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對庶民的勝利-商君書與秦帝國興亡的啓示（二.再續）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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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全面的貫徹落實商鞅壹賞、壹刑、壹教為主要內容的“三個壹”重要思想。商鞅實行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套三民主義：“辱民、貧民、弱民”，其中“辱民、貧民”最終都是為“弱民”服務的。

商鞅對庶民的勝利

四、戰國版“三民主義”的威力---“弱民”篇

“弱民”——不能讓老百姓強大。結合上面兩條措施，大家可以知道，這裏的“弱”不是身體弱。在身體方面，為了農戰，還是需要提倡“增強體質、保衞祖國”的。但在思想意識上，不可以使老百姓自我感覺良好，更不能使他們有知識，懂道理。

“知識就是力量”，按照商鞅“人性本惡”的思想，老百姓有了力量，就是在增加惡的力量，那就糟了。

所以上面的“辱民”、“貧民”歸根到底都是為實現“弱民”這一目的服務的。

商鞅要讓百姓時時刻刻都感覺到自己的弱小，從而產生對君主強烈的依附，來尋求安全感。這時老百姓就會感覺的到君王的偉大和温暖，才會全心全意地為君王效命。

狗之所以忠誠，就是因為狗是缺乏安全感的動物。

商鞅對他的“弱民”理論進一步闡述：以強攻強，弱；以弱攻強，強。強存則弱；弱存則強。

聽着像繞口令啊！

他的意思就是：用強民去消滅另一部分強民，那麼剩下來的仍然是強民，那國家就處於弱勢。用弱民把強民消滅了，剩下來的是弱民，那國家就處於強勢了。強民存在，國家就弱；只有弱民存在，國家才能強盛。

強民，是指那些有思想、有主見、有本事的人，有能力對國家法令、政策問為什麼的人，甚至是有能力跟國家作對的人；

弱民自然是那些沒有主見、沒有知識、人云亦云，惟命是從的愚民。

商鞅的治國藍圖中，他要的就是後一種人。

除了“以弱制強”以外，他還要君主“以奸馭良”。他説：“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

什麼意思呢？我們現在都説選拔人才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

《資治通鑑》開篇説完智伯瑤滅族的故事之後，司馬光很詳細的闡述了“德”與“才”的關係：“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按司馬光的説法，德才兼備的叫做聖人，實在太少。那麼如果選不出德勝才的君子，那麼寧可用德才具無的愚人，也不能用才勝德的小人。

為什麼呢？“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

司馬光的這個話，稍微涉及到一個社會運行的基本構架：一個社會要健康的正常的運行，就要有法律、道德和宗教來引導、規範人們的行為。法律是底線，運用懲罰的手段引發人們的畏懼心，不做壞事，來制小人。道德是基礎，利用人們的普遍價值觀和輿論，制止別人和預防自己做壞事，讓大家都把君子的行為作為一種習慣。宗教是標杆、榜樣，通過引導大家對美好的信仰，勸導人們在不做壞事的基礎上多做好事，爭取做聖人，這算是一個上限。

在商鞅這裏，這三者被合併了，或者説後兩者被他直接砍掉了。商鞅不在乎你是否自律，也不需要什麼釋迦摩尼和耶穌。

法律、法治是底線，也是上限。

所以商鞅主張：“不赦刑、不宥過”。只要人犯一次法，就永遠是罪犯，黥面、劓鼻，讓人永遠留着犯法的印記。他甚至認為：“德”是“蝨”的一種，是國家的蛀蟲。

《商君書·農戰第三》講：**“**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

大家注意，商鞅這裏説不要“禮義廉恥”不是指對外鬥爭，而是指對內治國！所以按照這個邏輯下來，那麼在社會管理中就不能講良心道德。假如用道德模範來管理奸民，那天下必然大亂。要用厚顏無恥、心狠手辣的流氓來當管理者，他們會把恐嚇和欺騙手段用好用足，善良的人就只得忍氣吞聲地夾着尾巴做人。那天下就秩序井然，秦國也就強大了。

現代的弱民政策，也照樣靈光。當然名字不能叫這樣露骨，會引起大家反感。畢竟現代人還是受過點教育的，直接説“以奸馭良”就太那個了。

換一種説法，叫“基層自治”，甚至是“發動羣眾鬥羣眾”，都是後四十年的基層治理中不鮮見的舉措。

在基層能當選的，尤其是十八大以前，能選上來的都是一些所謂“有本事”的人----説穿了，就是敢於觸碰法律和道德底線的人。

在一個時期內，尤其是“全面依法治國”明確以前，比如拆遷、截訪，政府不好出面的一些濕活兒，就是這些人在幹，順便撈點兒油水。一時間，大多數羣眾也是能夠被震懾的。當然了，乾的多了，羣眾不滿意了，就要組織起來討公道。

這時候這些“有本事”的人的利用價值也就基本到頭了----政府的力量閃亮登場，風風光光的幹掉他們。政府和羣眾都就滿意了。這幫“有本事”的人也最後一次發揮了自己的價值。總的來説，就是政府當裁判，坐看老百姓之間互相撕咬，互相惡鬥，然後在必要的時候以正義的名義下場幹掉一個眾矢之的，達到了弱民的目標。

到這兒，我順便説説我對毛主席的認識和理解。

因為現在不少人都在毫無緣由的抹黑他，所以我覺得自己有必要亮亮自己的觀點：我沒法評價毛澤東是不是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但我知道他是生於衰世，長於亂世的一個傳統的中國人。

他的青年時代正值一戰，看到的是中國大地上，在帝國主義列強木偶線牽動下的軍閥混戰；

中年領導中共時，又正值二戰，日本入侵，國家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

到了晚年建立了新中國，面對的又是冷戰，是美國、蘇聯這類超級強權的威脅。

他和商鞅一樣，一生面對的都是戰爭，面對都是生與死的問題。

他談理想，談哲學，把馬列主義與中國的國情做了有機的結合。但是他策劃的每一場戰爭卻從來沒有一次是基於所謂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鬥爭的，而是明明白白的以國家和民族長遠利益為出發點，並且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

所謂“白刃交前，不救流矢”。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一個人終日都在生死關頭徘徊，天天都在面對血與火的考驗，他有可能產生帶領羣眾吟風弄月的閒情逸致嗎？

前面説過，人性先天本混沌。後天什麼樣的環境，就激發什麼樣的人性，也會成就什麼樣的思想，即使是偉人也概莫能外。想明白這個，我們就應該理解為什麼毛澤東思想會是一種強大的鬥爭哲學，而非建設哲學。也應該能夠理解毛澤東為什麼要窮盡所有精力、不擇手段的維護國家從思想到領土，在各個層面上的統一。

身負公器，他要救的不是某一個人，甚至不是某一代人，而是為萬世開太平。

自古英雄無善類，任何一個身負公器之人，既然要對公負責，就不可能再有那種温良恭謙讓的小資情調。

現在網上流傳着各種“共產黨的殘暴”，但是有個事實，這些傳言裏都“客觀”的迴避了：凡是承受這些殘暴的人----無論他再怎麼無辜----他們無一不是無產階級的對立階級！

再看看歷史上蔣、汪之流的各種清黨行動：屠殺共產黨的同時，他們還成倍的屠殺自己的國民黨員，乃至徹底摧毀了自己的基層組織。比比他們的屠殺功績，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絕對是對最廣大人民的最有效保護和最大的正義。今天我們正在享受毛澤東主席給我們帶來的和平紅利。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偉人之所以為偉人，就在於其宏遠和博大。對他們的非議也好，讚美也罷，則完全來自我們這些凡夫俗子。我們用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淺薄來評判聖人的作為，很難想象我們會完全的理解他們——誰都知道早起鍛鍊會造就未來健康的身體，但是這不妨礙我們服從自己的慵懶而去抵制它。我們之所以經常出離憤怒的非議遠見者，無非是因為我們被逼着追逐未來的利益，無法享受眼前一時慵懶帶來的安逸而已。

五、天下一心和卡爾多改進---改革成功的秘訣：時運與策略

按照商鞅的改革思路，當時的秦國民眾無疑就是這場改革的犧牲品，他們不僅處於被壓榨的地位，還要被侮辱。

照理，這樣的改革應該是得不到擁護的，但非常奇怪的是，商鞅的改革居然很快得以推行，並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按司馬遷的記載，當商鞅變法進行到第十個年頭時，“秦民大悦，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就是説秦國民眾對新法非常滿意，社會治安良好，家家都豐衣足食。民眾為國打仗很英勇，喝酒鬧事打羣架卻很膽小，整個國家一片欣欣向榮！把民眾置於國家的對立面，志在辱民、貧民、弱民的改革，它居然成功了，天底下真可以有這麼奇怪的事嗎？

這個可以有！

商鞅的成功，在於他的改革抓住了問題的核心，那就是在當時大分裂、大競爭的戰國時代，關於統一天下的帝業理想。按照孫皓暉先生那本小説《大秦帝國》裏説的：“天下一心已成”。也就是説，到了戰國中後期，列國追求的目標已經不再是春秋時期稱霸一方的霸業，而是一統天下的帝業。

秦孝公的理想自然就不再是像他的祖先秦穆公那樣僅僅靠着王道感召與有限的武力來“稱霸西戎”，而是要徹底消滅六國。所以他等不及再去看着百里奚式的淳淳王道對秦國進行緩慢的教化了。他要的是簡單的、易於操作的、見效快的辦法，在最短的時間內變出一個無堅不摧、天下無敵的秦國。

抓農業，確保國家物質基礎有保障，實現國力的內生性、可持續增長；

抓軍事，這是實現國力對外有效延伸的最直接保障。

“唯農戰”的政策就是這麼來的。

另外，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解釋，商鞅變法採用的是操作性很強的卡爾多改進，而非理想化的帕累託改進。

那就是在一時無法讓社會整體利益實現增量的情況下，通過改革，讓原來的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失利，然後令那些長期遊離在利益分配食物鏈底層和邊緣的草根，得到些利益，進而激發社會底層積極參與社會利益增殖創造和再分配的活力。

商鞅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以功授爵。所有人統統站回同一起跑線。

沒有功勞的貴族，會很快淪為草根；而普通民眾，只要為國立功，比如戰場上殺人夠多，就可以獲得爵位，晉身貴族。

這就意味着在為秦國社會重新洗牌，重新洗牌會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對，但也會獲得眾多草根的支持。畢竟任何一個社會，處於草根的底層總是佔絕大多數。民眾初時覺得變法很酷烈，但是那些黥面、劓鼻，乃至殺頭的刑罰畢竟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切身感受，然而對原有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卻是近在眼前的。草根之所以為草根，不僅在於對未來的利益表現麻木，對未來的痛苦同樣麻木。

於是乎，商鞅的才華結合上秦孝公的急功近利，再加上民眾對眼前暫時的對既得利益瓜分的狂熱。商鞅變法成功了！秦國很快成了當時的頭等頂級強國；變成了一個以嗜殺成性、以殘殺為業的戰爭機器！六國談秦色變，稱其“虎狼之國”。

秦國實行商鞅新法一百三十多年後，秦統一了六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王朝——大秦帝國橫空出世。秦朝看來是個強國，按照《大秦帝國》作者孫皓暉的描寫，簡直可以説是盛世。但是他從未寫實的告訴我們，從商鞅以來的慘無人道的刑罰，一直在盛世流傳。秦國的黥面、劓鼻等等，一直沿用至近代…… 大秦帝國的百姓甚至都已經麻木到“秦人不覺無鼻之醜”的地步。

在欣賞帝業的精彩紛呈時，很少有人去想象一下，當時的老百姓是怎樣活過來的，他們有過一個怎樣悲慘的世界。

史書洋洋千萬言，沒有草根百姓的隻言片語。

有的只是諸如滅其族、籍其家、屠某城，斬首數萬等等這些動詞和量詞而已。

所以這種盛世只是表面看來很強大，強國弱民不是真正的強大，至少不是完全的強大。

應亂世而生的商鞅新法隨着大秦帝國一起步入了天下一統，四海昇平的時代，商鞅體制管了一百三十餘年，並且收穫了最大的戰利品——一統天下。

但是失去了商鞅的商鞅體制還是商鞅精神的延續嗎？

天下真的有一管到底，直到永遠的長壽體制嗎？

這一切正在面對和平的挑戰。

（本章結束，下一章：大秦寂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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