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前外交官：印度不能跟隨美國圍堵中國，這是真人秀的玩法_風聞

新冠疫情之下，印度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陸續有提防中國資本趁機收購印度戰略目標，也有網民發起抵制中國製造的行動，而中印邊界小型衝突也引發兩國民眾關注。

在印度精英階層，也有理性聲音，批評外交部長對華政策，認為外交部長蘇傑生（s.Jaishankar) 志願加入蓬佩奧的“意願聯盟”反對中國的狹隘願景，損害了印度的國家利益，是停滯的處方，也不會解決中印邊界問題。

要知道，印度現任外交部長蘇傑生曾經擔任駐華大使（2009年至2013年）和駐美大使，作為任期最長的駐華大使，可以算是“中國通”；而本文作者巴德拉庫馬爾(M.K. Bhadrakumar)在印度外交事務中擔任外交官達29年,曾任印度駐烏茲別克斯坦大使(1995-1998)和駐土耳其大使(1998-2001)，更關注蘇東鉅變對印度的啓發。

在幾年前解密的中央情報局文件中，有一些20世紀80年代蘇聯的笑話，這多少也算美國“秘密武器”的一瞥，以揭穿和挫敗美國的冷戰敵人。中央情報局的這些笑話之一，涉及到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1964-1982)領導下蘇聯時代的停滯。

俄羅斯人稱之為停滯期。這個笑話是這樣説的: 一列載有列寧、斯大林、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的火車在軌道盡頭時突然停了下來。每個領導者都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解決方案。列寧把工人和農民從幾英里外召集起來，敦促他們建造更多的鐵路。斯大林槍殺了火車乘務員。赫魯曉夫修復了死去的機組人員，並命令把火車後面的鐵軌拆掉，放在前面。勃列日涅夫微笑着拉下窗簾，假裝火車正在開動。

2019年莫迪新政府就職典禮

這個比喻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當前印度外交政策的停滯期。或許，堅如磐石的政府與經濟停滯之間存在着某種聯繫。總理莫迪可能被國內危機淹沒了，包括克什米爾危機、《公民身份修正法案》、經濟危機和冠狀病毒，這使他的注意力受到嚴重限制。也許，社交疏遠進一步縮小了“擁抱外交”的範圍。

無論如何，隨着一位“理智的”外交部長的出現，印度外交的中心從總理辦公室轉移到了外交政策的官僚機構。官僚主義推動外交有利也有弊。好的一面是，機構記憶復甦了; 最大的缺點是，官僚主義者大多保守而無精打采，而且往往會患上西西弗氏綜合症(Sisyphean syndrome)——在看似意義深遠，但最終徒勞的努力中拖延時間。

如今在印度外交界，西西弗氏綜合症非常明顯。以外交部長蘇傑生的世界觀成為印度當前外交政策的核心。他負責思考，莫迪則全力以赴地履行指定的職責。現在，蘇傑生的世界觀以兩端為軸心轉動: 一端是“如果你對中國有意見，就到這裏來喝一杯大吉嶺茶”（注：換言之，敵人的敵人是我們的朋友） ; 另一端是把印度馬拴在美國的馬廄裏，鎖上馬廄，扔掉鑰匙（注：毫無保留投靠一邊）。

6月4日印澳領導人“虛擬峯會”，以上為歷史圖片

以莫迪6月4日與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 · 莫里森舉行的“虛擬峯會”為例。如今，後者對德里的主要吸引力有兩個方面: 首先，他是美國總統唐納德 · 特朗普的熱情朋友; 其次，他與北京方面有過節。這兩者是相互關聯的。

作為特朗普的忠實朋友，莫里森開始高談闊論“武漢病毒” ，呼籲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病的起源進行獨立調查，他説，這場大流行病“在世界各地奪走了20多萬人的生命” ，並導致“全球經濟停頓”。

不出所料，北京方面感到不滿，並警告稱，中國“必須做出回應”。莫里森立刻意識到，他可能在一個連最親密的盟友美國都不敢觸及的問題上犯了錯誤。他退縮了，羞怯地承認，就證據而言，堪培拉“沒有任何證據”來指責北京。

但損害已經造成。中國最近實施的大麥關税和對從澳大利亞進口的牛肉的禁令可能與這一切有關，也可能沒有任何關係，貿易諮詢專家認為，中國的行動是真正的“技術出口問題”促使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不太可能是這些重大貿易舉措背後的唯一原因或主要推動因素。

但這確實為6月4日的莫迪-莫里森虛擬峯會提供了一個良好氛圍。印度政府正設想與堪培拉在中國問題上達成一致。但莫迪會發現莫里森是一個明智的人。後者意識到，他漫不經心地忽視了澳大利亞的繁榮來自與中國的龐大貿易，實際上，中澳的貿易額超過了澳大利亞與緊跟其後4大貿易伙伴(包括美國和日本)貿易額的總和！

問題的關鍵在於，與印度幾乎痴迷地採取遏制中國的戰略不同，印度的“四大”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亞)在與中國蓬勃發展的經濟夥伴關係上採取了一種微妙的態度。他們不像印度那樣迫切希望與中國“脱鈎”。

今天，美國的外交政策正處於十字路口。大西洋兩岸的夥伴關係已經失去吸引力，華盛頓的主要歐洲盟友，正小心翼翼地與其對中國的超現實主義姿態保持距離。

美國國務卿皮蓬奧正試圖組建一個新的以美國為首的反華聯盟，但在美國當前的內戰形勢下，美國的軟實力正在減弱。而且，美國作為世界經濟增長驅動力的能力正在減弱。以美國為首的全球化已經終結，並讓位於以中國為首的全球化。顯然，美國很難與以中國為中心主題的國家組成聯盟。最近的世界衞生大會就凸顯了美國對國際社會影響力的侷限性。

歐盟渴望成為世界秩序中的一個獨立極點，而俄羅斯則保持着自己的戰略自主權; 俄羅斯正在與中國結成準聯盟，並強烈反對特朗普政府試圖改變全球平衡的做法，這對莫斯科的戰略原則至關重要。

從根本上説，如果蓬佩奧對中國執政黨有意見，為什麼它會成為印度的擔憂呢？在當前的世界秩序中，印度擁有足夠的空間和自由來維護其利益和促進其發展。

儘管如此，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印度自願加入蓬佩奧的“意願聯盟”。印度與其他認同蓬佩奧理念的國家——澳大利亞、韓國、以色列和巴西——有何共同之處？印度如何從這樣一個在一個月內即將召開第二次會議的集團中獲益？它是否解決了印度與中國的邊界爭端？

事實上，對於印度來説，這是一個轉型時期，它可以從大處着眼，廣撒網，實現一個在一兩代人的時間內不一定難以實現的目標——轉型為一箇中等收入國家。不要把它浪費在無聊的消遣和真人秀上。

美國缺乏可投資的盈餘或專業技能，無法在“印度製造”領域展開合作。美國也不是要讓其它國家“自力更生”。特別是特朗普，他有一種重商主義的心態。然而，中國可以成為印度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實事求是、務實務實。

倘若數以億計的印度人依然徒步遷徙千里，為了生計生活在天橋下，像迷失的靈魂，那麼沒有人會尊重我們。外交部長蘇傑生的狹隘視野損害了印度的國家利益。這是一個停滯的處方。

艾森/新知與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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