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後是什麼——鋤頭和針頭的邏輯_風聞

革命之後是什麼——鋤頭和針頭的邏輯

2020年6月16日

      前兩天因為美國的“文化革命”，我寫了《再談革命的邏輯》。限於篇幅，有些話沒有説透，現在藉着紀念毛主席“六二六指示”，想起了電影《春苗》，不妨再説上幾句。

        在這部電影中，鋤頭和針頭成為貫穿始終的線索，也是揭示主題的紅線。反面人物錢濟仁和杜文傑都認為拿鋤頭的手拿不了針頭。而正面人物春苗在黨的路線政策指引下、在廣大貧下中農和革命知識分子方明的鼓勵幫助下，實現了從拿鋤頭到拿針頭的飛躍。更為可貴的是，拿起了針頭的春苗沒有把這個作為謀取個人脱離體力勞動、享受特權的資格，依然繼續一手拿鋤頭一手那針頭為人民服務。

        這裏面的的要害就是勞動人民是不是隻能從事體力勞動，不能染指文化技術從而被隔離在上層建築之外。如此一來，革命的成果也就既不能深入下去也不能得到保證——如果革命只是給了老百姓勞動的權力，而沒有從事文化（衞生教育）等工作的權力，進而沒有管理國家和社會事物的權力，那麼勞動羣眾的所有“權利”就仍然是上面“大人物”的恩賜，是極其短暫和不牢靠的。

       本來人類社會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長期是統一的。只是到了原始社會末期，隨着階級分化形成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這種對立是和階級剝削、階級壓迫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成為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天然藉口。所以，廣義技術工作（包括管理工作）實際上是剝削和壓迫必須的外殼——儘管這種“技術”和“管理”工作在實際上很可能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科學共產主義的實現也必然伴隨着這種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分化在更高程度上的重新結合。

       無產階級geming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徹底的革命，顯然是不能僅僅停留在奪取政權和改造經濟基礎上面的，還必須繼續深入下去，徹底改造這個社會，從而消滅一切剝削和壓迫的根子。這個過程當然不能主觀主義的操之過急，但是如果藉口“生產力不發達”而無限期拖延則是對革命的背叛——正如《再談革命的邏輯》中所説：在一定情況下，只有對生產關係進行革命性變革才能推動生產力飛躍式發展，只有對上層建築進行革命性變革，才能徹底改造生產關係。

        為了避免抽象的“空對空”，我們就以中國的革命為例來簡單説説。1956年，中國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這裏説的“基本完成”主要是指生產關係。就上層建築而言，政權已經掌握在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階級和人民羣眾手裏，但是文化教育以及意識形態的改造則剛剛開始遠沒有完成。即使是生產關係，按照一般的説法包括三個方面：生產資料歸誰所有，也就是所有制；由所有制決定的生產中人與人的相互關係和產品的分配。

       毫無疑問，這三個因素中，所有制是最有決定性的。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説所有制問題解決了，生產關係的問題就解決了。比如説，所有制解決了以後，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並不一定就會自動解決，產品的分配也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達到理想效果。比如説上世紀60年代，國營企業、公社幹部作風霸道、多吃多佔等問題實際上就是這兩方面問題的反映。生產關係中人與人的關係又必然與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上層建築的改造聯繫到一起——勞動人民是隻能幹活呢，還是也要參加管理（技術工作）呢？管理者和技術人員是隻負責“管理”（技術工作）呢？還是也要多少幹些具體工作從而瞭解實際情況更好地從事管理和技術工作呢？用以前大家熟悉的話説就是：是隻能拉車呢？在拉車的同時還要抬頭看路呢？如果是前者，那麼新的階級分化和固化是不是會形成呢？答案是非常肯定的。這已經不僅僅是理論上的推論，更是活生生的現實。實際上《春苗》這部電影就用很大一部分篇幅反映了這樣一個嚴峻的鬥爭——蘇聯解體則為上述理論做了歷史的註腳。所以當年毛主席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批註説：“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築，不管理上層建築是不行的。”他還進一步評論説：“這裏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革命之後是什麼？”就這樣嚴肅地擺在每個人面前。“建設啊”、“迅速改變落後的生產力和社會面貌啊”，這些都沒有問題，問題是哪朝哪代不搞“建設”？不“發展生產力”？問題在於為了誰？依靠誰？如果人民羣眾不能當家做主，他們的生產積極性怎麼調動和激發？如果他們處於被侮辱、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作為生產力中最革命和最活躍的因素就被桎梏和摧殘了，還説什麼“發展”和“生產力進步”？！

       在認識和肯定了革命不僅僅是奪取政權，也不僅僅是改造生產關係（所有制），還需要徹底改造上層建築之後，就可以談論下一個問題了——工人階級及其領導下的勞動人民如何管理國家？如何管理上層建築（當然包括意識形態等文化教育醫療領域）？簡單地選派幾個人去代替原有的人就行了嗎？沒有那麼簡單。“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同樣的道理，工人階級也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上層建築的其他部分達到自己的目的。

       在武裝革命徹底摧毀原有的國家機器的基礎上，工人階級還必須徹底砸碎、改造原有的上層建築的其他方面——尤其是意識形態領域。這其中表現最突出大就是“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不僅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長期處於“水泊梁山”的處境，處在各方面佔有絕對優勢的國際資本的長期包圍、滲透之中，而且還有國內剝削階級殘餘勢力的殊死反抗和破壞（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不得不大量留用像《春苗》中錢濟仁這樣出身剝削階級的舊知識分子），更為重要的是，新社會自己培養的知識分子以及幹部也會變質——比如《春苗》中衞生院的那位杜文傑院長。

        這其中，“四舊”就是腐蝕人們思想，掩護這些壞人壞事的得力工具。如何破除“四舊”實際上就是《國際歌》中説的“衝破思想的牢籠”——這才是走向徹底解放的關鍵所在。顯然，這不僅僅是講道理、學習的問題，作為唯物主義者，我們都明白，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平台和橋樑、探索一系列具體的措施。這個平台和橋樑就是人民公社。當年的“上山下鄉”、“五七道路”等等就是這種探索的具體表現。這兩條措施主要解決的事“知識分子勞動化”問題。至於“勞動分子知識化”的解決，不僅依靠正規教育的普及，更得益於掃盲班、民辦教師等人民羣眾的首創精神——這種首創精神實際上是受到正規行政力量（“體制”）的壓制的，只有在1958年和1966年以後，這種壓制被衝破以後才得以充分發揮出來。《春苗》中反映的“赤腳醫生”也是這種人民羣眾的首創精神的體現，它的命運也是如此。

       為什麼實現革命目的的民辦教師、赤腳醫生以及“上山下鄉”、“五七道路”受到“體制”的壓制、軟抵抗呢？“道理容易講清，利益難以割捨。”——這實際上就是上文説的“新社會自己培養的知識分子以及幹部也會變質”、“新的階級分化和固化”這樣的問題。

       怎麼辦？退回去是很容易的，但是無數革命先烈的血就白流了，往前走，是沒有前人走過的路，但卻既是理想和信仰的必然選擇也是希望的唯一所在。當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岡山時他的心路歷程我們今天是否能體會得到？當歷史的風雨拂去塵埃、污泥濁水之後，尤其是當蘇聯再一次用反面行動教育世人以後，我們是不是已經到了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的時候了？

       革命從來都是正義的，武裝革命是上篇，wenhua革命就是一定要有的下篇。“wenhua革命”不應該成為禁忌，而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實現進步的唯一康莊大道。勞動人民不僅能拿“斧頭”、“鋤頭”和“槍桿子”，還必須拿起“針頭”和“筆桿子”、“稱杆子”，佔領上層建築的一切領域。無產階級不可能在一個按照資產階級面貌改造過的世界實現自己的目的，只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這個世界。2020年的新冠疫情以及頻繁發生的學生自殺事件，再次説明了問題的緊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