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運：一個大危局時代_風聞

1978年鄧小平領導中國走向改革開放，1981年裏根入主美國白宮。風雲際會，春光聚合，這兩位歷史偉人，共同推動東方之勤儉精神與盎格魯-撒克遜之工業文明，交匯於里根大循環之中。

不過，整個八十年代，中國還不是里根大循環的國際主角。里根與沃爾克聯手生擒了困擾美國十餘載的通脹“老虎”和失業“老妖”後，日德乘勢而起，大有後來居上之勢。此時，美國正在與里根大循環的國際主角日本、西德周旋。

1985年9月21日，日本財長竹下登在東京成田機場附近的高爾夫球場虛晃一槍後，便直奔機場，穿着一身高爾夫球衣直奔紐約。

次日，竹下登與美國財長貝克、西德財長斯托登伯、法國財長貝格伯、英國財長勞森，還有這五個國家的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的協議。這就是著名的“廣場協議”。

協議規定，日本、西德、法國、英國四國貨幣集體對美元升值，其中日元對美元每年升值5%。

會議結束拍照時，狡猾的貝克讓美聯儲主席沃爾克頂在前面，並不斷地對外釋放的信號：沃爾克促成這次談判，希望美元匯率下跌。這讓沃爾克非常不舒服。

過去五年，沃爾克執掌美聯儲，採取高度緊縮的政策，壓制了肆虐十年有餘的通脹“老虎”，成為美國民眾心中的英雄。

但是，持續高度緊縮的政策也導致美元匯率居於高位。從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匯率上漲了近60%，美元對主要工業國家的匯率超過了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前所達到的水平。這打破了國際收支平衡以及外匯市場的穩定。

不僅日德英法受不了，里根政府也頭疼不已。沃爾克主導的強勢美元重創美國製造業及出口經濟，導致美國貿易逆差快速增大，到1984年，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達到創歷史紀錄的1000億美元。

同時，里根政府的財政赤字也屢創記錄。這時，參議院正在討論《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削減赤字法案》（又稱《1985年平衡預算及應急赤字控制法》），該法案試圖全面削減聯邦赤字，避免財政赤字出現災難性風險。

着急的里根總統多次通過貝克財長，向沃爾克傳達了降低利率的要求，以促進國內出口，緩解財政赤字。

沃爾克認為，過去一年多里已經多次下調利率，為了避免通脹抬頭，他多次拒絕了里根的要求。

但是，里根卻採用了“曲線救國”的辦法。他讓貝克組織了一場漂亮的金融外交“鴻門宴”，沃爾克成了這場宴會的“劉邦”。里根的算盤是，通過廣場協議這一外交手段，倒逼沃爾克降低利率。

關於廣場協議，沃爾克的態度是，美元適度貶值（《力挽狂瀾》，威廉·西爾伯）。但是，日本財長積極的態度，超出了沃爾克、貝克等人的預期。（參見《平成三十年 | 櫻花落盡，默語重生》）

廣場協議簽訂後不久，即1985年12月，參議院通過了《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削減赤字法案》，立法者之一、時任得克薩斯州參議院參議員的菲爾·格拉姆稱其為“第一個對聯邦支出有約束力的強制措施”。

令沃爾克沒想到的是，貝克不但擅長使用國際事務來干擾貨幣政策，還將手伸到了美聯儲最核心的權力部門——美聯儲理事會。

1986年2月24日星期一，達拉斯和舊金山兩家聯儲銀行向理事會申請，希望把貼現率降低0.5個百分點。沃爾克想拖一拖，但是一位名叫普雷斯頓·馬丁的理事態度強硬。

沃爾克心裏清楚，如今市場上對財政赤字的擔憂已經覆蓋了過去幾年的通脹。“那讓我們來投票決定吧。”沃爾克脱口而出，憑藉過去六年的權威，沃爾克相信投票能夠擺平這事。

但是，投票的結果是，沃爾克以3:4輸掉了這場對決。

結果出來後，沃爾克才意識到這是一場關鍵對決，他已經失去了對理事會的掌控權。

馬丁和賽格爾都是里根任命的，他們與里根、貝克一樣都試圖執行寬鬆貨幣政策。恰巧，就在投票前半個月，里根又任命了兩位新理事替代了一位到期的理事和一位辭職的理事（連任總統最多可能任命四位理事，里根運氣不錯）。這樣，里根就手握四張票，從沃爾克手上奪回了理事會的控制權。

當天下午，沃爾克找到了財長貝克，“我帶了一份辭職報告。”

“保羅，別做傻事，你不能辭職……”

里根總統拒絕了沃爾克的辭職請求。

3月7日，美聯儲公佈了降低貼現率的結果。就在前一天，德意志銀行和日本銀行也降低了貸款利率。馬丁理事高調地宣稱，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國際合作典範。里根政府也稱，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正在推進的國際磋商合作取得重大成就。

但是，里根總統和貝克財長都錯估了形勢。廣場協議簽訂後，市場大量拋售美元，美元過快貶值，大量國際資本流向日本、英國。這反而加劇國內美元荒，擴大了聯邦政府的外債規模。

到1986年末，廣場協議簽訂後，美國對外淨債務總額達2636億美元，已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淨債務國。

1987年5月1日，美聯儲理事會投票表決，同意批准三家控股銀行——花旗集團、信孚銀行以及J.P.摩根公司承銷特定的債券。

這一決定實際上違反了1933年通過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沃爾克極力反對，因為他很清楚，這決定意味着，金融混業時代的到來，大幅度放寬金融監管，商業銀行從事投資銀行業務將製造巨大的金融風險。

有媒體這樣解讀這一投票結果：“威風凜凜的沃爾克先生罕見地在里根總統任命的美聯儲理事面前敗下陣來。這説明在監管問題上，那些由里根任命、更傾向於自由市場制度的美聯儲理事們正準備把主席趕走。”

一個月後，即6月1日下午，沃爾克拜訪里根，遞交了辭職信。次日上午10點，里根站在白宮新聞發佈室的麥克風前，左右兩邊一個是沃爾克，一個是格里斯潘。在歡樂的氣氛中，里根宣佈，格林斯潘替代沃爾克為新任美聯儲主席。

里根跟媒體説，他對沃爾克的辭職“極盡挽留，深表遺憾”。一位來自紐約州的議員查爾斯·舒默認為，總統“應該跪拜沃爾克，懇求他留任”。

當天早上十點沃爾克辭職的消息傳出後，投資者瘋狂拋掉美元，大舉購入黃金。黃金大漲，美元對德國馬克匯率下跌。法國巴黎甚至被迫中止外匯交易。

辭職後的第一個星期，美聯儲理事會收到了成袋的信件和明信片。其中有來自前總統傑拉德·福特、理查德·尼克松，還有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當然大部分都來自各州的老友、議員、市民以及各界人士。最令人熟知的讚譽那就是“史上最偉大的美聯儲主席”，但我想，最貼切的評價應該是“他是個英雄”。

大多數信件都是“作為一位納税人”、“一位公民”的身份感謝他，其中一個人在信中提出一個請求：“希望你有時間去指導艾倫·格林斯潘，讓他沿着你的足跡往前邁進……”

當記者問沃爾克為何辭職時，他援引了《聖經·舊約》中的一句話，輕描淡寫地説：“來亦有時，去亦有時”。

沃爾克其實明白，當危機過去，白宮則不會歡迎他這個“只是艱難時局下的替罪羊”。他的家庭經濟拮据，兒子身患殘疾，芭芭拉又患嚴重的關節炎，沃爾克是時候迴歸家庭，好好賺筆錢養家餬口了。

美聯儲，從此進入格林斯潘時代。本文為繼《美國國運 | 一個大變局時代》之後的“美國國運”系列之二。

本文邏輯：

一、老布什敗北：格林斯潘為何改變？

二、克林頓中興：經濟沙皇如何降魔？

三、小布什危局：美國因何走向危機？

老布什敗北格林斯潘為何改變？

若不是2008年金融危機，時間這位老人早已把沃爾克忘記了，人們只會記住那位“經濟沙皇”——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在哥倫比亞大學求學時，師從亞瑟·伯恩斯。伯恩斯是一位老教授，在擔任美聯儲主席期間，被指責為“過於聽命於華盛頓的政治需要”。

不過，格林斯潘的風格顯然與恩師不同。格林斯潘，其實不是一個凱恩斯主義者，他早期奉行新自由主義，而後轉向實用主義。他注重統計學，從伯恩斯身上學習到了經驗性數據分析。

換言之，格林斯潘不聽命於白宮、總統，也不遵循任何經濟理論教條，他只相信客觀的數據及自己的直覺。他連續掌管美聯儲十八年，任期橫跨六界總統，權傾一時，被稱為“經濟沙皇”。

1966年7月，格林斯潘在他妻子負責的《客觀主義報》上發表了《論黃金和經濟自由》一文，預言美國即將爆發嚴重的通貨膨脹，極力反對通貨膨脹並捍衞金本位制度。

兩年後，昔日的樂隊好友加門特邀請格林斯潘加入尼克松的競選團隊，從此格林斯潘開啓政治生涯。

當時格林斯潘的自由主義主張與尼克松的價格管制背道而馳，格林斯潘的地位顯得尷尬。尼克松下台後，繼任者福特總統任命格林斯潘為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里根上台後，格林斯潘擔任了美國社會保障改革委員會主席，與伯恩斯一道成為里根總統的經濟顧問。格林斯潘與里根總統的財長貝克是多年好友。沃爾克卸任後，格林斯潘成功接任美聯儲主席，這很大程度上歸功於貝克相助。

上任兩個月後，格林斯潘便遭遇了著名的“黑色星期一”。1987年10月19日，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在開盤後三個小時內，狂跌508.32點；美國全年國民生產總值的八分之一、當時大約5000多億美元的市值瞬間蒸發，金融市場恐慌蔓延……

第二天，所有投資者都在等待這位新任主席能夠説點什麼或做點什麼。在股票交易前50分鐘，格林斯潘命美聯儲對外宣佈；“作為美國中央銀行的美聯儲，它將履行自己的職責，在今天明確地宣告，它已做好向經濟和金融系統提供流動性支持的準備。”

格林斯潘這一舉動，刺激市場立即反彈，成功收復了57%的失地，防止了金融崩潰。

原來，廣場協議簽訂後，美元大跌，英鎊、日元、馬克大漲，國際外匯市場風險大增。一年半後，即1987年2月，美國、日本、德國等七國財長和央行行長在巴黎達成盧浮宮協議，一致同意七個國家共同合作干預外匯市場，保持美元匯率在當時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此後，美聯儲實行緊縮政策，但是到了10月，緊縮政策誘發了金融風險。股市大跌前一個星期，德國提高了利率，釀成了這次股市大跌。

星期一當天，格林斯潘堅持飛往達拉斯出席一次演講，而他的同僚約翰遜、科里根在美聯儲着急地琢磨對外聲明以及調配救市資金。在達拉斯度過平靜的一晚後，格林斯潘第二天便果斷出手。

這是格林斯潘聯儲生涯贏得聲望的第一仗。當時《福布斯》這樣描述：“這是格林斯潘最輝煌的一刻，他高舉起喇叭，告訴銀行把錢借給華爾街，然後降低短期利率，而長期利率也隨之下降。”

格林斯潘第一次嘗試到了手中這柄重劍的威力。這場戰役為格林斯潘奠定了執政基調：淡定、果斷、睿智、深藏不露、駕馭術及“走鋼絲”。

此役之後，格林斯潘意識到，沃爾克時代的通脹風險已經過去，取而代之的是金融脆弱性。從此，格林斯潘拋棄了60年代他信奉的自由主義，試圖用手中改天換日的權力，對抗金融的脆弱性。

1988年，總統大選年。里根支持副總統老布什競選，貝克也辭去財長職務，一心輔佐老布什抗擊民主黨候選人杜卡斯基。

由於格林斯潘在“黑色星期一”後放鬆了銀根，1988年第二季度美國經濟增長裏高達5.4%；年化消費價格增長率達到了3.9%，比沃爾克17個月前發佈的目標高了1.1%；同時，房地產投資出現過熱，新英格蘭地區房價暴漲。

這時，媒體開始批判格林斯潘，認為他被“黑色星期一”嚇破了膽。《紐約時報》稱格林斯潘：“一個害怕槍聲的膽小鬼”。

8月，格林斯潘將利率提高了50個基點，宣告貨幣寬鬆政策結束。

此消息對老布什競選不利，老布什公開抨擊格林斯潘：“我不想看到他們跨過界，去降低或收緊經濟的增長速度。”

這讓輔佐老布什的貝克感到為難。美聯儲會議結束後，格林斯潘找到貝克説：“我就知道你對此不會感到開心。”

“你簡直給了我這裏一記重拳。”貝克指着自己的肚子説道。

“實在抱歉，夥計！”

這是格林斯潘與老布什共事4年的一個寫照：互不相讓、矛盾尖鋭。

11月，大選塵埃落定，老布什成功當選總統，貝克擔任國務卿。

1989年2月，老布什剛剛上任，格林斯潘就給了他一個下馬威，在短時間內將聯邦基金利率提高了3次，累積幅度達75個基點。

這期間，克利夫蘭聯邦儲備銀行行長霍斯金斯·李在會議上建議將通貨膨脹設定為具體目標。

10年前，沃爾克剛擔任美聯儲主席時，聖路易斯聯儲行行長勞倫斯·魯斯提出改變政策方向，將利率目標調整為貨幣數量目標。沃爾克當時採納了這一建議，將弗裏德曼所倡導的貨幣數量目標納入貨幣政策範疇，作為抗擊通脹的重要工具。

如今，霍斯金斯行長試圖放棄沃爾克及弗裏德曼這一傳統，重回利率目標。關於數量目標與價格（利率）目標的爭論由來已久。

早年在芝加哥大學時，經濟學家蒙代爾與弗裏德曼經常就此爭論不休。在蒙代爾看來，投資銀行興起後，大量貨幣用於投機市場，根本無法測量市場到底需要多少貨幣。

弗裏德曼的主張一向簡單明瞭，他認為，雖然無法測量市場需要多少絕對貨幣量，但可以知道相對貨幣量。在信用貨幣時代，只需要保持相對貨幣數量就可以維持價格穩定。

其建議是，按照經濟增長率確定貨幣增長量。這就是相對數量。當時的蒙代爾信奉金本位制，對弗裏德曼的解釋不以為然。

不過，二者都堅持給央行“減負”。弗裏德曼提出單一制目標，蒙代爾提出“大拇指法則”，都強調貨幣政策只服務於貨幣事務，而不是其它宏觀經濟目標。

當時，霍斯金斯行長放棄貨幣數量目標的建議，當場就被美聯儲貨幣事務部門負責人唐·科恩擋了回去。他的發言獲得了格林斯潘的暗中支持。

格林斯潘依然堅持沃爾克的傳統嗎？

其實不是。在“黑色星期一”之後，格林斯潘其實已放棄了貨幣數量目標。

“在沃爾克剛剛就任美聯儲主席時，所與人一致認為，貨幣主義將佔支配地位，這就簡化並明晰了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使命，即保持貨幣供應量的穩定增長。在格林斯潘時代，美聯儲發現，在主導學説這一領域是相當荒蕪的……美聯儲的注意力已經從信貸量轉移到了價格上，即從貨幣供給的規模轉移到了利率水平。”（《格林斯潘傳》，塞巴斯蒂安·馬拉比）

但是，格林斯潘不想將利率目標或通脹率目標樹立起來以束縛自己的權力。換言之，格林斯潘追求的是自由裁量權，其手段是利率。

非常可惜的是，格林斯潘錯失了美聯儲改革的關鍵一步。年底，新西蘭第一個將通脹目標納入了法律，並賦予了中央銀行不受政治干擾的權力。

進入九十年代，歐洲、澳洲、日本等全球主要央行迎來了弗裏德曼的“單一目標制”思潮，紛紛將通脹率（蒙代爾倡導的價格目標）納入貨幣政策目標，甚至是唯一目標。大多數央行推行“泰勒規則”，用利率手段達成通脹目標。

格林斯潘追求自由裁量權，故意模糊政策目標，這導致美聯儲在目標機制上落後於全球主要央行近20年，美國經濟也因此付出巨大的代價。

由於格林斯潘態度強硬、權勢強盛，剛上任的老布什總統沒有與其正面衝突，平靜地消化了格林斯潘連續三次提高利率的衝擊。

在1989年3月6日，格里斯潘63歲生日當天，他收到了一張老布什寄來的賀卡。上面這樣寫道：“希望你長命百歲，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裏，你一直遇到低通貨膨脹和低利率——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

格里斯潘將老布什的卡片與前總統福特、里根的來信放在一起，然後繼續我行我素。

不過，在接下來的一年時間裏，格林斯潘因緊縮政策遭遇各種抨擊，尤其是來自老布什政府。格林斯潘強硬的貨幣政策，加劇了老布什政府的財政赤字，後者甚至提出提高税收的方案。

老布什的一位顧問向《洛杉磯時報》透露：“我不能相信布什會讓格林斯潘連任”——就像當年里根威脅沃爾克一樣。不過，格里斯潘並未服軟，也贏得了不少掌聲——促使美聯儲獨立於白宮，就像沃爾克做的那樣。

1990年，是關鍵一年。

8月2日，氦氣偵察氣球從科威特城外的姆特拉山脈上空滑過。偵察氣球在沙漠的黑夜中放出雷達波，雷達信號映射出一副恐怖的畫面：

在夜色的掩護下，伊拉克總統薩達姆的8萬共和國衞隊正大舉向科威特城挺進。

幾分鐘後，這組畫面警報就傳到了華盛頓。當天下午，科威特城淪陷，伊拉克軍隊開始攻擊科威特油田。

五天後，老布什總統宣佈執行“沙漠盾牌”行動，命令參聯會主席科林·鮑威爾上將制訂作戰計劃，確保將伊拉克的部隊趕出科威特。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當天，國際油價飆升了近12%，在隨後的兩週又再度上漲了30%。

美國民眾立即感受到1970年代的滯脹氛圍。1973年的第四次中東戰爭、1979年的兩伊戰爭，這兩次戰爭引發了兩次石油危機，直接導致美國陷入嚴重的滯脹。

如今，中東戰火再起，國際油價飆升，物價接連上漲，通脹壓力巨大。同時，在戰爭打響前一個月，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宣佈，經濟已經走向衰退。

這時，格林斯潘有些進退兩難：若繼續保持緊縮，經濟或面臨滑坡；若轉向寬鬆，通脹或難以遏制。

於是，格林斯潘找到了當時的國防部長迪克·切尼，試圖瞭解這場戰爭的持續性以及美國捲入這次戰爭的可能性。

8月21日，格林斯潘召開了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會上，不少人支持將貨幣政策轉向寬鬆，但是格林斯潘的主張令人感到驚訝：什麼都不做。

這其實是格林斯潘一次極為出色的決策。當時石油價格上漲，美國通脹預期增加，正是格林斯潘的定力，避免了寬鬆政策點燃通脹之火。

9月30日，老布什與國會達成共識，即削減赤字。在此之前，由於格林斯潘不降息，老布什政府提出提高税收要求，國會最終以削減赤字與後者達成平衡。

2天后，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召開會議，格林斯潘罕見地轉變了態度。他的理由是，若聯邦政府削減赤字，美聯儲可以適度降低利率兩次，每次25個基點。

這是美聯儲史上一次非常關鍵的會議，這次會議的影響被大大忽略了。在會上，格林斯潘的主張就遭到了不少成員的質疑：

“根據財政政策的行動而行動，我們沒有這個先例”

“讓它更經濟化，而不是政治化。”

“過一段時間後，他們會有更多財政緊縮的承諾，我們的貨幣政策要一直附和着他們嗎？我討厭看到我們陷入這樣的一種聯繫中。”

“我們似乎遺忘了中央銀行的核心工作，這很危險，我們的核心工作當然是降低通脹率。”

“我越想這件事情，越覺得令人尷尬。”

隨着批評聲越來越刺耳，一直沉默的格林斯潘突然宣佈：“我們現在投票表決。”

投票的結果是，4票反對，7票贊成。格林斯潘表面上還是贏了，但是這是自沃爾克以來，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分裂最為嚴重的一次。

投票後第二天，格里斯潘高調宣稱，支持老布什政府的削減預算計劃；承諾只要預算方案在美國國會上正式通過，美聯儲會讓步將聯邦基金利率下調25個基點。

如此明確地對外表達政策走向，這對於含糊其辭、慣打太極的格林斯潘來説過於罕見。

8年前，里根政府的財政赤字與沃爾克的緊縮政策矛盾尖鋭，高傲的沃爾克也選擇了妥協，與里根政府達成了相互退讓的共識。

這兩次行動的結果表面上看幾乎是一樣的，聯邦政府削減赤字，美聯儲放鬆一些銀根。但其實，這次格林斯潘的做法徹底改變了美聯儲的行動指南——將聯邦赤字納入格林斯潘自由裁量權的考量範圍。

到了10月底，在職員工的數量減少了近50萬，經濟衰退確認無誤。1990年美國GDP增速下降到1.89%。這是1982年沃爾克抗擊通脹以來的最低水平。

這時，軍人出身的老布什對經濟確實一竅不通，但對軍事及國際局勢卻瞭如指掌。1991年1月17日，以美國為首的駐海灣多國部隊向伊拉克發動了代號為“沙漠風暴行動”的大規模空襲，海灣戰爭爆發。

僅用100個小時，美軍的戰火就覆蓋了伊拉克軍隊，取得實質性的勝利。老布什的支持率被愛國主義點燃。

24日，老布什在參議院上發表了國情諮文演説：“不僅僅是一個國家處於危機四伏的局面……而是一個大概念：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同時，他還不忘指責美聯儲：“現在，利率應該更低。”

老布什對美聯儲的不滿來自經濟的快速衰退。老布什將1991年的經濟增長目標設定在2.75%，希望格林斯潘能夠確保白宮達成。

格林斯潘距離第一個任期還有不到3個月就要屆滿了，白宮卻一直不對外宣佈下一任人選，老布什顯然在與格林斯潘博弈。但是，格林斯潘並未就老布什的任何要求表態。

最終老布什妥協了，他擔心換掉格林斯潘可能重擊脆弱的經濟。1991年7月10日的傍晚，老布什在白宮的新聞簡報室宣佈了格林斯潘連任的消息。

一位記者問格林斯潘：“在你的下一個任期中，你有什麼不一樣的打算嗎？”

“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想法。”這個回答“很格里斯潘”。

不過，這一年，料事如神的格林斯潘出現了嚴重的誤判。美國經濟的衰退速度大大超出了格林斯潘的預期。

1991年，僅11月，美國就減少了57000個工作崗位，創下了六個月以來的新高，消費價格指數降低了3%。

格林斯潘在12月立即放棄緊縮政策，兩次下調聯邦基金利率，總共下調了75個基點。

最終，1991年美國經濟增長率出現了過去九年以來的唯一一次負增長，為-0.07%。

1992年，格林斯潘繼續下調利率，到11月大選之際，格林斯潘已將聯邦基金利率下調到了3%。這已經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新低。不過，老布什依然非常失望，他希望有更低的利率來提振經濟，助其連任。

1992年，經濟增長率已反彈到了3.52%，但失業率依然在7%的高位，聯邦政府赤字已高達2904億美元，預計第二年將達到3220億美元。

這時，老布什的競爭對手克林頓，打出了一張致命王牌：“傻瓜，問題在經濟”。

克林頓中興經濟沙皇如何降魔？

老布什在海灣戰爭中積累的民意資本被經濟問題拖累，最終敗給了擅長經濟的克林頓。老布什因敗選對格林斯潘耿耿於懷：“我重新任命了他，但他卻讓我失望了。”

選舉獲勝後不久，克林頓便邀請格林斯潘到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的過度總部共進晚餐。

席間，克林頓向格林斯潘表達了他競選時的承諾——“一個偉大的開端”，即打算解決老布什發動海灣戰爭留下的鉅額赤字，試圖將聯邦預算赤字減半，重建國家基礎設施，重振美國雄風。

克林頓希望得到格林斯潘的支持，但是自己的政治經驗告訴他，必須尊重格林斯潘及美聯儲的獨立性。於是，他給格林斯潘設置了一個開放性的問題：“我很好奇你對未來經濟發展的看法”。

晚餐過後，格林斯潘已經感覺到，他與克林頓之間的默契。與這位擅長經濟的總統溝通，要比老布什簡單得多。事實上，他們已經達成了共識，即各自管好各自的事。

克林頓上任時，格林斯潘已將利率下調到3%，這是克林頓削減赤字的最佳時機。1993年2月17日，克林頓在國情諮文演講中承諾大幅度削減赤字，格林斯潘出席了這場演説並擔任削減赤字的首席驗證官。不過，這兩位權勢最高的人如此親密無間地合作，令美國民眾感到很不舒服。

5月底，克林頓赤字削減計劃的修訂案在國會通過。這時，美國經濟開始快速復甦，通脹和失業都在下降，長期債券收益率下降。1993年，消費者價格指數從海灣戰爭前夕的6.3%下降到了2.7%。這一年，最後一個季度，經濟增長率高達5.4%。

1994年1月21日，格林斯潘前往白宮，向克林頓提交了一份警示報告，預示着美聯儲將提高利率。克林頓得知消息後，平靜地説：“這也許是你必須做的，我理解”。

2月3日，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召開會議，委員們都知道，緊縮時刻到來。但是，就緊縮力度問題，委員們與格林斯潘爭論不休。格林斯潘建議將利率提高25個基點。但是，大多數委員希望利率提高的幅度是格林斯潘提議的兩倍。

這一年，美國經濟增長迅速。到年底，格林斯潘意識到經濟過熱的趨勢，突然將利率提高了75個基點。這一年下來，美國經濟增長率達到了4.03%，通脹率處在低位。

1995年，格林斯潘因經濟增長、通脹率低獲得了連任，這是格林斯潘第三個任期。格林斯潘對經濟走勢駕馭能力，徹底征服了美聯儲同僚以及市場公眾。

1996年，是大選年。當時《財富》雜誌封面文章這樣寫道：“誰當美國總統都無所謂，只要讓格林斯潘當美聯儲主席就可以了。”可見，格林斯潘的威望如日中天。

最終，這位執政生涯屢陷“各種門”的總統憑藉出色的政績獲得了連任。

克林頓第二任期內，格林斯潘與克林頓的默契漸入佳境。克林頓致力於改革，控制財政赤字，而格林斯潘保持穩定的利率政策，利率水平長期維持在5-6%之間。

二者的經濟成就堪稱完美。從1996年到2000年，美國平均經濟增速在4%以上，通脹率維持在2%左右，政府財政赤字得到遏制。期間，格林斯潘還化解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外溢性風險。這是值得稱讚的經濟奇蹟。

此時的格林斯潘對市場的駕馭與人心的掌控，已爐火純青。在屢戰屢勝之後，格林斯潘已經徹底改變了美聯儲的定位。

他熱衷於在通貨膨脹、財政赤字和金融穩定之間“走鋼絲”，盡情地發揮其平衡術、駕馭術的才華。

要知道在9年前，沃爾克執掌美聯儲時，格林斯潘還與弗裏德曼、舒爾茨一樣撰寫了一份報告，報告稱“撤掉美聯儲（理事會），然後用一台計算機替代”。如今，格林斯潘喜歡這種權力的味道。

1994年11月，格林斯潘突然上調利率後，弗裏德曼如此批評：“格林斯潘難以壓制自己要精準調節經濟的慾望。”

更要命的是，格林斯潘已經將美聯儲的監管者異化為“交易者”的角色。

理性預期學派創始人盧卡斯認為，貨幣政策是無效的，因為美聯儲的任何政策都會被市場的理性預期所消化。比如，市場預期美聯儲將降息時，便會提前採取行動，如此政策效果則會大打折扣。

但是，格林斯潘是一個與市場“理性預期”博弈的掌權者。他掌控着貨幣供應大權，市場則是需求方，格林斯潘將美聯儲視為與市場需求博弈的交易者。

長期以來，格林斯潘儼然成為了一位模稜兩可的語言大師，他創立了“美聯儲式的話語”，醉心於與市場搞“理性預期”式的博弈。格林斯潘有句名言：“如果你們認為確切地理解了我講話的意思，那麼，你們肯定是誤解了我的意思。”

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曾經把格林斯潘比作一隻帶着眼睛的烏賊：在察覺到了危險後，格林斯潘就用墨汁把他的周圍弄渾濁，然後就默默地離開。

市場有一句傳言，“格林斯潘一開口，全球投資人都要豎起耳朵”。如此，一笑一顰、一語一默間，格林斯潘享受着“經濟沙皇”的權威和尊重。

然而，繁榮的經濟送來的只有掌聲和鮮花，極少人察覺到危機。

1999年，由克林頓政府提交監管改革綠皮書，並經國會通過，形成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又稱《格雷姆-裏奇-比利雷法案》）。

《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廢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有關條款，從法律上消除了銀行、證券、保險機構在業務範圍上的邊界，結束了美國長達66年之久的金融分業經營的歷史。

《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誕生於大蕭條時代，是美國金融史上一部至關重要的法律。1933年3月4日，小羅斯福入主白宮的第一天，發佈的第一道政令就是關閉所有的銀行和交易所，直到搞清楚銀行和證券市場在搞什麼，才能恢復營業。

為了應對銀行倒閉潮，防止金融風險在商業銀行及投資銀行之間相互感染，6月16日小羅斯福簽發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該法案規定，銀行不能同時從事存貸業務與投行業務。同時，銀行和投行不能相互兼任董事。

《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標誌着，美國金融分業時代的到來。

但是，自從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浮動匯率誘發了外匯市場的套利空間，投資銀行開始興起，期貨、信託、證券、債券、基金以及各種金融衍生品逐漸增多。

再加上，1980年代後，信息技術、跨國公司兩大浪潮助長了投資銀行及金融市場繁榮。隨着投資銀行的崛起，這部法律遭到了眾多商業銀行的反對。

1982年大陸伊利諾銀行的倒閉，讓美國金融界深刻感觸到，該法案確保了商業銀行不受風險衝擊，也將商業銀行束縛在日薄西山的業務之中。

1984年，受拉美債務危機衝擊，美國商業銀行大量倒閉，甚至達到了大蕭條以來的最高峯。

這時，里根試圖打破金融分業經營，促進投資銀行及金融業發展。

1986年，美聯儲理事會投票表決，同意批准三家控股銀行——花旗集團、信孚銀行以及J.P.摩根公司承銷特定的債券。

這一決定實際上違反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沃爾克極力反對，因為他很清楚，這決定意味着，金融混業時代的到來，大幅度放寬金融監管。這次表決直接導致沃爾克辭職。

1988年，里根試圖嘗試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但是未能成功。

到老布什時代，老布什經過研究推出了監管改革綠皮書。

到克林頓時代，金融混業的改革有了突破性進展。

1998年，花旗銀行和旅行者集團合併，這意味着《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名存實亡。

第二年，克林頓和格林斯潘主導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這樣的結果是，花旗集團、摩根大通等商業銀行開始大規模從事投資銀行業務，金融市場迎來了投資銀行時代。

為了廢除這個法案，美國金融界花費了3億美元，歷經12次遊説。花旗銀行為併購旅行者集團，不予餘力地遊説聯邦財政部。《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被廢除後，當時財政部魯賓在離職一個月後便成為了花旗銀行聯合總裁，年薪為1500萬美元和150萬股票。

金融混業打開了金融衍生品創新的“潘多拉魔盒”，徹底地將美國經濟推向里根大循環之極端——金融衍生品之上的金融資本主義。

自里根改革以來，美國逐漸形成了所謂的“里根大循環”。本質上，這個大循環是一個高外匯、強金融、高赤字、弱出口的結構性失衡體系。

沃爾克當年強勢控制通脹，將美元推到強勢地位。隨着美國經濟復甦並持續繁榮，美元再次陷入“特里芬難題”。強勢美元推動金融市場發展，尤其是投資銀行的發展，而貿易赤字、財政赤字則不斷擴大。

里根和沃爾克開創了里根大循環，克林頓和格里斯潘將里根大循環升級到金融資本主義模式。

金融混業，徹底釋放了投資銀行的潛能，極大地助長了證券、債券、股票、信託、房地產及金融衍生品的膨脹。

此時，以雷曼兄弟為代表的投資銀行在短時間內快速崛起。自1994年富爾德掌權開始，這家百年老店如煥發青春，迅速成為美國第四大投行。雷曼公司能夠取得如此脱胎換骨的改變，主要來自富爾德高槓杆的操作手法。

富爾德為了做大資產，大力進軍商業地產、槓桿貸款以及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在突破風控的前提下，為已經負債累累的公司提供貸款，吃下了大規模的信用違約掉期合約（CDS）。

信用違約掉期合約是一種普遍的金融衍生品，屬於金融資產的違約保險，也是一種高風險有毒資產。

格林斯潘擔任美聯儲主席時，大力支持信用違約掉期合約，認為這是一項重要的金融創新，分散了美國的信用風險，增加了整個金融系統的抗風險韌性。

他認為，銀行比政府更有動力和能力來監管這一金融衍生品的風險，從而使其遊離於美聯儲的監管之外。信用違約掉期使用櫃枱交易，缺乏中央清算系統，沒有集中交易報價系統，沒有交易準備金做保障，沒有政府的系統監管。

貝爾斯登、雷曼兄弟、美林等投資銀行，將房地美、房利美髮放的次級抵押貸款合同，視為金融衍生品的“原材料”。通過層層切割打包、證券化，製作成一系列複雜的金融衍生品。這些複雜的金融產品是美國經濟繁榮的驅動力，金融部門創造了當時40%以上的利潤。

華爾街很多基金經理與格林斯潘的觀點一樣，認為金融衍生品以及對沖機制，可以有效地分散風險。安德魯·羅斯·索爾金在其著名的《大而不倒》中寫道——“這是一個關於冒險家的故事：他們敢冒一切風險，並已承受着巨大的風險，但又固執地認為自己沒有冒任何風險。”

自沃爾克成功抗擊通脹以來（1982年下半年），美股觸底反彈開始，美國金融市場及房地產迎來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史詩級大牛市。1999年金融混業及信息浪潮如火上澆油，美國金融市場如日中天。

1999年的最後一天，美國三大股指競相上漲，均再度創下新高。當天晚上，整個白宮沉浸在歡天喜地的氣氛中，克林頓總統機及其夫人希拉里籌辦了一場美國創新者的千禧晚宴，以此向推動美國強盛的創新和創意致敬。格林斯潘稱，這是克林頓的“卡米洛時刻”。

2000年1月4日，克林頓在白宮宣佈，格林斯潘第四次被任命為美聯儲主席。這無疑是一場加冕禮。在當月的任命聽證會上，參議院菲爾·格蘭姆稱格林斯潘是“有史以來最好的美聯儲主席”。

這位“美元總統”極度享受駕馭經濟的權力及與之帶來的快感。然而，在科技浪潮及金融衍生品刺激下的這匹野馬愈加失控。

一個月後，納斯達克指數達到了巔峯。到5月中旬，其總市值從最高點下挫了三分之一，市場風聲鶴唳……

小布什危局美國因何走向危機？

千禧年，又是大選年。

老布什的兒子小布什以微弱的優勢勝出。12月，小布什邀請格林斯潘共進早餐。

當年，老布什總統將連任失敗的責任歸咎於格林斯潘，如今小布什勝選後則放下“家族恩怨”，擔任總統後第一個會見的人物，便是這位“有史以來最好的美聯儲主席”。

席間，格林斯潘告訴小布什總統，未來短期內美國經濟可能遭遇麻煩。這時，創新型企業的市值已經蒸發了一半。

不過，小布什總統身上並沒有其父親新英格蘭式的謙遜，帶着得克薩斯人的粗狂和自信。他相信格林斯潘能夠從容應對。格林斯潘也明顯感覺到，與小布什打交道，要比其父親，甚至比克林頓更簡單。

2001年3月，美國經濟衰退明顯。小布什剛上任不久便遭遇了其父親執政以來的最嚴重的一次經濟衰退。僅第一季度美國企業投資就暴跌了25%。

還好格林斯潘早有預見，美聯儲開始推行寬鬆的經濟政策。1月初利率降低了50個基點，隨後的1月底、3月、4月和5月累計將聯邦利率降低了250個基點。

9月11日，格林斯潘搭乘空客A330-200從瑞士巴塞爾飛往華盛頓。途中，機長請格林斯潘到駕駛室，並低聲地告知他：“兩架被劫持的飛機撞上了紐約世貿中心，我並不是開玩笑，第三架撞進了五角大樓，第四架失蹤了。本次航班已接到返回蘇黎世的指令。”

聽到這一消息後，格林斯潘不知所措。一向沉穩的他慌亂地拿起電話試圖撥打給他的妻子安德烈亞，然而所有的線路都處於佔線狀態。

在返回蘇黎世後，格林斯潘終於撥通了妻子的電話。在確認妻子安然無恙後，他第二個電話撥給了美聯儲副主席羅傑·弗格森。弗格森的應對工作極為出色。恐怖襲擊發生的當天，他就命令美聯儲通過貼現窗口累計向美國各家銀行注入370億美元的保障資金——這是美聯儲日常貸款額的200倍。

格林斯潘聽完弗格森的彙報後，明確地告訴後者：“你現在是負責人，就按照你自己的思路去做就行。”

美聯儲，成功地避免了一場來自恐襲的經濟災難。

為了抗擊經濟衰退，格林斯潘連續下調利率，年底利率已經降至史無前例的1.75%。從納斯達克暴跌，到恐怖襲擊，格林斯潘在短短一年內成功化解兩次重大危機。不得不佩服地説一句：這位“魔術師”又贏了！

不過，2001年美國經濟遭遇重創，經濟增長率下跌至1.0%。

這一年，老布什政府的外交戰略開始發生轉變，他提出“新世界秩序”的主張。

蘇聯解體後，中美80年代的蜜月期結束了。但是，這位愛吃北京烤鴨的美國總統算是中國的“老朋友”（曾擔任過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他當時的戰略重心在北約擴張及中東上，與中國依然保持着相對開放的關係。

1992年，小平南巡後，中國改革開放加碼，美資繼港資之後掀起了第二波投資潮，麥當勞、沃爾瑪、通用汽車、西門子正式進入中國。這時，中國製造加入里根大循環之國際產業分工之中。

但是，進入克林頓時代，中美關係則暗流湧動。冷戰結束後，美國政府高層對中國的策略一直爭論不休、論而未決。1995年，克林頓政府展開了一場對華政策大辯論，是遏制政策還是接觸政策？

辯論最終並沒有明確的結果。克林頓政府的做法是一步步試探中國，以至於後來接連發生了一系列事件。不過，當時中國的外交政策實用而有效，一定程度上贏得了美國建制派及商會的信任。

進入小布什時代，恐怖襲擊事件徹底改變了中美關係。小布什為了獲得中國方面的反恐支持，答應中國加入WTO。當時朱總非常敏鋭地抓住了這個機遇，力排眾議答應了入世談判的最後一些條款。

在美國，小布什政府同意中國入世這一決策引起了巨大的爭議，當時克林頓和小布什幾乎動用了所有的政治資源和力量才促成了此事。如今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對中國加入WTO仍舊耿耿於懷，他認為這是美國政府當時犯下的錯誤。

加入世貿組織之後，中國可謂國運昌隆、山河日新。此後七年，是中國進入全球化的輝煌期，也是中美關係的黃金期。中美貿易額從2001年的804.85億美元到2017年的5836.97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3.2%，尤其是2000-2008年期間，中美貿易額始終保持兩位數增長。

此時中美兩國的經貿關係可以概括為：中國是美國的工廠，美國是中國的市場。中國徹底融入正邁向金融資本主義的里根大循環之中，與正在快速發展的美國金融資本高度融合。美國向中國輸出資本和技術，中國向美國輸出廉價商品。美國華爾街金融資本、跨國公司、建制派、政治精英與中國製造業構成了里根大循環中的核心利益鏈。（參見《國運 |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中國入世後，美國的國運似乎也在好轉。2002年美國經濟似乎就復甦了，第一季度反彈到了3.8%，第二季度穩定在2.2%

2002年6月，小布什總統宣佈了一項名為“美國夢的藍圖”的計劃，旨在幫助貧困家庭購房。

11月，格林斯潘繼續將利率下調，聯邦基金利率下降至1.25%。這創下了肯尼迪時代以來的最低值。

2003年3月，小布什以伊拉克暗中支持恐怖分子為由，宣佈美軍對伊拉克發動軍事行動。這是繼其父親之後，美國再次對薩達姆發動軍事打擊。伊拉克戰爭爆發，美國聯邦政府赤字大幅度飆升。

6月，格林斯潘再將聯邦基金利率下調至1%。策動這一次降息的居然不是格林斯潘，而是伯南克。這年夏天，伯南克剛剛被小布什任命為美聯儲委員。

2003年第三季度，經濟增長已加速至6.9%，但是通脹率卻持續下降。這一現象，在當時的美聯儲內部引起了爭議。若結束寬鬆政策，那麼通縮會更加嚴重；若繼續支持寬鬆政策，那麼房地產泡沫將會加劇。

當時，格林斯潘執行長期的低利率以及小布什的住房版“美國夢”計劃，正在快速地推動房價上漲。美國房價正是在2002年至2003年開始爬升，在短短兩三年後便到達了泡沫的巔峯。

房地產又帶動了次級貸款及相關金融衍生品的配置。以雷曼兄弟為代表的華爾街金融機構則大量發放次級貸款，讓底層民眾買房。只要你聲稱自己的薪水有六位數，就可以從銀行開出50萬美元貸款的住房抵押證明，一個月後就可以拿到貸款。

同時，聯邦政府站出來做隱性擔保。聯邦政府長期補貼的房地美、房利美兩家全美最大的住房貸款抵押公司，負責收購金融機構的貸款合同，然後打包到金融市場上銷售。房地產證券化和金融衍生品急速膨脹。

僅2003年第四季度，次級抵押貸款的數量增加了一倍，國民住房擁有率攀升至68.5%，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

2004年，傳統的住房貸款有四分之三都實現了證券化，從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隻用了約4年的時間。而次級貸款的證券化比例快速地從40%飆升到73%，到次貸危機前夕已高達93%。

早在2002年8月，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的專欄中就指出：“格林斯潘需要創建一個房地產泡沫來替代納斯達克泡沫。”

其實，格林斯潘一直對資產價格膨脹保持警惕，且長期批評房地美、房利美與聯邦政府之間的特殊關係。2004年2月，格林斯潘在美國參議院的聽證會上發出警告：“政府支持機構不斷擴張的資產組合是建立在極其薄弱的緩衝資本上的……未來可能會爆發系統性危機。”

這時，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都在討論，日益膨脹的資產泡沫、經濟過度槓桿化以及是否該終止長期實施1%的低利率。

2004年6月，就在1%的低利率實行了一年之後，格林斯潘宣佈將利率上調25個基點。這意味着，過去漫長的極度寬鬆時代結束。至此美國房價在過去一年上漲了20%，明斯基時刻越來越近。

8月，格林斯潘再次將利率上調25個基點。

進入2005年，格林斯潘的緊縮節奏明顯加快。年初，便多次提高利率，每次幅度均為25個基點。至此，在這輪緊縮週期中，聯邦基金利率已經累計上升了125個基點。

表面上來看，自2002年經濟復甦以來，美國經濟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繁榮。從2004年到2006年，美國經濟年均增長率超過3.5%。

2006年1月31日，這是格林斯潘執掌美聯儲的最後一天。他的任期應該到2008年才結束，但他卻提前辭職了。

這天早上，他來到美聯儲會議室時，同僚們都站了起來，給予了他最熱烈的掌聲。

“經濟運行平穩，此時格林斯潘主席卸任是最合適的。”時任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行長耶倫説。

格林斯潘告別了18年的美聯儲權力生涯，留下了不少讚譽與佳話。“一個活着的傳説”、“最出色的美聯儲主席”、“他不可能犯錯”，這些都是同僚和市場給予格林斯潘的褒獎。

事實上，格林斯潘確實可以毫無愧色地收下這些褒獎和掌聲。自1987年裏根任命他為美聯儲主席以來，美國經濟持續了二戰以來第二次長期增長，只在1990-1991年和2001年出現過短暫的衰退。這段時間只佔其任期的7%，而其恩師伯恩斯任期內，這一數據為26%，沃爾克任期內，這一數據為23%。

2006年5月，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從兩年前的1%提高5%。當月，凱斯-席勒房價指數10多年來首次出現月度下降。

卸任後的格林斯潘準備在2007年9月推出自己的自傳。但是，他的自傳還沒出版，市場已經頂不住了。

2007年7月，投資銀行貝爾斯登管理的兩家對沖基金由於在次級貸款業務上的慘敗而崩潰，投資者損失了16億美元。8月，市值高達20000億美元的次級貸款市場開始崩潰。

危機爆發後，格林斯潘的聲譽發生了逆轉，責罵、諷刺如潮水般湧來。市場普遍將次貸危機的責任歸咎於格林斯潘在2001年至2004年長期執行的低利率。這一極度寬鬆週期導致房產價格保障，次級貸款及金融衍生品膨脹。經濟學家克魯格曼甚至直言不諱地稱，格林斯潘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前央行行長”。

格林斯潘出席各種會議試圖做出解釋：“在控制泡沫方面，中央銀行沒有任何可以做的或值得去做的”，“此次危機的根源在於華爾街風險模型的失敗。”

美國眾議院委員會主席韋克斯曼對格林斯潘的解釋頗為不滿，直截了當地指出：“你才是放鬆金融市場監管的主要倡導者”。

格林斯潘真正的問題是，他將美聯儲異化為與市場博弈的“交易者”。

其實，金融混業大勢所趨，投資銀行之勢非格林斯潘所能阻擋。格林斯潘何嘗不清楚金融脆弱性的風險。

上任後幾周，遭遇“黑色星期一”之前，他就與紐聯儲央行傑拉德·科里根探討了金融脆弱性的問題，得出的結論是：金融脆弱性將成為他任期中最核心的挑戰，或許可以和通貨膨脹相提並論。

格林斯潘真正的問題在於，他扭曲了美聯儲的定位，從一個金融監管者演變為與魔鬼做交易的交易者。格林斯潘刻意不明確美聯儲的政策目標，他享受着自由裁量權，過度地相信自己能夠駕馭日益複雜的金融市場，對市場缺乏敬畏之心，屢屢與魔鬼做交易。

在金融混業時代，投資銀行及金融衍生品飼養的金融狂魔愈加兇殘，格林斯潘的降魔術日漸乏力。

事實上，在其18年美聯儲生涯中，這位“經濟沙皇”憑藉其敏鋭的市場天賦基本都戰勝了市場，屢次打臉盧卡斯的“市場理性預期”，卻忽略了他當年崇敬的自由主義者哈耶克的忠告——致命的自負。哈耶克告誡世人，沒有人能夠掌控所有信息，將市場玩弄於鼓掌之中，美聯儲主席也不行。

早在1977年格林斯潘就在自己的博士論文中寫道：“世界上並沒有永動機可以讓房屋價格不斷上升。”

這次，格林斯潘説對了。

後記

2008年9月16日，週二，下午4點，小布什總統召集保爾森財長、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顧問成員以及其他金融監管機構代表，在白宮羅斯福廳召開高級別會議。

總統一改往日輕鬆幽默的風格，臉色憂鬱，並直言不諱地問道：“我們怎麼走到了今天這個地步？”

當時正坐在總統對面的伯南克，後來回憶説：“這個問題振聾發聵。”

就在前一天，揹負 6390億美元天量債務的雷曼宣佈破產，美股遭遇了“黑色星期一”，道瓊斯指數創“9.11”事件以來單日最大下跌點數與跌幅，全球股市也隨之一瀉千里。至此，全球經濟遭遇明斯基時刻，次貸危機最終釀成了一場世界級的金融海嘯。

其實，伯南克比誰都清楚，當年將聯邦基準利率下調到史無前例的1%，正是他一手策動的（雖然最高負責人是格林斯潘）。

當市場在暴風驟雨般去槓桿時，啓動了美聯儲作為“最後貸款人”的天職，將利率下降到零附近，利用“直升機撒錢”的方式實施了四輪量化寬鬆。這通猛如虎的操作，避免了金融危機引發如1930年代般恐怖的大蕭條。

然而，這次救援行動打斷了市場的正常出清，助長了美國資產價格及債務規模急速膨脹，給繼任者耶倫及鮑威爾挖下大坑，致使特朗普在修正里根大循環時陷入“囚徒困境”。

本文原創：智本社；編輯：鄭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