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衞東：全球新冠疫情檢驗證明醫療私有化的道路不能走！_風聞

作者：黃衞東    來源：崑崙策網【授權】

【摘 要】我國私立醫院已經佔64%，但在戰勝新冠病毒疫情中所起作用甚小，只治癒了1400餘人，僅佔治癒病人2%，其餘98%病人都是公立醫院救治的。歷史上看，毛澤東時代，在經濟基礎還很薄弱情況下，依託集體力量建立的合作醫療制度，使我國人均壽命接近當時發達國家。古巴採用公有醫療制度，人均醫療成本只有美國的5%，人均壽命卻高於美國。美國將非盈利醫院故意宣傳為私立醫院，推銷私有化，其根本目的是讓他國開放醫療市場，讓美國印鈔控制獲利。美國醫療器械和藥品生產控制在私人資本手裏，是美國治療費用居高不下，治療效果比古巴還差的主要原因。

 

一、公私醫院在新冠疫情中表現

我國醫院私有化改革進行很多年了，早在2000年江蘇宿遷市就開始了私有化改革試點，到第二年，就完成了宿遷市所有公立醫院私有化改革。國家衞健委統計信息中心公佈的數據表明，截至2018年11月底,全國醫院數達3.2萬個。其中，公立醫院12072個，民營醫院20404個。民營醫院數是公立醫院的1.69倍。與2017年1月底比較,公立醫院減少109個,民營醫院增加2291個。2019年6月10日，國家衞健委、國家發改委等十部委發佈《關於印發促進社會辦醫持續健康規範發展意見的通知》，重申“加大政府支持社會辦醫力度”。據新聞報道，截止2019年底，我國公立醫院1.19萬個，還在繼續減少;私立醫院達2.32萬家，同比上年增加2800多家，又攀新高。這都充分説明，我國已經變成私立醫院為主的國家了。

新冠病毒爆發後，觀察者網就這次疫情中，醫務人員的表現，採訪了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老師。觀察者網記者問：“這次疫情發展至今,少見民營醫院出力，出現所謂的“仁爰醫院”，也是和負面新聞掛鈎。您怎麼看待這一情況?”

李玲回答：全國民營醫院所佔比例已近64%，但它只是數量很多，在牀位、能力等其他方面，跟公立醫院比還是有很大距離的。武漢此次醫療服務整體力量嚴重不足，其中原因之一是武漢公立醫院佔比顯著低於全國，2017年武漢市有公立醫院96家，民營醫院258家，民營醫院佔比72.9%，顯著高於全國民營醫院佔比64%。

國家調集全國各地醫務人員奔赴武漢抗擊新冠疫情。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的致命威脅，公立醫院的醫護人員紛紛請纓出征，奔赴武漢前線，支撐起抗疫防疫的大局，他們是新時代最可愛的人。相比之下，私立醫院的醫護人員，龜頭縮腦，應者寥寥，有的私立醫院乾脆關門停診，以逃避責任。有的私立醫院在不承擔患者救治任務的情況下，居然和公立醫院爭搶醫療物資。有人感嘆，幸虧碩果僅存的公立醫院還沒有被全部幹掉，否則誰來迎戰這場瘟疫？如何奪取抗疫鬥爭的勝利？姓公，姓私，關鍵時刻誰靠譜，危難關頭誰挺身，在病毒面前涇渭分明，一目瞭然。

據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不完全統計，截至3月10日，全國共有643家非公醫院參與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一線工作，累計收治確診病例3419人、疑似病例1627人、治癒出院1484人。當日我國已治癒61567人，也就是説，私立醫院治癒病人僅佔2.1%，約佔98%的病人都是公立醫院治癒的，私立醫院在抗疫中的作用，與其佔有的64%的醫院總數完全不成比例。然而，3月18日，《中國改革報》刊登了《重塑醫療信用 社會辦醫在路上》一文，明確表態支持以莆田係為代表的醫改。文章説：非公醫院抗疫也“硬核”。搬出國家政策，繼續宣傳和推銷醫院私有化。

二、西方醫院私有化情況

私有化是美國推銷的市場經濟三項基本原則之一。但這一原則的根據，就是經濟人假説，就是從人是自私自利的特徵出發的，就是提倡人的自私自利。因此，醫院私有化後，人們的身體健康和生老病死就等於交給了自私自利的資本家了。我們不禁要思考，私人資本的“善心”靠得住嗎?在市場經濟背景下，你可以指望某個資本家成為雷鋒，但你能指望全部或大部分資本家成為雷鋒嗎?所以，在市場經濟社會，但凡腦子正常的人，都決不會把自己的生命健康、醫療保障託付給私人資本的“善心”。在唯利是圖的市場中，私人的“善心”當然應該提倡。但是，以為必須把民眾的生命健康和醫療保障託付給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那就是揣着明白裝糊塗了。

面對洶洶而來的新冠疫情，歐洲各國則反其道而行之。3月12日，法國總統馬克龍發表電視講話，他表示經過這次疫情後，法國將汲取現在的教訓，反省民主國家暴露的缺陷，計劃取回民生醫療行業的控制權，將其置於市場規則外。馬克龍説：“此次疫情啓發了我們，必須將某些商品和服務置於市場規則之外，將食物、防護、醫療和生活環境託付給別人是一件瘋狂的事情。我們必須重新奪回控制權，建立一個比現在更獨立自主的法國和歐洲，一個牢固掌握自己命運的法國和歐洲。”馬克龍稱：“在接下來的幾周到幾個月，法國需要朝着這個方向作出決策，他將為此承擔一切責任。”

15日晚西班牙衞生部長薩爾瓦多·伊拉(Salvador Illa)與國防、交通和內政三部門的部長一起召開聯合發佈會，宣佈西班牙的醫療體系將“國有化”，所有私營醫療配置將置於西班牙國家衞生系統的管理之下。伊拉表示，公共、私人和軍事醫療機構，包括具有購買醫療用品能力的私營部門，如醫院或製藥公司等，要由政府全權指揮，並表示為解決這場新冠危機，會對私營部門採取“一切必要手段”。

美國的情況如何？筆者曾在求是雜誌上發表文章指出，美國對外推銷私有化，但美國大部分資產和經濟資源實際是控制在美國政府手中的。以醫院為例，美國大多數醫院都是非營利性的。據美國醫院協會統計，目前美國醫院公立醫院佔15%，還有69%是非營利性醫院，營利性私立醫院僅為16%。大多數規模最大、設施最好、醫療水平最高的醫院都屬於非營利性醫院。所謂非營利性醫院，就是沒有資本家能從中獲利，美國對外宣傳是私立醫院，但卻沒有人能拿走它的利潤，實際等於中國的事業性單位，是地地道道的公益性醫院，根本不是美國精英對外宣傳的私立醫院。也就是説，實際上，美國私立醫院僅佔16%，其餘84%都是公立性醫院。類似的，德國私立醫院佔20%，公立醫院佔80%。

英國公立醫院成分更大，早在1948年，工黨政府將全國所有醫院收歸國有，辦成免費的公立醫院，醫院所需費用由政府撥付。這就是公立醫院之英國模式，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免費醫療模式。雖然英國號稱資本主義國家，在制度上也鼓勵興辦私立醫院，但由於公立醫院全覆蓋，留下的空間很小，所以私立醫院僅佔5%。英國的免費的公立醫院模式深受人民喜歡，因而被多個國家效仿，目前加拿大、澳大利亞、意大利、瑞典、愛爾蘭、丹麥等國家都是英國模式。

三、美國推銷私有化的目的

里根總統任期被宣傳為美國著名的私有化時期，其實在私有化方面並未取得多少進展。最近30多年來，美國的私有化進展緩慢，甚至還在逆私有化。2008年，美國發生金融危機後，政府在一年間提供7.7萬億貸款救助銀行和大公司，使商業銀行國有化。美國的城市基礎設施，包括道路、機場、碼頭、自來水、醫院、學校等基本控制在政府手裏，從未進行實質性的私有化。

從上述不難看出，美國政府的私有化宣傳遠遠大於實際成效。既然如此，美國又何以如此賣力地鼓吹私有化？這值得我們深思。

美國大張旗鼓地搞私有化，尤其是大力向發展中國家推銷私有化、自由化，毋寧説主要是為了宣揚資產階級價值觀，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天然合理”的“終極真理”。而隱藏其後的深層目的，則是輸出美元，用美元購買他國私人資產，控制別國經濟。美國曾在拉美國家大肆輸出私有化理論。在私有化改革初期，這些國家的經濟有所發展，但隨着私有化政策的普遍推行，政府控制的企業減少，財政收入下降，債務危機擴大，經濟急劇惡化，越來越依賴美國的經濟援助，美國的壟斷資本趁機而入，控制並操縱市場，購買各類私有化的資產，包括私有化的醫院，獲取了豐厚的利潤。據統計，20世紀70年代上半期，跨國公司從拉美匯出的利潤約為50億美元，1977年高達90多億美元。跨國集團還憑藉其雄厚的經濟實力，不斷吞併當地的民族企業，形成對拉美國家的全面控制。拉美國家的私有化改革，並未將其帶入發達國家行列，反而長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至今未能走出發展困境。可見，美國推銷私有化最終還是為其本國資本服務，而並沒有給其他國家帶來多少私有化改革紅利。

四、唯利是圖的資本家控制美國醫療產品帶來的問題

雖然美國的私立醫院僅佔16%，但美國的製藥業都是被私企控制的，結果美國的醫療系統效率就很差了。例如，美國經濟比古巴發達得多，居民收入和消費也遠超古巴。在2010年左右，美國人均醫療支出美國是7960美元，古巴只是430美元;但預期壽命美國是78歲，古巴是79歲;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美國全世界排名，是8名，古巴是6名。美國在醫療方面的效果，明顯比古巴低得多。其根源就是美國醫藥廠的主要目的是賺錢，為了賺錢而不擇手段。美國著名醫生曼戴爾松博士指出：“百年來，穿着濟世救人的外衣，從西方傳到了全世界。在美麗的謊言下，把自己打扮成科學的化身，神聖不可侵犯，奴役了病患者一世紀。在越來越貴的藥價、越來越多的負作用下，全人類有良知的都在思考，人們頂禮膜拜的西方醫學，到底給人類帶來了甚麼？”

例如，一個藥品的開發，在完成初步篩選後，必須從老鼠身上開始它的療效程序，一直到批准上市，要耗資百萬(其中賄賂當道的錢不算在內)，費時十數年。似乎顯示這個藥品是經過千錘百煉，對治療疾病必然是百發百中的，稱之為「科學的成品」。可是新藥面世不到幾個月，就出現各式各樣的毛病，不但治不了病，它的副作用有時簡直駭人聽聞。勉強撐不到幾年，這個千呼萬喚出來的“聖品”就被淘汰了。在藥物不斷更迭“創新”中，讓人感到醫學“昌盛、先進”的假面貌，其實絕大多數的藥品都是帶着劇毒的廢物。整個“製藥”過程，是他們故意設計成“難上加難”、“非常科學”、“偉大發明”的假象，是在上演一出科學魔術的鬧劇，以矇蔽人民羣眾的耳目。

更可惡的是，大藥廠專門豢養了一批所謂的專家，專門替他們合成新的病毒或細菌，製造新的惡疾，配合着政治的需要，去要散佈的地方散佈，然後再向他們兜售疫苗、解藥。兩頭通吃，雙重牟利。此次新冠病毒與上次的非典病毒一樣，就很可能是人為製造的。

五、新冠病毒很可能是美國唯利是圖資本的傑作

早在2005年2月美國科學促進會年會上，一位長期從事冠狀病毒研究的美國微生物學專家Kathryn Holmes指出【1】，世界不可能再次面臨如兩年前一種突發的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在人羣中曾經傳播的非典冠狀病毒，可能僅存在於實驗標本內。上述關於非典病毒傳染性預測已被過去15年曆史所證實，而與病毒傳染史截然不同，説明其結論的正確性。

曾任衞生部非典疫情分析專家組組長，第四軍醫大學軍事預防醫學學院軍隊流行病學教研室徐德忠教授則認為【2】]，自然界根本不存在非典病毒直接祖先和貯存宿主，故流行後，非典病毒即從人羣和自然界消失【3】。徐教授出版專著介紹其觀點的主要理由包括【4】，第一，“人類傳染病史告訴我們，任何重大的傳染病，都不會在一次發作後就銷聲匿跡。”然而非典病毒卻相反，此後再未流行，這在世界傳染病流行史上史無前例。表明非典病毒的流行進程不符合迄今為止，世界上傳染病流行的自然史，從而不是來自自然。其次，2003~2004年廣州爆發的非典病毒和2002~2003年流行早期病毒之親緣距離較晚期的更接近，説明存在逆向進化現象，這是病毒返祖適應人體免疫系統壓力的結果，從而説明感染人羣的非典冠狀病毒不是來自動物，而是非自然來源。第三，如果認為蝙蝠冠狀病毒是非典病毒祖先，其變異太過迅速，只能是人為修改，才可能。

此次新冠病毒，雖然有人假設來自動物，但迄今為止，就沒有在動物身上找到新冠病毒，這與來自動物的禽流感病毒，十分容易找到，明顯不同。相反，新冠病毒來自實驗室的證據卻很多。長期以來，美國一直在發展生物武器，包括病毒武器【5】。人為修改冠狀病毒基因，將其改造為感染人的病毒，已經被美國的科學家成功實現，並發表在頂級學術期刊上了【6】。該項研究很可能是美國軍方資助的，不僅發展了一種人工製造可以感染人類的冠狀病毒的方法，還人工製造了一種可以感染人類的病毒，病毒的流傳，又為西方的製藥廠帶來了大量利潤。一個重症新冠肺炎病人需要花費50萬元左右醫療費，在中國，如果自費，大部分病人都會傾家蕩產。2018年多位德法科學家在科學雜誌上發表文章【7】，質疑美國軍方提供資金支持的昆蟲同盟研究計劃，使用昆蟲攜帶病毒，感染農作物，增加農作物抵抗病毒能力，是在發展病毒武器，違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雖然美國加入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但自加入後，美國一直阻止該條約的核查，從而使條約對美國該方面的發展沒有約束力。從歷史來看，美國曾經用天花病毒對付印第安人;二戰結束後，美國全面接收日本二戰期間進行的細菌武器研究，並在侵朝戰爭期間，在我國東北和朝鮮等地發動細菌戰。美國軍方發展生物武器，包括病毒武器，可以説，在西方相關學術界是公知的【8】。我們不應排除這種可能性。

人工製造新冠病毒最可能的技術路線，是在SARS病毒中，通過基因工程技術，引入艾滋病毒中破壞人體免疫系統的基因，再通過人工誘變技術改造和篩選病毒，從而獲得了當前的新冠病毒，它保持了當前新冠病毒所具有的感染人基因;保留SARS病毒感染肺，形成白肺病；以及艾滋病毒破壞免疫系統的三大特徵功能。人工誘變，常見的有輻射誘變和化學誘變，本就是自然誘變過程的增強，與自然誘變沒有本質區別，人類也無法從最終的病毒基因上判斷是純粹的自然誘變還是人工增強的誘變產生的，尤其是低能離子輻射[8]，它可以在幾周內完成自然界幾十年的變異，也就是説，達到目前的變異。

這些都充分説明，在私有化的製藥業推動下，資本家們為了他們的利潤，已經走得太遠，早已走向了醫療事業的反面，他們早已忘記，人類發展醫療事業，包括製藥，是為了改善人類的身體健康，為了延長人的壽命，他們孜孜以求的是，藉助給病人治病，獲得更多更大的利潤，為此而不惜一切，甚至製造人為治病因素。美國疾控中心就長期誇大流感致死致病人數，推動人們打流感疫苗，讓生產疫苗的製藥公司獲取暴利。

六、古巴和毛澤東時代中國公立醫療體系的成功

相反，公有制醫療制度則成功得多。西歐北歐國家都採用公立醫院制度，人均壽命名列世界前茅。毛澤東時代，我國曾在農村實行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制度，培養了大批赤腳醫生，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支持，以自制中草藥為主，國家通過市場供應西藥為輔，服務農民，十年間，人均預期壽命比南韓多增長10歲多，從落後南韓7歲到超過南韓3歲多；接近發達國家水平。

赤腳醫生制度，堪稱是世界醫療的奇蹟。它以最低的成本，做出最大的成效，不僅初步解決中國幾億農民看病問題，還為世界各國政府提供建立醫療保障體系的樣本。先後獲得世界銀行、世界衞生組織、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等國際組織的多次讚譽與褒獎。世界衞生組織高級官員到中國農村實地考察，把以赤腳醫生為主的中國農村合作醫療體制，稱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衞生經費的唯一典範”，稱讚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醫療模式是“低收入國家舉世無雙的成就”。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在1980年至1981年的年報中稱：“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在落後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衞生水平提供了樣板。”以中醫為主的赤腳醫生制度，極大地提高我國農民健康和預期壽命，也充分地向世人證明了，公有制醫療制度能在極為有限的資源下，取得最大的成效。

相反，後來取消了人民公社，赤腳醫生制度也就消亡了，農民只能依靠本地私人醫生，他們基本都是過去的赤腳醫生，卻沒有集體力量支持，必須自負盈虧，致使農民人均預期壽命明顯下降。由於我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80%，在整個八十年代，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則比南韓少增長5歲，比南韓落後近3歲。直到現在，由於農村醫療事業私有化，極大地拖累了我國的醫療事業，致使我國人均壽命比南韓落後7歲多。

從經濟學理論來看，就是西方鼓吹自由市場理論，也不得不承認，市場不是萬能的，市場會出現失靈。市場失靈的主要根源包括：1.壟斷；2.信息不充分和不對稱；3.外部效應與公共物品等，都集中體現在醫療行業。在大部分地區，如在社區一級，如在我國農村鄉鎮，只會有一家設施比較齊全的醫院，從而壟斷了醫療資源。病人和醫生之間的信息嚴重不對稱，病人只能聽從醫生的意見。醫院符合公共物品的典型特徵。也就是説，醫療行業必須採用公立，才能避免這些問題。古巴人均醫療成本只有美國的5%，衞生健康指數卻比美國好，其主要原因，就是古巴從醫院到製藥整個醫療體系都實行公有制，比美國單純將大多數醫院控制在國家手裏要好得多。如今西方國家很少採用私有的醫院，在中國則更無理由推動醫院私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