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美國黨派政治的種族主義躁動：民主黨“向左”，共和黨“向右”_風聞

進入6月的第二週，因非洲裔公民弗洛伊德之死而蔓延全美的動盪局勢逐漸迴歸大規模和平示威。與此同時，抗議美國總統特朗普種族主義言行的遊行在世界各地的美國使領館門前舉行。

　　儘管在弗洛伊德事件上的言行飽受指責，但特朗普不改自己的強硬姿態，沒有像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和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那樣，和示威者一起單膝跪地。在社交媒體上轉發支持開槍鎮壓暴力示威者的言論之餘，特朗普宣稱自己治下的美國種族問題得到空前解決，他本人則是堪比林肯的偉大總統。

　　不過，沒有任何調查數據支持特朗普的觀點。2019年美國的一份全國民調顯示，51%的美國人認為特朗普是個種族主義者。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丹·霍普金斯向《中國新聞週刊》提供的數據則顯示，65%的人認為特朗普上任後種族主義觀念變得更為流行。

　　在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家、《新共和》雜誌專欄作家布魯斯·巴特利特看來，特朗普及其背後的“逆向種族主義”思潮已呈蔓延之勢，在共和黨及白人選民中有很深的根基。

“特朗普會把你們都趕走”

　　當特朗普將示威遊行的少數族裔羣體稱為“暴徒”“搶劫犯”“恐怖分子”時，美國媒體紛紛將之類比為特朗普與“中央公園五人組”的故事。

　　“中央公園五人組”是一羣非洲裔和拉丁裔青少年。1989年，他們被錯誤地指控在中央公園強姦了一名白人婦女。在警方調查尚未結束、僅僅知道嫌疑犯是少數族裔時，當時還是商人的特朗普在紐約四大主要報紙上刊登整版廣告，要求將上述五個未成年人“處決”。2002年，在明確的DNA證據支持下，五人被無罪釋放。但2016年總統競選期間，特朗普依然堅持他們“就是罪犯”。

　　對“中央公園五人組”的攻擊只是特朗普漫長而糟糕的種族歧視記錄中的一項。早在1973年，特朗普所管理的公司就因實行種族隔離政策、不向少數族裔出租房屋而被美國政府提起聯邦訴訟。1993年，他在國會聽證中宣稱“沒必要給原住民單獨立法，因為他們的聚居地周圍賭場多”。2005年，他想製作一檔“成功的黑人與成功的白人對抗”的真人秀節目。2016年之後，他將這種態度毫無保留地帶到了自己新的工作中。

　　“以前，美國總統的種族主義體現得更為微妙，因為沒有人希望被視為明顯的種族主義者。”巴特利特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

　　在“9·11事件”發生6天后，共和黨的上一位總統小布什就強調“穆斯林是和平的”。後來在頒佈《愛國者法案》時，他也一再解釋不針對特定宗教和民族羣體。

　　特朗普則顯得毫不在乎。他在社交媒體上頻繁攻擊非法和合法入境的移民、少數族裔與宗教團體、女性和性少數羣體，並將這些話語儘可能轉化為實際政策：比如修建美墨邊境牆，針對7個穆斯林為主體的國家頒佈旅行禁令，要求華盛頓的國民警衞隊發射催淚彈以驅趕和平聚集的少數族裔示威者。

　　與此同時，對於前任們避之不及的極端種族主義者，特朗普卻態度曖昧。種族主義組織“三K黨”前頭目大衞·杜克公開支持特朗普，總統表示“我不瞭解他”。對於白人至上主義者殺害了反抗議者希瑟·海耶，單日發推特超過百條是常事的特朗普遲遲不予以譴責。

　　有學者指出，特朗普並非沒有章法地四處攻擊，而是反映出美國社會“東方主義”思維的沉渣泛起：對海外投射出一系列焦慮，認定“非我族類”是國家威脅，通過標籤化“外國人”“外族羣”為“敵人”來建立一個想象的國家身份。正如特朗普攻擊“中央公園五人組”的背後邏輯：他們是黑人，他們在傷害白人，我們要團結反抗。

　　巴特利特指出，這是一種顛覆當代“美國精神”的思維方式。在此之前，不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自由派還是保守派，都秉承“美國是移民國家”和“移民塑造美國”的基本價值觀。

　　“嚴格地説，美國政治中的種族問題不是簡單的種族關係或政策問題，而是關於‘美國人’資格的問題。”巴特利特強調。霍布斯鮑姆寫作種族問題名著《民族與民族主義》時，就據此作出結論：“美國是唯一一個歡迎任何人無條件成為其民族成員的國家”“美國的民族開放度遠遠超過階級開放度”。

　　但到了特朗普治下，美國對外抵制多邊機制，限制多國公民入境；對內則排斥少數族裔和其他社會少數羣體，減少對非法移民羣體的救濟。

　　也有學者持不同意見。著名法學家波斯納指出，“特朗普主義”並不是顛覆“美國夢”，而恰恰反映了美國人的本質追求：把自己想象中的“美國”放在第一位，並要求他們的領導人推行有利於“美國人”的政策。

　　在歷史上，這種觀念導致白人和“美國人”在法律上被混為一談。特朗普實行對穆斯林國家的旅行禁令時，許多人聯想到1790年《入籍法》將白種人作為入籍的先決條件；特朗普發佈對多領域中國學者的入境限制時，人們又想起1882年的《排華法案》。

　　“特朗普特色的種族主義”對美國社會造成了悲劇性的影響。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埃裏克·考夫曼研究指出，特朗普的種族主義言論直接導致了種族主義暴力事件增多。每當他在一地發表種族主義言論的演講，當地少數族裔都會受到多於平時的暴力襲擊。

　　在抗議弗洛伊德遭遇警察暴力執法的遊行中，許多少數族裔示威者對媒體講述自己眼見的經歷：在波士頓，兩名白人男子毆打一名無家可歸的墨西哥移民，還告訴隨後到來的警察“特朗普是對的，這些移民都應該被趕走”；在密歇根，兩名種族主義者圍毆非法移民，理由是“總統不喜歡你”；在紐約，一名戴頭巾的美國公民在工作中被白人商人莫名襲擊，襲擊者宣稱“特朗普會把你們都趕走”……

　　聯邦調查局的數據顯示，自特朗普當選以來，仇恨犯罪出現了反常的激增，且一直持續至今，增長幅度在最近25年裏僅次於“9·11事件”後的高峯。而且，犯罪主要集中在特朗普以較大優勢獲勝的地區。

共和黨“右轉”

　　波斯納認為，特朗普作出的種族主義政策選擇，不僅是遵從內心，也是遵從美國主流社會長期以來的意志，“是種族主義的，但不是史無前例的”。

　　哈佛商學院2011年公佈的一項大規模調查發現，上世紀50年代時，白人和黑人對種族歧視的看法相似，都認為這主要指對黑人的偏見。但到了90年代，白人羣體中認為白人因平權政策遭到歧視的比例超過了認為黑人仍受歧視的比例。巴特利特介紹，這種現象就是“逆向種族主義”。

　　而特朗普可能只是表達了他這一代多數白人對種族問題的普遍看法。到他上台時，皮尤中心的調研數據顯示，81%的保守派人士認定美國已經給予黑人平等的權利。與此同時，89%的保守派人士認為黑人不能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他們自身。

　　一種誤解是，特朗普只是煽動底層白人民眾的怨氣。然而，蓋洛浦民調顯示，如今特朗普支持者的平均收入水平比對特朗普沒有好感的人更高。這些人的就業狀況同樣良好，大多數沒有失業，擁有全職工作。

　　基督徒、異性戀、40歲以上的非西班牙裔，大多數成家立業的這些白人男性，是對特朗普和共和黨支持者羣體的更準確描繪。

　　耶魯大學心理學家理查德·艾巴赫指出，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白人和少數族裔對種族歧視問題有不同的評價標準。“白人傾向於對比現在的情況和種族隔離制度達到頂峯時的情況，認為進步很多；而少數族裔希望的是實現全面種族平等的最終目標。”

　　2008年奧巴馬上台，一度被認作是“最終目標”達成的象徵。但也有專家指出，這一表徵性質的勝利反而加劇了美國的種族分裂。密歇根大學的調研顯示，奧巴馬上台使得少數族裔對種族歧視的感知減弱，卻使白人羣體對少數族裔和移民的惡意顯著增加。奧巴馬遵循民主黨“政治正確”慣例的政策，被白人解讀為“出於種族動機，損害白人利益”。

　　雖然這種懷疑本身就是種族主義，但卻很有市場。研究顯示，2012年大選期間，共和黨廣告中的奧巴馬形象，越臨近選舉日膚色就會越黑。到2016年，特朗普反覆向他的支持者所強調的，也是在為奧巴馬貼上標籤：“他不在美國出生” “他是穆斯林”。美國媒體曾公開一批奧巴馬早年參與婚禮的照片,身着傳統穆斯林服飾。

　　在此背景下，共和黨面臨抉擇：是以更開放和平衡的政治理念吸引更多的少數族裔選民，還是用一個激進政黨的姿態來贏得白人選民的支持。“它選擇了後者，併成功地執行了。”曾為小布什總統和羅姆尼擔任競選顧問的斯圖爾特·史蒂文斯指出，“現在，基於種族的戰略是共和黨取得最大勝利的基礎。”

　　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家、《新共和》雜誌專欄作家巴特利特認為，曾經以林肯解放黑奴為傲的共和黨建制派，如今在種族主義上的表現和特朗普並沒有本質區別。

　　2012年對陣奧巴馬的資深政客羅姆尼在選戰中不斷暗示“47%的美國人依賴政府”，被指潛台詞是黑人懶惰；特朗普在2016年總統選舉的初選中的對手卡森説，穆斯林美國人一定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參議員格雷厄姆甚至宣稱：“在中東，任何以‘安拉’開頭的事情都是壞消息。”

　　在這次因為弗洛伊德之死而引發的動盪局勢中，對示威者表態最激烈的資深政客不是特朗普，而是共和黨籍參議員科頓，宣稱“第10山地師，第82空降師，第1騎兵師，第3步兵師都可以被使用，要讓叛亂分子、無政府主義者、騷亂者和搶劫者無容身之地”。與此同時，多數共和黨州長毫不猶豫地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向華盛頓派出自己的國民警衞隊，即使明知總統會下令部隊向和平示威者發射催淚彈。

“我們是否在一條船上”

　　口口聲聲要向示威者開槍的特朗普，最終卻未能如願。自5月27日局勢升級以來，由民主黨執政的沿海各州處於暴力衝突的中心，卻並沒有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命令本州的國民警衞隊以實彈驅離示威者。與此同時，多位民主黨州長拒絕向首都派遣國民警衞隊。

　　不過，在共和黨“向右轉”的同時，民主黨也在“向左轉”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刁大明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面對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局勢，拜登等比較傳統的民主黨領袖“採取的主要是安撫的姿態”，並反對暴力；但一些較為激進的民主黨參議員和年輕領袖“對運動式、抗爭式的活動顯然更為認可”。

　　“如果問他們是否支持暴力，他們還是會否認，但他們的態度是和拜登、佩洛西等建制派的安撫姿態不同的。”刁大明説。

　　耶魯大學的研究人員最近發表論文指出，在以往，這種激進的態度有助於將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到種族抗議的核心問題上；但在種族對立的當下美國社會，這種策略會削弱旁觀者對種族運動的認同，從而降低公眾、特別是占人口一半以上的白人羣體對運動的支持。

　　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考夫曼表達了類似的擔憂，他指出，這將是美國黨派政治在種族主義背景下的“新常態”：“共和黨人認為自己是白人的政黨，而民主黨人認為自己是少數族裔的政黨。正常的政治競爭越來越多地帶有種族色彩，種族主義態度將變得更加公開地表達。”而像拜登這樣不與激進派合作的領導者，則被夾在日益對立的派系之間，無法同時取悦所有人，最終可能失去公眾的支持。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如果不走向激進，美國還能否擊退特朗普的種族主義？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丹·霍普金斯給出一個相對樂觀的答案。他自2007年以來一直追蹤調研美國社會對種族主義的態度，並向《中國新聞週刊》分享了自己的研究結果：2016年特朗普上台後，美國社會的種族偏見總體上並沒有增加，甚至還讓普通公眾對種族問題更加警醒。

　　“特朗普的言行刺激了一些人，但也讓另一些人抵制他。總的來説，他不會改變大多數人的態度。”霍普金斯表示。

　　憲法學家傑克·巴爾金則給出了一種操作方案：特朗普的“力量之源也是他最大的弱點”就是許諾給民眾的更好的物質生活。如果輿論能揭發特朗普未能復甦美國經濟，將徹底打擊其極化政策的合理性。

　　但最新的研究表明，在種族主義盛行的今天，這個方案可能已經過時。普林斯頓大學和芝加哥大學進行的一項針對黨派政治和經濟狀況的研究顯示，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白人貧民的實際經濟收益沒有改善，卻依然選擇相信總統，而不是重新評估“我們是否在一條船上”。

　　這份調查報告還指出，在種族主義和社會極化的背景下，人們的經濟預期越來越與不切實際的黨派政治相關，在特朗普上台後達到了高峯。在此背景下，雖然一些地區實際經濟增長停滯，家庭平均支出和收入均無明顯變化，但特朗普上台兩年後，支持他的選區居民對個人收入增長依然保有極高的預期，認為“趕走移民”之後自己就能迎來希望。

　　對此，丹·霍普金斯也承認：“雖然我認為美國社會總體沒有變得更種族歧視，特朗普的言論還是會重塑政治和社會環境。”

　　不過，值得欣慰的一點是，特朗普的種族主義還未能影響到美國軍隊。2020年6月初，當他威脅對示威者使用武力後，聯邦軍隊上下都表示反對。繼前任國防部長馬蒂斯和現任防長埃斯珀公開抗議後，美軍參聯會主席米立也在6月5日向各軍兵種發送備忘錄，強調美軍“由不同種族、膚色、信仰者組成，體現了憲法的價值觀”。

　　“軍方的觀念是一致的。當前的情況，總統無權動用武力，這是非法的。”前北約駐科索沃軍事特派團總檢察長、國民警衞隊高級軍事檢察官斯特林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

　　斯特林指出，一直以來，特朗普希望對軍隊施加更大的影響，特別體現在他將官兵稱為“我的將軍”和“我的士兵”，以及在對軍隊演講時攻擊前任總統和民主黨人。但特朗普始終未能干涉部隊人事，而軍隊高層將領都曾服務於多屆不同的政府，不會受種族主義觀念的影響。

　　半個世紀前，超過60%的美國人在接受民意調查時表示相信聯邦政府“總是做正確的事”，或者大部分時間都是如此。但如今，這一比例已大幅下降至20%。與此不同的是，73%的美國民眾依然對軍隊保有信心。

　　《中國新聞週刊》2020年6月15日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