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思考與探索_風聞

來源：《廣西社會科學》2020年第2期 

作者：劉鑫淼（博士，嶺南師範學院法政學院教授）；楊潔（女，廣西南寧人，廣西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

毛澤東是新中國的締造者，也是新中國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的奠基者。作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中國化的開創者和運用者，他創造性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基本原則和根本方向，為近代中國社會發展形塑科學的主流意識形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他系統性地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本質內涵、指導思想、根本目的、基本內容、實現路徑等，形成了一套相對完整的、建基於當代中國具體國情和時代特徵的科學有效的政治話語體系，最終推動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中國化的第一次理論飛躍。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思想和觀點，對於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仍具有重要的啓發意義和指導意義。

一、明確了意識形態建設的本質內涵：“社會意識形態是理論上再造出現實社會”

意識形態在整個社會運行發展過程中應當處於怎樣的地位以及發揮着怎樣的作用，是任何一個政治戰略家都要思考的重要問題。毛澤東作為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一代偉人，對這個問題的探索和思考，基本上遵循與繼承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形態的理論闡述和性質定位，認為現實的社會都是建立在一定生產力基礎上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統一。經濟基礎也即與生產力相適應的並且是佔統治地位的生產關係的總和，因為這些方面是整個社會中處於奠基性的因素，因而決定着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包括政治上層建築（主要是國家制度、法律等）和觀念上層建築（主要是意識形態）。毛澤東在1938年讀李達所寫的《社會學大綱》一書時曾經作過兩個批註，首次使用意識形態概念。他寫道：“社會意識形態是理論上再造出現實社會。”“代表古代反動貴族的意識形態是古代觀念論哲學……由於希臘奴隸經濟的向下發展而產生的深刻階級分化與鬥爭，引起貴族主義和民主主義之意識形態的鬥爭，前者便以觀念論哲學為基礎。”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把意識形態看作“理論上的現實社會”。這個觀點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形態基本觀點的理解和運用，也即意識形態作為觀念上層建築，是對客觀社會現實以及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反映。

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進行了發展和創新，特別是對於意識形態在社會結構中所起到的作用進行了深刻的理論闡釋。一方面，他認為作為一定階級利益的表達的意識形態，在社會變革和革命行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引領導向作用。近代中國要走出困頓迷茫，非要有一個科學真理予以指引不可。恰逢此時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從此，“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毛澤東以一種清醒的理論自覺和政治自覺，接受並宣揚馬克思主義，有意識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武裝中國人民，引領中國革命。“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在他看來，意識形態的政治引領對於取得革命勝利無疑是極端重要的。毛澤東明確了意識形態的政治解釋和辯護功能。在毛澤東看來，一定意識形態背後總要表達一定階級的利益，必須為這一階級“之所以如此”和“為何如此”提供合理性解釋和論證。因此，他從意識形態建設的高度提出了文化建設的政治性質和任務。他認為，我們現在進行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必然需要作為意識形態的“文化革命”輔助，“革命文化，對於人民羣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我們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法律等，是跟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我們之所以要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因為這些上層建築對於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起着積極的推動作用。這就明確了意識形態的階級性和實踐性，意識形態建設也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

另一方面，毛澤東認為意識形態並不是被動地由經濟基礎來決定，在一定條件下，意識形態可以對社會發展起到引領甚至決定性的作用。他在《矛盾論》中指出：“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係、理論、上層建築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

也就是説，在一定社會中，生產力無疑是起決定性而且是最活躍的因素，它表現為一種物質的改變現實的力量。但是，作為生產力主體的人，是秉承着一定的理念方針和政策來決定自己的行動的。這時候，作為觀念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也即一定的理念方針政策，反過來又變成了決定人的行動的主要因素，這就是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

二、闡述了意識形態建設的指導思想：“指導我們的思想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一個政治任務的完成，必定需要一定意識形態作為指導和激勵；一個政權的建立維護，也需要以一定意識形態取得共識、凝聚人心。近代中國面臨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歷史課題，許多仁人志士在上下求索而不得其解。直到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並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便在中國確立了其思想指導的地位和作用，孕育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把馬克思主義和蘇聯經驗以及共產國際指示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有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中國的面貌從此便為之一新。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中國人找到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中國革命取得最終勝利，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毛澤東在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中曾提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

到了新中國建立前夕，毛澤東總結道：“我們黨走過28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的走過的，而是在困難的環境中走過的，我們要和國內外黨內外的敵人作戰。謝謝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他們給了我們以武器。這武器不是機關槍，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可以説，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起，就明確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方向指南，就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的“矢”射中國革命的“的”，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武器來解決當時中國的現實問題，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從而開闢了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的思想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新中國成立後在1954年9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被確認的，而且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一根本大法的形式確定的國家意識形態指導思想，這為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中國化提供了堅實制度保障。

指導思想的確立就猶如意識形態領域樹立的一面旗幟，它能夠為一個政黨的建立乃至將來成為執政黨提供了合法性論證。它規定了一個政黨的基本性質，規範和指導着政黨各項方針政策路線的制定，進而影響着人們的思想和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和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指導思想，實現了近代中國許多仁人志士上下求索而不得其解的“建國方略”和“復興大業”的奠基性的設計，這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進程中無疑是一個大事變。當然，在毛澤東看來，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僅僅是指明革命和建設的方向，更是指導中國人民積極投身於改造舊中國和建設新中國的精神食糧和思想工具。這種精神食糧和思想工具是建基於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上，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相適應的。如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服務於資本主義社會，任何一個政治權力、政治行動和政治任務，都需要一定意識形態作為思想工具，這沒有什麼神秘或值得諱言的。馬克思創立了許多學説，比如階級鬥爭學説、黨的建設理論、無產階級專政思想，文學藝術理論，等等，這些都是意識形態工具，是用來“武裝羣眾”，指導革命實踐的。這些觀點其實是強調了意識形態的指導和引領功能，進一步明確了意識形態的實踐性。

三、確立了意識形態建設的根本目的：“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意識形態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和實踐性。一定的思想文化反映一定階級利益和意志，一定的意識形態總是一定階級利益和意志的表達。一定的階級或政治集團總是通過意識形態確立其政權合法性，並解釋其行為之合理性。哲學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代表着那個時代顯性的意識形態，它同樣是為特定階級利益和意志服務的。對此毛澤東曾指出：“資產階級哲學家都是為他們當前的政治服務的，而且每個國家，每個時期，都有新的理論家，提出新的理論。”

人類社會迄今為止出現過很多的理論體系，也提出過很多的社會建構設計，不管它們所持的立場、觀點是如何的不同，或者所設計的社會建構目標是如何的相似，它們都是基於其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所反映的時代主題而作出的意識形態論證和辯護。資本主義國家是如此，社會主義國家也是如此。既然意識形態具有鮮明的階級屬性，那麼就必須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建設，明確意識形態到底是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

對於是否存在非階級性或非黨性的哲學文藝意識形態形式？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就指出，任何的文化或藝術作品都是內含一定政治立場和政治路線的。所謂超階級的文化或藝術，或者所謂純粹的政治和純粹的藝術，在現實生活中都是不存在的。“黨的文藝工作，在黨的整個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確定了的，擺好了的；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旳。”

為此，毛澤東提出“文藝為政治服務”“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二為”思想。這是因為“現階段的中國新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東西，不可能屬於人民大眾。新文化中的新文學新藝術，自然也是這樣”。應該説，毛澤東關於文藝創作所提出的“二為”的指導性思想，是針對革命戰爭時期的政治需求所提出來的意識形態建設目標，這是符合當時實際的。新中國建立以後，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意識形態的政治服務功能應當如何合理把握，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文革”後，經過中國共產黨人的反覆探索和思考，確認毛澤東提出的“二為”思想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仍具指導意義。經過相關部門的醖釀和徵求意見，最終決定把原來提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口號改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口號，這一新提法在1980年7月2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中正式公佈。1982年版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國家發展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文學藝術事業、新聞廣播電視事業、出版發行事業、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和其他文化事業。”

這就明確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新的提法基本沿襲和繼承了毛澤東關於意識形態建設的基本思想，可看作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理論的創新與發展。

四、提出了意識形態建設的基本性質：“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學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

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回答“為了誰”“依靠誰”“反映誰”的問題上，沒有絲毫的含糊。毛澤東清楚地意識到：“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

毛澤東深刻地認識到意識形態是對政治經濟社會的反映，同時意識形態也能夠為經濟發展和政治行動提供思想引領與文化引領，進而形塑着社會的發展形態和發展路徑。早在中國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就提出了建設新民主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意識形態）的概念與任務，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中國化的又一理論貢獻。那麼，“新文化”又是怎麼樣的呢？

“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文化。這種文化，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階級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領導了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毛澤東把近代中國文化作了“新”“舊”劃分，其實，“新舊”本身在那個時代就是顯性的意識形態話語。他以“五四運動”作為中國新舊文化的分界線，“五四”以前，中國仍處於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屬於世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所以那時候的文化屬於舊文化性質；“五四”以後，中國革命在革命的動力、主體、領導力量和目標方向等方面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其文化性質就屬於新文化了。新文化的“新”，主要是它反映新民主主義革命，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新文化的基本性質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所謂“民族的”文化，也即我們建設的新文化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真切地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並與中華民族所面臨的時代問題相結合，真正回應民族發展需求。這種文化的任務是用來批判帝國主義和殖民壓迫的，是一種主張和申明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文化意識形態，因此，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於當代中國具體實踐所創作的文化新形態，因而它帶有鮮明的民族特性和民族印記。這既是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文化需要引領中華民族實現社會之變革、人民之解放的歷史重任而變革自身發展之需，也是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文化確證中華民族文化之璀璨浩渺、重塑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之使命所在。所謂“科學的”文化，也即新文化須以科學的世界觀方法論為指導，以科學先進的規律性認識為主要內容，以科學理性的精神和態度對待一切事物的思想文化。中國受漫長封建社會文化影響，社會上仍存在不少帶有迷信、愚昧、頹廢、庸俗等色彩的落後文化，甚至還存在一些腐蝕人們精神世界、危害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腐朽文化。毛澤東提出新文化建設必須與啓蒙民眾、開發民智緊密結合起來。一是堅持實事求是和客觀真理，反對一切封建迷信；二是為人民羣眾服務，指導人民羣眾實踐；三是凝聚人民羣眾智慧，可以為社會實踐所檢驗的文化。新文化必須源自人民羣眾的社會實踐，人民羣眾社會實踐反過來確證文化的真理性，這個過程將成為凝聚激勵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的社會理想信念。所謂“大眾的”文化，也即新文化是面向人民羣眾，依靠人民羣眾，並服務於人民羣眾的文化。按照毛澤東的説法，“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最廣大的人民”實際上就是指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這些人佔了全國人口的90%以上。“大眾的”文化，一要解決最廣大人民羣眾的知識啓蒙的問題，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二要解決作為文化創作主體的社會精英脱離人民大眾的問題，防止文化精英與文化大眾相分離，做到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澤東提出的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的思想，可以説是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理論發展的又一貢獻，在當代仍閃爍着經典的光輝，對於當前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仍具現實指導意義。

五、探索了意識形態建設的實現路徑：“改造我們的學習”與“開展整黨整風運動”

對於如何有效開展意識形態建設工作，毛澤東同樣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首先，“改造我們的學習”。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建設首先要解決的是理論武裝的問題，而理論武裝的程度及效果與我們的學習內容、學習態度、學習方式等直接相關。我們黨在幼年時期，對於意識形態工作經驗不多，認識不深，缺乏思想上的準備和理論上的修養；加上革命形勢的複雜多變，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也就具有很大的侷限性。在遵義會議以前，中國革命曾經歷了兩次重大挫折和失敗，都與理論準備不足，黨內非無產階級思想氾濫有關。一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由於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提出“二次革命論”，導致國共合作失敗，蔣介石發動白色恐怖殺害共產黨人。二是土地革命後期由於王明等“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黨和紅軍遭受重大挫折，被迫長征。這些挫折與失敗使中國共產黨深刻地認識到必須加強理論學習和思想鬥爭，真正徹底地掌握馬列主義的理論和方法，把黨建設成為一個有戰鬥力的政黨，需要開展一場全黨學習運動，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武裝黨員幹部。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號召全體黨員，“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這是毛澤東在意識形態建設領域開創性地開展專題學習運動嘗試。其後，1940年1月，黨中央發出《關於幹部學習的指示》，強調全黨幹部都應當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理論及其在中國的運用。一時間全黨上下開展了形式多樣、轟轟烈烈的學習運動，大家積極鑽研，熱烈討論，形成了濃厚的學習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的氛圍。但是，學習運動中也存在和暴露了一些問題，主要是理論脱離實際的傾向和做法，這引起了毛澤東高度的注意，並下決心要“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年毛澤東在幹部學習會上專門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嚴厲批評一些黨員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際分離”的錯誤做法：“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適合中國革命的戰略戰術”。

這種不注重研究實踐現狀，不注重調查研究，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應用的純理論學習，都是“偽”科學的，都不是真正的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提出改造我們的學習，那就要克服主觀主義，反對本本主義，實事求是地開展調查研究，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應該説，毛澤東對於在黨內開展學習運動的做法，是推進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中國化的重要實踐和探索。通過學習運動，把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塑造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信仰體系和理想使命，進而引領國家的歷史取向和價值結構，這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功，也確立了意識形態建設的光輝典範。

其次，“開展整黨整風運動”。“整黨整風運動”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又一實踐探索成果。中國共產黨的“整黨整風運動”是指針對在特定時期黨內所出現的思想、組織和作風等方面的問題，在全黨範圍自上而下地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和教育活動，通過學習經典、反省思想、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的途徑，按照“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原則，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以糾正黨員存在的缺點和不足，對黨的思想、作風和組織進行淨化的運動。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先後開展了六次大規模的整黨整風運動。第一次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延安整風運動（1941—1945年），其主題和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目的是糾正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作風和理論脱離實踐、主觀脱鈎於客觀的現象。第二次是解放戰爭時期的土改整黨運動（1947—1948年），其主題和內容是“三查三整”，三查即“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三整即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目的是純潔黨的組織，改進黨的作風，提高黨員階級覺悟和戰鬥力，保證土地改革的貫徹實施和解放戰爭的勝利。第三次是新中國成立初的整黨整風運動（1950—1954年），其主題和內容是貫徹“兩個務必”和開展“三反”運動，也即“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三反”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運動，目的是克服驕傲自滿的情緒和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改善黨和人民羣眾的關係。第四次是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解決內部矛盾的整風運動（1957—1958年），其主題和內容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目的是克服黨內的不良作風，提高領導水平，使黨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更好地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第五次是社會主義建設初期開展的領導作風教育整黨運動（1963—1965年），其主題和內容是城市“五反”（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和農村“四清”（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目的是改善領導幹部的工作作風和解決領導幹部的經濟問題。第六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整黨運動（1969—1971年），其主題和內容是整頓、恢復和重建黨的組織，目的是規範和恢復各級黨組織的工作和組織生活。毛澤東開創和領導的整黨整風運動，是中國共產黨思想建黨、保持政黨先進性和戰鬥力的重要途徑；同時，它也是塑造中國共產黨政黨意識形態、改造中國共產黨人精神世界、推進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中國化、建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重要創舉。

最後，毛澤東對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探索還體現在他反覆強調和開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毛澤東非常重視思想政治教育，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政治動員、凝聚力量、理論武裝羣眾的重要途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早期，紅軍和紅軍中的黨組織長期在農村遊擊的環境中活動，黨員成分中農民佔黨員總人數76%，成為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政黨。如何消除來自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他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建設一個富有戰鬥力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這在當時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毛澤東指出：“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

為此，1929年12月召開的古田會議正式確立了思想建黨的原則。會議指出：紅軍黨內最迫切的問題，要算是教育的問題。必須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分析政治形勢和評估階級鬥爭的力量和態勢，儘量克服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鬥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

在談到對紅軍進行政治教育時，毛澤東指出：“經過政治教育，紅軍士兵都有了階級覺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和武裝工農等項常識，都知道是為了自己和工農階級而作戰。”

形式多樣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為革命取得最終勝利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和思想保障。新中國建立以後，毛澤東更是把意識形態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到了“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的高度，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做好其他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是推動其他工作順利開展的動力源泉所在。

“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鬆，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

這裏就明確了思想政治教育是加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途徑，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放鬆和忽視。

綜上所述，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思考與探索，開啓了新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新徵程。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和觀點，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提供了科學完備的方法論指導，確保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始終沿着正確航向破浪前行。在新時代，我們仍然要學習和實踐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思想和方法，不斷從中汲取科學智慧和理論力量，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為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更加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