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小寶，為什麼有趣又讓人覺得不安？_風聞

轉眼間，金庸已經離開我們一年有餘，去年上線的楊照重讀金庸的節目，也已經在講完《鹿鼎記》之後畫上了句號。

也許你好奇過，講到金庸，為什麼必然用《鹿鼎記》收尾。

顯而易見的是，《鹿鼎記》是金庸的封筆之作。1972年寫完這本書之後的將近50年時間，在創作上還尚有餘力的金庸只是對自己之前的作品縫縫補補，再沒有新的武俠小説作品問世。

但為什麼金庸在《鹿鼎記》的後記裏如此篤定，自己的武俠世界就到此終結？有人説是因為他已經寫無可寫，選擇用一本反武俠為武俠做結。

金庸也如他筆下的高人那樣，在他寫武俠的20年間，問遍問世間是否此山最高，之後便就此歸隱，再不入江湖。

儘管我們説到武俠，大多不會第一個想起講述武林世界走到末路時的《鹿鼎記》，但是這本書裏的確承載着偏離武俠、超越武俠之外的太多太多。

“那個寫時評的金庸，他所看到的是新聞時局同當時中國現實發生的所有的事情，他所看到的、他所關切的、他所在意的中國，他不可能不寫進到他的武俠小説裏。要寫那樣的一箇中國社會，他就不可能再寫過去武俠小説裏的那種武俠。”

講述 | 楊照

來源 | 《曾經江湖：重讀金庸》

對於武俠小説，我們一般認為它必然要具備以下三大元素：

第一，既然是武俠小説，裏面一定要有武功，而且主角要有很高強的武功。

第二，主角應該要是一個大俠，大俠需要站在善的那一邊，和黑暗勢力展開決鬥。此外，代表善的大俠還要帶領讀者，讓我們投射在他的身上，由他去幫我們解決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第三，在武俠小説裏要有足夠重要的大事，才值得讓這個大俠運用這麼高強的武功去征戰、去處理。

那這裏就用這三大元素回來看、檢驗一下金庸所寫的《鹿鼎記》。

1.

從歷史鐐銬裏逃脱的魔術師

我們先從最後一個條件開始講起。《鹿鼎記》裏面寫的絕對都是大事，意思是沒有任何一個人在讀《鹿鼎記》的時候，會有一點點懷疑説：這樣一件事情是個重要的事情嗎？需要你們如此你死我活嗎？

金庸不允許你質疑，他不給讀者這樣的機會，因為他用的手法之重，在之前的武俠小説裏從來沒有出現過。

《鹿鼎記》幫我們敍述了清代康熙一朝重要的史事，而且它就像是帶着你去到了歷史現場，看到康熙做了什麼事，鰲拜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跟吳三桂又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這些人都在小説裏一一登場。

可是也就因為這樣，這個小説格外難寫。最難的地方就在於歷史的結果已經奠定下來了、是不能改變的。康熙在那兒，你不能讓康熙變成不是皇帝；康熙在位61年，你連讓它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鰲拜的命運當然也不可改變……歷史小説那些最根本的東西就卡在那裏。

而把歷史帶進來，這絕對不是一個便宜的手法，這是非常大膽的操作。而金庸大膽的程度，我只能用大魔術師哈里·胡迪尼來類比。

胡迪尼是一個很不一樣的魔術師，他最厲害的魔術不是變出任何的東西，而是把自己綁起來，扔進一個不可能逃脱的地方。包括他用手銬把自己反銬起來、身上用繩子綁着放進一個箱子，在外面用鐵鏈鎖住，再把這個箱子放進一個灌滿了水的巨大水族缸裏面。

那種情境底下，胡迪尼只能利用他被淹死之前非常有限的時間，解開層層束縛，活着從水箱裏逃出來。

當我們腦袋裏放着胡迪尼的形象，然後再讀《鹿鼎記》，你就會明白我們在看什麼呢？我們在看金庸他如何一層一層地把自己綁起來，然後在這麼高度的限制之下，還能寫出這麼精彩、這麼活潑的一部小説來。

他把自己綁起來的第一層——我就照着歷史書的內容寫歷史上的重大的事件。

他不在這裏虛構，他不給自己任何的自由，説我在這裏掰一下，我在那裏混一下，金庸就是要寫在史書上面記錄康熙這一朝發生過的那些重要的事情：殺鰲拜，平定三藩之亂，簽訂尼布楚條約……這些大事完全依照原來的歷史，就這樣寫，而且把這些大事寫作小説故事裏面的主要情節。

金庸先這樣把自己綁起來之後，他還要再給自己更不自由的第二個條件——他選擇了一個主角，這個主角叫韋小寶。

沒有人不知道韋小寶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只要讀了最前面的第一冊，韋小寶的形象就躍然紙上了。因為你知道，從任何的角度，以任何的標準，韋小寶不只不是個大俠，他甚至不具備任何大俠資質和成為大俠的條件。

2.

“一無是處”的韋小寶

韋小寶出生在揚州的妓院，他是一個私生子，不知道爸爸是誰。而且他不識字，所以武功秘籍給他也沒有用。

韋小寶出場的時候是個十三四歲的小孩，完全不懂任何規矩，身上具備的最大的本事：一個是逃，另外一個是罵人。除了罵人、用下三濫的手法打架之外，他沒有任何能力。

還有，不要説他不是君子，這太抬舉他了。韋小寶滿口胡言，沒有一句話是真的，他甚至不覺得人應該要説真話。要知道，韋小寶在妓院裏面學到的最大的本事就是耍賴和説謊。

你可以想想看，我們一般認為一個人身上最可怕的缺點通通都集合在了韋小寶的身上，這真的已經很驚人了。因為你選擇了一個主角，他一站出來的時候，跟任何其它的武俠小説，包括之前金庸自己武俠小説的主角，都完完全全地不一樣。

金庸喜歡寫武林當中那種怪誕的人，這是武俠小説的另外一個傳統，只不過這些怪人可以很重要，但他們就只是配角。例如説怪誕的歐陽鋒、怪誕的黃藥師，金庸也寫得很精彩，可非常清楚的是，主角不可能是這樣的。

你想想看，把郭靖跟韋小寶擺在一起，那算怎麼回事？或者把張無忌跟韋小寶擺在一起，能看嗎？甚至連令狐沖——他也不是一個規規矩矩的大俠——但令狐沖的不規矩跟韋小寶放在一起，也根本不值一提。

金庸寫過的主角中最有可能跟韋小寶放在一起的，大概只有楊過。

但是韋小寶跟楊過仍然不一樣，因為金庸讓韋小寶一路都是這個樣子，而楊過到後來脱胎換骨成為了一個大俠。這裏不只是他的武功，而且是他的俠義風範都跟他剛剛出場時那種小癟三的樣子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從舊派武俠裏翻出新派武俠的金庸，當然瞭解他自己在做什麼，這意味着他斷絕了過去武俠小説的另外一種元素，就是大俠成長的故事。

楊過、張無忌、甚至石破天，他們都有成長的經歷，他們遭遇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那些故事好看，也容易吸引讀者。更重要的是，可以把一個原來不是大俠的人一步一步墊高，讓他變成值得崇拜、高高在上的大俠。

可是寫《鹿鼎記》的時候，金庸也把這個拿掉了，這就等於哈里·胡迪尼又給自己多綁了一道繩子。他打定主意，我不寫這個大俠怎樣成長。

雖然韋小寶出場的時候是一個小孩，可是他就從此只有年歲增加，作為一個無賴小孩的個性的部分是沒有變化、沒有發展的。韋小寶從頭到尾並沒有真正地成長起來，就維持原來那個樣子。

而最重要、也是最奇特的，韋小寶一直維持着不會功夫、不學功夫的狀態。武功對於韋小寶來説只是他的幌子，有兩種功能：一個是逃命，另外一個是拿來騙女孩子。

這樣一個不會武功的人，我們真的不得不問説，他怎麼會在武俠小説裏呢？這就是金庸還去挑戰了“武俠小説裏不能沒有武功”這一點。

小説裏出現了很多武功高強的人：陳近南武功高強，天地會的人每一個都身懷絕技，又出現了神龍教，甚至連在皇宮裏面，太監跟皇太后都武功高強……可是所有的這些人，在小説裏，抱歉，他們必須要繞着韋小寶，才能夠發展他們所有的敍述。

《鹿鼎記》裏有了不起的武功，有具備有這些驚人武功的人。但是小説裏最後要寫這些大事，主導這些大事、完成這些大事，不是靠武功。

沒有武功的韋小寶一路經歷過所有的這些大事，因為他在，所以使得事情被改變；但是倒過來，他自己卻沒有被這些大事改變，他一直維持自己原來的樣子。

這裏就不得不提到最重要的一點：武俠小説裏，一定要有善惡之分。傳統武俠小説被寫成了一個道德的天路歷程，善惡不斷爭鬥，雖然有的時候惡一時蓋過了善、惡不斷折磨善，但是最後善一定要能夠壓過惡。

可是《鹿鼎記》裏面沒有這樣的東西，因為這裏沒有一個善的主角，這個主角他不是一個純潔的白衣大俠。韋小寶從來沒穿過白衣服，他永遠要麼是過度破爛，要麼是過度華麗。而且他過度華麗的時候，比他過度破爛的時候要多得多。

3.

成功的少年騙子背後，是畸形的權力來源

我們要知道，金庸一邊辦報，一邊寫時評，一邊寫武俠小説，所以在他的每一部武俠小説裏面，多多少少都反映了那個時候的政治的局勢，《鹿鼎記》也不例外。

比如為什麼要在《鹿鼎記》裏把主角韋小寶寫成一個十二三歲的少年？ 因為金庸深受上世紀60、70年代時代背景的刺激，於是把當時“只要服從、永遠革命，就能受到社會抬舉”的現實，刻意在韋小寶身上反映了出來，甚至諷刺這件事情。

所以讀《鹿鼎記》，有一種特別的讀法，就是對讀一本20世紀經典的英國小説作品，它的時代跟《鹿鼎記》相差不多。作者是曾經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威廉·戈爾丁，他寫的一本書叫做《蠅王》。

《蠅王》的故事是寫一羣少年他們流落到了荒島，沒有大人，所以失去了原來的社會秩序。在這種情況底下，少年們會幹出什麼樣的事？威廉·戈爾丁就寫了，沒有完成社會化的這些青少年，他們那種內在可怕的邪惡。

金庸沒有寫到這麼極端，可是面對當時社會背景下產生的一種非常奇特的青少年現象——青少年的血腥暴力形象，他有他自己痛心的反省，所以他就寫在小説裏。

另外，他不只是要寫時事小説，離開了當時的局勢，他仍然寫出了更恆長一點的政治小説。

首先我們把《倚天屠龍記》當中的明教，到《笑傲江湖》裏面的日月神教，再到《鹿鼎記》裏面的神龍教這三個組織串聯起來。可以從中看到一個奪權的組織在三個不同的階段、不同的發展，產生了不同的性格，這是其中的一種政治面。

另外，金庸他還描述了中國式的政治的基底。在《鹿鼎記》裏，我們看到了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或許用反過來的方向問，會更清楚——在什麼樣的社會里，才會讓一個從妓院裏面出來、只會招搖撞騙的孩子，可以不斷取得越來越大的權力，而且橫行霸道？他憑藉的是什麼？

**一定程度上是四個字，“狐假虎威”。**韋小寶一個小孩有什麼好怕的？他走到哪裏，他明白自己背後有康熙、有陳近南，最可怕的一件事是，他還明白一個秘密所能帶來的權力。

韋小寶最厲害、最壞的一招，是東聽一個，西聽一個。這裏聽了，他就拉到那裏賣給別人，再從這個人手裏換來另外一個秘密，去賣給另外一個人。

例如説他偷聽到了皇太后跟海大富所講的關於順治皇帝的秘密，就拿着秘密去跟康熙講；等到康熙跟他交代了什麼，他再把這個秘密變形之後去嚇皇太后……這樣來來去去。

所以，金庸設計了這麼複雜的秘密情節，想要用來做什麼？其中一個功能，就是讓韋小寶象徵了中國社會最畸形的權力來源。

這個權力並不是來自於你有多大的能力，而是你裝出來你有什麼樣的靠山。靠山是關係，所以更重要的是不只你有關係，而且你懂得適時適地去炫耀你的關係，並藉此取得更多的、更大的權力。

這是使得中國傳統政治如此黑暗的社會基底。在這樣的一個社會基底下，沒有人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位置，也沒有自尊心，都是靠着可以拉攏誰、依靠誰、拿誰來威脅誰，來決定自己是一個什麼人。

也就是説，沒有人可以擁有獨立的人格，因為你這個人是由你的關係來決定的。

4.

韋小寶是另一個阿Q嗎？

這種對於中國社會相對黑暗的描述，也就必然牽涉到了國民性。我們可以這樣講，金庸在這方面並沒有真正完全離開《阿Q正傳》，沒有離開魯迅。

他在寫《神鵰俠侶》的時候，藉由楊過碰觸到了阿Q和阿Q精神。後來他用別的方式，主要是透過對於小龍女的愛情，讓楊過得以擺脱身體裏面的那一份阿Q性格。

可是到了韋小寶，韋小寶其實也有很多阿Q的地方，只是他沒有讓我們那麼樣地討厭。金庸也沒有用魯迅那麼尖刻、那麼嘲諷的方式來寫韋小寶，他給了韋小寶一些正面的性質。

可是，這並不表示魯迅所看到的中國民族性當中的一些黑暗，反映在他筆下阿Q身上的這些性質，金庸可以遺忘掉。他只是沒有把韋小寶寫成一個阿Q，但是他把阿Q身上許許多多的東西分散來寫，寫在了這個神奇的故事裏。

韋小寶厲害的地方，是他知道在這個國民性當中很重要的一個代表——如何去運用最黑暗、最卑鄙、最猥瑣的這一面性質。

從這個角度來看，《鹿鼎記》所謂的“反武俠”，不只是講韋小寶不是一個英雄人物，更重要的是這本書裏寫出來的環境是剛好跟武俠、武林相反的。

武俠跟義氣有關，而所有正面的素質在《鹿鼎記》的小説裏都改頭換面，用一種相對黑暗的方法寫出了在武俠對面的這個社會。

包括像陳近南，本來是武俠小説當中應該要有的英雄主角，可是在《鹿鼎記》裏，就連陳近南都是權謀的，他必須要藉由權謀去安排青木堂堂主出去了之後，所引發的嚴重的內訌——這是人與人之間的權力關係。

當然，最高的權力在宮廷裏，所以只要牽涉到宮廷，沒有人要這種英雄人物，沒有人要義氣。每一個英雄人物在這本小説裏不會有好下場，沒有好結局。

再換另一個角度來看，《鹿鼎記》所揭露出來的國民性其實相當黑暗，可是我們在讀的時候不會那麼沉重，這又要感謝韋小寶，因為金庸把韋小寶寫成這麼有趣的一個角色。但其實很多時候，他的很多個性跟做法，應該是要讓我們覺得不安的。

《鹿鼎記》必須要寫得很有趣，正因為金庸他要寫的最底層的是國民性，所以他知道如果寫得既龐大，又黑暗，又沉重，90%的讀者保證不會想看，所以他就故意選擇了這樣一種笑鬧、輕鬆的方法，用韋小寶這樣的一個角色，來呈現這個故事。

5.

嬉笑怒罵中，是嚴肅小説的內核

《鹿鼎記》的故事寫完了，金庸自己清楚，他離開了武俠很遠很遠。金庸在後記裏，一方面提到説，有人説這不像是金庸寫的武俠小説，這不是歷史小説嗎？但是接下來還有這麼一段，金庸在後記裏低調地宣告《鹿鼎記》的地位，他説：

“有些讀者不滿《鹿鼎記》，為了主角韋小寶的品德，與一般的價值觀念太過違反。武俠小説的讀者習慣於將自己代入書中的英雄，然而韋小寶是不能代入的。在這方面，剝奪了某些讀者的若干樂趣，我感到抱歉。”

雖然話是這樣説，但是我們知道金庸沒有真的抱歉。他清楚這中間的關鍵差別在哪裏，也就是類型小説或者是娛樂小説，跟嚴肅小説、純文學小説中間的差距。

絕大部分的娛樂小説都是建立一個主角，主角就是英雄，意味着閲讀的過程當中，它要讀者把自己投射在這個英雄的身上。你覺得這個英雄所經歷的一切的事情就像你自己經歷的一樣，你就覺得很過癮。

而在《鹿鼎記》小説裏，金庸也在諷刺這樣的一個關係。寫在哪裏呢？寫在康熙。康熙每一次聽到韋小寶講他的經歷，就很像我們作為類型小説的讀者一樣，讀着讀着、聽着聽着就覺得説，這好像是我可以去做的，好像是我要做的，這是我在做的事情。

但是什麼叫做嚴肅小説？為什麼嚴肅小説它的地位比較高？因為嚴肅小説不必然用這種方式寫。這是金庸的用意，他明白地告訴我們，他自己認為《鹿鼎記》是跟什麼樣的小説放在一起的。

同樣在這篇後記裏，他説：“小説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小説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創造人物；好人、壞人、有缺點的好人、有優點的壞人等等，都可以寫。在康熙時代的中國，有韋小寶那樣的人物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你看，他指的就是中國社會的一種必然性，所以把韋小寶寫在那樣的一個社會里，不是不可能的。當然換另外一個方向看，你沒辦法把韋小寶寫到別的社會里去。

更重要的是金庸非常明白，到了《鹿鼎記》，他在做什麼。他用表面的武俠形式、非常輕鬆笑鬧的口氣，寫一部嚴肅的小説。利用嬉鬧、搗蛋的韋小寶，金庸要寫的是背後非常黑暗的中國國民性的檢討。

對於中國社會的批判，這是我們絕對不能忽略《鹿鼎記》了不起的地位與成就。

6.

以武俠寫反武俠

到這裏就明白了，《鹿鼎記》是以武俠寫反武俠。為什麼這樣？

一個理由，那個寫時評的金庸，他所看到的是新聞時局同當時中國現實發生的所有的事情，他所看到的、他所關切的、他所在意的中國，他不可能不寫進到他的武俠小説裏。要寫那樣的一箇中國社會，他就不可能再寫過去武俠小説裏的那種武俠。

第二個理由也同樣清楚，寫時評的金庸，這個時候你沒有辦法把他擋在武俠之外，只寫時評的。

一直在寫武俠的金庸，這個時候也有一種動力。**他把武俠寫到任何其他武俠小説的規律規範都被他打破了，他不願重複自己去遵守這些武林的規則。**他不斷地打破的過程當中，打破到武林已經沒有別的東西可以被他打破，所以寫出來就變成了一個反武林了。

所以金庸明白地説，這應該是他的最後一部武俠小説。他知道他自己不可能繼續寫武俠，繼續寫那也不會是武俠了。他的企圖、他的見識、他的關懷，這個時候都已經遠遠超過武俠小説所能容納的。

他在武俠小説上挑戰自己所開發出來的每一個面向，到《鹿鼎記》都推到了最極端：完全不應該當主角的人當主角，武俠跟歷史直接寫在一起，一個武俠的好壞善惡的價值觀徹底混同了……

本來這就是他過去寫武俠小説的重要的動力，他要找別人不會寫、別人沒有寫過的寫法，一部一部不斷地寫，一部一部不斷地突破自己。

到這個時候，基本上能夠走的路都被他走絕了，他就寫不下去了。不只把自己的路給寫絕了，他也寫盡了這樣一個脈絡系統底下的中國武俠小説的其他可能性。

讀金庸小説，其實是不斷地破壞我們讀其他武俠小説的樂趣。我們讀其他武俠小説的樂趣，相當程度上是因為這些小説提供給我們的是讀者跟作者之間非常堅固牢靠的默契。

作者知道讀者想要讀到什麼樣的東西，作者就把讀者預期要的東西寫在小説裏，讓你可以一路讀下去。讀得很快，又讀得很輕鬆，這是一種低度滿足。我本來就想要讀一些，我本來就預期我會看到很多熟悉的東西，我也的確就讀到了這些熟悉的東西。

可是讀嚴肅的小説，它帶給你的是高度的滿足。高度滿足的意思是挑逗你的好奇心——會發生什麼事？為什麼會這樣發生？我沒有猜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這是對我來講完全陌生的，嚇我一跳，逼着我去想怎麼會這樣，怎麼可能這樣，為什麼發生了這樣。這個時候我們閲讀的滿足感更高了。

讀金庸，一部一部的小説一路過來，他一直在追求更高度的滿足。於是讀金庸到了一定程度之後，你當然就沒有辦法回頭再去接受其他武俠小説所給你的那種低度的滿足。

《鹿鼎記》不只是寫完了金庸的武俠小説，它是寫完、寫斷了讀者能夠繼續享受其他武俠小説的機會。除非你不讀金庸的武俠，你讀完了金庸武俠小説之後，太難了，真的不用試了，你回不去了，你沒有辦法回去要求武俠小説只要給你低度滿足。

另外也太難了，你怎麼可能再找到一個像金庸一樣的作者，因為真的就是百年不得一遇，非常高度的天分，加上時局的各種不同條件湊在一起才出現的金庸。金庸小説寫作的技法，放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經得起考驗。

尤其是到了《鹿鼎記》，他把《鹿鼎記》寫完了，他停筆了，我們應該高興，至少這是一個完美的結局。

不管你怎麼追溯中國武俠小説的起源，我只能説至少到目前為止，也就是金庸修訂完了《鹿鼎記》40年之後，武俠小説的結局句點在哪裏？仍然是明確的。

你可以不管武俠小説如何開頭，但你知道，武俠小説最後的結尾在金庸的《鹿鼎記》。

我知道這句話説得很滿，可能也得罪了很多後來寫武俠小説的人，但我只能夠如此誠實地跟大家報告，這40年來，我沒有找到任何東西可以挑戰、可以改變到目前為止我所認定的這一句斷言——《鹿鼎記》結束，中國武俠武林的傳統也就跟着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