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崇高理想上的革命情誼牢不可破_風聞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英雄人物眾多，湧現出一大批傑出的政治家、革命家、軍事家，他們對革命的勝利貢獻巨大。其中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三人的貢獻尤為突出和重要。

通過黨史，我們可以瞭解到，周恩來是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後一同參加南昌起義。毛澤東與朱德共同壯大井崗山根據區，共同創建紅四軍。周恩來兩次鼎力幫助受到“左傾”排擠的毛澤東走出囧境。毛澤東睿智、豪邁，朱德勇敢、寬厚，周恩來謙和、謹密，這三人神奇地走到一起，無意中形成了天造地設般的領導中國革命武裝鬥爭的牢固的鐵三角，成為了我黨、我軍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有力保證。

中國共產黨內人才濟濟，大浪淘沙。是什麼原因，促使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這三人逐漸走到一起，達到信任無以復加、配合天衣無縫的地步的呢？

筆者認為他們這種關係的形成，絕非出於私人情感因素，除了各自都具備超強才幹這一必備條件外，有着更為豐富的相同的精神世界。正是這些精神方面的相同之處，使他們不斷產生精神共鳴，緊密攜手前行。

相同點之一：三者投身革命均源系對救國救民的高度的歷史自覺和強烈的精神嚮往，引發革命的思想起源完全相同。

朱德投筆從戎時，已受聘於儀隴縣高等小學堂擔任教員和庶務，有了在當時當地來説應算是十分體面的工作。

毛澤東的家庭有房有地，吃得飽穿得暖。

從保存下來的淮安周恩來故居和周恩來年少時身着絲綢服裝的照片看，他出身的家境比朱德、毛澤東更優。

他們參加革命，既不是因為家境貧寒生活所迫，也不是個人遇到特別劫難所逼，更不是一時頭腦發熱追趕新鮮，而是目睹官員的腐敗、政府的無能、庶民的困苦、囯家的危亡後，從內心深處生發出來的對社會黑暗的深惡痛絕，對民眾苦難的感同身受，對囯家存亡的無比憂慮，攪動着他們的內心，驅使他們棄逸赴勞，棄安赴危，把救國救民當作自己人生的最高追求和畢生使命。

相同點之二：三者拯救國家，拯救中華民族，拯救大眾於水火，宏偉志願完全相同。

1906年朱德在順慶府（南充）中學堂畢業離校時贈同窗詩中就有“祖國安危人有責，沖天壯志付飛鵬”的豪句。1909年辭職，徒步70余天跋涉2000多里，至昆明報考雲南陸軍講武堂。臨行時留詩言志於幾位好友：“志士恨無窮，孤身走西東。投筆從戎去，刷新舊國風。”拯救國家的宏偉志願和急迫心情，躍然紙上。

“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是周恩來在1910年12歲時就立下的宏志，小小年紀就表現出了對國家和民族的強烈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1919年，周恩來中止在日本的留學回國參加辛亥革命時作詩贈友留念，詩曰：”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羣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再造中國之豪邁氣概，誓不罷休之昂揚鬥志，捨身忘死之奉獻精神，在詩句中奔沸。

17歲那年，毛澤東離家外出求索，給父親留下七絕詩：“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其志氣之高，其決心之大，撼人魂魄。1912年6月，在湖南省立一中作文比賽中，以巜商鞅徙木立信論》中透露的憂囯憂民的思想情懷和立志“利國富民”的改革抱負而獲滿分。老師柳潛（前清秀才）拍案叫絕，評語稱毛澤東為“偉大之器”。1917年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時作《心之力》一文，被稱為建國之才的奇文。全篇準確分析國內國外時勢以及中國舊學和西方西學的弊端，決心創建既不同於舊學又不同於西學的中國新學。文章最後説：“故吾輩任重而道遠，若能立此大心，聚愛成行，則此熒熒之光必點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勢，翻天覆地，扭轉乾坤。戒海內貪腐之國賊，懲海外漢奸之子嗣；養萬民農林之福祉，興大國工業之格局；開仁武世界之先河，滅魔盜國際之基石；創中華新紀之強國，造國民千秋之福祉；興神州萬代之盛世，開全球永久之太平！也未為不可。“可謂昆鵬之志，氣吞萬里；蒼鷹之目，洞穿時空；胸襟之宏，蓋函寰球。文章立意之高，驚世震俗。

相同點之三：三者都曾擔任過國民黨高官要職，不迷戀高官厚祿，不迷戀榮華富貴，不迷戀個人享樂，至高至尚的人生境界完全相同。

朱德參加辛亥革命、護國戰爭、護法戰爭，成為滇軍名將，官至雲南省警務處長兼省會警察廳長，已是功成名就。但此時的朱德認識到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朝皇帝建主了中華民國，但中國社會黑暗的本質依舊未變，於是徹底棄職，投奔共產黨。

而毛澤東、周恩來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分別擔任國民黨宣傳部代理部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倘若他們貪慕金錢名利，貪慕個人享樂，完全可以留在國民黨內，憑才幹飛黃騰達。

相同點之四：三者面對千難萬險，信仰從不動搖，目標從不動搖，信心從不動搖，鋼鐵般意志完全相同。

朱德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昆明到上海，入黨請求遭到陳獨秀拒絕後，並不放棄，遠涉重洋到巴黎尋找中共歐洲支部，直至追到德國柏林，才見到周恩來，如願入黨。在德國從事學生進步活動，兩次被捕被驅逐出境。

南昌起義主力全軍覆沒後，擔負斷後任務義軍孤軍無援，信心動搖，逃散不止。絕境之中，朱德用自己鋼鐵般的革命意志和烈焰般的革命熱情來影響、疑聚了包括後來成為元帥、大將的林彪、陳毅、慄裕在內的800多人的隊伍，又歷經艱險，帶上井崗山與毛澤東的秋收起義餘部匯合，建立朱毛紅軍，成為中國革命武裝鬥爭的中堅力量。

在長征後期，張國燾擁兵自重公開分裂紅軍時，朱德忍辱負重，堅持原則，沉着周旋，耐心鬥爭，起到定海神針的作用。事後，毛澤東：盛讚朱德在與張國燾鬥爭中，“臨大節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

周恩來在漫長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面對艱難險阻，面對疾病侵襲，從不畏懼，從不氣綏，從不退縮。特別是一次又一次深入敵營，面對錯綜複雜的關係，面對千變萬化的局勢，面對反反覆覆的周折，面對敵特勢力的威脅，與國民黨展開面對面的唇槍舌戰，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立下不朽功勳。

在革命處於最低潮時，毛澤東總是以自己頑強的意志、堅定的信念、超強的睿智，激發革命隊伍的鬥志，指明前進的方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驅散了紅軍隊伍內出現的”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懷疑。《論持久戰》給籠罩在亡國論悲觀論調和畏戰懼戰情緒之下的中國軍民，指明瞭抗日取勝的道路，極大地堅定了全國軍民抗戰必勝的信心。在自己多次受到黨內“左傾”勢力的排擠被剝奪紅軍指揮權時，沒有萎靡，沒有消沉，愈挫愈堅。在日寇全面侵華戰爭爆發民族危亡時刻，冒着生命危險，飛赴重慶談判，促成國共合作抗日大局的形成。正是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歷次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力挽狂瀾，取得勝利。

相同點之五：三者不計個人名位，豁達大度，善於團結，大局意識完全相同。

毛澤東作為黨的一大代表，從未以此為由向黨爭名爭位。遵義會議前，毛澤東由於堅決反對“左傾”路線而幾度遭到排擠甚至處分，事後不計前嫌，不挾私報復。在別人議論毛澤東與朱德在井崗山紅軍的地位和作用時，總是把朱德放在首位。特別是毛澤東竭力主張我黨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廣泛結交黨外民主人士和無黨派人士，建立革命統一戰線，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最終取得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

朱德一直擔任軍事要職，從井崗山紅四軍軍長、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到紅軍總司令，從八路軍總司令到解放軍總司令，從來沒有專權、擅權，更沒有霸權，堅決服從中央安排，將軍隊絕對置於黨的領導之下，德高望重，備受尊重。建國後毛澤東稱其為“人民的光榮”。

在遵義會議之前，周恩來是中共中央軍事方面的主要負責人，在黨內軍內的權位都高於毛澤東和朱德。在毛澤東早期因堅持自己的軍事路線受到不公對待甚至黨內嚴厲處分時，周恩來慧眼識珠，最早從中央層面贊同、支持毛澤東的建軍思想和鬥爭策略，恢復毛澤東職權。遵義會議上，周恩來力挺受到“左傾”排擠的毛澤東進入中央軍事指揮核心，心甘情願將自己在中央的軍事實際指揮權移交給毛澤東，並積極輔佐。在張國燾要挾中央要權時，為防紅軍內部發生重大分裂，周恩來主動向張國燾讓出紅軍總政委一職。毛澤東能逐步成為我黨我軍的領導核心，與周恩來的大力推助密不可分。

這三人在革命過程中，雖然年令有異，性格不同，理論水平有高低，但由於這三個人具備一樣的抱負，同樣的品德，所以，相互之間，更易建立互信，更易統一認知，更易相互包容，更易相互互補，更易相互配合，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團結奮鬥，砥礪前行，成為領導中囯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鐵三角。