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危有機！疫情衝擊下的中美關係，心理和政治上的障礙為雙方合作帶來困難_風聞

作者：賈慶國（Jia Qingguo），北京大學全球人文交流中心主任，教授。

中美兩國應對疫情的方法和效果是不同的。

中國開始的時候對新冠病毒不瞭解，因為這是一個全新的病毒，沒有想到它會有那麼大的傳染力和殺傷力。由於擔心引起人們恐慌，一開始沒有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加以應對。在事實沒有搞清楚的情況下似乎也拿不準這樣做有沒有必要。直到後來問題嚴重了，才開始重視起來，並迅速採取強有力的應對措施。雖然耽誤了一些時間，但總算是亡羊補牢，阻止了疫情在更大範圍內的蔓延，並取得了應對疫情第一階段的勝利。

雖然中國的疫情比美國早兩個月左右爆發，但美國政府卻無視中國的經驗和教訓，猶豫不決，行動遲緩，耽誤了寶貴的時間，致使疫情大規模氾濫，給美國和世界帶來巨大的傷害。現有信息表明，早在去年12月下旬，美國的外交和情報部門就開始關注這個疫情，並且上報，要求美國政府高層重視這個問題，但特朗普沒有把它當回事。直到3月中旬問題嚴重了，特朗普政府才真正重視這個問題，並開始推動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但那個時候疫情已經蔓延開來。

從截至目前兩國應對的效果來看，中國遠遠勝過美國。如果考慮到中國的總體國家實力，特別是科技實力與美國仍存在較大差距這個現實，中國的應對效果更加突出。雖然前期應對出現了一些問題，採取措施過程中也有一些局部的問題，但總體來説中國政府採取的措施迅速果斷、科學合理、協調有序、執行到位。中國政府先是下決心對武漢實行封城，後是在很短時間內從全國各地調撥大量人力物力資源支援武漢，並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了非常嚴厲的隔離阻斷措施，這才逐步控制了疫情。中國這次對疫情的應對充分展現了中國政府的權威和能力。

美國的情況則相反，聯邦政府高層對疫情的判斷連連失誤，對疫情的應對措施遲遲不到位。各州各自為戰，採取的應對措施不一且力度有限。等美國真正動員起來的時候，災難性的後果已經顯現。

截至目前，美國的確診人數是中國的幾十倍，死亡人數也是中國的十幾倍。這對於美國來説，對於一個人口比中國少、科技比中國發達、疫情爆發時間比中國晚兩個月的國家來説，是無法原諒的事情。

在應對疫情第一輪行動中，中國完勝美國。這一輪中國主要靠的是中國政府的正確判斷（在猶豫一段時間後），和中國強大的羣防羣控組織和實施能力。

美國主要靠的是強大的科技能力，突出表現在病毒檢測手段、病毒疫苗和藥物的開發上。但是由於研製疫苗和特效藥需要時間，在這一輪美國的科技能力能夠發揮的作用有限。

西方國家這次應對疫情的表現比東亞一些發展程度低的國家普遍要差，這是為什麼？

我認為主要是下面四個因素造成的。

第一個因素是這個疫情的特殊性。它和其他的傳染性疾病不太一樣，傳染性極強，遏制這種傳染病要求採取嚴厲的隔離阻斷措施，限制人與人的接觸，就意味着限制人的部分權利和自由，這對於崇尚個人權利和自由的西方國家是難以接受的。

第二個因素是文化差異。東亞國家的人在羣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比較傾向於重視羣體利益，而西方國家的人更多強調個人利益，他們也不是不重視羣體利益，但是認為個人利益界定羣體利益。在他們看來，小河有水大河滿。東亞國家的人認為羣體利益界定個人利益，是大河有水小河滿，邏輯是倒過來的。所以，當國家面臨危機的時候，東亞國家在保護羣體利益時有更大的權利來限制個人自由，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中國、韓國這些東亞國家有可能迅速實施隔離阻斷措施，而西方國家卻很難做到。

第三個因素是政府的作用。政府的作用還是比較明顯的，由於特朗普本人思維和做事自相矛盾，他的作為和不作為都給美國帶來巨大的傷害。相比之下，中國政府表現出強有力的領導力和執行力。當然，兩國民眾由於文化心理原因對政府政策的配合度也有很大區別。

第四個因素是意識形態。出於意識形態的偏見，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中國的做法非常牴觸，先是不相信中國的數字，後又認定中國的做法是所謂集權主義做法，它們學不來。只是到後來事態嚴重了，它們才在一定程度上效仿。現在美國和歐洲一些人説中國誤導了他們，其實誰也沒有誤導他們，是他們自己誤導了自己。

這次疫情對中美關係的衝擊和影響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最終是積極的影響大還是消極的影響大，取決於兩個國家現在和未來的互動。

積極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新冠病毒已經成為兩國共同的敵人，而且是非常強大和兇猛的敵人。兩個國家的根本利益要求兩國合作，共同應對這個敵人。這就要求兩國加強信息共享，加強特效藥和疫苗研製的合作，通過捐贈和貿易給對方提供必要的防疫物資，同時引領和協調國際合作，以便更有效地遏制疫情在全球範圍內的蔓延。

消極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出於意識形態的愚昧和偏見，加之疫情前兩國負面互動積累的各種怨恨，兩國國內都有一些極端人士趁機宣泄對對方的不滿，從最壞角度揣測對方的做法和用心，製造各種各樣的陰謀論，包括在沒有確鑿事實的情況下指責對方製造或有意傳播病毒，甚至宣揚對抗和戰爭。在網絡時代，這種人性最陰暗的一面被急劇放大，使得兩國難以開展合作。

面對疫情威脅，中美兩國政府本應從人道主義和國家利益出發，加強合作，抵制那些極端人士的影響。但遺憾的是，兩國政府都沒有完全擺脱這種影響，尤其是特朗普政府高層內就有一些極端反華的官員，而且從總統到國會許多人，都在迎合這些極端人士的要求，這給中美合作帶來很大困擾。

目前中美雙方合作最大的障礙是雙重的，一個是心理上的，一個是政治上的。

心理上，兩國都面臨如何看待對方的問題。最近幾年美國對外政策的主流對中國的看法越來越偏激，總是從最壞角度解釋中國的言行。中國也有一些人從極左和“修昔底德陷阱”的角度，也就是從最壞角度揣測美國的用心，這種心理導致雙方很難合作。

政治上，雙方都有人出於不同利益和價值取向，刻意誇大對方的負面言行，甚至公開煽動對抗，比如抓住對方極端人士的言行大做文章，宣揚中美無法合作，必然衝突。在他們的蠱惑下，兩國民間不信任程度越來越高。最近美國的一些民調也顯示，美國人對中國的負面看法在不斷上升。中國人對美國的看法估計也差不多。

在這種情況下，雙方有識之士應該客觀務實評估中美關係的性質，維護這一關係對兩國乃至世界的重要性，採取積極措施穩定關係，推動合作。中美都是國際秩序的利益相關者，都希望世界穩定和繁榮，中美和平共處與合作符合兩國的最大利益，這是兩國關係的根本。面對疫情，中美兩國必須加強合作，無論是交流抗疫經驗，研發藥物疫苗，還是協調各國經濟政策共同穩定經濟。只有合作兩國才能有效抗疫，只有合作兩國才可能穩定經濟，只有合作兩國才可能有好的未來。

未來中美關係的發展取決於兩個國家在互動中能否克服剛才提到的一些障礙。就目前情況看，最有可能出現的是兩國既進行某種程度的合作，又在合作中磕磕碰碰，從而對未來中美關係的發展構成複雜和難以預料的影響。

原文標題《疫情對中美關係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