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與承諾 但並沒帶來改變！紐時：弗洛伊德之死會有所不同嗎？_風聞

當地時間6月13日，美國《紐約時報》刊登文章，對弗洛伊德之死是否能夠帶來美國執法機構真正的改變感到擔憂。

2014年，邁克爾·布朗遭到警察暴力執法身亡。隨後數以百萬計的美元被用於對警方行為進行修正，可改變卻甚少。

弗洛伊德之死會有所不同嗎？

2014年弗格森事件之後

在弗洛伊德事件前，美國就已經經歷過類似的事件：黑人男子在瀝青地面上，死於警察之手。全國掀起了憤怒的抗議浪潮。美國陷入沉思，誓言作出改變。類似事件上一次發生在2014年8月，受害者叫做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警察名叫達倫·威爾遜（Darren Wilson），密蘇里州弗格森就是事發地點。

△邁克爾·布朗遭槍擊

自從那次致命槍擊導致的抗議暴發後，警察部門投入了數千萬美元，增加警方隨身攝像頭、更改使用武力的政策、舉辦消除隱性偏見及緩和局勢的培訓。時任總統奧巴馬成立了工作組，祭出153項建議和行動指南，司法部強迫七個有問題的警察部門簽署“同意判定”（Consent decrees），規定了旨在減少種族差別對待和警察暴力的強制性標準。

布朗先生的屍體被遺棄在街頭數小時後的六年，另一名非裔美國人——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明尼阿波利斯警官用膝蓋鎖住他的脖子時，乞求饒命。他的死亡就像一個判決書：重塑美國警務的計劃已經失敗。

諷刺的是，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作為聯邦增加對刑事司法系統信任程度的試點部門，本身就是該計劃的受益者。曾參與該項目的警務專家大衞·肯尼迪（David Kennedy）説，計劃確實發揮了一定影響，但這個計劃“絕對、明顯而透徹，是不夠的”。

人們態度已經變了，確實。當時批評警察的人當選權職。一些警局減少了逮捕人數，重新考慮了攔截和搜查政策，減少了警察槍擊事件。將人們轉移到社會服務而不是監獄的測試也有所成功。

但最重要的數字，如每年被警方槍擊致死的總人數，卻沒有任何變化。即使各部門從武力執法行動中抽身，他們也經常發現，明顯的種族差異依然存在，甚至更加嚴重。

一份聯邦報告發現，弗格森警方未能理解當地社羣存在問題，並使用“無效和不適當的策略”，比如在不穩定且沒有警告的情況下使用催淚瓦斯，使那裏的緊張局勢升級 ——而現在，這種策略似乎已在全美各地擴散。

儘管每次有黑人男子或婦女無謂地死於執法部門手中時，都會有新的緊迫感，但為非裔社區發聲的人們發現，變革的速度簡直慢如冰川移動。

“我們已經有這麼多的工作組、有這麼多的建議。”菲蘭多·卡斯蒂爾（Philando Castile）的母親瓦萊麗·卡斯蒂爾（Valerie Castile）如是説。在弗格森抗議活動兩年後，菲蘭多·卡斯蒂爾在明尼阿波利斯郊區的一次交通攔截中遭到致命槍擊。在檢察創新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in Prosecution）主持的在線討論中，卡斯蒂爾母親説：“我已經空談了四年，但現在我又發現面對同樣的情況。而且我認為我們已經做了所有能想到的和能做的事，但是這一切都沒有實施。”

△瓦萊麗·卡斯蒂爾等抗議弗洛伊德之死

最近幾天，有抗議者呼籲削減警察部門的資金或完全廢除它們。但這也留下了一個問題，即弗洛伊德去世後，重新呼籲改革是否會真的會出現持久的變化。

此前，即使是量化問題的嘗試，也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聯邦調查局的一個數據庫追蹤了弗格森等案件中警方使用武力的情況，這個數據庫將在今年夏天首次公開。即便花了5年時間才建立起來，但這個數據庫也僅包括了全國40%的警察而已。

美國會民主黨人在上週提出的一項法案將要求執法機構報告使用武力的數據。在弗格森案中，布朗死後，國會授權對類似於弗洛伊德一樣在警察執法期間的死亡進行了統計，但該統計已經落後於原定時間表。

儘管得到了廣泛的支持，但在警察的招募、培訓或使用武力方面仍然缺乏國家標準。

報告層出不窮，改革層出不窮。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在近日同意禁止“鎖頸”的動作，並要求警察在看到不當行為時進行干預。但早在弗格森槍擊案發生後的幾年裏，該部門其實就已經確立了干預的職責。

即使在最近的佐治亞州布倫瑞克（Brunswick）市艾哈邁德·阿貝里（Ahmaud Arbery）、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布里昂納·泰勒（Breonna Talyor）和弗洛伊德的死亡事件之前，參與重塑警察部門的專家們也沒有幻想他們已經取得了足夠的進展。那些旨在進行改革的警察部門領導人，一直受到巨大的阻撓，州的法律、工會反對和對被指控行為不當的官員的合同保護。

現政府在毀掉此前的努力

專家們説，在前總統奧巴馬領導下，聯邦改善警務工作努力的領導力，在特朗普總統的領導下被毀於一旦。

由於對警察軍事化的擔憂，奧巴馬政府限制了一項向警察部門提供額外設備的計劃，這些設備包括手榴彈發射器和裝甲車，但特朗普取消了該限制。

奧巴馬政府接受了使用“同意判定”（consent decrees），即解決雙方爭議的協議指出問題——由第三方監督的具有強制性、可衡量的計劃——來清理有問題的部門。“同意判定”是有關各方以書面形式向法院提交的協議。一旦被法官批准，它就具有法律約束力。使用“同意判定”使得各地執法人員面臨整個部門被強制改革的壓力，因此讓部分執法人員更加小心行事。

曾在奧巴馬政府期間領導警察部門調查的前司法部官員克里斯蒂·洛佩茲（Christy E. Lopez）説：“經驗表明，在許多情況下，只要有一項‘同意判定’，就能克服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和工會反對等障礙。”

儘管在全美18000個警察部門中，只有極小的比例曾經受到過相關政策的約束，但它們設定了一個基調，確立了最佳做法，並讓警察部門高級別官員注意到，如果他們表現出侵犯公民權利的“模式和做法”，他們也可能受到審查。

“聯邦政府和司法部的領導力是不可替代的。”洛佩茲説。

然而，特朗普政府結束了這個政策的使用，並大大縮減了一個受歡迎的自願計劃——合作改革倡議，該計劃幫助各部門減少警察槍擊事件等。

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P. Barr）曾將警察濫用行為歸咎於隊伍中的“壞蘋果”，並表示對警察的批評讓那些不尊重法律的人得到壯膽。“我不認為執法系統有系統性種族歧視。”他上週日（6月7日）在電視採訪中説。

△同意判定書

2017年，司法部破壞性地出具了一份報告，關於芝加哥警方可能導致更積極聯邦監督。隨後，美國開始了結束奧巴馬“同意判定”政策的行動。當伊利諾伊州總檢察長麗薩·馬迪甘（Lisa Madigan）出面將警察部門置於州“同意判定”之下後，時任特朗普政府的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在聯邦法院反對此舉，即便他曾表示警察監督應該是州和地方的責任。

5月，西雅圖要求解除自2012年以來的“同意判定”，稱自己是一個改革後的機構。但在弗洛伊德示威開始後，在該市收到數千份關於其官員行動的投訴後，改變了主意。

“同意判定”的執行往往令人沮喪地緩慢，即便諸如要求警方給人名片這樣的小變化也會遭到反對。不過，在舊金山和芝加哥等地，這些法令還是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在舊金山，從2016年第一季度到2020年第一季度，警察使用武力事件減少了近一半，而武力對象中黑人的比例從47人下降到37人。

在芝加哥，2015年至2019年間，使用武力事件有所下降，槍擊事件減少了近一半。但武力執法的主體為非裔美國人的比例一直保持在70%以上，作為對比，該市人口中非裔美國人佔30%。

專家表示，普通民眾並不是一個很好的數據基準值，因為大多數人並不與警察產生互動。一項關於犯罪活動的致命警察槍擊案研究發現，總體上沒有種族差異，但研究表示黑人受害者更有可能手無寸鐵，不構成直接威脅，而白人受害者則更有可能挑起警察傷害他們，俗稱“被警察自殺”（Suicide by cops）。

在路上攔截是另一種方式。《紐約時報》4年前的調查發現，北卡羅來納州格林斯博羅市的警察攔截黑人駕車者比例非常高。4年後，根據開放數據，雖然攔截總數有所下降，但比例幾乎沒有變化。該部門在2019年搜查黑人司機的可能性是白人司機的4倍多，兩者比4年前的差距更大。在這兩個羣體中，警方報告發現違禁品的可能為三分之一。

改革真的就這麼難？

明尼阿波利斯本身就是一項研究，説明即使領導人想要改變，改變是多麼緩慢。這座以對非裔美國人過度使用武力而聞名的城市，曾連續聘請了兩位被譽為改革者的警察局長。警察部門對員工進行了隱性偏見、和解和“程序正義”方面的培訓，重點是警察如何對待公眾。該市已經徹底改革了其紀律制度，並邀請聯邦對其早期干預系統（Early Intervention System）進行審查，該系統應該對需要進行相關培訓的警員進行界定和標註。

與弗格森事件不同的是，與弗洛伊德死亡相關的警察很快就被確認並被解僱，然後被刑事指控。但這並沒有阻止抗議的發生和市議會成員計劃完全解散現有部門。

警察工會在警察使用武力後，對警察負責的後果進行限制特別努力。得克薩斯州奧斯汀市的警察改革倡導者凱西·米切爾（Kathy Mitchell）説，近年來，各團體都在試圖強調緩和衝突，並採取行動縮小警察可以使用致命武力的標準。

奧斯汀警察協會主席肯·卡薩代（Ken Casaday）説，但工會卻在與這一努力反抗，因為官員們認為這將使警官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

△警察公會試圖限制警察對於武力值法後果的責任

米切爾説，結果是在緩和衝突和使用武力的政策中，警察收到混亂的信息。

“我們取得一項成果，就會有負面信息來磨滅這些成果。”她説。

旨在讓警察接受社區監督的民間審查委員會成員們，常年抱怨他們沒有任何權力。

在西雅圖，該市社區警察委員會前主席麗薩·道戈德（Lisa Daugaard）説，該小組建議警方在經過審核前，暫停使用閃光彈來驅散抗議者。但警方仍然繼續廣泛使用這些物品。警察局長説，她也想不使用，但警察應該有這種工具可用。

“我們已經習慣了我們的建議百分之百被忽視。”道戈德説。

在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康斯坦斯·塔克（Constance Tuck）説，她去年辭去了該市警民內務審查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因為她發現該市正在削弱這個委員會的權力，儘管市長辦公室表示，仍將該委員會視為重要工具。

最近幾天，要求減少警察工會權力或迫使其改變的壓力越來越大。部分現任和前任檢察官呼籲加利福尼亞州律師協會改變其道德規則，禁止檢察官，或那些競選工作的人，尋求或接受警察工會的政治捐款。

在西雅圖，將當地工會聚集在一起，作為一個單位進行活動的金縣（King County）勞工委員會在6月通過了一項決議，稱除非西雅圖警察協會願意承認種族主義是執法部門的結構性問題，並致力於確保工會合同“不逃避法律的責任”，否則可能會被踢出勞工委員會。

但許多抗議者已經對漸進式變革失去了耐心，廢除或停止資助警察的呼籲，曾經是一個激進的解決方案，最近卻被各方放大，被官員接受。

△白宮使用催淚瓦斯清場抗議者

喬內塔·埃爾齊（Johnetta Elzie）是一名抗議者，2014年在弗格森事件抗議中被使用催淚瓦斯，上週在華盛頓特區再次被使用了催淚瓦斯。她對重新塑造公共安全而不是修正警察問題的呼聲漸響感到欣慰。“你知道，如果警察們訓練有效，”她説，“我們怎麼會還在這抗議？”

“我一直覺得今天這一切似曾相識，”她補充道，“特別似曾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