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南道爾｜必須考慮借三文魚“投毒”之可能性北京這波疫情太詭異_風聞

　　北京這波疫情來的太突然、太詭異！

　　在連續５５天沒有新增本地報告新增病例後，北京突然間以新發地批發市場為風暴中心、以一塊切割進口三文魚的案板檢測出病毒為焦點，特別突如其來的地發生新一輪新冠疫情。到６月１４日晚間，已有４０多例確診。一時間北京封住新發地海鮮市場、迅速下架三文魚商品，而全國其他地方也紛紛跟上開始下架三文魚。三文魚到底冤不冤？這次疫情有沒有設計的可能？我們又該如何應對？鄭南道爾將在下文簡單分析。

　　這次疫情的詭異之處有三點：一是與當初武漢爆發時有些類似，目標價值高，武漢是春運時分的交通樞紐，北京則是政治中心和交通樞紐，都屬於戰略和戰術價值非常高的地方；二是都最先爆發在海鮮食品批發市場，北京的新發地在海鮮、豬牛羊肉、家禽、蔬菜方面，都是京城相當重要的食源地，供應着北京７０％的蔬菜和１０％的肉類；三是由在新發地海鮮市場切割進口三文魚的案板上檢測出新冠病毒，以及疾控中心專家曾光所説的經基因測序，病毒類型不像是國內流行的類型來看，疫情以境外食品為載體輸入的可能性很大。

　　在應對大事上，宏觀方向感和判斷力非常重要，多數人可能習慣性地一開始就糾纏於細節，而忽略了大方向，這是比較初級的思維方式。正確的思考問題方式是：先看宏觀，再看微觀；先做定性分析，再做定量分析。

　　從宏觀上看，北京這波疫情只有兩種可能：第一種是沒有人設計、純屬意外，原因有可能是防疫措施不夠嚴密，有“漏網之魚”造成感染，或是無症狀感染者造成感染；第二種是有境外勢力的設計，是故意利用三文魚等進口產品進行的“投毒”操作，有着地緣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動機，打壓和破壞中國的崛起。

　　一上來就考慮到這兩種可能性，是科學的思考和應對方式，反之，如果一上來就排除第二種可能性，只考慮第一種可能性，而如果事實就是第二種可能性的話，那麼可以想象，圍繞第一種可能性展開的防禦對策很可能會非常被動，會被帶偏方向，難以應對周全。比如，假如敵人再通過新的進口食物品種“投毒”怎麼辦？假如我們只是一味尋找內部防禦的問題、而不考慮對手的出招變化，這樣的防禦就只能是十分被動和消極的，也沒有針對性。

　　按照先易後難的順序，我們先來看第一種情況的分析和應對。如果沒有人設計，那麼造成這次北京新一波疫情的原因可能有：１、北京本地無症狀感染者的傳染；２、大量外地人口返京後，北京存在檢疫措施不夠嚴密的地方，導致傳染；３、有境外感染者無心將病毒弄到出口食品上，無意間引發傳染。

　　按照這幾種原因，我們來看一下假如後續疫情加劇情況下的對策，除了目前北京市已採取的措施外，針對原因１，需要儘快、儘量鎖死北京的人口流動性，比如暫停出城、暫停高峯期人員密集的地鐵、公交等，然後考慮仿照武漢的全面檢測模式，花上兩週至２０天時間，對北京所有人口進行全面檢測排查，找出裏面的無症狀患者，集中隔離治療；對原因２，北京應迅速提升公共衞生事件應急響應級別，從嚴從細，找到可能存在漏洞的環節，加以解決；對原因３，應下架所有進口的三文魚，對其它進口生冷海鮮類產品的病毒檢測，對過去兩週時間裏已經批發出去的海鮮類、肉類產品進行追測和下架控制，這些賣出去的海鮮和肉類應該基本上都在商户或個人家庭購買者的冰櫃裏。當然，是否採用這些措施、乃至採取到什麼程度要根據未來兩三天裏疫情實際的增長情況，但越早下決心，最後付出的代價會越小，這裏面要綜合計算一下得失利弊。

　　再來看第二種存在境外勢力“投毒”的可能性。首先，從目前的世界地緣政治格局、主要政治勢力的競爭和較量來看，一些西方國家有着打壓中國崛起和趕超的足夠的動機，他們不能接受中國的趕超，以及目前在世界性疫情中相對最為穩定的局面，一定要搞破壞，遲滯、阻撓中國的發展；其次，從美國在過去幾個月裏持續瘋狂向中國進行疫情起因和責任的甩鍋、轉嫁矛盾的手法，以及其對華貿易戰、金融戰、媒體戰和軍事壓迫、扶植“港獨”、“台獨”勢力的步步緊逼和搗亂來看，美國不但一直有這樣的心思，還有着其他方面的實際嫁禍和打壓行動；第三，由於新冠病毒在低温下的生存能力很強，通過進口海鮮、肉類冷凍食品來傳遞新冠病毒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和隱蔽性，令對手取證和溯源困難；第四，由於武漢疫情和這波北京疫情在爆發地點上高度類似，從刑偵角度，應該考慮有定向設計的可能。

　　一來向中國出口三文魚的主要國家中似乎沒有美國；二來這樣的三文魚出口國中雖然有像加拿大、澳大利亞這樣和美國締結“五眼聯盟”的兄弟國家，但很難證明與美國直接有關；三來即便中國能找到美國或“五眼聯盟”國家向中國出口的三文魚中有新冠病毒，在對方目前大搞羣體免疫的情況下，也很難證明對方是故意為之的；四者，根據２０１８年查出的價值６.２億的三文魚走私案，中國的進口三文魚中，竟有一些比例是通過走私渠道進來的，根本就沒有檢疫，如果境外勢力通過走私渠道進行植入病毒的操作，則隱蔽性和可賴賬性會更強。

這些三文魚走私有的是通過空運運到越南，然後通過陸路進入中國，再通過陸路運到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有的是通過中國香港附近的海路，趁着霧天和暗夜、通過關閉船上的海關監控、以及偽造單據等綜合手段闖關進入內地。

　　針對第二種境外勢力設計的可能性，我們的防範措施顯然要更加困難，在第一種應對措施的基礎上，我們必須想出更好的策略，鄭南道爾以為，可以考慮的有以下幾條：

　　一是要集中力量進行溯源偵破，不僅僅要讓疾控中心的專家參加，也要讓刑偵、國安方面的專家組團進行溯源調查，順藤摸瓜，力爭找出線索和證據；二是要大幅提升進口冷凍類食物檢疫力度，嚴格檢疫措施，重點打擊進口冷凍類食物走私；三是可考慮暫停從“五眼聯盟”國家進口三文魚和其它生冷海鮮、乃至肉類；四是可要求其他海鮮、肉類食物出口國加大其檢疫力度，改進防疫舉措。五是要充分發揮中醫藥早期預防、阻隔新冠疫情的作用，早期讓中醫藥介入這一波疫情的防治。

　　最後，鄭南道爾以為，一定要有“以我為主、轉守為攻”的思路，如果真是境外勢力的操作，那麼在暴露對方毫無道德、不擇手段的同時，也暴露了對方的弱點：即對方是在用一切陰險手段對中國進行戰術牽制和騷擾，目的是遲滯我們的戰略和戰術，這説明對方目前其實在正面對抗上的招數不多、底氣不足，我們雖然不能像對方一樣不擇手段，但卻可以看穿對方的虛弱，用我們的方式進行反攻，不要被對手的戰術騷擾擾亂、和延緩了我們的主要戰略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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