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地之王張玉璽和他的家族：“致富帶頭人”形象背後，屢被村民檢舉_風聞

[摘要]新發地村沒有華西村那麼多的驚人的形象工程。但是在家族政治方面，新發地村的張玉璽卻絲毫不遜於以吳仁寶為核心的吳氏家族。6月初，全國抗疫已經基本取得勝利，所有工作的重心轉向了外防輸入。

中國的村莊大多喜歡以傳統牌坊作為村莊入口處的標誌，而新發地村的牌坊，可謂是其中的富麗堂皇、規模宏大者。還好，新發地村沒有華西村那麼多的驚人的形象工程。但是在家族政治方面，新發地村的張玉璽卻絲毫不遜於以吳仁寶為核心的吳氏家族。

6月初，全國抗疫已經基本取得勝利，所有工作的重心轉向了外防輸入。

但最近幾天北京市新發地市場爆發的多起病例，又讓人們原本放下的心又懸了起來。尤其是新發地是名副其實的首都“菜籃子”和“大果盤子”，承擔了北京80%以上的農產品供應，其人流量、客流量都是驚人的。

新發地能做到今日這般規模，成為北京市農產品最重要的流通地，與一個家族有着密切聯繫。

青年農民張玉璽

出生在北京市豐台區花鄉新發地村的張玉璽，有着中等的個頭，寬厚的肩膀，這種身材非常適合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尤其是以種地為主的傳統農業。

他學習成績談不上優秀，家庭談不上顯赫，在那個除了升學、招工才能離開農村的年代，張玉璽唯一的出路是種好家門前的幾畝地，做一個勤勞的農民，娶一個持家的老婆，生幾個和他一樣壯實的兒子，保住一家人的口糧。

但這個生於1949年10月10日，與共和國同齡的青年農民，彷彿天生就有着幹大事業的運氣。

1969年的夏天，19歲的張玉璽像往常一樣在菜田裏忙碌。生產大隊領導把張玉璽叫到隊部，通知他作為農民代表，參加二十週年國慶遊行。

首都的村民不得不説有着天然的便利，他們有很多這種機會。在學生時代，張玉璽曾參與過不少大型活動，比如在天安門廣場上歡迎外賓、在“五一”勞動節參加慶祝遊行。這讓如張玉璽般的青年農民，有了接觸政治、感觸國家、學會紀律、拓寬交際的機會。

國慶遊行前，張玉璽和其他農民代表一起投入緊張的軍訓。30多攝氏度的高温下，站軍姿、齊步走、踢正步，每天汗流浹背。但張玉璽卻從中感觸到了軍人的神聖與自豪感。

那個夏天，張玉璽不僅與農民代表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而且還讓他下定決心走出農村，參軍入伍，走向更寬廣的天地。

國慶遊行後不久，剛過完20歲生日的張玉璽報名參軍。在那個年代，20歲參軍算是一個很晚的年齡了，可見張玉璽當時是多麼的渴望當時的生活。

從沒有見過大海的張玉璽，入伍後被分配到了位於寧波的東海艦隊37510部隊的一艘艦艇上。這時，冷戰陰雲密佈，兩岸關係極度緊張，張玉璽和他的戰友始終處在高強度訓練、備戰的狀態下。不過張玉璽很感謝這段時光，日後他曾提起軍旅生涯把他“磨鍊的堅韌、堅強、穩重而紮實”。

在海軍服役時的張玉璽

1976年，無法提幹成為軍官也沒有入黨的張玉璽，從東海艦隊退役回到家鄉新發地村。

那時的張玉璽並不是如後來很多媒體報道的那樣——彷彿他退伍回家就是為了帶領鄉親們致富。當時的他退伍只想去國營企業上班當個工人。但造化弄人，他沒有實現自己的願望，留在了農村。

張玉璽成了一名村集體的“工人”，也就是雖是農民身份，但是並不種地。他在村裏先後被安排幹過基建隊小工、統計員、放映員、養魚等工作。

雖然不用面朝黃土背朝天，但張玉璽對村子狀態並不滿意，他望着辛苦種菜卻生活貧困的村民，倍感失落。不過，在這幾年裏，他在村裏生活的卻還舒適。他成家立業，加入了黨組織，並迎來了兒子張月琳的降生。

1982年，31歲的張玉璽被當時的村領導班子推薦去豐台農校學習蔬菜栽培。兩年後，他拿着專科文憑畢業回村當了主管科技的生產隊副大隊長。

當時中國鄉村熱衷於搞集體企業，張玉璽又成為了新發地農工商聯合公司副總經理、新發地村蔬菜公司經理。現在的報道，常認為先有張玉璽後有新發地，其實新發地村本身就是個走在改革開放前沿村莊，八十年代初，新發地的生產大隊就改為農工商聯合公司，各個生產隊改為分公司。

這次學習意義非同，一是讓張玉璽成了村民中的“高級知識分子”，為他以後能將新發地系企業在集體企業衰落中異軍突起發揮了作用。二是高學歷加退伍軍人的雙重利好身份，使他很年輕的時候便成為村班子成員，有了可以施展商業才華的平台。

初試經商

對於一個人的成功，雞湯導師會説“幹就完了”，佛系中年會説“聽天由命”。只有一位長者把話説全了——“一個人的成功,既要看個人的努力,又要看歷史的進程”

巧了，此刻的張玉璽，個人素質到位後，歷史也將給他提供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

在計劃經濟時代，農民種的蔬菜必須統一由北京第二商業公司收購後銷售給市民。

1985年，北京開始了農產品流通領域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新時期。北京第二商業公司作為專業“賺差價”的中間商逐漸退出歷史舞台，農民開始可以將部分自種蔬菜自行對外出售。

新發地村周邊農民向政府交完指定數量的蔬菜外，便在村裏兩條公路(今天的黃陳路和南苑西路)交叉的十字路口集中擺攤售賣剩餘的蔬菜，北京各地的菜販子也爭相來這裏收菜。

這種自發形成的市場越來越大，以至於堵塞了交通，逼得豐台區政府不得不出面整頓。而這個任務就落在了張玉璽頭上。

張玉璽可能是城管界的祖師爺。那時他每天一大早就帶人去市場轟人，這種治理的效果如同今天城管與小販的貓捉老鼠遊戲一樣，攆走了又回來，小攤販貌似永遠清除不了。

張玉璽想起在農校學習時，英國一位農產品市場專家講過“辦農產品市場要具備四個要素，市場的早期是自發的;地理位置應該是城鄉結合部;交通便利;市場距離消費終端，運輸不超過一小時”這四個要素，新發地村全具備。

知識總還是有用的。只不過一些人理論聯繫實踐能力太差，在實踐中根本想不起來理論，然後倒因為果，認為理論一無是處。

而此時，村支書孟有發也是有想法的人，他也看到了蔬菜交易的潛在商機。

經過村委討論，決定讓張玉璽負責籌建一個市場。這就是後來張玉璽津津樂道的“三個15”：帶着本村15個青年，用15萬元（豐台區出資3萬，花鄉3萬，新發地村10萬），用15畝集體土地，開始了創業。

1988年5月16日，一個簡簡單單的用於初級農產品集散和交易的地方正式掛牌成立，這就是新發地市場發展的雛形，這一天也是新發地市場啓航的起點，更是張玉璽人生的新起點。

初露鋒芒

上世紀90年代初期，新發地市場慢慢嶄露頭角，面積逐年擴大，菜販越聚越多。菜販在早晨現買現賣，一杆大秤和一個大筐就是一個“攤位”。場面雖説熱鬧，但是極其混亂。

這換做其他人，貌似也沒什麼，畢竟那個年代，只要能賺到錢，誰還去關心其他事呢。

但是張玉璽不一樣，他的經歷與知識決定了他的視野，他的視野決定了他對這種場景的不滿。

如何管理農產品市場？沒人懂。張玉璽首先想到了理論知識，但新華書店一本相關書籍都沒有。

沒關係，毛主席講過，要重視調查研究，不要老是搞教條主義，山溝溝裏才有真正的馬列主義！張玉璽扮成商户，拉着兩車西紅柿到內蒙古的市場裏體驗菜商生活，十幾個本地“菜霸”想以低價全部收購。在張玉璽無奈之時，市場的管理人員出現在張玉璽面前，為他解了圍。

這讓張玉璽明白了市場治安的重要性——市場想留住商户，就要在市場管理和商户服務上下功夫。

這種深入一線、深入最基層的工作方式，是典型的張玉璽風格，也幾乎是創業一代企業家共同的工作風格。

當過六年軍人的張玉璽。套用軍隊簡單、粗獷的管理模式，提出“三大紀律、八項原則”等市場規章制度，成立保安隊伍，嚴格管理交易秩序。

靠着這簡簡單單的道理，新發地迅速發展壯大，成為北京市當時最大的農產品流通中心。在日後，進京的外地蔬菜，基本都是通過進入新發地的蔬菜市場，然後流通到北京市民餐桌上的。

商業帝國

九十年代時候，新發地菜市場做大了，但這還是不夠的，一個鄉村集體企業能否走的更遠，還需要更多的現代化管理模式以及更大的經營規模。

在這方面，新發地村的村支書孟有發和已是新發地聯合公司總經理的張玉璽意見十分一致。

新發地的發展路徑是一面做大農副產品市場業務，另一方面是利用村集體資產和市場開展多種經營。

為了做大規模，新發地一直採取的是“今年收入變明年投入”的方式，如“滾雪球”一樣逐年增添配套設施、擴大經營面積。雖然這樣的發展模式，導致新發地村民長期以來能拿到的分紅極少，但這種蠻橫的資本積累的手段，讓新發地獲得了極快的擴張速度。

最終，新發地經過32年的建設和發展，成為北京乃至亞洲交易規模最大的專業農產品批發市場。

“市場現佔地1680畝，管理人員1500名，固定攤位2000個左右、定點客户4000多家，日吞吐蔬菜1.8萬噸、果品2萬噸、豬牛羊5000多頭、水產1500多噸。承擔了首都80%以上的農產品供應。”

“2019年交易量1749萬噸，交易額1319億元人民幣。在全國4600多家農產品批發市場中，已連續十七年雙居全國第一”

除了橫向的全國佈局，新發地還試圖在農產品產業鏈上有所作為，佈局了諸多蔬果種植基地、貨運公司、城市零售網點。

從多種經營方面更可以看出新發地的實力。北京一直是房地產開發的熱土，作為擁有近5000畝土地的新發地村，自然也想成為開發商。而且他們有着天然的兩羣客户：回遷村民和市場的商户。

天倫錦城小區、新發地錦城園小區、期頤百年小區、天驕駿園小區·····在北京南四環拔地而起。

除了房地產，貨運物流也是新發地的重要支柱，位於京開高速新發地橋西側的大片空地被開發為物流基地。雄心勃勃的新發地，最後開設了自己的長途客運站，成為北京南部重要的客運中心。

物業管理公司、諮詢公司、賓館、酒店、礦泉水廠、建築材料廠這些更是不在話下。

三十年的發展，新發地儼然已經成為了一個商業帝國。

帝國的國王

現在很多媒體將張玉璽宣傳為新發地的創業帶頭人領路人，彷彿他成了“新發地一世”。其實，張玉璽對新發地的貢獻雖是最大的，但張玉璽真正完全掌舵新發地已經是二十一世紀的事情了。

老書記孟有發在2004年卸任，張玉璽接任。至此之後，張玉璽成為新發地村與新發地商業帝國的雙重一把手。

張玉璽時代的新發地，達到了發展的頂峯。不得不説，張玉璽的商業頭腦、管理手腕、政治意識都是一流的。

將自己的市場定位為“首都菜籃子”，並且把農產品供應與政治任務緊密貼合在一起，張玉璽的這些聰明的選擇，讓自己在沉浮不定的商場幾十年穩立不倒。

但這個國王不是終身制的，在擔任多屆書記後，張玉璽將書記位置交出，並逐步退出商業帝國。但在這似退非退的時期，人們才能發現，張玉璽搭建的帝國已經成型。

細心的人會發現，接任新發地村書記的不是別人，而是鄭玉璽的外甥張偉，逐漸接過商業帝國權杖的也不是外人，正是張玉璽的兒子張月琳。張偉與張月琳，將成為未來新發地的兩大權力支柱。

張偉在接任新發地書記後，理所當然的也成為了新發地村辦集體企業新發地聯合公司的一把手。這個聯合公司是新發地商業帝國的核心，新發地農副產品批發中心（農產品流通）、北京豐泰房地產開發公司（房地產）均是該企業的全資子公司。

但張偉能控制這些企業嗎？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新發地農副產品批發中心的總經理是、法定代表人是張月琳，北京豐泰房地產開發公司的董事長則是張玉璽。

新發地村另一個核心企業是北京市新發地宏業投資中心，新發地商業帝國中的交通運輸產業就在這個投資中心下面，新發地長途客運站、新發地城市配送公司、漢龍貨運公司均是該投資中心的全資子公司。張偉也順理成章的當了這個全體村民入股的集體所有制企業的總經理、法定代表人。

而同樣在新發地村和商業帝國任職的還有張玉璽的妻弟楊洪傑，任新發地天嬌俊園黨支部書記，高碑店分場副總；妻弟楊洪凱任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副董事長;外甥王永貴任新發地分場部門經理;妻弟楊洪斌任新發地宏業投資中心副董事長。

除此之外，還有更多的張玉璽的親友在公司任職。這一點像極了華西村。

中國的鄉村集體企業最後的歸宿，除了化公為私，便是以村領導家族為核心成員的集權控制，似乎很難找出真正符合社會主義本意的一種發展模式。

這種家族壟斷，似乎沒什麼毛病。畢竟所有企業所有權都屬於村集體，制度上講歸全體村民共有，村民是企業發展的最終受益者。

但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少部分人掌握甚至壟斷了集體企業的經營權，而他們又不擁有企業的所有權，那麼這部分掌權者可以盡情的施展其經營才能，幾乎不受約束。

這種看似不符合現代企業治理結構的狀態，卻是新發地商業帝國得以發展壯大的秘訣。因為經營者可以按照自己既定的思路長期發展，不受所有權人的干涉，而且可以長期不分紅甚至永遠少分紅，為企業留存資金，以快速實現企業的快速擴張。

但這種模式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些掌握經營權的人可以在集體企業肆意而為，任人唯親有之，自己給自己大幅提高待遇有之。

更有甚者，部分領導可以以個人名義成立私有制的公司，再讓自己私有的公司來參與集體企業的運營，以達到掠奪集體財產合法化的目的。這樣，他們通過控制集體企業，輕而易舉的將集體企業的利益輸送到個人名下的企業。

新發地也不免俗，多年以來，新發地村民的檢舉從來都不少。檢舉的核心內容便是張氏家族獨掌大權，村民得到的收益相比於新發地商業帝國實現的收益而言太渺小。

多年來，張玉璽和他的親友總能化危為安，在媒體輿論前一直保持着正面形象，他們是農民企業家、首都菜籃子的守護人、村民的致富帶頭人·······但這一次，不知道他們能否安然度過這次危機。

（完）

責任編輯：wyanita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