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毛澤東與百年中國思想淺論（一）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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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文相關的閲讀、思考和寫作都是學業工作之餘的產物，在專業度、嚴謹性上都有很大欠缺。加之動筆時大部分時間身處異國，能夠接觸到的文獻資料有限，進一步限制了題材的發揮。本文寫作的出發點不是搞史學研究，無意做過於學術化的討論，因此希望這些缺點能夠得到讀者的理解。

序

某種思維如何對社會產生作用？這種思維又如何在歷史中誕生？這種思維在今日中國的影響與意義？這是三個非常宏大的問題。

要回答這些問題，很不容易。精神與社會的物質存在是一組矛盾，要探討精神與社會的關係，就不能離開具體的精神與社會的互相作用。而要探討中國的精神與中國社會的關係，就不能離開具體的中國精神與中國社會，不能不去發現中國精神與中國社會的獨特互動。中國近現代歷史中的豐富材料，給了我們研究這三個問題的一把鑰匙。

公元1840年，至今也不過一百八十年，放在整個中華文明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進程中也不過百分之五的比例。在過去的幾千年中，中國在農業文明的框架下平穩運行，康雍乾盛世被認為是其巔峯形態。直到近代工業文明的堅船利炮來臨，這個古老的世界開始了漫長的迷茫、掙扎與重生。毋庸置疑，歷史是人民所創造的，中國的歷史是中國人民的血汗創造的，在這場偉大戲劇的每個篇章，都誕生了璀璨的時代精神，其中一些代表性人物，他們所體現的理想、思維與時代性格，更是與社會本體產生了波瀾壯闊的相互作用。把握這近兩百年的歷史並不容易，把握這其中的各色思想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以典型人物、典型思維作為稜鏡，我們足以窺見歷史的真實色彩，聽到時代的大眾呼聲。

我們認為，在1840年到2000年這一百六十年中，毛澤東是在思想層面對中國社會影響最大的人物（在其他層面如果不是影響更大，則至少也是同樣具備極大影響），毛及其戰友們不僅親手將封建中國的木乃伊們送入了陵墓，更進一步成為了現代工業中國的報春鳥。在毛澤東時代落幕後的這四十年，中國的社會思潮愈發呈現出百花齊放、萬物生長的景象。站在二〇二〇年，二十一世紀的腳步已越來越快，中國人的精神向何處去？共和國向何處去？中華文明向何處去？要想回答這三個問題，需要人們去研究開篇的三個問題。梳理前面的三個問題，也一定會對我們理解這三個新問題有所幫助。

“毛澤東之思想”

1949年誕生的新中國，在民族精神與社會文化層面上對中國人的塑造，可謂翻天覆地。這種質變不僅來自於過去一百餘年來推翻“三座大山”的鬥爭對於大眾心理的影響，更來自於這場宏偉鬥爭的結局——工業中國的崛起——對國民意識的盪滌。中國人首先結束了“落後就要捱打”的困境，真正地“站起來”了，其後則在“激情燃燒的歲月”着手將生產力水平全面提升到工業時代，與幾千年的小農文明揮手作別。1921年直到20世紀70年代是尤為風起雲湧的崢嶸歲月，以中國共-產-黨-人為代表的一批批時代先鋒，在中華文明的進程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光輝印記。在這半個世紀中，毛澤東——-黨-的創建者之一，同時也是國家的主要締造者與領導者——無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個人的巨大影響力，不僅來自列寧主義的高效政治組織，更來自於他所代表並參與塑造的時代精神，更進一步的説，源於他本人的獨特思維與意識。毛澤東之思想，儼然是中國過去百年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頁，並且將會成為千年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頁，這個結論是毫不誇張的。

正因為毛之思想的重要性，我們不妨多花些精力在這個名詞上面。“毛澤東思想”在今天作為專有術語出現，而“毛澤東之思想”與該專有名詞的範疇則有所不同。“毛澤東思想”中的政治學概念及其關於中國革命與建設的一系列重要理論，無疑是“毛澤東之思想”中最核心也最為人熟知的內容，但“毛澤東之思想”顯然具有超出“毛澤東思想”的豐富外延。為了更清楚明白地説明我們開篇的三大問題，就不妨從“毛澤東之思想”的表象逆流而上，溯源其最底層的那張畫布。如果説“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思想”對歷史的影響）是向量空間中的一系列幾何體，那麼這張承載“毛澤東之思想”的畫布就是它們的標準正交基。

思考毛澤東對中國思想的影響，要注意避免對其個人（以及其思想）的臉譜化，避免陷入“刻板印象”中。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要做到實事求是地跳出這個怪圈，並不那麼容易。從其本人的意識形態來看，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他一生踐行的信仰，奇特的是，從外國傳來的馬列主義與主要是植根在中國本土的人生哲學產生了和諧的交匯，並最終達到了“體用不二”的程度。一般認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重大理論成果，那麼，毛澤東本人思想中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精神”的融合，無疑是這一成果的先決條件。説明這個問題還是有必要的，當我們看待毛澤東還有其他一些老一輩革命家的思想時，既要避免忽視其“中國精神”與“馬列主義”的分野，又要避免片面地割裂開這兩個方面。二者彼此交融，互為表裏。由這個線索出發，也可以對“毛澤東之思想”進行相對深入的理解。

毛澤東的詩詞

與中國歷史上很多戰功赫赫的政治領導者不同，毛澤東本人著述頗豐，留下了很多不同形式的文字，要去把握他的思想和影響，原材料是比較豐富的。但比起他那些氣勢雄渾的政論文和一些理論著作，他的詩詞作品反而是一面更生動的圖畫，表現出難以忽視的巨大張力。

“山，快馬加鞭未下鞍。驚回首，離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瀾。奔騰急，萬馬戰猶酣。

山，刺破青天鍔未殘。天欲墮，賴以拄其間。”

——《十六字令》

這是三篇毛澤東寫於長征時期的詞作品，當時（1934到1935年）的紅軍正處於川滇黔軍與國民黨蔣介石中央軍的圍追堵截之中，形勢非常緊張。三篇小令，根據學界考究，並非一起寫成，而是此時期在馬背上零散寫就。都是寫山，一篇突出山的高大，一篇突出山的起伏，一篇突出山的峻峭。中國描寫山的詩詞作品浩如煙海，這三篇的遣詞造句放在諸多名篇中並不算驚世駭俗，但我們要注意這三篇的共同特點，那就是使用動態的視角去描繪山這一靜態物體。“快馬加鞭”和“驚回首”，是具有強烈速度感的畫面，這篇除了最後的“三尺三”（這句經考證為化用湖湘民謠）外，未着一字在“山”的本體上。但前面的風馳電掣，極大地突出了“高大”這一特性給人的印象，突出了垂直方向上的山。第二篇的動態就更為明顯了，波瀾和戰馬都是形容山勢起伏之態，突出了水平方向上的山。第三篇寫山勢之險，將山比作兵刃，描寫了高山與天空互動的一個過程：在“刺破”之後又能擎天，突出了山峯的陡峭和山體的厚重。如果説單獨一篇採用以動寫靜的手法只是偶然，那麼三篇都以動寫靜，用一個過程（在第一篇中是真實發生了的，而二三篇則主要出自想象）來體現“山”這一傳統上是靜態的對象，就側面説明了作者本身的獨特觀念。

“動態”觀點與“抵抗”意識

“矛盾的普遍性或絕對性這個問題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是説，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其二是説，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

——毛澤東《矛盾論》（1937年8月）

《十六字令》中用動態視角觀察靜態事物的“風格”，在毛的詩詞中比比皆是。“山舞銀蛇，原馳蠟象”（動態的山野）、“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動態的橋）、“赤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動態的彩虹）、“一山飛峙大江邊，躍上葱蘢四百旋。”（動態的山）。更進一步，除了描寫景物的動態之外，毛澤東詩詞中還充滿了對人類社會和自然世界的動態過程的張揚，這些描寫往往在時間尺度上跨度極大：“坐地日行八萬裏，巡天遙看一千河。”、“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有的內容，則乾脆就是描寫“動”這一概念本身（時間的變化會產生客觀條件的變化），其中所涉及的動態過程傾向於着眼於未來，當下尚未發生：“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滄海橫流安足慮，世事紛紜從君理。”這三句詩詞中，作者在寫客體今後可能發生的變化時，都流露出一種十分積極的情感，“只爭朝夕”表明主體有堅定的信念，“試看天地翻覆”更是如戰鬥檄文一般，而“安足慮”無疑是自信的體現。這三句分別出自《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1963）、《念奴嬌·鳥兒問答》（1965）、《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1918）。寫作年代相去很遠，但青年時期與老年時期的風格卻是統一的，可見對“動態過程”的執着貫穿了作者的一生。

要理解毛詩詞中對“動態”的強烈喜好並不難，1920年代後，作為職業革命家，作者的生活和工作中天然地充滿着變動，這些變動有很大一部分是超出個人所能預料範圍的，其中更是有一部分變動意味着作者本人、親友、戰友與同志的不同程度的犧牲，有不少是常人難以承受的生離死別。應當説，作者對於轟轟烈烈的動態變化，體驗再深刻不過。因此，在思維上習慣並且偏好動態視角幾乎是必然的。這並不是唯一的原因，作者的哲學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觀點：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運動是絕對的，靜止是相對的）和中國文學自古以來以動寫靜的傳統，無疑都影響了作者，使其在詩詞這樣的個人抒情產物中大量使用動態觀點。但人生經歷、哲學觀點和文學手法這三點，仍然並非這個現象的最根本因素，毛澤東徹底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也是25歲之後的事情，這三點解釋沒有涉及10-25歲這一人生觀與世界觀形成的關鍵階段。要想透徹考察這貫穿了毛一生的動態觀念，我們必須回到這位思想者的青葱歲月。

《體育之研究》，這是毛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最早的幾篇之一。1917年，毛憑藉此文在《新青年》初試啼聲。題為“體育之研究”，毛的筆觸先從體育之定義、功用等宏觀話題入手。在談及“體育之效”時，他寫道，“愚拙之見，天地蓋惟有動而已”。而“動之屬於人類而有規則之可言者曰體育”。在談到體育的意義時，他給出了幾條至今仍大有啓發的結論：其一“強筋骨”，即提高身體素質；其二“增智識”，因為身體是進行認識和實踐活動的物質條件；其三“調感情”，具體的效果是：“吾人遇某種不快之事，受其刺激，心神震盪，難於制止，苟加以嚴急之運動，立可汰去陳舊之觀念，而復使腦筋清明，效蓋可立而待也”，這是説體育能使人精神抖擻，保持積極的情感和精神狀態；其四“強意志”，這是由於“夫體育之主旨，武勇也……皆有練習耐久之益”而“意志也者固人生事業之先驅也”，冬泳、長跑等運動對磨練人的意志力就很有幫助。對於當時的國人，毛則提出了“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希冀。縱向地看，這篇文章先是從廣義的、普遍的運動入手，再切入具體的身體運動，最後落到微觀上各式各樣的運動方法上（毛甚至總結出了一套“六段運動”健身操）。這篇文章不僅説明，毛在早期求學時代就發展出了這種重視“動”（廣義的與狹義的）的觀點，同時他所謂的“動”，無論在邏輯上還是時間上，首先就是身體體魄上的具體的運動，而不僅僅只是頭腦中、精神中的活動。這種具體的體能運動是承載着抽象的概念上的運動的重要條件。換句話説，“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中描述的游泳，是一個實在的習慣，並非僅是書生筆下“為賦新詞強説愁”的意象。毛澤東在一師和蔡和森等同學組織的運動團體，據考證足跡（也包括游泳）遍佈橘子洲、嶽麓山、長沙縣，並且常挑天氣惡劣如雷雨大作時進行户外運動。西方學者在談及這段歷史時常十分驚奇，稱其為“斯巴達”式精神。有趣的是，雖然中國人最熟悉“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這一習慣表述，但《體育之研究》原文還對二者的順序做了説明：“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魄，苟野蠻其體魄矣，則文明之精神隨之”。即“野蠻”在先，其後隨之“文明”。劉慈欣著科幻小説《三體》中有“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獸性，失去一切。”之名言，與此相映成趣。

體力上的運動、意志上的伸張，以及在世界觀上的動態視角，三者統一在毛青年時代的“運動觀”中。《體育之研究》對於研究毛早期思想的意義，再怎麼高估也不為過。在同時期的讀書筆記中，毛進一步站在樸素辯證法的角度表達他對“動態世界”的認識：

“凡宇宙一切之差別…..如陰陽、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惡、正反、潔污、美醜、明暗、勝負之類……吾人各種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別相構成之，無此差別相即不能構成歷史生活進化者，差別陳迭之狀況也。有差別而後有言語有思慮，無差別即不能有也。”

差別（或者用他後期的語言體系來説，即矛盾）當然不是靜態的，而是通過動態的關係來構成物質世界與人的精神世界。“世界上的每一差異中就已經包含着矛盾，差異就是矛盾”，而矛盾在動態中推動事物的發展，沒有矛盾就沒有繽紛多彩的萬事萬物，這在毛澤東思想後期表述為“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

正因為矛盾是普遍的，並且總是藴含着事物前進的能量。因此，“變化倏忽乃人生所喜也”，他甚至對中國傳統文化追求的歌舞昇平提出了不同觀點：

“吾人恆厭亂而望治，殊不知亂亦歷史生活之一過程，自亦有其實際生活之價值。吾人攬史時，恆讚歎戰國之時，劉項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三國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人喜讀。至若承平之代，則殊厭惡之，非好亂也，安逸寧境之境不能長處。”

遇到障礙、困難、逆境時，正是主體發展自己的大好機會，因此不僅不足為懼，反而是“人生所喜”：

“河出潼關, 因有太華抵抗, 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風迥三峽, 因有巫山之隔, 而風力益增其怒號。”（見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註》）

最終的結論是“無抵抗則無動力，無障礙則無幸福”。這個觀點有一定激進色彩，但聯繫毛所處的時代背景，他所肯定的顯然不是“障礙”這個靜態概念本身，而是作為動態過程的“障礙”，也即與“障礙”做鬥爭的過程：

“豪傑之士發展其所得於天之本性，伸張其本性中至偉至大之力，因以成其為豪傑焉。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鑠之事，如制裁束縛之類，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動力以排除之。此種之動力，乃至堅至真之實體，為成全其人格之源。”

在與友人的信中，毛也直白地表達了他關於“挑戰”、“抵抗”的追求，這種附着在動態觀上的抵抗觀，首先來自於泡爾生《倫理學原理》的啓迪，其次則師承陸九淵、譚嗣同、楊昌濟這一脈中國晚明之後的唯心主義者。抵抗的範圍是相當寬廣的，不僅要與外界做抵抗，也要與自我做抵抗，比如毛有一段與友人書信時的觀點顯然來源於梁啓超的“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吸取了其中不斷挑戰自我從而達到更高水準的內涵：

“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來日之我與今日之我挑戰與否，亦未可知。”

上面這些毛青年時代的文字，實際上已經為我們點出了他之後的人生脈絡——“動”，以及在《體育之研究》時期他頭腦中與“動”緊密聯繫着的“抵抗”世界之“障礙”的自覺意志，將在毛的一生乃至中國現代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痕跡。

最後我們還要指出，正因為毛從不把“障礙”和不利條件看作絕對負面的，並且習慣於用“普遍性”的辯證觀點來審視一切，因此有時會發出一些庸人所難以理解之語。如著名的“感謝日軍”爭議，毛澤東所謂的“你們（指日本）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和“我説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等，都是本着他的這個思維來説的。有些人則斷章取義，抨擊毛有“賣國”心理，甚至借題發揮，以此試圖抹殺以八路軍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突出貢獻，玩弄“抗戰主力”的文字遊戲，實在是“蚍蜉撼樹”。“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下士聞道，大笑之”，此之謂也。

（未完待續）

注：本文原文引用了不少文獻、書籍、互聯網文章等各式參考資料，若按原文腳註格式引用，不便於在微信平台閲讀，故在此將所有腳註全幅省去。有興趣的讀者可在此公眾號後台回覆，作者可提供原文PDF，其中包括了較嚴謹的引用文獻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