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健：美國永遠需要一個敵人，否則那套以國防產業支撐美國經濟的邏輯走不下去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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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總統於6月1日離開白宮前往華盛頓的聖約翰教堂。緊隨其後的是司法部長威廉·巴爾、國防部長埃斯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萊上將。

**直新聞：**曾幾何時，特朗普政府被形容為“3G政府”，也就是高盛投行、軍事將領和億萬富翁主宰權力的集團，軍隊是特朗普權力的重要來源。但在近期疫情和全國騷亂中，軍隊領導層與特朗普的離心傾向加劇，您覺得這對特朗普的權位有多大影響？

**特約評論員 吳健：**我個人看法，特朗普對軍隊的控制力沒受太大影響，只是換馬的問題。當前，軍方和特朗普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專業主義還是選舉至上，對特朗普來説，保證連任比純粹理論的“國家安全”更重要，而把軍隊調教成“效忠自己等同效忠國家”，無疑是達到目的的重要砝碼。

對此很苦惱的將軍很不少，最典型的莫過於參聯會主席馬克·米萊，過去兩個月，他多次向白宮強調新冠疫情導致美國面臨的安全威脅性質改變，可白宮下達的指示意味着，保衞本國免受災難威脅沒有比保衞遠離美國海岸的外國更緊迫，從航母艦長克羅澤爾的解職再到拼命在亞太、歐洲炫耀武力，標榜所謂“國際責任”，使得部署在前沿的軍隊越多，就不能有效保護美國人免受非傳統威脅，據貼近米萊的人士告訴媒體，米萊及其同僚多次抱怨，今天美國死於新冠病毒的人數，已超過美軍越戰陣亡人數，失業率比“大蕭條”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高，最終損害正在動搖軍隊，可白宮依然置若罔聞。

我還看過CNN駐五角大樓記者斯塔爾的文章，叫《特朗普和新冠病毒怎麼動搖美軍》，提到“特朗普大筆一揮的龐大軍費用於武器設計製造，對抗大規模衝突，但這種威脅給了真正的病毒威脅可乘之機，未來還可能是一場網絡攻擊，甚至氣候變化，可總統不管，因為這樣做，可以滿足支持自己的產業資本集團”。    不僅如此，軍人的專業意見也在特朗普那裏屢屢碰壁。

NBC曾報道，特朗普一方面同意中央司令部的意見，為預防阿富汗疫情擴散，加快與塔利班和解進程，設計美軍全面撤出事宜，可臨了，他卻為了阿富汗政府的需要，去轟炸塔利班指揮官據點，讓形勢進一步複雜化。而在4月，剛從阿富汗返回北卡羅來納的美82空降師一個旅才完成14天的隔離，可據説，特朗普覺得伊朗可能要軍事“挑釁”，準備把他們再派回中東去，讓美軍官兵叫苦不迭。

實際上，米萊等將領已對主意變來變去的“大當家”感到心力交瘁，特別是自己每每從美國新冠病毒特別工作小組得到專業指導，卻又無法執行，感到無奈。最典型的是，由於軍隊統一保障口罩吃緊，米萊不得不批准基層連隊自己動手製作口罩，包括用3D打印去打印。

如今，隨着因非裔男子死亡導致的騷亂演習，特朗普又要祭出緊急狀態法，動員軍隊和預備役上街平暴，等於進一步激化矛盾，讓軍隊置於更不安全的境地，因此將軍們的離心傾向可想而知。

但我想強調，這對特朗普沒什麼，作為最高統帥，他經歷了多次“下克上”的逼宮，早已熟諳“臨陣換將”的套路，未來的趨勢是，就是“不換思想就換人”。但就像《大西洋月刊》所説的，當抗命情緒蔓延的軍隊都無法保護自己的時候，“又如何能保護美國呢？”

**直新聞：**美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昨天公佈下年度國防授權法案，金額7400億美元，涉及從軍人福利、裝備採購到與中國等大國競爭的方方面面。其中和中國有關的部分，涉及所謂建立“太平洋威懾倡議”，專注印太地區競爭，還要鼓搗擺脱對華供應鏈依賴？在您看來，這和過去有什麼區別？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特約評論員 吳健：**這個法案只是參院版，還需與眾院版本結合，並交總統簽署，同時總體看不脱特朗普時代的“大國競爭”主線。至於“太平洋威懾倡議”，目前透露的投入金額是70億不到，側重印太盟友和夥伴的防務能力評估、諮詢和硬件服務，但更強調“美國利益第一”，要求受援對象在針對中國的事項上與美國“對錶”，否則會受到懲罰。

同時，美國將進一步通過經濟、軍事、外交等軟硬實力，要求盟友和夥伴在印太軍事合作中形成“條幅狀”合作關係，或者直白説像“北約”那樣去操作，而非像現在這樣，更多以對美雙邊軍事合作實施，從而提高運作效率，制衡所謂“中國擴張”。

但下面的內容，就露出美國“外強中乾”的馬腳了，那就是應對新冠疫情，美國多年來經濟金融化所導致的“產業空心化”，使得大量供應鏈移出海外，當病毒所導致的“大封鎖”效應出現後，頓時出現供給不足、應對乏力的局面。

因此美國要積極尋求產業迴歸，並上升到國家安全的地步。但我想強調的是，就像當過美國副防長的德事隆CEO埃倫·洛德女士説的，像美軍一大半武器需要的稀土供應依賴中國，就連基本的工業品上游零件也少不了中國角色。

那麼，美國的問題究竟在哪？還是比較優勢在起作用，全球化時代，資本進行全球化資源配置，還是拿稀土來説，40年前，美國國產稀土能夠完全滿足軍工，但後來在價格方面退出市場，今天美國國內稀土在藴藏上沒有問題，但不存在可供商業化生產的礦山，也不存在冶煉後製成零部件的產業基礎。

從這個意義上説，不是美國不能做，而是值不值得做，在“股東利益高於國家利益”的美國，“替代中國”甚至“脱鈎中國”的產業可行性實際是不存在的。因此，我想説，美國自己對自己發“警告”，我們要聽到裏面的玄機，更要明白自己的定位，保持自己的戰略定力，那就是重視美國，同時要看清自己，“人是吃糧食長大的，不是被嚇大的”。

**直新聞：**照您觀察，在美國經濟衰退的當下，國會到總統還有如此大的擴軍衝動，拿7400億去強軍，您覺得是什麼因素在作祟？

**特約評論員 吳健：**我把它形容為“軍事凱恩斯主義”，就是政府通過大筆軍費手段對抗經濟衰退。提過“世界是平的”弗裏德曼就説過：“只要美國不遭受大破壞，戰爭和衰退不會同時出現，軍費開支總會刺激經濟發展，就像打敗30年代大蕭條的不是羅斯福新政，而是二戰。”

2017年，特朗普簽署《13806行政令》，決心把佔全美就業9%、GDP12%、出口60%、專利數70%的美國國防產業當成扶植重點，“這不僅是美國軍事技術優勢的支柱，也是美國經濟主要貢獻者”。從美國戰後半個世紀的經濟情況看，宏觀經濟對軍費雖有影響力，但絕不是決定因素，50年代至今，美國數次經濟衰退中，國防預算有四次不降反升，特朗普上台後，哪怕經濟疲軟，軍費逐年還是走高，2017至2020，是6030、6490、7160億，7380億美元，軍費增幅達22%，每年平均增幅超過5%。

更微妙的是，軍工企業作為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產業，與政府之間存在特殊關係。波音就是典型的例證，此次疫情，波音遭遇股災，標普都把波音信用評級從“A-”下調至“3B”，距垃圾級僅一步之遙，特朗普已承諾提供保護，完全不顧昔日在推特上批評波音亂漲價。而特朗普政府對軍工產業另眼相看，還在於其對美國選舉捐款有大額投入。

2016年大選期間，軍工產業對兩黨直接捐款2974萬美元，2018年中期選舉，軍工產業直接捐款2122萬美元，共和黨約佔59%，而這種傾向性又與喜歡衝突的共和黨的執政理念密切相關。作為交換，受到資助的國會議員必然在涉及軍工企業的議程上予以支持。

正如前總統尼克松説，“每一個項目都受到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的操縱，反過來，這個利益集團又和掌握着錢包鑰匙的那些有勢力的國會議員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事實上，今天把中國“當對手”的特朗普政府，更多反映了國防技術相關的企業及團體的利益。畢竟，“沒有威脅”意味着沒有生意和利潤，因此哪怕“威脅”子虛烏有，但也要宣揚得明天就要大禍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