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科技「下海」往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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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在體制內做營銷的投資人不是好科學家

作者 | 任友善

編輯 | 熊文明、劉愛國

數據支持 | 鈦禾產業研究院

全球透視

No.07

1945年8月，廣島一聲巨響，加速了日本投降。

這就是曼哈頓計劃的速度，從1942年6月開始實施，僅用3年時間就引爆了原子彈。

耗資20億美元的曼哈頓計劃，是全球罕見的基礎理論和工程實踐同步推進的項目。完全是美國體制內的產物——由美國陸軍部秘密牽頭，聚集西方國家最頂尖的人才，舉國之力進行軍事技術研發，其保密程度連時任副總統杜魯門都不知情。

冷戰期間，美國總計有13萬億美元砸在國防技術研發，佔美國政府科研經費70%。如此天量的投入，卻僅僅創造了6%的GDP。

然而時至今日，全球科技鏈條中的許多關鍵技術，都源自當年的軍事項目研發。**包括日後蘋果、谷歌、Space X等硅谷傳奇的誕生，****都與這些從體制「下海」的技術成果密不可分。**這些技術成果不僅成就了冷戰後唯一的超級大國，還讓全世界人民都享受着科技帶來的便利。（參見前文：《美國軍民融合史：大炮與黃油如何兼得？》）

但是，從軍事技術到商業技術，美國科技的「下海」之路，也並非一帆風順。

1 被蘇聯嚇出來的DARPA

美國科技的商業化之路，還要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説起。

1957年10月4日，蘇聯發射了世界首顆人造衞星「斯普特尼克一號」，讓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擺脱了地球的大氣層進入浩瀚太空。這件本該值得全人類歡呼的歷史性事件，卻給美國人帶來了巨大的恐慌，被輿論稱為「紅色月亮在美利堅升起」。

蘇聯人的衞星，成為了懸在美國人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美國人擔心把衞星送上天的蘇聯火箭，隨時可能載着數百萬噸級的核彈頭砸向美國土地。

**來自大眾的恐慌，成了軍備競賽下的第一生產力。**彼時的美國媒體也空前團結，把蘇聯包裝成「別人家的孩子」，由此猛烈抨擊當時撐起美國經濟半邊天的享樂主義與消費主義。前曼哈頓計劃科學家喬治·普賴斯在美國受眾最廣的《生活》雜誌上呼籲：

「如果我們不能走出困境（發射衞星），不到1975年美利堅就會變成蘇聯的一部分。」

在媒體的煽風點火下，上至國會等政府機構和IGY等科研機構，下至製造業、服務業甚至文娛業顯示出了空前的團結，「軍民合力，齊心抗蘇」成為彼時美國人生產與生活的主旋律。1958年1月9日，DARPA前身——ARPA（高等研究計劃局）在艾森豪威爾總統的親自關照下正式誕生。（參見前文：《現實版神盾局：解密美國的科技大腦》）

這位從二戰盟軍最高司令官轉行的總統，賦予ARPA在體制內強大的權威。科研友好型的管理制度裏，因為有一個「同仇敵愾」的共同目標，原本較為鬆散的高校與軍方科學家也開始緊密協作。

一個直接的數據是，1968年的美國國家科研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比重較1958年翻了3倍。與此同時，研究性質也大量轉向了以基礎科學為主導。

在DARPA（1972年ARPA更名為DARPA）的精心策劃與訂單輸出下，以生產衞星和火箭聞名的德克薩斯州和密西西比州成為六七十年代的美國科技工業的重心。

休斯頓——聖安東尼奧——達拉斯-沃斯堡都市區

構成了德州軍事工業最集中的「黃金三角」

**但這一階段的科研指揮上，基本還是政府唱獨角戲，企業並未真正進入到核心科技的佈局與研發中，只能給科學家和政府加油助威。**DARPA此時可能也不會想到，其培育的阿帕網（互聯網前身）、Shakey機器人（人工智能的起點）、CALO（Siri語音助手的前身）等技術，日後將會如此深遠的改變世界。

世界第一台實現移動的機器人——Shakey機器人

反觀同一時期的蘇聯，已經被軍備競賽折磨得不堪重負。單一發展重工業的代價是國民經濟嚴重營養不良——以軍帶工，但沒能以工富民。

**重集權而非創新的科研體制，也給蘇聯科技的持續發展帶來了嚴重阻滯。**國安會大權獨攬，大清洗的陰霾經久不散，經濟建設部門大批專家、工程技術人員和企業管理幹部無端「消失」，嚴重影響了蘇聯經濟的正常進行。典型如切爾諾貝利事件中拯救蘇聯的大功臣，核科學家瓦萊裏·列加索夫，也因不堪遭受跟蹤調查和監禁自縊而亡。

蘇聯走低後，美國獨孤求敗，一度也失去了經濟增長的強勁動能，經濟增速開始放緩。這時，完成戰後經濟復甦的日本被「請」上擂台，圍繞半導體和計算機技術，與美國展開新一輪地緣競賽。

                                              2 科學家「覓食」記

軍備競賽下，歐美各國發展科技的邏輯其實是比啥補啥，並不注重技術是否真的有商用價值。

1973年，英國一份《萊特希爾報告》（Lighthill Report）出爐，對人工智能領域的諸多研究進行了嚴厲批判，帶來了人工智能的「第一個冬天」。世界各國人工智能研究資金縮減，研究人員四散。

在美國參議院的干預下，1975年擔任DARPA局長的喬治·海爾梅爾也以「人工智能不能造武器打仗」為由，大砍人工智能預算，轉而重金資助隱形飛機和空間武器技術。

人工智能作為「非軍事」項目轉交給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NSF，但實行同行評議制的NSF，並沒有DARPA那樣的前瞻且精悍的制度支撐——**能劃撥的預算都是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導致此後若干年裏，人工智能在美國體制內的根本性原創成果少得可憐。

但對這批被冷落的計算機科學家而言，辦法總比困難多。

**既然沒有軍用價值，那就自己做營銷，尋找一些商業價值。**成事在人，在美國「政商旋轉門」的助推下，這些抱團取暖的技術人才，成為靈感、資源與政策信息的容器和園丁，把計算機科學的種子撒到美國的市場土壤中。

DARPA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忽視——由於歷任管理者懂技術懂管理，並有深厚的政商關係，通過旋轉門在政、商、學界遊説幫扶，成為這些前沿技術項目最早的「天使投資人」。

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是六十年代擔任DARPA信息技術辦公室主任的利克里德，資助了「人工智能（AI）之父」麥卡錫和「智能增強（IA）之父」恩格爾巴特。此外，利克里德還是一位好老師，教會了霍蘭德神經網絡，日後霍蘭德基於此發明了著名的遺傳算法。這位被譽為「信息時代的預言家和佈道者」的利克里德從旋轉門裏走出之後，轉到了麻省理工學院（MIT）擔任MAC項目負責人，管理MIT的計算機科學實驗室和人工智能實驗室。

同樣在政、商、學界遊刃有餘的技術園丁還有海爾梅爾。雖然此人在DARPA當局長時大砍AI預算，但是通過旋轉門轉到德州儀器擔任技術總監後，立刻大力推動了人工智能民用與商用技術的發展。

DARPA另一個「無心插柳」的舉動，是延續了人工智能自達特茅斯會議誕生時傳承下來的開會習慣，給了科學家們非正式的公共討論空間——在參加DARPA的定期審查會議時，得到資助的研究人員會經常聚在一起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由此產生不少靈感碰撞與後續合作。

六十年代後期，恩格爾巴特的一次會上展示，直接讓比爾·杜瓦爾把實驗室搬到恩格爾巴特的樓下，專注於為「連接兩台電腦的網絡」編寫代碼，這就是日後的互聯網技術。

雖然DARPA不再撥給人工智能研究經費，但人工智能科學家們懂營銷。營銷是一門發現金礦的藝術。管理諮詢公司埃森哲曾在報告中指出：

「因為不會吹牛，女性平均一生比男性少賺700萬。」

**不會在體制內做營銷的投資人不是好科學家。**在美國大學工資只發9個月的壓力下，這些科學家們必須學會如何自己覓食，斡旋於各種組織之間，同時扮演科學家、商人、投資人，甚至政客等多種角色。

70年代初，DARPA對人工智能的長期資助改為每年評審後，圖靈獎得主費根鮑姆所帶的團隊每次向DARPA彙報時都事先對詞，並不會説自己真正的研究方向。但在費根鮑姆團隊的「戰略忽悠」下，醫療本行的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NIH），莫名奇妙成了人工智能技術的早期投資人，還培育出日後赫赫有名的DENDRAL專家系統。

斯坦福大學則更貼心，特意為不擅長營銷的技術專家們準備了「產學研」轉化一條龍服務——當然，營銷是一把雙刃劍，真正有價值的技術才能在市場行得通，否則就會鬧出後來斯坦福校產企業的「壞血」醜聞。

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興科技，隨着科學家在政府機構、高校、企業之間的大量流動和多元化發展，為日後硅谷的產學研一體化奠定了歷史傳統。

                                      3 一興一衰的「雙子星」

如今世人皆知硅谷。但實際上，七十年代的美國波士頓，還有另外一個與硅谷齊名的科創高地——128公路。

在國防訂單的哺育下，硅谷和128公路在東西海岸各自繁榮，成為科技領域冉冉升起的「雙子星」。最初兩個園區內的企業都是高度縱向整合，一家公司就獨自包圓了碩大的產業鏈，自給自足自產——區內企業之間互動很少。

128公路被稱為「美國的高科技公路」

70年代末，為了從美國半導體的絕對優勢中突圍，日本六家企業抱團作戰，大力發展芯片。到了80年代初，日本半導體對美國的出口額已經從80多億日元增至400多億日元。

此時，整個硅谷乃至美國半導體行業陷入危機：AMD淨利潤鋭減2/3，National半導體從盈利5000萬變成虧損1100萬，接近8成的美國存儲芯片企業破產。1986年，英特爾一口氣裁掉了三分之一的員工，管理層每天開會討論的問題是：

「英特爾該如何體面地破產？」

困則思變，習慣了單打獨鬥的硅谷企業開始朝「小而精悍」的方向改革，各創新團隊之間聯絡密切，園區內部流動性極高，開始形成高度開放與合作的橫向整合網**——此時的硅谷形態，越來越向DARPA靠攏。**

「硅谷網」讓每家企業各自專精，同時共享技術、服務、設備、員工、知識。甩掉了「重複造輪子」的包袱，企業的能效和資產價值都被迅速放大。

128公路則在另外一條路上固執堅持——變革沒有發生，園區內依然充斥着同質化且各自為政的龐然大物，低效重複建設是常態。

硅谷和128公路企業對比

1985年，曾經的計算機巨頭阿波羅公司拒絕採用MIPS公司提供的RISC芯片，選擇自己研發。當阿波羅開發的RISC芯片達到MIPS當年的性能，時間已過去了兩年。

冷戰結束後，隨着軍品訂單的急遽減少，這個曾經與硅谷分庭抗禮的科創高地已日漸式微。「雙核」驅動的美國科技，此刻只剩下硅谷一家獨大。

硅谷與128公路高增長電子公司數目對比（1985~1990）

4 改變世界，並從中賺錢！

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科創中心，「硅谷網」發揮了關鍵作用——開放、合作、共享成就了今日硅谷。

創新的基礎是人才，硅谷人才大部分來自於附近的高校：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其中，斯坦福校產企業產值佔硅谷總產值接近60%，富可敵國，大約有4萬家企業可以尋根到斯坦福，這些企業的產值總和，相當於世界第十大經濟體。

但是斯坦福並非生來如此風光。

20世紀五十年代，斯坦福還只是所邊緣大學，教授工資低，學校財政困難。時任校長特曼教授將1000英畝土地租賃給高科技公司興建產業園，以換取更多學校運營的資金。條件是園區內企業必須與大學緊密合作、共同研發。

特曼教授可能未曾預料到，正是這一舉動，讓斯坦福與硅谷命運緊緊捆綁，走上了產學研一體化道路。

美國大學歷來分兩派：一派熱衷於為戰爭設計先進武器；另一派熱衷於反戰思潮——除了社會運動入獄的，反戰派教授和學生多數選擇了商路。他們在大學周邊發展校產企業，推動科技商用進程。

20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美國呈現出一種詭異的現象：太平洋西邊的越戰轟轟烈烈，太平洋東邊的反戰愈演愈烈——兩個截然相反的場景，卻殊途同歸地推動了美國計算機科技的發展。

在當時產業界的印象中，電腦是隻屬於政府、軍方、大型企業的工具，反戰運動中的科學家對此感到不滿，於是努力將電腦發展到商用領域。代表性人物如史蒂芬·喬布斯和沃茲尼克，他們參與反戰運動，致力於改變計算機技術的運用方式——將微型電腦民用化。

創辦蘋果的喬布斯和沃茲尼克

1972年，克雷諾·帕金斯投入13億美元風險資金使蘋果公司成功上市，自此開啓了風險投資時代。同一年，凱鵬華盈（KPCB）和紅杉資本成立，專注於美國各個名校的校產投資業務。日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兩家公司在硅谷平分秋色。

計算機技術給風險投資機構帶來巨大甜頭，也讓「硅谷」成為創業者的天堂和金融冒險家的樂園。「風投四大天王」之一、KPCB創始人約翰·杜爾曾興奮地説：

「計算機是史上最大的財富合法積累。」

圍繞硅谷科技中心，逐步形成了聯動整個美國的創新服務生態體系。以「產、學、研」為基礎的硅谷，至此成為集合「政、產、學、研、用、金」多要素為一體，驅動美國創新經濟的超級引擎。

例如，納斯達克為風投資本提供退市服務，以加速資本流動，甚至還給硅谷科技公司上市開無資質綠燈。資本連通政界，在硅谷的半導體企業受到日本威脅時，旋即成立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SIA，統籌美國芯片公司利益，一面遊説國會議員給科技公司減税、貸款、補貼，一面操縱媒體輿論造勢。

1977年，硅谷企業與美國政客聯手，用今日對付華為的相似手段，逮捕了當時東芝的兩位高管——這就是著名的「東芝事件」。（參見前文：《華為們的戰爭》）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硅谷無論從人才、資金、政策還是公司經營模式，都體現了高度整合的特點，尤其是配套服務堪稱完美——這種產業鏈「橫向整合、縱向開放」的網絡後來延伸到了硅谷地區的其他產業，並形成了以科技為中心的格式塔模式。

這個明面上以民用技術為主的科技創新中心，背後還有一個稱呼叫「美國國防科技的孵化加速器」。在DARPA的政策讓渡下，硅谷在國防科技研發領域同樣如魚得水——體制內機構研發不出來的技術，DARPA往往以競賽、投資等形式發包給硅谷。

21世紀初，美國國會指示軍方設計自動駕駛汽車，軍方搞了數年也無進展。時任局長的託尼·特瑟畢業於斯坦福，具有多年的秘密軍事項目發包經驗，另闢蹊徑面向社會中的黑客、科學家和企業展開DARPA城市挑戰賽。不出意外，斯坦福大學教授、大眾汽車公司的工程師、學生黑客組成的團隊，僅用一年時間就完成了這一任務。

科技衍生文化，成為硅谷創新影響世界的另外一大助力。一大批硅谷系媒體應運而生——代表性人物如約翰·馬爾科夫，具有《紐約時報》高級科技記者和普利策新聞獎得主的雙重頭銜。與硅谷同處加州的好萊塢，也常常將硅谷的科技公司作為電影題材。

資金、人才、政治、文化多種要素凝聚在一起，形成完整閉環和有機系統的格式塔模式，造就了今天的硅谷。

硅谷倡導創新精神、頭腦風暴、競爭文化，包容失敗和倡導反思，一切都和DARPA的思想理念高度重合，甚至連最初的口號都一樣：「改變世界」。後來，谷歌在「改變世界」後面加了一句：

「改變世界，並從中賺錢！」

當「賺錢」被喊進口號，體制的桎梏被打破，硅谷已成。

                                                 5 中國的格式塔之路

全世界想模仿硅谷的科技城市眾多，其中不乏中國城市。而美國的「軍事經濟複合體」，並不完全是自上而下人為設計的結果，有大量的歷史機緣和美國特色在內，也給其它地區的複製照搬增加了難度。

**橫跨政、商、學界的「旋轉門」，讓美國科學家們可以遊刃於各種資源平台之間。**而中國的「政、產、學、研、用、金」一體化發展，尚有諸多隔閡需要打破。

一個細節是中美師生關係的差異——美國學生畢業後往往會自立門户，謀求跨越式發展。而中國體制內的科研人員，則常常在一條道路上按部就班，從畢業幹到退休。烏鎮智庫理事長張曉東曾犀利指出：

「在中國，學生大部分是等着接老師的班，老師是院士，就扶持學生當院士，老師是校長，學生接着做校長。」

從1991年起，中國就開始探索建立大學科技園。這一產學研模式的嘗試，比美國整整晚了近四十年，但是近年來也開始初顯碩果。科技部數據顯示，我國技術合同成交額從2014年的8577億元上升至2019年的22398.4萬億元，五年內翻了近三番。

有望對標硅谷的中國科技中心，北京中關村首當其衝。

這裏是中國科研和教育資源的聚集重地，有中科院、清華、北大、北航、北理工等知名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還是國家國防科技工業佈局的重地之一，10大軍工集團中，9大軍工集團總部在區內。

1980年，被稱為「中關村第一人」的核聚變專家陳春先訪美后，拿着從北京市科協借來的200元啓動經費，在中科院物理所一間十幾平米的倉庫內，仿照硅谷的模式開辦了「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提供科學技術諮詢、技術培訓和企業與科研機構的牽線搭橋服務。這個服務部的創辦，為日後的中關村的誕生撒下了第一顆種子。

陳春先創辦的服務部舊址

時至今日，中關村已經超越地理概念，成為中國科技創新一個符號、一種象徵。目前區內擁有以聯想、百度等為代表的國家高新技術企業超過8980家，平均每20平方公里誕生1家「獨角獸」企業，居全球之首。

另一個被屢屢稱為「中國硅谷」的是深圳南山區。與中關村科研、教育資源的歷史積澱不同，深圳「硅谷」的崛起，則完全是靠「政策」殺出的血路。

南山區粵海街道辦,這個號稱可「單挑美國」的街道社區, 僅有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孵化了87家上市公司，先後誕生了兩位中國首富。

貢獻南山區一半GDP的粵海街道

除了隨特區誕生而創辦的深圳大學，以及創辦不到十年的南方科技大學外，教育科研資源先天不足的深圳「硅谷」，大力吸引高質量理工科院校前來落户，目前在深圳灣一側，至少有二十多家頂尖高校在此設立研究院或分支機構。

但不管是北京中關村還是深圳南山區，與硅谷的差距仍然明顯。中國的科技的產學研之路，仍然存在種種障礙。

體制桎梏仍然存在、政策法規有待健全、創新生態尚存窪地、服務閉環仍有缺失……都是中國「硅谷」面臨的具體問題。而關於這些問題，美國經驗可以給中國啓示，卻給不了中國答案。

「硅谷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國「硅谷」也還在路上，但是我們正在努力。

參考文獻：

[1] 約翰·馬爾科夫, 郭雪 譯《人工智能簡史》，2017

[2] 尼克《人工智能簡史》2017 

[3] 寧肯《中關村筆記》，2018

[4] AnnaleeSaxenian,《’Inside-Out’ Regional Networks andIndustrial Adapta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1996

[5] Beth Kowitt《Inside Google’s Civil War》， 2019

[6] Boyle R.《ARed Moon over the Mall: The Sputnik Panic and Domestic America》，2008

[7] 科技部\教育部，《關於促進國家大學科技園創新發展的指導意見》，2019

[8] 中國產學研合作促進會《中關村核心區成為「一帶一路」上的創新源》，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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