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為什麼説純粹的“文明衝突”是個偽命題_風聞

來源：上觀新聞  2020-6-14

作者：潘光，上海社會科學院資深研究員，聯合國文明聯盟大使、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

**【編者按】**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場全球公共衞生危機。在攜手抗擊疫情的過程中，文化文明的力量始終都在發揮積極作用。無論是“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還是“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抑或是“道不遠人，人無異國”，這些文字為困境中的人們搭建起了心靈之橋，為國際社會攜手抗疫、共克時艱凝聚起文明力量。與此同時，也出現將疫情政治化、將病毒標籤化，挑戰人類文明底線的言行，一些人又開始叫囂所謂“文明衝突論”。在上海社科院潘光研究員看來，世界上並不存在排除政治、經濟因素的所謂純粹的“文明衝突”。只有努力解決深層次的政治、經濟、社會矛盾，克服形形色色的偏見和誤解，積極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溝通、對話和交流，才能遏制極端主義的滋生，為構建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堅實的基礎。以下是他在上海市世界史學會學術年會上的演講。

近段時間以來，有關“文明衝突”的言論又開始熱起來。世界上存在排除政治、經濟因素的所謂純粹的“文明衝突”嗎？已故的哈佛大學亨廷頓教授究竟是不是“文明衝突論”的鼻祖？今天的演講，我就圍繞上述問題展開討論。

挑起衝突、製造隔閡的並非“真正的文明”

所謂“純粹”的“文明衝突”，就是指排除了政治、經濟等方面因素的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我認為，這是一個偽命題，世界上並沒有這樣的“文明衝突”。

回顧世界歷史，許多衝突和戰爭最初實際上都是發生在同一文明之內，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都是歐洲，戰爭之初兩大對立集團內的主角也幾乎都是基督教文化圈內的國家。再看國際現狀，目前在阿富汗、敍利亞、利比亞、也門等地發生的內戰或內鬥，也基本上屬於伊斯蘭文明內部不同教派或不同集團的衝突，當然西方列強的干涉和挑動往往是起因。

在世界歷史上，還有許多衝突和戰爭是發生在文明範疇之外，即源於同文明差異並無關係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對立，如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最初都是因為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分歧，衝突雙方均屬同文同種。上世紀中葉，德國的分裂也都是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衝突，衝突雙方均屬同一個民族，講同一種語言，處於同一文明圈內。即使有些衝突的雙方具有不同文明或文化背景，如中世紀歐洲的宗教戰爭，近現代歷史上一些亞非國家反對西方殖民主義的戰爭，近期發生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但其根源主要還是在於政治、經濟、國際關係矛盾的激化。

當然，上述這些源於政治、經濟因素的衝突也與屬於文明範疇的宗教、民族、文化等因素密切相連。例如，歷史遺留的宗教、民族之間的爭端，往往由於摻入了現實的政治、經濟矛盾而更為加劇。馬克思曾把十九世紀歐洲列強爭奪奧斯曼帝國遺產的鬥爭稱為“東方問題”，即“對土耳其怎麼辦”的問題， 它使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那塊地區成為當時一系列爭端的策源地。直到現在，在伊拉克、敍利亞、利比亞、黎巴嫩、巴勒斯坦、前南斯拉夫地區等衝突中仍可看到“東方問題”的後遺症，而它們又與現實的政治經濟權益之爭，如爭奪油氣控制權和市場的明爭暗鬥互相糾纏在一起。又如，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對某些爭端進行未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強力干預，如干預一方與被幹預一方分屬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圈，就特別容易引起不同文明之間的誤解和對抗。歷史上西方殖民列強對亞非伊斯蘭國家的侵略和干涉，美國發動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都使西方與伊斯蘭世界之間的誤解和對抗大大加劇。可見，雖然不存在“純粹”的“文明衝突”，但源於政治、經濟因素的衝突往往也帶有民族、宗教矛盾等文化因素。

習近平主席在訪問希臘時指出：“真正的文明之間不會發生衝突、製造隔閡。”這裏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挑起衝突、製造隔閡的並非“真正的文明”。我的理解，並非“真正的文明”是指打着文明旗號的文化霸權主義、文化孤立主義和文化極端主義。

文化霸權主義主張自己的文化和文明至高無上，對與自己的價值觀不同、不一致的文化形態和價值觀念加以壓制、排擠和改造，試圖將多元文明置於自己強勢文明的控制和支配下，以自己的意識形態一統天下。例如，現在美國正是憑藉它強大的綜合國力、特別是“軟實力”，在世界上推行文化霸權主義，為“美國優先”戰略奠定文化基礎。文化孤立主義無視數千年來各民族文化相互影響的歷史，反對文化交往和溝通，要求確保“未受任何污染”的“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以致閉關自守，排斥一切異己的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做出許多蠢事。中國在歷史上曾深受文化孤立主義之害，在很長的時期裏閉關鎖國。文化極端主義則是文化孤立主義發展到頂點而形成的一種極端思潮。它不僅反對文化交往和文明對話，而且還鼓吹以暴力和血腥的手段摧毀“異端”文化，消滅“異端”的民族、宗教羣體。如：發生在阿富汗境內，把有1500多年曆史的巴米揚佛像摧毀的事件；在巴爾幹、中東、非洲的一些衝突中出現的民族或宗教“清洗”暴行；歷史上發生的西方基督教入侵者摧毀土著文明的血腥進程；納粹德國摧毀猶太文明、消滅猶太人的暴行，等等，都是文化極端主義的表現。近年來，伊斯蘭“聖戰”思潮、白人至上主義、極右翼種族主義、新納粹法西斯主義等極端意識形態的狂熱信奉者也製造了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這種破壞和平發展、危害人類安全的荒謬理論和極端思潮，絕非“真正的文明”。

一部人類文明發展史，就是不同的文明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的歷史，這是不同文明間關係的主流。有時，不同文明之間也可能發生惡性衝突，但主要是發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少數極端分子之間，而不是發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廣大民眾之間，而且這類衝突均源於深層次的政治、經濟、社會矛盾。因此，儘管世界歷史發展進程受到文明因素，特別是宗教、民族、文化因素的影響，但純粹的“文明衝突”或完全由文明原因導致的衝突都是不存在的。只有努力解決這些深層次的政治、經濟、社會矛盾，克服形形色色的偏見和誤解，積極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溝通、對話和交流，才能遏制極端主義的滋生，為構建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堅實的基礎。

亨廷頓的文明觀能夠簡單歸結為“文明衝突論”嗎

一提到所謂“文明衝突”，很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已故的哈佛大學教授S·亨廷頓。人們將其關於文明問題的一些著述稱為“文明衝突論”，使他成了“文明衝突論”的鼻祖。對此，我想提出一些不同看法。

先來看看亨廷頓推出其文明理論的國際背景。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世界進入後冷戰時代。隨着國際上原有的兩極均勢被打破及由此導致的各種力量的重新分化組合，在一段時間裏被兩極對抗和“冷戰迷霧”所掩蓋的民族宗教衝突在全球範圍驟然凸顯。龐大的蘇聯一夜之間變成了15個國家，曾經有過輝煌的南斯拉夫分裂為五個國家，後來又繼續“裂變”為更多國家，連長期在一個國家裏和睦相處的捷克與斯洛伐克也決定“協議離婚”。很快，從巴爾幹到高加索再到中亞就形成了一條衝突熱點帶，而這正是橫跨歐亞大陸的民族宗教分界線，也稱“文明斷裂帶”。同時，在非洲的盧旺達和布隆迪發生了駭人聽聞的種族大屠殺；塔里班在阿富汗掌權，宣佈要消滅一切異端，以致將極其珍貴的巴米揚巨佛摧毀；在中東和南亞，巴以衝突和印巴爭端愈演愈烈；在拉美，新一波民族主義浪潮日趨高漲。這股民族宗教衝突的潮流也蔓延到了西方發達國家，北愛爾蘭、加泰羅尼亞、巴斯克、魁北克等地的分離主義勢力上升，導致了暴力衝突乃至恐怖行動。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亨廷頓的文明理論出台了。亨廷頓認為，在今後較長一段時間裏，國際關係的發展將受到文明因素的左右。此後的一系列事態發展似乎在證實他的理論。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嚴重惡化了國際氣氛，導致激進民族主義和宗教極端勢力再呈上升勢頭。2001年發生的9·11事件和緊接着爆發的阿富汗戰爭，使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對立情緒趨於激化。於是，亨廷頓在2002年發表的《穆斯林戰爭的時代》一文中又發展了其關於文明對國際關係作用的理論。他宣稱，大多數戰爭都發生在伊斯蘭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或發生在伊斯蘭文明內不同教派之間。一些人便將他的觀點稱為“文明衝突論”。2003年爆發的伊拉克戰爭引發了新一輪暴力攻擊的浪潮，導致中東—中亞—南亞—東南亞“恐怖高危”弧形地帶的形成。這些，都被一些人視為“文明衝突”進一步發展的表現和例證。

同時，也有許多人不同意亨廷頓的文明理論，認為他的理論漏洞百出，無法解釋國際間的所有衝突，也不能解釋單個的自殺性爆炸事件，更難以説明國家內部政治經濟權益之爭和多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由此，圍繞這個問題的爭論已不僅僅是一個學術熱點，而且成了一場政治辯論。我想指出的是，在亨廷頓的理論中，“文明”的概念是十分混亂的。如果以嚴肅的學術研究的標準衡量，他著述中的歷史、地域和政治標準也往往被任意替換，因此得出的結論有時是片面的，有時甚至是站不住腳的。有意思的是，他的看法也在發生變化。比如，當許多人將9·11事件和伊拉克戰爭視為文明的衝突時，他倒認為這些事態發展並非文明的衝突。因此，是否可將亨廷頓的理論整體歸結為“文明衝突論”，這本身是有疑問的。

為了深入探討這個問題，**我曾拜訪亨廷頓教授本人，向他請教“文明衝突”問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明確指出，自己要強調的是不同宗教、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和碰撞會在世界歷史、國際關係發展進程中產生重要作用，因此要對文明因素予以重視並加以研究。他再三説明自己並不贊成所謂的“文明衝突”，而建議我去仔細閲讀他的著述，並注意他的這樣一個結論：“未來將不存在全球性的文明，而是一個由不同文明組成的世界，所有文明都必須學習共存。”

由此可見，亨廷頓的文明理論主要包括三個要素：一、在後冷戰時代，兩極對抗和意識形態衝突將逐漸為民族、宗教衝突所取代；二、在今後相當長時間裏，文明因素將在國際關係的發展中產生重要影響，因此要予以重視和研究； 三、世界上存在的各種文明之間會發生競爭和衝突，但又形成了多元的共同體，所以它們必須學會共處與合作。因此，將亨廷頓的觀點全部歸結為“文明衝突”，是一種扭曲和誤解。

儒家文明能夠在世界文明對話中發揮什麼作用

2005年，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丹麥漫畫事件”,丹麥媒體刊登侮辱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引起全球穆斯林的抗議浪潮，導致一系列暴力事件。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深感問題的嚴重性，決定建立聯合國文明聯盟，以促進不同文明的交流對話，重點解決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誤解和衝突。為此，他提名20位各國名流，組成高級名人小組，深入研究上述問題。名人小組在2006年底提交了研究報告，提出了一系列對策和建議。此後幾年，又發生了荷蘭極端分子炮製反伊斯蘭教電影、美國牧師和美軍士兵焚燒古蘭經、伊拉克教派衝突導致阿斯卡里清真寺被毀等一系列惡性事件。對上述惡性事件，聯合國文明聯盟均發表嚴正聲明，並組織專家學者建立了智庫，在第一時間對事件進行點評、發表看法、提出建議。

聯合國文明聯盟高級名人小組的大多數成員均來自歐美和中東國家，所以我得知自己被提名時甚為驚訝。後來安南秘書長解釋説，為了着重促進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的對話，提名的大都是來自基督教國家和伊斯蘭國家的名流，但最好也有一個介於基督教與伊斯蘭之間的文明參與這樣的對話，儒家文明就是最合適的，所以選擇了來自儒家文明發源地中國的學者。他認為，儒家文化主張以和為貴的中庸之道，可以在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發揮調解作用。前不久，聯合國文明聯盟高級代表莫拉蒂諾斯也指出，作為世界上最偉大的文明之一，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的崛起、發展和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他認為，中華文明所涵蓋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和而不同”等思想智慧對當今世界意義重大，應當受到重視，並很好地運用到雙邊和多邊關係的實踐當中。安南和莫拉蒂諾斯雖然並非研究儒家文化的專家，但卻點出了儒家文化和中華文明的重要內涵——包容性特徵。

儒家文化源於中國，一般被認為是一種哲學思想和意識形態體系，但在一些國家，如印度尼西亞，則被官方正式確定為一個合法的宗教，與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具有同等的地位。**數千年來，以中國為發源地的儒家文化與外來的佛教文化、伊斯蘭文化、基督教文化等交流碰撞、融會貫通，逐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習近平主席指出：“中華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鑑中形成的開放體系。從歷史上的佛教東傳、‘伊儒會通’，到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傳入中國，再到改革開放以來全方位對外開放，中華文明始終在兼收幷蓄中歷久彌新。親仁善鄰、協和萬邦是中華文明一貫的處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華文明鮮明的價值導向，革故鼎新、與時俱進是中華文明永恆的精神氣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華文明內在的生存理念。”

正是基於這樣經久不衰的歷史淵源和綿延不斷的發展軌跡，中華文明才會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時博採眾長，借鑑吸收各種不同文明的精華，形成了鮮明的包容性特徵。今天，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提出的許多政策和主張都體現了這一特徵。比如：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恪守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宗旨，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同各國的友好關係，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在國際政治關係方面，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堅決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堅持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在世界經濟發展中，要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鑑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要合作應對氣候變化難題，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要積極發展全球夥伴關係，擴大同各國的利益交匯點，推進大國協調和合作，構建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框架，按照親誠惠容理念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周邊外交方針深化同周邊國家關係，秉持正確義利觀和親誠理念加強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倡導國際關係民主化，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支持聯合國發揮積極作用；倡導“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倡議共建“一帶一路”，強調民心相通是構建“一帶一路”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的基礎，等等。

特別需要指出，面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各國相互聯繫和依存日益加深的形勢，中國主張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樣一個構想，主要包括多邊主義基石、共同發展途徑、文明互鑑之道、攜手應對挑戰四大內涵，正是源於儒家文化的“和而不同”“兼收幷蓄”“協和萬邦”“ 親仁善鄰”等思想。

目前，上述政策和主張得到了國際輿論的積極評價，並對國際關係產生着越來越大的影響。由此可見，**中華文明和儒家思想確實能夠在文明對話和國際交往中發揮包容性的、建設性的促進作用。**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各種矛盾和風險疊加，使“世界向何處去”的不確定性增大。當此關鍵時刻，發揮好文化與文明的力量，推動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給世界提供的一個積極方案。正如習近平主席2014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發表演講時所説，“我們應該從不同文明中尋求智慧、汲取營養，為人們提供精神支撐和心靈慰藉，攜手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各種挑戰。”

中歐班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