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抗疫下的數字政府_風聞

撰稿|吳俊宇

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正在因疫情治理不力引發社會騷亂。

以《紐約時報》為代表的公共媒體以及各科技巨頭乃至學術界都在對特朗普政府表示不滿。

有意思的是，東亞幾國對疫情的控制相對得力。

我們暫且不去討論東亞抗疫過程中的程序問題。僅從結果出發的話可以看到，中國、韓國、新加坡為代表的東亞國家在數字政府建設上形成了一整套成熟、完整的技術體系。

這和東亞國家、東亞文化下對社會治理的長期思考不無關係，也和雲計算、數字平台等技術手段緊密相連，更和阿里云為代表的中國雲廠商在中國長期耕耘有着直接聯繫。

每一次技術變革從量變走向質變，往往和一些特殊歷史事件有着緊密聯繫。

首爾市長樸元勳預測稱，COVID-19的大流行將引發科技繁榮。

阿里雲智能總裁張建鋒則是直接在2020阿里雲峯會上形容疫情後的數字化變革是一場突變，它如同秋天到冬天的變化，“絕大部分時候是一夜之間冷空氣襲來”。

政界、企業界觀點不謀而合。

一

海外的嘗試

韓國正在成為全球“抗疫”之光。

海外有媒體甚至以“A model for dealing with COVID-19?”來形容韓國模式的成功之處。和中國一樣，韓國正在成為全球疫情爆發後最安全的國家之一。

從當前的數據增長曲線可以發現，美國呈現出了無法收拾的態勢，中國、韓國為代表的東亞國家則是相對平穩。

韓國抗疫成功很大程度要歸功於國家級智慧城市平台“The Seoul Smart City Platform”。

今年1月，韓國政府曾試圖把國家級智慧城市平台“The Seoul Smart City Platform”（首爾智能城市平台）搬到CES 2020會場。

根據韓國政府自己的説法，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數字行政平台”。

早在2011年朴槿惠擔任首爾市長時，首爾便在搭建一個“市民就是市長”的城市。這座城市的特點是：

智能市民是首爾智能城市總體規劃的前沿和中心；在數字平台上允許“公民創新者”共同創建未來城市；建設智能基礎設施和智能服務，實現“隨需應變”和“數據驅動”；

疫情期間，首爾市政府（SMG）利用“市長智能城市平台”（Smart City Platform for Mayor）基於3200萬行政大數據和尖端ICT技術（主要是由韓國信息通信行業的領頭羊如三星和LG參與）展開抗疫。

在平台上，政府部門能夠以信息和通信技術為動力，使決策者全面實時瞭解城市情況，並與外地工作人員直接溝通，從而有助於作出明智的決策。

它們將自上而下的政府進程與自下而上的公民參與以一種動態和協同的方式聯繫起來。

雖然公開數據是由政府提供的，公民可以玩數據集，創建有趣的可視化，然後在同一個政府網站上共享。市政當局為測試即將出台的政府提案而開發的電子投票應用程序，允許公民自行提出電子投票提案——公民提案的數量最終超過了政府提案。

首爾市長樸元勳在這次疫情後甚至預測稱，COVID-19的大流行將引發科技繁榮。

他在6月2日的“世界市長峯會”上甚至直接提到，要推動首爾成為一個在各個領域（包括“智慧城市”和“安全城市”之上的檢疫）打造國際標準的城市。

和首爾經驗類似，新加坡同樣有自己的“國家級平台”（其實更像是城市平台）。

在新加坡抗疫中，Smart Nation Sensor Platform（智能國家傳感器平台，簡稱SNSP）則是起到了關鍵作用。Smart Nation Sensor Platform官網介紹中提到：

一個聰明的國家意味着人們和企業能夠通過增加數據的獲取、通過創新的想法和解決方案的貢獻獲得更大的參與性，以及一個利用技術更好地滿足公民需求的更具前瞻性的政府而獲得權力。

為了構建Smart Nation Sensor Platform，新加坡還建設了智能國家傳感器平台。

這個平台是個錨點，公眾在新加坡任何地方，都可以隨時連接。普及的網絡連接、基礎設施和共同的技術架構將使公民、企業和政府機構能夠利用技術改善智能國家的生活。

除了通用的數字“平台”之外，新加坡在今年疫情期間還推出了TraceTogether App。以幫助支持和補充目前在新加坡的聯繫人追蹤工作，以減少COVID-19的傳播。

新加坡總理府下屬的智能國家辦公室（Smart Nation Office）發表聲明稱，約有180萬人下載了TraceTogether應用程序，但“這還不夠”，畢竟新加坡人口達到了560萬。

TraceTogether的工作原理聽來挺奇怪的。

TraceGoToice採用分佈式方法，當應用程序檢測到安裝有TraceGoToApp的另一設備時，參與設備交換接近信息。

跟蹤用户衞生部（MOH）發佈時間敏感的匿名臨時ID，用於將患者識別為所有第三方。當APP的兩個用户通過時，它使用跨越時間的設備之間的藍牙相對信號強度指示符（RSSI）讀數來近似兩個用户之間的相遇的接近度和持續時間。

這種接近度和持續時間信息在滾動的基礎上存儲在手機上21天。一旦用户測試感染陽性，衞生部門會與他們聯繫，繪製他們過去的14天的活動軌跡，並請求聯繫日誌。

不過，令人感到非常trick的是，這款應用在iOS設備上運行不可靠，可能會嚴重消耗電池壽命，這導致iPhone用户在使用這款產品時並不方便。

這種現象放在中國市場可能令人有些匪夷所思，畢竟支付寶和微信兩大國民級APP早已經走過了這個階段。

二

中國的實踐

坦率説，韓國還是新加坡的諸多嘗試極為前沿，而且在整體智慧程度上走到了中國前面，但在很多維度還是展現了的侷限性：

移動端建設趕鴨子上架，和日常生活關聯不夠緊密，只是為了抗疫臨時上線，它的可持續性不強；都是以城市為中心展開普及，首爾的城市經驗相對規模可觀，但新加坡的經驗普適性不強；

要知道，韓國首爾聚集了韓國三分之一的人口，新加坡則是一個城市國家。首爾人口1000萬出頭，新加坡人口不足600萬，數字政府建設相對簡單。

但在中國情況不一樣，我們必須要認識到中國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直接導致了需求多樣、參與者眾多、技術標準複雜的一系列現狀。

中國國土面積遼闊，涉及不同省份、城市。行政管理體系複雜。每個省份都有不同訴求，省份之下又有不同城市，城市又有不同特色，省份和城市之間的體系還要打通，城市與城市之間的體系也要打通；首爾、新加坡的數字政府建設參與廠商相對較少。首爾是政府主導，三星、LG成為領導者，相對較好協調。但國內，數字政府的建設者包括互聯網雲廠商、傳統ICT廠商乃至更多產業鏈中的參與者。每家雲廠商、ICT廠商擅長的東西不一樣。此前，政府採購時往往考慮不同企業間的搭配、平衡，數據的打通、流轉，服務的建設、架構往往都需要政府進行多家協調，還要各個企業進行接口的耦合；

這種複雜情況也定了，中國的數字政府建設，很大程度是靠平台級企業的市場競爭進程所推動的。很明顯，雲廠商明顯加速了這一進程。

和韓國、新加坡這樣的國家相比，中國數字政府建設的優勢當然也很明顯。

支付寶、釘釘、微信這類國民級APP已非常普及，公眾也形成了一定的使用習慣，數字政府可以從過去“無感”的G端服務，一點點轉化為有感的C端體驗；雲廠商提供了龐大的數字基礎設施，這些數字基礎設施因為規模足夠龐大，在接下來的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可能甚至會發揮我們意想不到的作用；

尤其是這一次疫情，同樣加速了中國的步伐和進程。

尤其是阿里雲代表的雲廠商，它憑藉阿里數字經濟體的系統性能力，假設起了一整套龐大的數字政府工具。用阿里雲智能總裁張建鋒的話來説：

中國的數字化在全球是走在最前頭。我們不管在消費領域、產業領域、政府治理、甚至農業都走在前面，我認為比大多數國家都走得要更完整。

張建鋒的話是有道理的。

國家政策層面有引導，中國市場還聚集了一大批雲廠商、ICT廠商，尤其是阿里雲以及阿里雲背後的“阿里數字經濟體”利用平台級企業的優勢可以系統化輸出能力。

1、能形成一套跨越省份、城市的多層次數字政府體系，這比城市國家更復雜多元；

仔細追蹤會發現，去年開始，阿里雲就在推動數字浙江，今年浙江的網上政務服務能力也獲得了全國第一。

浙江是中國最開放的沿海省份，政府意識較為前沿，營商環境也相對友好，現代化治理水平也相對較高。

尤其是浙江並非所有資源集中在省會城市，而是形成了複雜的城市網絡，乃至產業帶，如果能夠以省份為單位展開“省-市-縣”的系統性的數字政府建設。

它帶來的示範意義是非凡的——這一次阿里數字政務中台打通了信息孤島，可以實現了政府跨地域、跨層級的協同和一體化管理，再造了政務服務的業務流程。

操刀這種複雜多元的數字政府建設，而且會形成“燈塔”式的共振作用，進而在全國其他省份、城市形成示範效應。

2、在農業、工業、服務業包括政府、個人、社會組織等各個領域推進數字化進程；

阿里這種國家企業它的觸角、能量在數字政府的建設上，往往是以“帶”、“省”為單位展開，而且是從產業發展這個視角去落地。

你要知道，阿里素來擅長在產業帶上促進城市發展。數字政府其實和城市發展之間往往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中國幅員遼闊，區域經濟同樣也存在差距。韓國、新加坡這樣的國家縱深有限，但是一個浙江省的治理，往往複雜度就超過了很多國家。

拿浙江省來説，今年阿里和浙江省簽訂協議，試圖用數字化賦能浙江製造。在協議中試圖3年內在浙江知名產業帶區域建立100個產地直播基地、打造100個銷售過億的C2M超級工廠及定向扶持5個產業帶。

從政府管理到產業發展再到社會服務的數字政府建設思路，有些天馬行空。這也是平台型互聯網公司的優勢。當然，至於落地到城市維度上更細顆粒的服務，我們還要向韓國首爾、新加坡學習。

3、形成了中台這樣的新型操作系統，可以面向大數據、智能、IoT、移動化；

9號的阿里雲線上峯會上，阿里數字政務中台也發佈了。各級政務服務機構可應用它快速搭建政務服務應用。

數字政務中台包括政務知識引擎、服務事項、事件受理、服務評價等產品能力模塊和系統集成工具。應用這些產品和工具，政務部門能夠在手機APP、小程序、網站、政務服務大廳、社區服務站等服務終端快速構建政務服務應用。

數字政務中台的出現，對很多地方政府而言，可以直接“複製粘貼”，快速建立起政府的數字政府系統。尤其是做深基礎、做厚中台，做大做強生態這種構想，更是超越其他東亞國家以城市為核心的數字政府建設。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這樣的設想，它可能會形成國家為單位的數字政府——當然這還是需要時間，更需要頂層設計的統籌規劃。

其實這一次疫情期間我們已經看到了類似的苗頭。今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電子政務辦指導支付寶、阿里雲加速研發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台疫情防控健康碼系統。這套系統在後來疫情緩和之後迅速成為了不少居民穿越省份的憑據。

當然，想要形成國家為範圍，落地到城市、縣域的數字政府體系，還有很長一段距離。

三

現代版編户齊民

東亞抗疫下的數字政府其實已然成型。

東亞國家一直有“編户齊民”的制度。

中國為核心的歷代中原王朝政府實行這種户籍制度，規定凡政府下轄的户口都要記錄姓名、年齡、籍貫、身份、相貌等項目。

你可以想像，這種思維延續至今，哪怕在數字化的今天，同樣通過技術手段得以實現。

尤其是在這次疫情之後，東亞國家在數字技術領域的一些優勢會被得以採用。

值得注意的是，韓國首爾的抗疫成功經驗使其成為了“城市對抗COVID-19”2020年全球峯會的主持城市。

首爾市政府建立了一個在線平台，旨在分享其應對措施控制COVID-19。開通後僅一個月就超過500萬。

包括莫斯科、雅加達、伊斯坦布爾、布達佩斯、德黑蘭、特拉維夫、布宜諾斯艾利斯、温哥華、重慶和德里等城市的市長在今年6月初都參加了這場討論。

對中國而言，阿里雲們的嘗試在未來可能會引發更大、更廣泛的關注/尤其是當下國內數字化轉型的步伐速度越來越快。

數字政府的建設，其實正在成為平台與平台、生態與生態之間的較量。平台與生態的博弈會帶來充分的市場競爭，也會提供更多元的選擇。

在去年的阿里雲峯會·上海站上阿里副總裁許詩軍稱數字政府服務1.0是網上政務，2.0的核心支撐是數據化運營。

在今年許詩軍發佈了城市大腦3.0，阿里副總裁葉軍則是發佈了政務釘釘1.3版本以及數字政務中台。

你可以看到，城市建設和數字政府一直是阿里雲的一條主線。

阿里云為代表的數字政府解決方案和城市建設、產業發展、社會治理、生活服務之間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它的視角極為宏大。

當然，城市、政府不可能只有宏觀維度的東西，更有微觀的日常生活，精細到雞毛蒜皮的社區瑣事。

這一次疫情中，中國省份之間的穿越往往都需要健康碼作為通行依據，釘釘成了健康碼的底層支撐。

我們已經感受到了這種數字政府在細枝末節上的切身體會。

這一次疫情中國雖然結果不錯，但還是暴露了大量土方治國的弱點，社會治理的精細化程度不夠高，這也是為什麼首爾會被譽為“抗疫之光”。

治大國如烹小鮮。

數字政府、智慧城市，不只是那些大的東西，如果能做成針線活兒，讓細微的生活瑣事都能讓居民更便捷、迅速、有尊嚴的完成，才是真正好的數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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