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近代中國高層的經濟戰略能力_風聞

（一）近代日本高層對現代經濟和工業的戰略理解能力，遠遠高於中國。

中國人向來嘲笑日本人急功近利的淺薄，常常缺少戰略家。但是近代的中國更是可憐，遠不及東洋的。以四億國民，尚無一人懂得現代財經，更不用説懂得工業化的決定性作用。大清帝國尚有洋務派維持，得以苟且。及民國軍閥混戰，唯知買武器爭地盤，哪裏懂得半點的現代財税經濟知識。就算國民黨蔣介石，也大多權術家，而懵懂於政治經濟和工業。反觀日本上下一心圖謀工業和技術，明治維新後五十年，遂對中國形成工業能力的壓倒性優勢。這才是抗戰十四年的異常艱苦，中國人被屠殺數千萬的苦難的根本原因。期間若無外界列強幹涉和世界大戰的國際結盟，中國的希望渺茫！

（二）晚晴有能臣，無政治家啊！

清王朝腐敗無能，唯有割地賠款以求一時的苟延殘喘。洋務運動早於日本明治維新，但不思進取，稍有穩定，就想着再回到過去“關起門來享福”。實不知工業化時代，一時一刻也不能停滯，不能安逸，唯有不斷進取、不斷競爭，才能生存，否則“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如1880年代購進的北洋艦隊，當時不但在亞洲，就算比起歐洲二流強國也不落下風。但是，工業化的發展是日新月異的，等到了1890年代，日本已發展到是速射炮、苦味酸火藥更先進的一代了，自壓北洋艦隊一頭。且日本上下一心、勇於犧牲、積極進取的精神，相反大清上下爭權奪利、苟且偷安，遂致甲午戰爭一敗塗地。

且不説西太后僅僅是一個明智的權術家，而對於世界大勢和國家戰略，則純粹懵懂之婦人之見。翁同龢之流，實東林遺黨，空談道德而一事無能，唯有敗事扯後腿的作用。洋務派李鴻章、張之洞之流，尚能維繫大清不死，但這些人僅僅是能臣，而不是戰略家。大清上下百千君臣，捆起來，戰略上不及一個伊藤博文。

（三）民國時代，懂工業的政治家總是不敵權術家！

辛丑年大清國大敗、醜敗，老佛爺總算開始大搞新政了。二十世紀頭十年，中國也有過日新月異的工業化勢頭，鋼鐵也煉了幾萬噸。可惜，一切都晚了，老佛爺也該死了，大清也該亡了。孫中山算是一個懂得工業的重要性的革命軍，但是抵不了又一個權術家袁世凱。後續北洋軍閥更不值一提，中國工業化戛然而止，連“漢冶萍”這樣的國家命脈都被死敵日本收購，真是天下第一笑話。

民國的工業連大清也不如。民國軍閥唯一的奇葩是閻錫山，他掌握山西從民國始終38年，僅僅因為他能在山西發展一點小工業。有了點小工業小軍工，其他軍閥、中央軍、八路都耐他不得。僅從工業上看，民國時代38年，中國是一丁點的希望都看不到。

（四）民國時期，懂經濟的幹不過懂權術的！

宋子文算是中國近現代懂得金融財税的第一人。他並不靠蔣介石起家，1923年開始就被孫中山任命為財政部和中央銀行的實際負責人，併為國民黨統治逐步建立起現代金融財税制度。而蔣介石、汪精衞之流，僅僅是野心家和權術家。若沒有宋子文的財税建設，蔣介石會像北洋軍閥一樣到處借款而淪為洋人鷹犬。宋子文早期總還保存一定的理想，積極地為民國搭建現代金融財税制度，甚至建立獨立的精鋭税警隊伍，保持經濟穩定、財税葱鬱，總想像美聯儲一樣保持一定的獨立性。

但是蔣介石是軍閥、是獨裁者，不是美國聯邦政府。1933年，老蔣一個小手腕，就剝奪了宋子文的財經大權，由聽話而巨腐敗的孔祥熙接任，民國從此步入了法幣瘋狂貶值的不歸路(35年法幣開始）。民國所謂的“四大家族”，固然讓大家痛恨於其無底線的腐敗，但四大家族，大概有一半是想象和抹黑吧。起碼沒有確切資料顯示宋子文和陳氏兄弟的鉅額貪腐。相反，後來陳氏兄弟過得很清貧，宋子文死後調查，不過百萬美元資產而已。

（五）國民黨在大陸的敗亡，實敗於對工業化的無知！

蔣介石國民黨在大陸的敗亡，本質上也是敗於工業。老蔣是權術家掌權，而且買辦思想嚴重。看整個國民黨團隊中，竟無一人懂得工業化的重要性。雖重視軍火，主要是“買買買”，不知道整個重工業體系的重要性。抗戰後的三年國共內戰，國民黨的敗亡速度，連共產黨都預料不及。

我們總是宣傳“小米加步槍”打敗了國民黨，其實正好相反，解放戰爭後半程，共軍相對國軍的火力已經壓倒性的優勢。當年日本在東北留下的工業，對整個關內早已是壓倒性優勢，也就是説，解放戰爭“得東北者得天下”，國民黨知道東北重要，可不知道東北工業決定了雙方的生死成敗。

林彪四野，其實早期並沒有消滅多少國軍，但到48年迅速發展到百萬雄師，關鍵就是有了軍事工業和蘇聯的幫助。三野次之，大連的工廠日夜為其生產彈藥，以至於炮彈不限量。相反，國軍表面上美械日械飛機坦克，但軍火全靠外購，自己連門線膛炮都生產不了，杜魯門一制裁，大炮就沒得炮彈。國統區工業基礎薄弱，軍火自己不能造，全靠出口點廉價農礦產品來外購，這農業國打工業戰爭，財政哪裏吃得消，迅速崩潰。加上國民黨的腐敗是無底線的，大失民心，不敗，則天理不容啊！

所以，至今我非常敬佩《我的團長我的團》這部電視劇，不但製作水平高，其戰略意境也高，高就高在龍文章那句話“中國人什麼都不怕，死都不怕，就怕不安逸”所以，工業化時代，任何國家和組織，是一時一刻也不能求安逸不進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