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的一筆“敗家投資”，讓大宋賺足全世界的錢_風聞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楊基寧

宋朝尤其是北宋，在中國歷朝歷代中，是出了名的有錢。

但凡説起宋朝，大家都愛叫它“富宋”。但事實上啊，最起碼在宋太宗年間時，大宋還真沒什麼錢。

當時的大宋，外面跟遼國年年交戰，內部還鬧着王小波李順的起義，整個一個內憂外患。特別是對遼的戰爭，對大宋經濟影響非常大，一方面導致了草原絲綢之路的徹底斷絕，另一方面，當時兩國主要為了幽雲十六州開戰，直接導致大宋的主要產糧區河北變成了戰場。

照大宋宰相呂蒙正的話説：“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眾。”汴京周邊都是這個慘狀，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説了。

就連號稱最為優渥的宋朝文官俸祿，其實在宋初也不算高，起碼和盛唐時候相比要低得多。

一個最明顯的證據是，宋真宗初年，就有大臣上奏拿本朝的俸祿和唐朝比：“餬口之不及”……希望皇帝給漲工資！

好在此時，宋真宗接到這樣的奏摺，底氣很足：俸祿不高，福利不好，朕給你們漲就是了。

宋真宗為什麼如此豪氣，最重要的是他有個能力強的爹，宋太宗趙光義在位期間，掙了不少錢，給他留下一大筆遺產。

國內經濟困難，宋太宗卻派人去海外掃貨？宋太宗，怎麼就讓大宋朝從一窮二白窮的叮噹響，突然間成為暴發户呢？

原來他想了一個法子，去海外花錢。

雍熙四年，宋太宗幹了個事，“遣內侍八人齎敕書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蕃，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牙、真珠、龍腦”。用大白話來解釋就是他派人去海外各國，對當時的奢侈品瘋狂掃貨。

這個事情，説起來和常理不符啊，國家如今這麼困難，你不顧民間疾苦，派人高價去採買一些供你個人高消費的東西。

宋太宗這麼做，當真是隻顧個人享受？當然不是。

他這麼做的目標很簡單，就是把“市場信息”放出去，吸引海外諸國的商賈們來大宋擺攤。

自從安史之亂後，陸上絲綢之路長期處於不穩定狀態，而海上絲綢之路，卻得到蓬勃發展。經歷“玄、肅、代、德、順、憲”的6朝元老，唐朝地理學家賈耽在其著作《廣州通海夷道》中就已經記錄了一條從廣州通往東非的航線。可以説，從唐朝中期開始，以“通海夷道”為代表的中國海上貿易航線，已經十分繁榮。

就連五代時期，割據嶺南的“太監王朝”南漢王朝，海外貿易也做的有聲有色，宋朝滅南漢時，南漢的軍官士兵們，就從皇宮裏“拐”了十幾船財寶逃往國外。即使這樣，宋軍依然在南漢繳獲了大筆財富，哪怕南漢王宮被毀，宋軍都從廢墟里清理出46甕名貴珍珠。這鉅額財富，把趙匡胤都嚇了一跳，連稱南漢以“奢靡亡國”。

所以，北宋剛滅南漢後，就在廣州着手建立市舶司，力圖發展海外貿易。但問題是，多年戰亂讓海上貿易也十分蕭條。

為了恢復昔日盛況，宋太宗只好自己砸錢，去海外大賣特賣，為得就是傳達一個信息：大宋現在穩定了，歡迎來大宋擺攤啊！

“海上絲綢之路”，宋代應改稱為“瓷器之路”那麼，“擺攤”對大宋有什麼好處呢？直接好處，自然是增加國庫收入。

別看是喊人家來賣貨，但宋代的市舶司管理制度，已經是空前成熟，各項外貿、税收和專營制度高度完備嚴格，可以説，只要來擺攤的人多，光靠“禁榷”和“博買”制度 ，大宋朝就能躺着收錢。

當然，趙光義也知道，再好的政策也需要靠譜的人執行才有效。所以他市舶司官員的選拔異常重視。但凡要派任廣州市舶司使，首先必須先推薦三個預選人來，每個預選人要有三個官員聯名推舉，然後報請樞密院擇選，等到正式上任後，“如在任終滿三年，委實廉慎，別無公私過犯，仍令本路轉運使、副保奏，當與酬獎”，你瞧瞧，選一個市舶司使，比挑一個宰相還費事。

廣州市舶司建立後，北宋又陸陸續續，在杭州泉州鎮江等地，陸續設置了七個市舶司，把“廣州模式”推廣東南沿海，敞開國門賺錢。

而另一點則更加説明重視程度，起初市舶司使是由廣州地方官兼任，後來則變成專職，市舶司也脱離地方機構而獨立設制。可以説，只要有利於市舶司管理建設的，絕對不遺餘力。

而這一切，都是為了營造一個讓海外商賈放心的“擺攤”環境，大宋王朝也是夠拼的！

當然，有努力自然有效果，而且效果不是一般的好。

首先貿易範圍遠遠超過唐代，當時有記錄和大宋有貿易往來的國家超過了六十個，簡直就是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生意不斷做大，單就趙光義心心念唸的擺攤事業來説，一個數字足以説明問題。在北宋，進出口總額和財政總收入之比竟然可以達到一比五。而這個數字對自然經濟為主體的古代中國來説，簡直是一個奇蹟了。

可以説，單是這些進出口貿易的關税，就已經給大宋王朝帶來鉅額收入。

更重要的是，那些紛至沓來的海外商人們，還會把中國的貨物源源不斷地販運出去。

最典型的，就是瓷器貿易，其實人們所説的“海上絲綢之路”，到宋代應該改稱為“瓷器之路”。因為宋朝海船的所到之處，以及與宋朝有貿易往來的國家和地區都有大量瓷器出口，遠銷日本、東南亞、印度一直到波斯灣西亞諸國以及非洲的埃及等地，而當時的阿拉伯帝國的王公貴族們，都以收藏中國瓷器為榮。

單以今天的考古發現看，從日本的福岡到馬來西亞的沙撈越，乃至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等國，都出土過大量的宋瓷殘片。甚至今天還有外國學者認為“中世紀的東非史是用中國瓷器寫成的”。而以當代許多學者的估算，僅是宋代的廣州路一地，每年的瓷器總產量就高達一億件以上，其中絕大多數都用於出口。

可以想象，單瓷器出口這一樣，不知道能給大宋帶來了多少財富？

蘇東坡竟也成了“出海擺攤”的一員和此前歷代區別極大的是，大宋不光吸引外國人來國內擺攤。更重要的是，同樣也鼓勵宋人出國擺攤去。

對於出國擺攤這事兒，宋朝不但允許，而且也有完備的管理制度。首先出海貿易的主力軍是沿海船户，為了便於控制和徵税，大宋便將這些船户另編户籍。其次，出海貿易的海上必須在政府登記，禁止走私。第三，海商貿易歸來，必須到市舶司接受抽買，否則將處以重罰。

雖然條令是嚴格了點，但畢竟給了沿海商民出海賺錢的權力。

於是，自從宋太宗年間起，大宋的沿海商民，各行各業，都掀起了出國擺攤的熱潮。

當時，由於造船業的進步，宋朝人“出國擺攤”，比之前的任何朝代都更容易。當時的中國海船造的非常巨大，結構堅固，重量可以達到幾百噸。這樣一艘海船可載幾百人，船裏能儲存一年的糧食，甚至還能在船上養豬和釀酒。

既然有了這麼牛的船，出海不再困難，而海外貿易豐厚的利潤撩撥着社會的各個階層，紛紛遠赴海外聚財殖貨。

當時改行當海商的，各行各業都有，甚至就連和尚道士，有的也動了凡心，好好的經不念，撒腿往海外跑。以《續資治通鑑長編》《夷堅志》等史料記載，宋代杭州僧人淨源，後來就成了知名海商。温州道士王居常和處州“張道人”，也都曾是宋代“國際貿易”圈子裏的知名人物。

而大名鼎鼎的大才子蘇東坡，竟然也是“出國擺攤”的一員。誰説蘇軾到了海南，只能過“日啖荔枝三百顆”的苦日子，大才子的腦筋其實也挺活，他就曾把東南亞的蘇木從海外倒騰到了四川。

當然，東坡先生到底賺了多少錢在其次，關鍵是，連他都要去下海經商了，可見宋代的下海潮有多熱。

現在終於知道為啥把經商叫下海了吧，因為真的只有下了海，才能賺到大錢。

當然拋開賺錢不談，這些出國擺攤的中國海商，或窮或富，但都成了中世紀海洋上，無比重要的力量。可以説，在那個年代，海商就是大宋的“標牌”，不但為大宋實實在在賺取了鉅額財富，更撐起了大宋的臉面，代表着一種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輸出。因此，宋朝海商所到之處，常常受到各國的熱烈歡迎。

在當時，每當宋朝的海商船隊來到國外，都常常引來轟動效應。不但當地的國王高官專門以隆重儀式迎接，甚至是“傾國聳觀”。有時“其王與眷屬率大人到船問勞”。這些在大宋國內看上去“普通”的中國海商們，來到國外卻往往是受人尊敬的“上賓”。甚至當地的富商大賈們也趕快帶足財貨，搭乘中國船舶來大宋“擺攤”。“給力”場面背後，就是大宋強大產業與航海能力，撐起的“國際貿易話語權”。

如此強大的話語權，也給宋朝帶來了滾滾財富。單是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這一年，宋朝的歲入就達到了“一億兩千六百二十五萬貫”，其中作為“硬通貨”的白銀，收入就達八十萬兩以上。而且這其中七成以上的收入，都來自商業税。海外貿易更是貢獻極多。正是這火熱的貿易，讓國土狹小且積貧積弱的兩宋，經濟上依然能保持興旺和繁華。

而這，也再次證明了“唯有開放才可以富國”的真諦。

參考資料：高瑩《宋代海外貿易發展的原因初探》、曹中原《宋代海外貿易的興盛及其原因》、黃純豔《宋代海外貿易》、丁怡《論宋代海外交通的三個問題》、何忠禮《宋代官吏的俸祿》、高綿《略論宋代海外貿易政策》，桑希臣《藍色誘惑：中國海洋開拓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