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歐美不借鑑中國抗疫經驗？只有看透了曹操和劉備，才能讀懂西方與中國！_風聞

只有看透了曹操和劉備，才能讀懂西方與中國。

1、

北宋時期，中國有一位著名的宰相叫呂夷簡。

他有四個兒子，分別叫呂公綽、呂公弼、呂公著、呂公孺，四兄弟從小都聰明伶俐，品學兼優。

呂夷簡十分欣慰，有一天突發奇想，就對夫人説：

“咱們家的的四個兒子以後必定都是高官顯爵，就是不知道哪個有宰相的氣量。所以我想了個預測的辦法。”

過了幾天，四兄弟正好從外面一起回來。

呂夷簡和夫人依計行事：

派一個小丫鬟端着四件華美珍貴的茶瓷器在院內款款而行，突然，小丫鬟一個踉蹌兒，四件寶器摔得滿地皆是。

這時候，四兄弟當中的三個都大驚失色，接着面面相覷，然後奔走稟告。

唯有一人凝然不動，好像沒發生什麼大事一樣。

此人就是老三呂公著，呂夷簡莞爾一笑：

“此子將來必做宰相！”

果然，幾十年後，呂公著接替司馬光當上了北宋的宰相。

2、

現在請問：

呂夷簡為什麼能斷定呂公著有宰相氣量？

許多人讀完這個故事都認為：

當然是因為呂公著性格穩重，遇事鎮定。

包括記述這個故事的兩位作者，一位是北宋畫家劉延世（《孫公談圃•卷下》），一位是明朝學者趙釴（《晏林子•卷三》），他們兩位在著作中同樣都是“穩重淡定”説法的支持者。

這個回答不能説不對，但是我覺得依然是浮於表面，並沒有觸及到本質。

那麼本質究竟是什麼呢？

3、

《論語》裏面流傳着一個我們耳熟能詳的典故：

大約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當上了魯國的大司寇。有一天他下班回到家，發現院子裏的馬廄已經燒成了灰燼。

當時的孔子焦心如焚，他趕緊找到管家，不停地重複着三個字：

“傷人乎？”

至於馬的死傷情況，有人説是“不問”，有人説是“後問”。

但無論哪一種，都足夠説明：

在孔子心裏，人永遠都排在第一位。

儘管在那個時代，馬是一個國家相當奢侈的存在。

沒錯，孔子最了不起的一個理念就是：

“天地之性人為貴。”——《孝經•聖治》

4、

而官宦世家出身的呂公著，自然是捧着儒家的學説長大的，而且他終身都在踐行這一理念。

比如説：

朝廷國力有限，師出無名，卻興兵征伐西夏，只有他站出來替邊境的老百姓説話。

再比如説：

有人為了讓政府的權威能更好地震懾平民，主張恢復試行割鼻和砍腳這兩種殘忍的刑罰，他第一個站出來公然反對，最後此事胎死腹中。

還比如説：

宋神宗有一段時間很喜歡哲學思考，天天談佛論道，他就勸諫説：“堯舜也懂得這些道理，但是他們更懂得一個國家最重要的事情是“用人”和“安民”，所以才能成為堯舜。”

【備註】：以上事例取材自《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傳第九十五》

談到這裏，我想你就明白了：

呂夷簡為什麼一眼就能看出兒子呂公著具備宰相氣量？

因為普通人所看重的琉璃玉器根本就沒被呂公著放在眼裏，唯一能讓呂公著動心的是“稀世珍寶”只有一個，那就是——人。

如果當時那個小丫鬟自己也跟着摔倒在地，你覺得呂公著還會“凝然不動”嗎？不可能！不要以為這沒什麼，好像很容易做到。

我們要知道：

在古代對於一個出生於官宦世家的普通人而言，一個買來的小丫鬟受傷還真不一定比四件珍貴的茶瓷器損壞重要。

所以，表面上看是呂公著的“穩重淡定”贏得了父親的青睞。

其實呂公著之所以能“穩重淡定”的本質是因為他的觀念：

“天地之性人為貴。”

沒錯，人與人之間的本質差異並不是性格，而是觀念。

所謂性格，不過是一個人思維慣性的別名。

5、

那麼同樣的到道理：

一個國家的政府和其他國家的政府本質差異並不在於所謂的政體，不在於它是一黨制，兩黨制，還是多黨制，也不在於它是議會內閣制、總統共和制，還是所謂的三權分立。

最根本的區別只有一個：

那就是這個政府的執政理念。

所謂的政體，只不過是一個國家執政理念集合的別稱。

中國政府的執政理念是什麼？

很簡單，就是五個字：

為人民服務。

無論是“打土豪，分田地”，還是推翻“三座大山”，中國共產黨一直以來都堅持的是“人民立場”，代表的是“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雖然它走過彎路，栽過跟頭，但無損於它的本色。

西方政府執政理念是什麼？

也很簡單，也是五個字：

為資本服務。

無論是“競選拉票”還是“施政定法”，西方政府從來就沒有“整體利益”的觀念，永遠都是在某些代表“部分利益”的團體之間周旋和妥協，比如説所謂的普選制，你以為人民真的能根據自己的意志選擇國家領導人嗎？錯了！無論你選上來的是誰，都只不過是資本家扶植的代言人而已。

就好像一羣劫匪綁架了你，然後笑嘻嘻地説：

“你面前站着四個人，一個拿刀，一個拿槍，一個拿棒子，一個拿拳頭，幸運的是，你自己有權利任意選其中一個人對你動刑。”

請問，你會覺得自己幸運嗎？你會覺得自己有選擇的自由嗎？

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論斷：

“資本主義只是用形式上的平等，來掩蓋事實上的不平等。”

其實這個秘密早就被法國思想家盧梭發現了，他比馬克思早一個世紀的時候就指出：

“英國人自以為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的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後，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於零。”——盧梭《社會契約論•第三卷•第十五章》

因此，我們總會看到這樣一個規律：

每當西方政府表現得為人民服務的時候，必定是資本家和人民的利益一致或者高度重合的時候。如果資本家和人民的利益發生衝突，西方政府的選擇必定是“舍卒保車”。

如果“不捨卒”呢？那就很可能要“舍總統”。

比如美國歷史上一共才44位總統，就有9位遭遇暗殺，其中4位遇刺喪生。誰能告訴我，這些遇刺的總統究竟是動了誰的奶酪？

一句話，中西方政府的本質決定了：

當一個有大事故發生的時候，中國政府首先的關注點是“人本身”，西方政府首先的關注點是精貴的“茶瓷器”。

有些人可能會反駁，但是不妨先靜下心來，追本溯源。

根源在哪裏呢？古希臘。

6、

其實古希臘的民主制，從一開始就是一種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維護奴隸主利益的制度。

比如説雅典，一共30萬人口，但大約只有3萬公民具有投票的政治權力。 奴隸不是公民，女人也不是公民，哪怕是長期居住在雅典的外鄉人也沒資格成為公民。 再加上由於各種各樣的客觀原因，經常出席公民大會的人數只有五六千。

所以古希臘的所謂民主制，本質上就是：

一部分奴隸主之間為了互相制衡和保持利益公平而不得不妥協出來的一個——分贓制。

這個“奴隸主的利益分贓制”，從兩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臘開始雖然中斷過，但一路走來，走過十六世紀的西班牙、走過十七世紀的荷蘭，走過十八世紀的法國，走過十九世紀的英國、走過二十世紀的美國，一直走到今天——二十一世紀的2020年，它只不過是染了個頭發，換了件衣服，化了妝，整了容，只不過是把奴隸主改了名字叫資本家，把奴隸替換成了本國的弱勢民眾和第三世界國家的民眾。本質上的它，從來都沒有變過。

如果它變了，瑞典政府就絕不可能敢公然停止對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的檢測和統計；如果它變了，英國政府就絕不可能敢公然宣稱“羣體免疫法”；如果它變了，西班牙政府就絕不可能在確診400多例的情況下，依然批准上百次超過幾十萬人的大規模集會和遊行。如果它變了，德國政府就絕不會攔截瑞士的口罩；如果它變了，意大利政府就絕不會攔截瑞士的消毒液；如果它變了，法國政府和英國政府就絕不會互相扣押對方的醫療物資。如果它變了，美國政府就絕不會……（此處省略一千字）

每當這個世界遭遇“考驗”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

所謂的民主，不過是奴隸主身上的遮羞布。

可笑的是，一羣奴隸主用搶來的錢穿上了馬甲，換上了西服，我們竟然還以為他們是文明的紳士。

7、

那麼中國政府就沒問題了嗎？當然有，而且還不少。

尤其是在這次新冠肺炎發現的初期，武漢市政府和衞健委的表現可謂是“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典範，為了經濟，為了政績，欺上瞞下，變得沒有魄力，失去了應有的決策擔當，儘管這種“錯誤”也有着各種各樣的客觀因素的影響，但本質上，還是因為偏離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執政理念，所以才導致本來可控的疫情爆發。幸好鍾南山先生及時捅破了“人傳人”的窗户紙，黨中央及時糾正，最終避免了更大的損失。

而正當我們反思自身並加緊控制疫情即將看到勝利的曙光時，突然發現，世界上的其他國家開始爆發了，而且失控的主要是西方的國家。

這是為什麼呢？有一個人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

這個人就是世界衞生組織聯合專家考察組外方組長布魯斯·艾爾沃德，前段時間他在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表示：

“中國的抗疫方式可以被複制，但這需要速度、資金、想象力和政治勇氣。”

顯而易見：

西方政府除了資金，其餘三項條件都不具備。

什麼是速度？

就是政府在決策的時候，不受資本力量左右的快速性；就是企業和各部門之間配合的時候，不受利益集團操控的自發性；就是基層幹部和老百姓在追蹤以及隔離流動人員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自覺性、積極性和精準性。

什麼是想象力？

就是中國人不信邪，不怕鬼，不管你是什麼瘟神。政府敢於“封城”，企業敢於“轉型"，老百姓甘於“自封”。政府敢於“基建創新”，企業敢於“生產創新”，老百姓甘於“隔離創新”。就是整個社會從上到下自老及幼既敢於也甘於以一種高度默契的、世界醫學史上前所未有的笨辦法跟新冠病毒進行正面決戰。而西方社會傳統觀念認為，病毒一旦進入“社區傳播”階段就基本上只能聽天由命，然後被動地等待疫苗研發。

什麼是政治勇氣？

就是隻要一項決策有利於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就堅決實行，不怕某些人不理解，不怕某些媒體不贊同，不怕經濟損失，不怕政治攻擊。

可惜的是，西方的許多國家徒有一手好牌，卻打了個“潰不成軍”。為了保障經濟，為了保證選票，為了資本家的利益，為了自己的政治羽翼，視公共衞生如兒戲，置老百姓的生命健康於不顧，白白浪費了中國人舉全國之力所創造出來的寶貴窗口期。

根本原因在哪裏？

一個是為人民服務，一個是為資本服務。

中國政府當然有缺點，也會犯錯誤，需要改進的地方還很多，但大方向絕對是朝着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西方政府當然有優點，有我們需要學習的地方，甚至許多領域還很超前，但執政理念顯然是需要調整和改變的。

8、

中西方政府之間，在某種程度上，主要在傳播學的文學表現上，就好像是曹操和劉備。

比如：

曹操屠徐州，屠雍城，屠彭城，屠鄴城，屠柳城，屠宛城，決漳水灌城，甚至還坑殺過袁紹的降卒。

但是他能寫詩，懂浪漫，喜歡錶演，很會替自己宣傳。一般的書生是“以筆為刀”，他卻是“以刀為筆”。屠了那麼多城，同時也攢了不少靈感：“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聽聽，這是多麼悲天憫人的“絕唱”！以至於許多人都覺得他是一個“可愛的奸雄”。

劉備呢？心腸軟，仁義為本，從未屠過城，還有過攜老百姓渡江的偉大事蹟。

但是他少文采，缺乏藝術細胞，也沒留下什麼被人傳頌的詩句。當然，有時候甚至會一意孤行，聽不進意見，犯各種各樣的錯誤，所以許多人都把他當成了“偽君子”的代名詞。

可是我們不要忘了：

奸雄再可愛，他也是奸雄，“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才是奸雄的座右銘。你眼裏的劉備再虛偽，他也是君子，“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才是他臨終的遺言。

況且，劉備究竟是不是偽君子恐怕還不一定呢？

可悲的是，有一些人手裏端的是劉備的飯碗，嘴裏卻念着曹操的詩。

更可悲的是，念就唸吧，居然還當真了。

9、

最後，衷心希望世界各國在疫情面前，能跨越制度和文化的差別，放下種族和意識形態的偏見，攜手並肩，一起對抗新冠肺炎。畢竟這一次世界大戰，我們的敵人不是彼此，而是病毒。

作者：紫俠狼，90後文字狂生，夜色如墨，月光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