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對待朋友一樣對待粉絲：社交媒體中的“關係勞動”_風聞

寫在前面：

基於對近40位歌手的訪談和觀察，美國學者Nancy Baym發現，如今的音樂行業不僅需要製作精良的藝術作品，更需要歌手對自己的粉絲進行關係維護。這樣一來，一個略顯敏感的問題便在於：**這種關係維護究竟應該被理解為真實情感的表露，還是一種謀取經濟利益的功利手段呢？**Baym認為，單純從馬克思主義的“異化”概念入手，可能會遮蔽我們對這種關係勞動更為完整的理解，因此，她在2015年的一篇研究論文中提出了“關係勞動”（relational labor）這一概念。

“關係勞動”為近幾年的粉絲研究和女性主義研究帶來了啓發和影響，本期推送為你摘譯了這篇論文的核心觀點，希望也可以給你帶來一些新的思考。

不可否認，與粉絲或觀眾進行持續的互動，已經越來越多成為歌手工作的一部分。MTV對15至29歲的粉絲進行過一項調查，發現他們大多數人都期望可以在社交媒體中隨時接觸到自己喜歡的歌手、與歌手進行親密互動。數字音樂先驅Dave Kusek（2014）乾脆將社交媒體描述為音樂事業的“基石”。歌手必須在以下兩者之間做出平衡：一面是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則是粉絲與他們產生聯繫的需求。

與觀眾產生聯繫，為的是建立和維護自己的受眾羣體，這一工作很少可以獲得直接報償。不過，這種聯繫卻成為了一種當代社會的要求：人們想要在事業上獲得成功，就必須從事一些無償的社會勞動。Neff（2012）曾描述過紐約硅谷的工人，他們被稱為“風險勞工”（venture labor），需要參加無數的深夜派對，才能在這個圈子裏贏得一席之地，從而獲得持續的市場競爭力。如今，社交媒體成為了這一類社交的主要場所，人們需要將自己展示為值得關注的僱員或值得投資的企業家。也許，任何一個職業都不會比“歌手”更能體會到這種關係建立的重要性。畢竟，歌手們的產品——音樂——往往更容易免費獲得。

Gill和Pratt（2008: 2）用這樣一些流行語來描述當前的經濟狀況：後福特主義、後工業化、網絡社會、流動的現代性、信息社會、“新經濟”、“新資本主義”和風險社會。樂觀地説，文化工作者可以被視為未來創意勞動和創意城市的典範。不過，悲觀地説，他們也代表了一種不安全、不正規、不連續的工作。他們要承擔個人風險，成為“朝不保夕的海報男女”。文化工作是臨時性的、間歇性的；工作/娛樂的界限是崩潰的；報酬是微薄的；從業者是流動的。文化工作者的心態是波希米亞主義和企業家精神的融合。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調服務——歌手通過溝通和管理自己的外表，來管理自己和他人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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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關係勞動？

在過去的幾年裏，我一直在做一個關於歌手如何理解他們與聽眾之間關係的項目。為此，我採訪了近40位歌手。在學術界，有許多術語用來表述這種工作：非物質勞動（immaterial labor）、情緒勞動（affective labor）、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r）、冒險勞動（venture labor）、文化勞動（cultural labor）、創造性勞動（creative labor）。不過，除去這些角度之外，歌手的工作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關係勞動（relational labor）。這個術語的意思是：歌手需要與受眾進行持續溝通，以建立並促進自己從事的有償工作。在這裏，“關係”一詞不僅僅意味着歌手要管理他人的情感，因此，也就超越了Hochschild（1983）所提出的情感勞動這一概念。

情感勞動的研究者通常認為，通過情感呈現來管理客户感受的行為，本身是一種異化。相反，關係勞動提出的問題則是，人際關係和專業勞動之間辯證法如何在不斷變化的流動和發展中發揮作用。社交關係和經濟關係之間的界限，往往要比理論所暗示的要模糊得多（Badhwar, 2008）。例如，歌手的社交關係和經濟關係總是交織在一起。社交媒體讓歌手與觀眾之間可以進行更為持續的互動，讓觀眾產生了更高的參與期待，同時，這種關係也在塑造經濟財富方面具有極高的重要性。這就要求歌手具備一種新的技能，來管理兩種關係之間的界限。

專家告訴歌手們，如果想“賺錢”，就必須與粉絲產生“聯繫”。“聯繫”一詞掩蓋了關係勞動的存在，也模糊了為了“聯繫”所不得不進行的艱苦工作。想要理解這種掩蓋和模糊，我們只需看看Kusek給歌手們提的“秘密”建議：他警告歌手們要在自我推銷和展現人性之間取得平衡。這需要傾聽他人，善於交談，真誠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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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例：關係勞動的可能性

為了讓以上這些討論更加落地，我想轉述三位歌手的不同觀點。在一個極端上，有歌手將音樂事業視為與聽眾建立關係的一種手段。在另一個極端上，也有歌手將自己與聽眾的關係視為音樂事業的一種手段。

Steve Lawson是一個獨奏貝司手，致力於為“討厭氛圍音樂的人制作氛圍音樂”。比起俱樂部和其他典型的音樂場所，他更喜歡在觀眾家中舉辦家庭音樂會。他的收入來自現場演出、Bandcamp上的網絡唱片銷售和音樂教學。他是一名狂熱的Twitter用户，已經發布了超過13萬條推文。他還寫博客、維護一個網站、一個活躍的Facebook頁面。他説：“我在和聽我音樂的人交朋友。然後，我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他們也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因此而變得更加充實。我的歌就是這段感情的配樂。”

另一個極端是像Lloyd Cole這樣的人，他是一位創作歌手，於1984年發行了第一張專輯，在20世紀80年代獲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在此之後的幾年裏，他繼續通過銷售唱片和巡迴演出謀生，儘管這變得越來越困難。很多年來，他並不想通過其他方法來“找到”聽眾，而只是把音樂放在那裏，等待觀眾來聽。對他來説，音樂就是“為人們的生活增添美麗”。他認為，這一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藝術家的神秘感，而歌手與觀眾的聯繫可能會破壞這種神秘感。

在描述與粉絲的交流時，Cole經常説自己並不舒服，不過，他要供養自己的孩子上大學，還要養家餬口，這一切都依賴於他和粉絲的溝通。他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網絡論壇，有一小羣非常活躍的長期忠實粉絲，Cole告訴我：“有時候我覺得，和這些人在一起，就像我有了第二個家。不過，這並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時不時，我會被一個喝醉的粉絲逼得走投無路，但我能做什麼呢？我就站在那裏，點着頭説，好吧。這就是我的謀生之道。”

在社交目的和經濟目的之間的動態平衡中，Lawson和Cole代表了兩個極端。在中間的某個地方，還有一位叫Zoe Keating的大提琴手，她在Twitter上有100多萬粉絲。Keating描述了在一場演出後與粉絲見面的情形，她是在Twitter上認識這些粉絲的。“他們來聽音樂會，只是因為我們在社交媒體中的聯繫。他們覺得，我們的關係足夠安全，可以一起出去玩。”

Keating也覺得這種關係很安全，因為“幸運的是，我在網上展現的自我並不是理想化的，所以不會再現實中有太大反差。”她是一個狂熱的Twitter用户，她努力在那裏誠實地展示自己。因為這讓她既能展現自己的人性，又能讓她的粉絲們理解，她是靠音樂收入養家餬口的。

對Keating而言，自我的人性化往往是通過表達她作為母親和妻子的身份。“我可能會告訴你，我剛做了蘋果醬鬆餅，或者我早餐吃了什麼，或者我現在要去給孩子餵奶了”。這個策略的確很奏效，很多人聽我的歌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是，直到他們在Twitter上認識我，才開始買我的專輯。對Keating來説，社交只不過是她日常活動的簡單延伸，而且在策略上，這些社交也讓她擁有了一個經濟上可行的職業。在我的訪談之後，Keating年輕的丈夫被診斷出肺癌晚期，為了照顧他，她暫停了自己的音樂事業。她的觀眾則直接為她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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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對待朋友一樣對待粉絲

許多當代工作都是為了創造愉快、舒適或其他人興奮的感覺。在音樂等創意產業中，我們的目標是創造具有正確風格和美感的東西，用以取悦觀眾，進而創造經濟價值。如今，僅僅創作富有情感魅力的音樂已經不夠了，歌手們被期望可以主動招待觀眾，在自己的論壇、網站都Twitter賬號上保持活躍。Veijola和Jokinen（2008: 176-177）將“招待”（hostessing）描述為新工作中的典型表演模式。勞動者則需要具有一系列社交和情緒技巧，表現得如同家人一般。一位叫做Jill Sobule的歌手明確告訴我，她把自己理解為一位“女主人”。她説，自己在Facebook上表演的角色，類似於18世紀的沙龍老闆娘：“這只是一個社區，志同道合的人彼此聊天。至於我，就是這所房子的女主人。”

音樂學家Christopher Small（1998）認為，音樂的意義在於對理想關係的探索、肯定和頌揚。如果他是對的，那麼，歌手與聽眾之間建立的關係就具有了最大程度的重要性。新經濟的理想關係是專業和個人之間的微妙平衡。對於像Lawson或Keating這樣將音樂的功能視為創造友誼的人來説，他們的“內部聲音”和“外部聲音”一樣，因此，符合這之中經濟體的關係理想就不是一種異化。不過，對Cole來説，這些理想本質上卻是異化的。

如今，歌手需要具備足夠的意願和能力，進行和組織這種社交活動，而不是僅僅厚顏無恥地自我推銷。如今，歌手不僅需要取悦他人，還要主動接觸他人、與他人聯繫的責任，併為觀眾提供一個彼此聯繫的空間（例如社交媒體主頁或論壇）。正如Keating所説，如果她不和自己的聽眾説，她是一個需要收入來創作音樂的真實的人，她就不能指望聽眾會為她的作品買單。科爾説的更加直白：“這是我謀生的方式。”

與我在這裏討論的關係勞動最相似的，是關於護理人員的研究文獻，例如那些照顧老人的人。這些工作在個人和專業、有償和無償、享樂和剝削之間的界限問題上，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戰。然而，正如我在這裏講的，研究者不能僅僅專注於理解其中的異化，還在考察其中潛在的情感誠實（emotional honesty）。我們不必把這種勞動中的關係理解為固有的真實或異化、賦權或剝削，因為它們往往同時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