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度”善_風聞

撰稿|吳俊宇 琨珸

編輯|吳俊宇

我們都聽説過“科技向善”這樣一個詞彙。

2019年，“科技向善”成為一面旗幟被騰訊展開。事實上，追根隨緣，“科技向善”這個詞彙來源於歐美科技界在2016-2018年之間的一系列媒體和社會自發討論，當時“科技向善”這個詞在歐美輿論場往往有三個説法：

Tech For Common Good；

Tech For Social Good；

Tech For Good.

三個詞彙合流是在2018年5月。當時法國總統馬克龍召開了2018年TECH FOR GOOD峯會，邀請微軟、臉書、騰訊、英特爾、IBM、三星等全球科技巨頭，以及頂級風險投資公司和科研機構的60位代表共進午餐並交流。

從此TECH FOR GOOD成為一個固定性的國際會議，每年輪值在各國召開。

巧合的是，在2018年1月，騰訊研究院在北京751D·park舉辦T-Meet 大會，正式啓動Tech for Social Good（科技向善）項目。

內外呼應下，騰訊順應趨勢，在那一年年底直接喊出了“科技向善”的口號。

善良、善舉能否測量？當然可以。

6月5日，馬化騰在朋友圈曬出了835分的支付分。這種分值，很大程度就是各種日常行為在模型中被計算出的。

事實上，哪怕連感覺、意念、心理這類聽起來“形而上”的概念，也可以實現測量。

測量，是依據一定的法則使用量具對事物的特徵進行定量描述的過程。在生活中有很多度量衡：比如温度、濕度、角度、弧度、高度、經緯度等。這些客觀、實實在在的東西度量後就可得到精準數字。

心理學上，心理測量（psychometrics）的概念，就是依據一定的心理學理論，使用一定的操作程序，給人的能力、人格及心理健康等心理特性和行為確定出一種數量化的價值。

正因有了心理測量和心理學實驗，心理學才作為一門科學得到了快速發展。

那麼，有關人類的善行，是否有一種度量衡可以測度？假設，善行能夠被捕捉、被量化，那麼是否就可以通過引導善舉，來實現社會治理往積極方向的發展。

不少科技公司主張的“科技向善”、“科技為更好”，也許不單是在社會治理中企業社會責任感的價值體現，或是他們未來的商業發力方向和奔赴的一片藍海也未可知。

商業的生態格局也許正發生變化。

一

胡蘿蔔加大棒

社會發展與治理無非是懲惡和揚善。

有關社會治理的理念，古代的中西方就有“Carrot and Stick胡蘿蔔加大棒”的智慧。有效的治理需要恩威並施、因勢利導，既需要制定法規對不文明行為進行懲罰(Stick)，還應對正面的文明行為進行持續的回報和激勵（Carrot）。

反觀我們的社會治理模式，現在還是以“罰則“為主導，覆蓋面受限。而人性本身是趨利的，因此還需對微小而積極的行動進行記錄和鼓勵，給予正向激勵。

那麼接下來，想要弘揚善行就有擺在眼前的三個問題需要釐清，到底怎樣定義“善行”，又怎樣度量“善行”，以及需要制定怎樣的激勵機制來弘揚。

那麼怎樣定義“善行”？從大的概念來講，什麼是一個國家的善行。

2014年，英國政策顧問西蒙·安霍爾特（Simon Anholt）創建了“優良國家指數”（Good Country Index）。

這個指數主要從聯合國的數據中得出，從慈善和維和部隊（積極向的）到武裝部隊殺死多少人或出口多少武器（消極向的），可以理解為各國從世界上給予和索取的東西。

“優良國家指數”還對參選國家制定了35項衡量指標，從接收多少難民，到向國外派遣多少學生，再到出口的有毒廢物數量等等。

Good Country Index（2015）

愛爾蘭連續幾年評選都成為這個指數下的第一名——“最美好”的國家。換句話説，相對於其經濟規模而言，是世界上最不自私的國家。

這是對一個國家“善行”的衡量。

小範圍對個體而言，或許可以將一個人的行為與道德的相關聯來衡量“善行”。如果可以積分制來計算，比如一個人説了721923次謝謝，開了12325次門，捐了33次給慈善機構，相當於：734281的積分值。但是他又撒謊了2212次，插隊了351次，公廁的馬桶座上442次忘了清洗，那麼最終結果是：731276分的“善行值”。

此外，一些特定的環境中，發起方想要激勵某種行為，是否也可以把這定義為“善行”？

在低碳出行的場景中，“減排量”的高低可以作為善行標準；在健康生活相關的場景中， “卡路里”可以作為標準；在倡導鼓勵閲讀相關的場景，“閲讀時長”可以作為標準等等。

不論國家、行業或個人，揚“善”，都需要弄清楚什麼才是善，基於哪些維度的衡量，如何量化這些善行，以及如何激勵才能弘揚善行，社會的發展才會源源不斷地向正向流動。

二

科技能否“度”善

“毋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善的大小，以前受制於技術發展，很難進行科學度量：

缺乏技術工具激勵小善行為成本高，且缺乏量化工具；

缺乏協作機制，懲惡”只需單個或少數部門跟進執行，而“揚善” 往往需要多方協作；缺乏治理機制，較難實現信息流、資金流的穿透式管理；關於“小善”的度量工具，中西方社會中此前也有一些嘗試。

加拿大鼓勵勞動交換的LETS時間貨幣項目（1983年）、日本鼓勵照顧老人的Hureai Kippu關愛關係券（1994年）、美國幫助鄰里和志願服務的費城等值美元（1996年）。

去年9月，國內第一家民營銀行，騰訊牽頭髮起設立的微眾銀行，對外提出了一個全新的社會治理模式的參考框架—善度MERITS，即度量善行。這是一種針對善行，實現度量、激勵、跟蹤、監督機制的社會治理框架。

這聽起來非常有意思，與騰訊去年宣佈的新願景和使命“科技向善”相互呼應。

善度是一種普適性的參考框架，不是一種獨有、具體的產品或服務，也不依賴於特定的技術種類或具體平台。任何企業或組織都可以根據這套框架，針對特定場景，選擇合適的技術方案，探索基於善度框架的落地方案。

在善度框架中，包含了三大核心機制：度量尺度、激勵相容、合規治理。

首先，度量尺度是指需要對善行進行度量、記錄和累積。隨着5G、物聯網技術和智慧城市基礎設施的完善，各類正向行為數據可以通過傳感器自動化採集，並與個人身份實現綁定，從而達到記錄累積的效果。

在善度框架內，“善”更指的是公眾具體的善行善舉的具體行為，比如垃圾分類，通過IOT等設備來記錄人們日常遵守分類的操作流程，提高垃圾的資源價值和經濟價值，力爭物盡其用。微眾銀行希望通過實施有效的激勵或獎勵，鼓勵公眾盡力踐行諸如垃圾分類等微小而積極的文明行為，打破“以惡小而為之、以善小而不為”的不良循環。通過領先的技術對於文明行為進行精確記錄，形成一整套度量尺度。

其次，激勵相容。這個概念最早由明尼蘇達大學的赫維茨教授在1972年創立的“機制設計理論”中提出，他提出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通過一整套制度設計，保證人們在追求自利的情況下，還能保證社會整體向善和穩定。

在善度框架裏，“激勵相容”的意思則是指保證在多方參與的情況下，如何有效激勵所有參與者。

這裏需要提到善度的7個參與環節：為確保發行、分發、贊助、兑換、清結算、監管等環節合法合規、高效運行，在參與方角色的設計上，善度框架可歸類涵蓋發行者、分發者、贊助者、兑換平台、清結算服務提供者、監管者、終端用户等七大角色。

這些角色的存在使得善度成為度量善行行為的一個完整閉環：既有規則的制定者，也有執行者，有提供贊助者，也有監管者，各方社會力量合力參與推動公眾的善行。

比如，善度分發者通常是擁有用户流量入口的平台渠道、或提供產品或服務的可信機構，其出發點是一方面支持善行的普及。

一方面也為自身的用户帶來增值服務。善度贊助者作為整個善度體系內在價值的提供者，既可以是無盈利訴求的公益組織，也可以是有盈利訴求的商業組織，通過為公眾的善行提供回報和激勵。

一方面可擴大自身產品或服務的銷售或試用機會，實現商業價值。

一方面可以因參與善行生態，強化品牌建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善度終端用户即踐行善舉的個人或企業用户，可獲得相應的激勵與回報，助力善有善報的社會文明良性循環。

最後，合規治理。具體來講，“善度”框架兼顧創新與風險平衡，“善度”由政府機構進行價值閉環設計，不能和法幣進行雙向兑換獲取現，不涉及影響金融體系、貨幣政策，同時預留監管接口，保證運行模式可監管、可審計。

到底是怎樣進行度量善行，舉個形象的例子。比如環境保護相關部門倡導“低碳出行”，大多數居民大眾自發選擇遵行。那在社會治理的層面上，又如何肯定這些低碳出行行為，並激勵和推動更多的人選擇低碳生活方式呢？

基於善度框架，由微眾銀行提供區塊鏈技術支持，同北京環境交易所、北京綠普惠共同打造的“綠色出行普惠平台”正式上線發佈。

各個參與者也對應了善度中的角色設計：比如北京環交所，既擔任了發行者，牽頭倡導綠色出行的理念，也兼任監管者，確保整個體系的公平、合理、合法、合規。北京綠普惠則同時擔任分發者和兑換平台，承擔綠色出行行為的度量和獎勵品兑換職能。還有很多保險公司、銀行、汽車企業等機構承擔了贊助者角色，提供了相應的獎勵。

這其中，微眾銀行擔任了金融清結算服務提供者，並提供了區塊鏈技術支持；當然，主角是廣大踐行了綠色出行生活方式的用户。

目前平台綠色出行場景聚焦於機動車停駛減排，未來將拓展至機動車綠色駕駛、ETC使用、公交、地鐵等更多種交通方式下的綠色出行場景。

這樣的案例，在社會治理中的意義不可忽視。

三

微眾銀行的思考

微眾銀行是由騰訊在2014年牽頭髮起成立的國內第一家民營互聯網銀行。與大家熟悉的其他銀行不同，微眾銀行不開設物理網點，提供的是純線上服務，並且365天x24小時無間斷運行。力求服務更多的普羅大眾和小微企業，這也是“微眾銀行”名字的由來。

微眾銀行服務了超過2億多的個人客户和90多萬的小微企業客户。2019年日交易峯值已能達到近6億筆，比肩國有大型銀行同等規模水平。

此外，它至今累計申請的專利數量超過900項，在2019年的全球銀行新申請發明專利排行榜中名列第一。

這樣的一家“銀行”，為什麼會推出“善度”這樣一個框架，瞄準社會治理問題？

善度的背後是由微眾銀行提供的區塊鏈技術，由此也看得出微眾銀行在區塊鏈、分佈式技術上的思考。

將時間軸拉回到2015年10月31日，區塊鏈被冠之“信任的機器”首次登上《經濟學人》的封面。國外的科技公司和金融機構紛紛入局區塊鏈，緊接着，國內也開始了政策加持、巨頭佈局、資本追逐。

這幾年，區塊鏈的發展有目共睹，越來越多基於區塊鏈的應用開始進入商業化，但遲遲未見產生“規模化效益”，人們對於區塊鏈向何處去深表懷疑。

另一方面，比特幣這類虛擬貨幣掀起了“炒幣”狂潮，坊間都是“割韭菜”話題，行業發展雲霧繚繞，以至於很多人混淆了區塊鏈技術，不再看好。

實際上，區塊鏈技術一直有大批執着的“信徒”，他們“念念不忘”，開始“終有迴響”。

近年來，國內的聯盟鏈持續發展，區塊鏈技術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多方共識、全流程追溯的特性，可以廣泛應用於如版權保護、司法、溯源等等領域。

微眾銀行自誕生以來非常重視分佈式技術研發和相關技術落地，先後牽頭成立了國內首個金融區塊鏈聯盟“金鍊盟”、牽頭研發並開源國產聯盟鏈底層平台FISCO BCOS等等，並十分注重開源大量金融科技底層技術。

微眾銀行2018年則提出公眾聯盟鏈的暢想，近年也在多個商業場景內落地應用等等。

微眾銀行副行長兼首席信息官馬智濤曾表示，“社會治理，將是未來 10 年區塊鏈能夠發揮出來巨大潛力的領域。”善度框架藉助區塊鏈技術的不可篡改性、全流程追溯、多方共識等特性，可滿足監管、審計需求，可兼顧創新與風險平衡。

從2018年的公眾聯盟鏈到2019年的善度，微眾銀行的動作或意味着分佈式技術實現從商業價值到社會價值的躍遷。

2020年，新冠疫情給各個國家的公共治理帶來了巨大的挑戰，而疫情的有效防控需要發揮全民的主觀能動性，如果僅僅依靠民眾的自覺性或不足夠，使用懲罰機制則需要較高的執行成本。而“善度”框架通過多方合作並給予民眾的正向激勵方式進行引導，實現良好的治理成效。

比如，疫情期間，出入公共場所需測量體温、在人口密集區域需正確佩戴口罩等防疫行為需要大家的有效配合。

基於“善度”框架，衞健委、疾控中心等機構可作為善度發行者或監管者，根據體温測量次數等度量尺度，制定疫情防控積分的計算規則以及激勵品（如口罩、消毒酒精等）的兑價機制和兑換標準。

此外，在獲得個人授權的前提下，電信運營商、海關、物管平台等則可以作為分發者，一方面可通過各類設備收集相應數據，另一方面為終端客户分發相應的防疫積分；

醫療藥品、防疫用品相關企業或其他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都有機會作為贊助者，以有形的激勵品鼓勵大眾對疫情防控的貢獻；政府部門亦可以作為贊助者，提供一些無形的激勵或認可。

善度框架可通過度量尺度、激勵相容、合規治理等機制，對人和人的行為進行精準度量，進一步推動人、事、物等社會要素的數字化進程並建立起良性的協同機制。

“技術有用武之地”，這對於區塊鏈技術的行業發展無疑是一劑振奮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