流：“我們沒有文化，就是混飯吃。”城管支隊長王國如立場堅定：“無證攤檔絕對不允許存在！”語重心長地提了一句：“要創文明城市。”

文明城市，3年評一次，自2005年實行評選以來，還沒見過哪個城市的領導人説過自己不想要的。一天沒評上，基層的公務員們就如坐針氈。

2005年度第一屆的全國文明城市廣州就沒評上，當時的市委書記就鼓勵大家克服困難，08再戰，城管隊長王國如不敢懈怠。結果08年廣州再次落選，據説公共秩序一項扣了很多分，生態環境未達標，羣眾滿意度低。

創文沒創成，市委書記都出來道歉了。市創建辦主任很慚愧：“不得不承認，廣州在創文過程中是‘打突擊’打出來的。”重點打擊對象，自然就是曾秋花這樣的走鬼。

除了創文，創衞也是廣州新千年後第一個10年裏的重要命題，前要申亞運，後要迎亞運的廣州，門面功夫必須做好。

創文創衞期間，走鬼被列為廣州街頭“六亂”之首，嚴打嚴抓。城管與走鬼之間摩擦不斷。誰在暴力執法，誰在暴力抗法？沒人説得清，只留下一些血淋淋的新聞事件。

2007年，一名走鬼推着200多塊錢水果，剛出街就被城管逮住。半個月生活沒了着落的他，一刀劈在了城管肩上，被判了半年。“我不過想討口飯吃，卻陷入牢獄之災。”

同年7月，黃埔大道員村山頂路段，一名賣水果的中年婦女被城管“抓現形”，拉扯之中，婦女的兒子衝上前就給了城管隊員一剪刀，直穿腹部。

羊城晚報評論：“幾乎每天都有城管受傷。” 

走鬼問題，也成了2008年廣州公務員考試教輔書裏的“十大申論熱點”。

04

爭議還未平息，又是一場金融危機，珠三角企業倒閉潮，畢業生找不到工作。

四川政協委員張平率先建議：“解決就業問題不妨解放地攤經濟。”

經濟學家厲以寧2009年到廣州調研的時候也這樣給廣州提建議：“小販也需要就業，不要把他們逼得太緊。多僱人打掃衞生和引導交通就行了。”

一個叫許決華的人不開心了。他是當時的市人大常委會環資委副主任委員，做過廣州城管支隊長。他炮轟厲以寧“站着説話不腰疼，讀書讀太多”。

“如果今天我們不對他們限制，反而給他們提供1萬個工作機會，那麼明天將會有10萬個走鬼跑過來！”——“廣州如果不設防，傻瓜都會來廣州。”

此番長篇大論後來被人民網收錄進了2009年度官員雷人語錄大盤點，即將要辦亞運的廣州也引來了全國人民的審視。

據不完全統計，當年廣州街頭有流動商販近30萬，7成屬於外地人。大家都想知道，這座以包容著稱的城市，要怎麼解決走鬼這個風口浪尖上的民生問題。

張廣寧市長髮話了：“前幾年我是不贊成設置臨時擺賣的，但是如果不設臨時擺賣就更加難管。”彼時，政府在廣州各區都畫了試點要搞“走鬼進商鋪”，月租金600，就可以讓走鬼們有一片安定的“揾食”場所。

走鬼不走了還能叫走鬼嗎？果然，計劃一流出，就在貼吧被網友大噴“天方夜譚”：“走鬼都是哪裏人多去哪裏，政府選的地方又遠又偏，傻的才去。”

2010年8月21日，廣州召開走鬼問計會，管理部門跟走鬼又一次暢所欲言，試圖“招安”走鬼。會議氣氛很熱烈，建議提了不少，又是搞特色街，又是借鑑新加坡推動走鬼合法化。

但到了亞運真正要開時，許多想法都仍是一紙空談，走鬼問題依舊猖獗。

有走鬼在百度知道提問：“亞運會下個月開始，走鬼還能擺攤嗎？”一位資深走鬼回帖傳授經驗：“可以，賣些小國旗就很不錯。”

城管部門不高興了，組織了9000多人，對全市100多個走鬼黑點“微笑執法”，又新畫了200多個禁區重兵把守，幾乎遍佈市區繁華處。

一些走鬼選擇回家避風頭，還有一些則依然在地鐵口、天橋底、城中村裏與城管周旋。

就這樣，城管與走鬼追追趕趕，敵進我退，敵退我進，在一片手忙腳亂之中度過了亞運。

沒有傷亡事件的發生，倒是讓各部門的一把手們鬆了口氣。

05

亞運結束後，廣州終於創文成功了，不是曇花一現，而從2011年開始，連續3屆蟬聯。

廣州城管局曾經總結過後亞運時代的廣州走鬼特點：“有團伙傾向，要防範亂擺賣演變成治安問題的可能性。”

但跟上一個10年，或上上一個10年相比，跟走鬼相關的治安問題或流血事件在21世紀10年代少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唯一一次比較“激烈”的衝突，大概是2013年廣州城管向“走鬼”全面宣戰時，白雲山西門的一個場景：被沒收了“家當”的走鬼抱怨：“沒有事先通知，一出現就收繳物品。”城管局的一個副處長則回應：“難道我們每次來都通知你一聲？”

2013年一輪清理，2017年為了迎接廣州財富論壇又是一輪清理。

不知不覺中，排隊也未必吃得到的阿婆牛雜就變成了連鎖店；風筒輝、炒螺明從“街頭霸王”，變成了只在紀錄片裏偶爾露臉的江湖傳説；那些總在夜晚出現在二橫路街邊的燒烤攤，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就消失了……

當走鬼食攤都在廣州的街頭難以為繼時，那些賣衣服的、賣首飾的、祖傳貼膜的走鬼地攤們，就更別想在城市中生存下去了。

這當然跟每三年就要來一次的“創建文明城市”有關，跟城管部門堅持不懈地努力有關，但真正讓走鬼走向消亡的，卻並不只是權力。

亞運後的廣州，改變的不僅僅是城市面貌，更是深層的經濟秩序、社會秩序。大家錢多了，即便是錢沒多，無論從吃的還是穿的都已經“消費升級”，看不上那些地攤貨了。再窮，也還有滿大街的名創優品、10元店不是。

除了城中村或地下通道里，還有一些燒烤攤、賣紅薯的騎着三輪車出動，或者某個天橋上偶爾有一兩個賣襪子、賣指甲剪的，你很難再看到走鬼的身影。

唯一讓人覺得還能支撐“走鬼”繼續存在一百年的，只剩那句：

“蟑螂藥，螞蟻藥，老鼠藥，臭蟲藥，粘鼠膠，臭腳剋星……”

06

接近40年前，作為返城知青大軍一員的容志仁説：我也沒有媒體説得那麼高的境界，只是在求生存過程中，客觀上為羣眾做了一些好事。説老實話初衷就是為了生存。

歷史又走到了相似的十字路口。

受疫情影響，2020年的失業職工數量創新高，847萬的大學畢業生需要安置，還有千萬級的農民工需要謀生。

5月27日，中央文明辦宣佈：不將佔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等列為今年創文考核內容。

許多人為此歡呼，為政府部門的英明決策鼓掌。

但這還是地攤經濟的時代嗎？

很疑惑，如果我失業了，我到底應該選擇在朋友圈賣面膜呢，還是應該選擇推個三輪車去地下通道擺攤呢？

要是擺攤，我應該賣紅薯，還是賣老鼠藥、蟑螂藥、臭腳剋星？

如果有一天疫情結束了、經濟恢復了，我還能和城管愉快地做朋友嗎？

參考資料

1、《街邊仔的酸甜苦辣》朱達成

2、《廣州街頭看走鬼》楊湛

3、《何不來個出租夜晚經營權》楊建燎

4、《廣州開城管走鬼座談會 商販代表未語淚先流》新快報

5、《廣州城管"走鬼"摩擦加劇 幾乎每天都有城管受傷》羊城晚報

6、《關注廣州走鬼現象》信息時報

7、《60瞬間·廣州往事》

8、《廣州第一代個體户容志仁：小女孩一個建議改變了我的一生》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