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管仲初為齊相時，桓公與其談論治國之道，管仲言治國核心奧秘有三，一為見而知人，二為知而能用，三為用而不疑。這三點桓公做到了，所以齊國能成為春秋首霸。然而，桓公在勵精圖治之時，對個人的修養德行卻疏於關照，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他也確實是行的“霸道”，而非“王道”。難以想象，一個行王道的君王能夠律己不嚴，耽於享樂。
齊桓公最終的結局也昭示了“霸道”與“王道”最後的區別——“霸道”也許能逞一時之威，但終究不是長久之計；“王道”雖然是負重致遠，但久久為功，終會大成。世人總是希冀輕輕鬆鬆就能成功，不免急於求成，投機取巧，為達目的不惜背信棄義，然而克勤克己，守正篤實，正是成功的“王道”，若是如桓公一般，既想成就功業，名垂後世，又想醉舞酣歌，安享逸樂，恐怕最終只會落得個為人嗤笑的下場。
管仲的思想都集中在《管子》一書中，《管子》全書幾乎各篇都有《老子》的語言片段與哲學思想。內容博大精深，漢初有86篇﹐今本實存76篇﹐其餘10篇僅存目錄。包括儒家、法家、陰陽家、名家、兵家和農家的觀點，其中以黃老道家著作最多，其次法家著作18篇，其餘各家雜之，其中的法家思想是道家影響下的法家思維。
在理民方面，管仲非常強調“利民”、“惠民”，認為只有民眾安居樂業，國家才能富足強大。在《管子·牧民》篇中，他講到：“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按照現在的話來説，就是一個地方容易掙錢了，那麼人就會朝這個地方流動，有了安居之處，人們就會長住下來，只有生存問題解決了，才談得上禮義廉恥。管仲的這段話雖然過了兩千多年，到即使是從今天來看，也絲毫沒有過時，反而更加證明了管仲的睿智。今天中國的北上廣深，之所以成為一線城市，成為年輕人就業求職的首選之地，不就是因為這些地方經濟繁榮，資訊發達，發財機會多嗎？
在治國方面，管仲提出了著名的“四維”説，同是在《管子·牧民》篇中，他又講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覆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在這一點上，管仲與孔孟所見略同，他們都看到道德教化在社會治理方面的意義。
另一方面，管仲非常注重用人，據説有一次，桓公問於管夷吾曰：“寡人不幸而好田（田獵），又好色，得毋害於霸乎？”夷吾對曰：“無害也。”桓公曰：“然則何為而害霸？”夷吾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賢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復以小人蔘之，害霸。”桓公曰：“善。”於是專任夷吾，尊其號曰仲父……“害霸”指的是對成就霸業不利。
這裏管仲指出了四個有損於齊國稱霸的關鍵問題，但本質上只有一個問題，就是用人的問題。在管仲看來，作為一國之君，只要解決了用人的問題，治國理政的大部分問題就都解決了。而在用人的問題上，管仲着重梳理了四種用人不當的原因：一是不知人，二是知而不用，三是用而不任（信任），四是任用了又聽信小人的讒言。管仲的這句話可謂鞭辟入裏，一針見血。
古往今來，只要是個領導，誰不知道用人的重要性呢，可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賢者能人因為種種原因被領導疏遠、廢黜、驅逐的何其多也，除了那些因為特定的政治形勢和利害關係不能用的人，即使是原本能夠有所作為的人才，也往往因為領導者自身的性格或心理、認知缺陷，最終明珠暗投，埋沒了人才。正如韓愈所言：“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祗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